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小萌

文 / 刘小萌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清朝距今最近，遗迹留存最多。中外学者有关清朝遗迹的调查内容丰富，成绩斐然。我从２００１年起开始从事清朝遗迹调查，重点是满族史迹，迄今已整整２０年。２０年时间不算短，因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文献研究上，田野调查只是时断时续。但集腋成裘，积累的报告也有数十篇之多。收入本书的１５篇，只是初步成果，更多报告仍有待来日。

田野调查的缘起

对治史者而言，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从来是相得益彰之举。中国史学自司马迁愤而著《史记》，左丘明盲而作《左传》，即形成记传与编年两大修史系列。司马迁２０岁壮游江淮，为了解韩信事迹，不仅实地考察楚汉古战场，还亲自踏访韩信故乡淮阴，因有“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的记载。

他记录荆轲刺秦王悲壮场景，进而否定“荆轲伤秦王”传闻，并说“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俱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夏无且是秦王御医，当事者之一。这说明，史家著述，从来离不开实地考察和采访。降及明清，徐霞客、顾祖禹均以注重田野调查称名。

清朝入关，开始注重本朝史迹调查。满洲皇帝敕修《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初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诸书，均采撷实地调查和口碑资料。

康熙帝为绘制《皇舆全览图》，派遣耶稣会传教士杜美德、雷孝思等，与满洲官员深入长白山和松花江流域进行大范围地理测绘。又派遣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内大臣吴默纳前往长白山进行实地踏勘。

在清代入华各国使臣中，朝鲜使臣留下的旅行记多达百余种，泛称“燕行录”，其中收录大量实地调查与采访资料。１８０８年，日人间宫林藏奉幕府之命潜入清朝属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探查。返国后撰写“踏察报告”，记录库页岛和黑龙江下游一带地理、民族、风俗和沿途见闻，以及清政府对该地区管辖情况。

晚清曹廷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对黑龙江流域民族、历史、地理、古迹、社会经济作全面调查的学者。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五月，他受命考察东北边防，由三姓起程，经松花江徐尔固入俄国境，沿黑龙江抵东北出海口，考察黑龙江下游地区。对永宁寺碑和奴儿干都司衙署遗址的考察，为论证明代东北疆域提供了有力实证。

然后溯江而上至海兰泡，又沿江而下至伯力，溯乌苏里江至兴凯湖，经红土岩，复由旱道至海参崴，再乘海船到岩杵河口。前后考察１２９天，往返路程１６万余里。十一月回到吉林营中。随即写成《西伯利亚东偏纪要》，绘图８幅。又撰《东三省舆地图说》，诸如“国初征服吉江二省各部考”“吉江二省旧地现属俄国东海滨省各处屯站数目”“赏乌绫说”“使犬部说”“赫哲喀喇说”“额登喀喇说”“贡貂诸部说”“特林碑说”等篇，多与清朝遗迹相关。

真正科学意义的田野调查，是伴随近代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兴起而为史学研究者所借鉴。

就清史、满族史研究领域而言，２０世纪初，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号湖南）在中国开展调查，已属史学范畴。服部宇之吉主编《北京志》，包括大量关于清末北京旗人（主体为满族）的调查内容。

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以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侵略中国为背景，对中国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展开大范围调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辑《满洲旧惯调查报告》等书，搜集大量有关东北地区民族与社会资料。

东北地区主要有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俄罗斯族、回族等民族，呈现大分散小聚居或彼此杂居两种形态。伪满时期，编纂《满洲家族制度惯习调查》第１、２卷，包括满族、蒙古族、汉族、回族家族制度的内容、特点、习俗异同、民族关系，以及满汉杂居资料。

俄罗斯学者Ｃ.Ｍ.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以２０世纪初在黑龙江等地通古斯语诸族（主体为满族）中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结合文献史料，撰为此书。

拉帕金《奥罗奇——满族的近亲》，是有关奥罗奇（鄂伦春）人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氏族组织、管理机制、萨满教信仰的资料，对追溯满族早期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民国年间关注满族问题的学者堪称凤毛麟角。３０年代，社会学家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牛鼐鄂《北平一千二百贫户之研究》，披露了北京西郊贫困满人潦倒的生活。

民族学家凌纯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于１９３１年，对赫哲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语言作了全面调查，对研究满族早期社会亦有参考价值。

自８０年代起，在中国学者的参与下，日本学者对东北三省清朝遗迹开展新一轮考察。这一历时多年的大规模学术活动成果，收入细谷良夫教授主编《中国东北部的清朝史迹》一书。

作为日本满族史研究会专刊的《满族史研究》（早期称《满族史研究通讯》），迄２０１９年已出版１８号。其中除刊载专论、书评、讯息，还收有中日学者关于满族及今俄罗斯境内与清史相关遗迹的调查。日本学者还与俄罗斯学者合作，对俄罗斯远东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明清史迹，进行大范围调查。

