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 | 卢梭获奖与学术竞赛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Jean-Jacques Rousseau，

Editions Gallimard ，1997

1749年10月，第戎学院（全称：第戎科学、文学和艺术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Belles-Lettres et Arts de Dijon）在《法兰西信使报》（Mercure de France）上刊登了一则学术征文竞赛启事，题目是：《科学与文艺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Le rétablissement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 a-t-il contribué à épurer les moeurs?）。1750年4月1日征文截稿前，学院共收到13份符合要求的文章。4月7日，学院中由两名牧师、一对官僚和三位律师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开始审阅作品。三个月后，评委会确定了前三名，他们一致认为第七号作品──卢梭（J.J.Rousseau）的《论科学与文艺》（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以下简称“一论”）最佳。

在作“一论”前，卢梭写诗编戏，钻研作曲法，还跟着狄德罗（Denis Diderot）混迹过巴黎沙龙，原本只是籍籍无名的小文人。这期间的法国思想界，“百科全书派”风头正劲，他们标举科学和文艺，以此拓展认知，启发民众心智，扫清愚昧和时弊，在整个知识界掀起一股追求新知以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思潮。有意思的是，同样作为“百科全书派”成员，卢梭尽管也是个爱智慧的“文艺中年”，但并不热衷推广自己的兴趣爱好，反倒在“一论”里公然打起反对科学和文艺的旗号。他认为，对社会而言，科学和文艺的盛行不但无助于敦风化俗，相反还会败坏大众道德。在文末，他甚至还顺带批评诸学院和知识界在传播知识的态度上过于开放了。“一论”在那个时代，不啻为奇谈怪论。

果然，卢梭获奖不久，知识界人士群起而攻之。批评者里有被废黜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莱茨钦斯基（Stanislas Leszczynski）、昔日好友查理·波尔德（Charles Bordes）、“百科全书派”代表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甚至还有学院——作为法国各学院风向标的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aise）在1752年以学术竞赛（主题“热爱文学激发热爱美德”[1]142）的方式，征集批评，反对卢梭……粗略统计，在短短四年间（1751—1754），共出现超过75篇批判“一论”的文章。除了给卢梭招致铺天盖地的批评，“一论”的获奖还让第戎学院感到“压力山大”，学院元老级成员鲁菲（Richard de Ruffey）在《第戎学院秘史》（Histoire secrète de l’Académie de Dijon de 1740 à 1771）里略带夸张地说，1750年奖项公布后，几乎整个“文学帝国（l’empire littéraire）都联合起来反对学院”[2]44。

卢梭不容于时代没错，但一个符合我们直觉，也常常引发包括文学教授雷蒙·特鲁松（Raymond Trousson）[3]、史学教授卡拉多纳（Jeremy Caradonna）[1]、政治哲学教授莫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4]等当代各路卢梭研究者注意的问题是，既然卢梭的观点如此反常识、反潮流，在启蒙激情已然成滚滚大势之时，作为以促进科学和文艺发展、普及为初衷与己任的学术机构，第戎学院为何还把头奖授予卢梭？

卢梭获奖的理由虽无多大疑义，可耐人寻味的是，学院的“免责声明”高挂在先，时人的熊熊光火紧随其后。在一定程度上，对学院的攻击似乎是由“免责声明”引发的。比如，“声明”发出后不久，鲁昂学院（Académie de Rouen）成员、外科医生勒卡特（Charles Nicolas Le Cat）便发表“檄文”，揪住“声明”中的评奖逻辑，严厉批判学院只关注写作才能的高低，而不顾证成之命题的真假。[1]137像勒卡特这样在“免责声明”公示之后抨击学院者比比皆是，他们知晓了“声明”给出的理由，却不依不饶地计较起竞赛主题的观点和立场，拒不接受学院对科学、文艺持“中立”的授奖标准。

按理说，对共识、常识等“未经思考的”对象保持中立和疑惑，是启蒙活动或者哲学意义上探索求知之所以发生的前提。也就是说，真理探索无禁区本是启蒙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第戎学院抛开立场（科学和文艺的启蒙有益于净化人心）先行，秉持中立举办学术竞赛探讨真理，乃响应启蒙的一项行动。事实上，不惟第戎学院，卡拉多纳在《实践中的启蒙：法国有奖学术竞赛与知识分子文化（1670—1794）》（The Enlightenment in Practice: Academic Prize Contests and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France, 1670—1794）中的考证表明，在启蒙大潮的推动下，18世纪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从自然科学方面的征文，到人文社科类的竞赛，法国相当多数省级学院都在试图通过学术竞赛的中立平台，启蒙公众“重估价值”，营造一种公共探索真理的气氛。问题在于，同样都是中立办赛，为何单单第戎学院因此遭到了文人知识界的集体讨伐？

