为什么说陈东升是个企业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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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成就了无数腰缠万贯的商人，但其中能称得上“企业家”的却不多。商海中的诱惑太多，很多人迷失在了财富、业绩、地位的“旋涡”中，忘记了应该坚守的精神与情怀……

4月15日，《财富》（中文版）“2019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正式发布。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连续九年登上榜单，排名第三。就在前一个月，年逾六旬的陈东升还在斗鱼上献出了自己的个人直播首秀，为的是宣传泰康的大健康布局。

陈东升1992年“下海”经商，与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人并称为“92派”，这一批企业家无不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红利，以国外的先进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开启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陈东升也不例外，他甚至坦承自己“崇洋”，从拍卖行、宅急送到保险，全是国外学来的东西；但陈东升并不“媚外”，少时经历和武大岁月让他骨子里依旧保持了一份“传统”，因此他突然画风一变，搞起了养老经济。

从“崇洋”到“传统”，浓缩了一个企业家浮沉商海数十载的精神与情怀。

“崇洋”的种子

“张瑞敏跟我聊，说农家讲究‘同心圆’。我家不是土生土长，没亲戚，没祖坟。”陈东升的父亲9岁就成了孤儿，16岁参加新四军南征北战，后来转业到湖北天门；母亲6岁被卖作童养媳，解放后才与陈东升的父亲成家。

因此幼年的陈东升总是觉得自己是个移民，在天门找不到“根”。

他想逃离这个小城，而途径就是知识。他抓住一切机会疯狂吸收着外来的信息，《参考消息》《光明日报》《文汇报》，甚至《马克思传》都成了他的课外读物。

虽然经历了一番波折，不过陈东升还是如愿以偿，1979年，他被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录取。在那里，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她改造了我的人生，为我打下在人生道路中成功的基础。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同学是我最好的老师，学校就是我的家。”

刘道玉是新中国之后武大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位校长，他鼎力推进高校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为武大引入西方办学经验，包括开设选修课、学分制和插班生制度等。

彼时陈东升刚升入大三，成为刘道玉改革的直接受益者，“这些老先生向国内介绍西方经济学，迅速成为各自研究领域和流派中的权威。刘涤源讲凯恩斯主义，我认为是中国讲得最好的人之一；傅殷才讲制度经济学，在国内影响也是很大；谭崇台影响更大，他是哈佛回来的，讲发展经济学，无论是介绍和研究，在中国都是最权威的。”

陈东升后来回忆当时那些坐而论道的岁月，坦言他并不满足在课堂上的收获，常常利用周末挨个跑到各位教授家敲门求教，“每每聊到日落还意犹未尽，只能留着问题等待下个周末的到来。”陈东升说，这些经历不仅让他掌握了扎实的经济学基础知识，还培养了他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为他后来的商海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武大的经历，在陈东升心里种下了一颗“崇洋”的种子。

1988年，时任《管理世界》副总编的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国外大企业对国家和世界的巨大影响，于是与同事一起模仿《财富》杂志，策划了“中国500家最大企业评价”。

“评价”让杂志名声大噪，陈东升又趁热打铁策划了500家大企业成就展。

“不拥有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不在世界跨国公司里占到一定比例，就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陈东升意识到，一个国家有多少世界500强企业，与其在世界经济序列中的位置正相关。

或许就是在此时，经商的念头开始在他脑中萌芽。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随后由国家体改委印发的“两个文件”形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初期规范，让中国真正迎来大规模且持续的下海潮。

那段时间陈东升天天盯着报纸和电视看，研究股份制企业的模式和管理。一次，他偶然在新闻里看到一名神秘买家以天价拍下了梵高的名画《向日葵》，顿时对拍卖这个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无独有偶，在不久后的一个饭局上，一群朋友谈论起时下中国的经济格局，陈东升聊到了拍卖行，众人玩笑似的激将于他，说他点子太多，“你只要抓一个做成功我都服你！”

这刺激了陈东升，立志非成不可。

从武汉返京，陈东升开始筹备创建拍卖行。

得益于在《管理世界》积累的外贸口大企业关系，不到一周时间，他便募集到2000万股本，也找来了银行和保险公司入股。

但这个行业的发展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困难重重。

“黑市贩卖和民间私下交易很多，文物价值一度沉在谷底，即便是国营店面也不景气，”著名收藏界马未都曾如此描述那时的国内文物市场。

此外，解放后政府规定文物要“专营”，文物商店由国家直接管理，不许民间涉足经营。

改革开放后，各行各业的变革渐次展开，但文物行业反倒两眼迷茫、前途不明，仍旧一片衰败凋敝。

为了绕开《文物法》的限制，陈东升不得不将拍品范围定义为工艺品；为了找到文化艺术品行业相关单位做股东，他又找到中国画研究院，名义上由该院牵头办公司做拍卖行……

1993年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终于获文化部批准，正式成立。

拍卖行是标准的“舶来品”，如何经营管理？

陈东升也是“两眼一抹黑”。

没有经验，那就模仿，“创新就是率先模仿。”陈东升一边从公司管理架构到经验细节上模仿国际两大老牌拍卖行苏富比与佳士得，一边为公司引入专业化标准。

陈东升要求嘉德做到“两个负责，一个坚守”。

在他的标准里，拍卖行应确保独立性，不做买家，不做卖家，坚持不买不卖，只做中间人，赚取佣金。

这种标准后来也成了国内拍卖行业的一种准则。

“嘉德甫一创立就在建立一种模式，推广一种文化，从而形成了某种高度。”时任嘉德副总经理的甘学军说，这也是嘉德后来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1994年，嘉德首场拍卖成交额1400万元，一炮而红、大获成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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