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确禁止代孕行为，但在新西兰，是允许代孕，不过禁止商业代孕，每年约有50名婴儿通过代孕出生。
昨天，新西兰政府决定采纳工党议员的代孕改进法提案，已升级为政府法案，准备快速推进立法。未来如果该法通过，其重要性也许是仅次于同性婚姻，新西兰又要见证历史。在说新西兰代孕之前，我们先说一对新西兰华人的真实案例。
这对华人请妻子在中国的一位亲戚代孕生下一个儿子，那些年，这对华人经常回中国看望儿子。
为了把儿子接回新西兰，他们两度为儿子递交了移民申请，还有一次是为儿子申请了签证，想让他能来新西兰见面，但都没有成功，一直到儿子6岁了。
移民和保护仲裁庭裁决表示，移民局拒绝这名男孩的居留申请是正确的，因为尽管他是这对华人的亲生儿子，但男孩子首先需要被这对华人夫妇收养才行。但是移民局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为何拒绝男孩的访问签证申请。这因为涉及到代孕问题。最终，仲裁庭建议移民部长作出例外提示，给这位男孩特批了居留权。
这种案例不罕见，在疫情期间，新西兰封锁边境，导致许多代孕宝宝与新西兰的父母无法团聚，专家估计有几十名代孕宝宝受此影响。
造成前述华人夫妇儿子无法团圆的原因，就是目前新西兰遇到的法律脱节问题。新西兰目前没有专门的代孕法律，相关事宜是按2004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法》规定。
从亲缘判定上，按新西兰1969年出台的《儿童法》规定，生下孩子的代孕者及其伴侣，被认为是孩子的合法父母。而代孕委托人（提供精子卵子）的身份不被法律承认。如果委托人想成为合法父母，只能通过收养，则需要符合1955年出台的《收养法》的相关规定。所以，新西兰称民局可以对上述华人夫妇儿子拒签，“因为根据法律，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你必须收养他。但华人夫妇却说，孩子和委托方父亲存在生理上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用收养他。这就是所有纠葛的来源，就是双方对谁是孩子的父母在理解上的差异。”坎特伯雷大学的法律副教授Debbie Wilson博士对此分析道。他说，“每次我们看到家庭法庭关于代孕案件的判决时，法官都说法律真的过时了，需要改变......无代孕法可依，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家门前的鸿沟，特别是对于同性伴侣来讲，想要一个孩子很难。2019年，工党议员 Tamati Coffey 和同性伴侣，请人代孕生下一名男孩，当时轰动了新西兰。
（ Tamati Coffey抱着儿子出席国会）
也正因为如此，Tamati Coffey 提出了出台代孕改进法。
Tamati在成为工党议员之前，是新西兰电视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主持过新西兰达人秀、天气预报员等，媒体工作十多年。
（ Tamati Coffey从事电视工作十多年）
2017年，他代表工党赢下Waiariki 的议员选举，进入国会，2020年以名单议员继续留任国会议员。作为很早就宣布出柜的他，于2011年就与男友结婚了。幸运的是，他们通过共同的朋友，找到一位愿意给他们代孕的女子Natasha Dalziel。
（Natasha Dalziel）
31岁的她曾通过别人捐精，生下3个孩子，所以，她愿意帮助其他遇到生育困难的人。但找到代孕妈妈，不是由Natasha提供卵子，所以他们还需要找到捐卵的女性。于是，他们又找到一名已生下2个孩子的妈妈Danae Bernard捐献卵子，再加上他俩的精子组合，最终成功植入到Natasha体内。2019年7月10日，Natasha在Te Awamutu分娩中心生下了男婴 Tūtānekai。
（代孕妈妈Natasha Dalziel生下儿子）
在法律上，Natasha仍是男婴的法定监护人，Tamati 只能通过收养程序收养孩子。
所以，Natasha联系社工，并提交一份宣誓书，表明她不想要孩子的原因，然后，正式把男婴送给Tamati收养。
（ Tamati Coffey和伴侣、代孕妈妈、儿子）
但这个收养过程很漫长，也很复杂，整个过程中，他们花费了4万纽币。
而对于Natasha来说，纯粹是义务帮忙，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也正因为这次代孕收养的过程之复杂，Tamati从亲历者角度出发，提出要出台代孕改进法。
2021年，他提出了《代孕改进安排法案》提交给国会，该法案的主要精神如下：1、取消父母必须收养代孕孩子的需要，并建立新的程序来确定孩子的合法父母。2、建立代孕出生登记册，以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获得更多关于出生的信息。3、明确代孕妈妈可以获得与代孕安排相关的费用的付款类型。4、适应国际代孕安排该法案于 2021年9月通过投票产生， 2022年5月获得一致支持通过了一读。
他原本希望该法案能在本届国会结束前通过，但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今年3月，Tamati宣布不再参加今年大选，以便有更多时间陪伴两个孩子（今年1月，他又通过代孕得到一个女儿）。
（2023年1月，Tamati通过代孕迎来小公主）
昨天，新西兰司法部长Kiri Allan表示接过Tamati的提案，采纳为政府法案，加快立法进程。
Kiri 表示，“对于无法自己生育孩子的人来说，代孕已经成为组建家庭的既定方法。然而，适用于代孕的法律已经过时，需要改变。”
“目前，父母必须根据近70年前制定的收养法收养通过代孕出生的孩子。这个过程是歧视性的，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压力，并反映出该系统的过时程度。”然而，一些团体，如天主教会，对代孕母亲的报酬方式表示担忧。生物伦理学家 John Kleinsman也表示，支付与代孕相关的基本费用是可以的，但担心会有人发展为商业代孕。对此，Kiri表示，政府有意避免“出租子宫”这种行为出现，“虽然有国家出现商业代孕，但我们不是那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