这无疑就涉及第戎学院开出的征文主题本身。科学与文艺能否敦风化俗，当然是西方古典思想传统中一个常谈常新的老话题，但在启蒙浪潮澎湃的语境里，当有学院开出这个题目，时人难免不由自主地默认这样一套学术评价逻辑：对某些基础性问题，如科学与文艺的作用，学界或学术团体已经达成了共识，即作为启蒙的不二武器，毋庸置疑，两者能祛除蒙昧，启迪人心；而学术机构组织相关征文竞赛，理当根据学界传播知识以追求启蒙事业的立场来褒贬参赛论文——法兰西学院于1752年为反对卢梭开设的竞赛题便很能见出这种启蒙心态。反观第戎学院，它虽以启蒙的姿态举办了一场“中立”的学术竞赛，但由于把头奖授予否定科学与文艺的一方，在大部分启蒙拥趸看来，这无疑等同于背叛启蒙，违反了以之为旨归且常常显得好似不言自明的评判逻辑。

由此不难理解，在卢梭获奖事件中，第戎学院与其反对者之间的争端就是启蒙内部的纷争，两者都崇尚启蒙，只不过，在科学与文艺的问题上，学院选择了中立自省，而大多数启蒙者则更愿意信奉那座启蒙的“天城”（Heaven City）。

法国启蒙时代的学术征文竞赛是旧制度的产物，最初，它并非为供读书人自由探讨的“中立”平台。

17世纪，法国逐渐崛起成为欧洲霸主，政治和经济的强大自然需要文化的加持与背书。路易十三掌权期间，在黎塞留（Armand-Jean de Richelieu）的主持下，负责维护和宣扬王权尊荣的法兰西学院于1635年成立。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这位兼具雄心和谋略的太阳王与身边最重要的大臣柯尔贝尔（Jean-Baptiste Colbert）继承了前任的事业，设计了一套国际化的学术竞赛制度，如在各大权威报纸发布比赛公告、允许学院成员以外的一切人——包括外国人，但提交的论文通常需用法文或拉丁文撰写——参加、参赛者匿名制以及民主投票制等，大力支持学院（主要是法兰西学院）的学术文化活动，以此凝聚王权，提升法语和法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太阳王是政治强人，“君权神授”，傲临天下。在他的介入下，从17世纪60年代到其去世的1715年，包括法兰西学院在内的各学院累计举办征文竞赛近300场。尽管竞赛题目并非由王室直接钦定，不过，盛世当前，无论是否接受王室资助，各学院的院士们均不甘落后，争相命题称颂国王和天主，因此这300场左右的竞赛多以宗教道德和国王的伟大、英明及神武为主题。在征文的文体要求上，有的指定散文形式，近似如今的学术论文，如1671年，法兰西学院创办的法国第一个征文竞赛（关于天主的“赞美和荣耀”[1]23），再如，该学院在1683年以“国王为天主教所做的大事”[1]90为题，要求参赛者歌颂太阳王政治功绩的竞赛；有的则采用诗歌文体，如1689年，省级的阿尔勒学院（Académie d’Arles）主办的赛事（题为“讲述国王对有一个配得上他的儿子的满足感，以及这位年轻英雄的第一次征服”[1]31）便属于此类竞赛。最为重要的是，在评审环节上，既然各学院的征文目的是礼赞国王与神祇，王与神的至高权威无疑既是颂扬的对象，更被学院作为观点证成的标准和依据。同时，对参赛者来说，竞赛的氛围和立场不言而喻，他们无须考虑否定命题，只需做足赞颂的功课，用文采打动评审团成员，在竞赛中谋求“文化资本”，累积声望，以换取对君主敬仰的资格，最终在“文学共和国”站稳脚跟，成名成家。

类似第戎学院这样，将征文竞赛经营成自由中立的学术思辨赛，是太阳王落幕以后的事情。

18世纪20年代后，以巴黎为中心，各地纷纷成立学院，大兴文化工程。随着省级学院的遍地开花，学术竞赛的数量随之陡增。据统计，1720—1789年，在延续原先竞赛制度（如匿名制等）的基础上，法国约47个学院共举办竞赛超过1800场，光18世纪60年代这10年，就举办了超过太阳王执政时期征文竞赛的总数，达到320场。除了竞赛数量的增加，诸学院开出的征文主题也大大地拓展了。后太阳王时代，相较路易十四的执政团队，法国王室一方面越发强调中央权力的集中，另一方面竟又更加尊重和支持改革社会弊端的公众舆论，这就使得大批失去参政议政权的贵族和知识分子转而把批判的精力或者投入社会实践改革的研讨与辩论中，或者干脆花费在务虚的“基础研究”上。相应地，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应用类”议题（如有关儿童福利、妇女教育、税收改革、农业种植、城市基建之类的题目）和“基础研究”话题（文史哲类课题和数理化、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类难题），便纷纷登上了学院的征文公告。

自不必说，路易十四时代的征文竞赛和启蒙时代的“应用类”竞赛均彰显着极为强烈的时代需求。既然这些竞赛的目的是回应现实需要，那么学院的作用便有些类似如今的“智库”，其对竞赛结果的评定乃依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为准。比如，王室“智库”当然以是否维护了王室的现实统治为论文的评价圭臬；而“应用类”比赛，应征方案能否解决社会问题、增加社会福利则是比赛最核心的评价标杆。与之相比，务虚的“基础研究”竞赛便显得有些特殊。尽管文史哲方面的基础议题总是隐含着知识界的现实关怀与改革之心，不过在自然科学精神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们的解答往往以“理解”或“理论”优先，“解决”或“实践”为次，于是他们倾向于将研究对象（如人、社会等）客体化、抽象化，用理性的普遍认可代替现实权威——国王、神，或实际的福利——来作为证成的基础。如此一来，在摆脱现实宰制的自由讨论氛围下，学院敞开了大量诉诸理性形式的基础性话题，在评判上也倾向于赏识诉诸理性的论证，而不再以现实中的实际需求为准绳。这无形中就要求或鼓励那些充满求知欲的参赛者脱离民族习俗、宗教传统等具体现实的语境，抽象地讨论普遍的自然人、人的权力、社会起源等问题。因此可以说，这些文史哲类议题虽来自现实，但评判标准往往脱离实际，向凌空蹈虚的理论思辨看齐。

试举一隅。在太阳王执政期间，类似“一论”这样反对科学、文艺拓展新知的声音非常强势。典型如1673年，法兰西学院有题“救赎的知识与虚妄和邪恶的知识，及可耻、被禁止的好奇心相对立”[1]30。获头奖的是修道院神父莫佩尔蒂（Melun de Maupertuis），他抨击某些学人因试图超越上帝的界限而自我立法，从而导致世俗社会出现傲慢和不敬神的现象。不难理解，在太阳王时代，以宗教立场反对科学、新知的文章获奖，大抵因为其中的观点迎合了学院作为王室“智库”的“意识形态”立场。此刻若有人作文支持求知欲和好奇心，即便文采再妙，说服力再强，恐怕也无缘获奖。回看卢梭，他的反科学和文艺并非出于维护王权和宗教的立场，相反，熟悉卢梭的人都知道，他反对权力和宗教对个体求知的约束。只不过，出于谨慎，他同时也不赞成启蒙知识人借助科学和文艺，将理性知识普遍化的做法。换句话说，卢梭的“一论”既不符合法国17世纪的主流价值观，也与18世纪知识界的正统背道而驰。即便如此，第戎学院仍把头奖授予卢梭，认定在理性普遍认可的尺度上，他对科学与文艺之作用的理解更胜一筹。至于现实有何迫切的需求，无论过时的维护王权抑或时髦的宣扬理性、启蒙大众，在此似乎并非学院首要考虑的。从这个角度说，只有在启蒙时代的自由学术竞赛上，卢梭出格的妙笔华章才可能获奖。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启蒙时代法国的学术竞赛有多“自由中立”，学院并非总能“放飞自我”。卢梭的“一论”尽管在知识界引发轩然大波，但在王室和宗教界看来，“一论”不算碍眼，因此第戎学院并没有招来后两者的特别关注。当竞赛主题直接危及王权统治或宗教传统时，当事学院受到的压力通常就会比1750年的第戎学院要大得多。

一个直观的例子是，1780年，为纪念两年前去世的卢梭，法国西部的拉罗谢尔学院（Académie de La Rochelle）举办相关的学术竞赛，王室却坐不住了。不难想象，与1750年相比，此时的卢梭不再只是反启蒙的象征，在其成名并写下一系列充满激进色彩的政论著作[如《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爱弥儿》（Emile: or, On Education）]后，他便以君主专制和宗教界之死敌的身份登上了黑名单。因此纪念竞赛公告不久，王室很快派人阻挠，迫令学院撤销比赛。其实，拉罗谢尔学院这样的遭遇相当普遍，绝非孤例。以政治方面的征文竞赛为例，1779年，马恩省马恩河畔沙隆学院（Académie de Chalons-sur-Marne）举办了一场有关省级行政机构改革和刑法改革问题的竞赛。王室认为，该议题是王室的“私人政务”（private political matters）[1]83，用于公开竞赛将对路易十六的权威形成挑战，于是很快叫停了比赛，之后甚至还强迫学院同意，未来出版竞赛文献需经国王批准。再如，宗教方面的例子。1781年，第戎学院开出颂扬17世纪某个法国古典学者的征文竞赛，一位新教牧师的文章受到评审团成员的普遍好评，然而该文含有一些对天主教的不敬之词，学院一时难以定夺。也许是有了卢梭的前车之鉴，学院院长预见到批评宗教正统可能面临的后果，因此“违例”提前揭晓作者信息并与之通信，要求作者修改某些宗教观点，否则不予授奖。

不必讨论1779年的马恩河畔沙隆学院和1780年的拉罗谢尔学院，光第戎学院在1750年和1781年的不同选择就值得玩味。为了“学术自由”，1750年的第戎学院大胆摆脱时代呼声，不害怕得罪启蒙知识界。而在1781年，竞赛结果尚未公布，因担忧宗教舆论，学院便提前“自我阉割”。也许，同科学、文艺所引发的文人内部争议相比，天主教与大多数法国百姓的精气神息息相通，事关国家文明与政治的根基，兹事体大，自由需谨慎。

幸也不幸，1788年，王室和宗教对启蒙时代学术竞赛的限制似乎走到了尽头。是年7月，王室宣布新闻自由。1789年8月，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将公民拥有自由表达权利的条款编入《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of the Citizen）。然而，王室审查制度的削弱与自由表达条款的确立并没有给学术竞赛带来实质性的益处。

首先，是人力物力的流失。一方面，对旧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原先只能借征文竞赛委婉地表达怨言，如今言路广开，他们很快把改革社会的热情与精力投放到报纸、期刊或小册子上；另一方面，部分曾经热衷学术竞赛的文人（如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投笔从戎，在大革命期间担任权力职务，实践革命。同时，革命气氛日益浓重，诸学院中的很多贵族成员纷纷外逃，失去经济支持的学院很快就衰败了。其次，对学术竞赛最严重的两点伤害是，在竞赛规则上，原先的匿名制度全盘遭弃，哪怕是街道改造或剧院翻新一类与革命立场无关的“应用类”竞赛；在审查制度上，王室固然式微，但大革命期间的自由表达权仅被赋予了批评旧制度歌颂大革命的话题。因此，所谓的“自由表达权”当然不会扩大学院玄谈的学术空间，反倒又将学院拉回太阳王时代，将其作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与之相应，竞赛氛围的转变自然也扭转了学院的评审标准，革命原则高于一切取代了启蒙时代的诉诸理性认同。比如，1790—1791年，法兰西学院举办的一场有关卢梭的诗歌竞赛。显然，采用诗歌文体就已经意味着，此项赛事一个彰明昭著的目的是感谢卢梭思想促成了革命，或者说，既然众多革命人是卢梭的追随者，学院自然无意号召大家对卢梭思想展开学术批判和探讨，而是径直认定卢梭那些属于抽象思辨的理论乃可直接用于实践的真理。因此主办方和参赛者要做的，只是赞美卢梭，一如当年歌颂太阳王和天主。

从卢梭获奖回望17、18世纪法国学术竞赛的历史变迁，不难看到，学术环境是死板严苛还是宽松自由，有时非此即彼，端赖权力的松紧；但有时又彼此交凝相通，令人无奈。这尤其表现在，一旦自由的学术探讨溢出思辨的范畴进入实践领域，人们往往容易将某些观点作为教条而用。启蒙时代，反对第戎学院的启蒙者如此；大革命期间，歌颂自由、人权高于一切的革命者同样如此。其中曲折的转换，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有精彩总结。在《旧制度与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中，追溯大革命为何会发生时，他提到，18世纪后半叶，知识界越是公开讨论那些哪怕“不落地”的理论问题，抽象的思辨就越是容易对现实人心造成影响，从而激发法国人民不顾一切的革命热情。最终，自由精神反过来吞噬了自己。

注释：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4年03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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