２００３年起，法国学者利用乾隆《京城全图》从事寺庙历史调查。该图是在耶稣会士参予下绘制的北京城图，运用了当时最先进测绘手段。

法国学者根据《全图》，对照内城１０００余处寺庙逐一进行考察，包括每座寺庙的历史沿革、建筑布局，并搜集相关碑刻、地方志、档案、契书及口述资料，重点探讨城市中寺庙与居民关系。已出版４册，还有１１册将陆续出版。这种长时段田野调查与研究，继承了欧洲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始于５０年代初，一直延续到６０年代。《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系《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之一。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始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３年将各地调查报告加工整理付印，１９８５年正式出版，包括北京市、陕西省西安市、内蒙古、甘肃省、宁夏银川市、新疆、四川成都市、广东省广州市、山东省益都县以及河北省、东北三省等地满族聚居区调查报告。

１９７６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术研究日趋繁兴。８０年代起，清史、满族史研究者开展东北史迹调查，重点是满族肇兴史。史学研究的繁荣与田野调查的开展交相辉映。

在满族人口最多的辽宁省，有傅波主编《抚顺地区清前期遗迹考察纪实》、抚顺市社会科学院主编《抚顺清前期史遗迹与人物考察》、孙诚等主编《建州女真遗迹考察纪实》的出版。

这些调查，均由当地文史工作者完成。他们对本地社会历史以及地理环境了如指掌，丰富了学界关于满族入关前史的认识，并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由中美学者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合作完成。其特点，一是将田野调查与人口统计、历史文献相结合；一是将移民史、民族史和地方史研究熔为一炉。

北京地方史工作者冯其利自８０年代起，四处寻访线索、查阅资料、实地踏勘。十几年间走访京郊８０余处王爷坟、访问数以百计村民、看坟户，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

１９９６年，出版《清代王爷坟》，记录诸多王位世系、园寝规模、损毁经过、墓主史事。杨海山《京郊清代墓碑》一书，系作者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抄录整理清代墓碑碑文的结集。是书收录碑文１８３篇，多为以往文献所缺载。

围绕满族某一家族、专题或特定区域展开的调研成果较多。金启肒《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系作者１９６１年到黑龙江富裕县达斡尔柯尔克孜友谊乡三家子满族屯调查成果，包括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生活、家族组织、宗教信仰、满语满文等内容。

杨发清《关于本溪满族历史及现状的调查纪实》，李天锡、粘国民《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粘氏满族情况调查》，韩旭等《五常营城子村京旗满族文化调查》，苏淮等《吉林省乌拉街镇满族文化现状调查》，隽成军《清代柳条边吉林边墙的调查与再认识》，黄兆桐《关于纳兰性德在上庄地区史迹的调查报告》，北京市民委等单位联合调查组《北京市海淀区火器营满族社会调查报告》，定宜庄、胡鸿保《鹰手三旗的后裔——对北京市喇叭沟门满族乡的调查与思考》等，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关于各地满族历史与现状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民族文化习俗及萨满教调查报告》，是一部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习俗、主要是信仰习俗的调查报告。此外有关萨满文化、祭祀民俗、濒危语言满语的调查很多，不再缕述。以上挂一漏万的介绍，足以反映清朝遗迹尤其是满族历史现状调查的成就，并彰显今后发展的起点。

目前，海内外学界开展的田野调查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这些成果，均值得学习、借鉴。

田野调查的感受

１、在长期调查中，与细谷先生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形成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中国话：“忘年交”）。无论治学还是待人处事，深受先生熏陶。

细谷先生一次在吉林师范大学的报告中，曾总结自己长期从事田野调查的特点：即使有大量实地照片，仍坚持每天写考察日记；不仅对有遗迹的地方进行考察，即使对那些据说遗迹无存的地方也要亲眼看一看，并从中有所发现。

先生一向喜欢爬山运动，攀登过许多名山，如勘察加半岛、喜马拉雅山，“最喜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在田野调查中几十年如一日，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不管身体多么劳累、环境多么困难，不改初衷。富于探险精神，保持坚忍毅力。

实地考察，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考察，环境一般比较艰苦，有时还遇到人为障碍。先生无论遇到何种窘境，从来坦然面对，不愠不躁。对随行晚辈如我等则态度温和，毫无迁怒之色。

对大自然的一切，无论是魁伟的雪山，汹涌的江河，深邃的蓝天，变幻的白云，还是烂漫山花，均怀抱一颗挚爱之心。

最难忘先生斜卧在草地上，手握相机，焦距于星星点点几朵小花的情景。美丽不以平凡而逊色，生命不以纤细而卑微。借助考察，不仅加深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还领悟到许多人生哲理。

细谷教授曾谈到长期从事史学研究的一个心得：对历史资料始终持怀疑态度，经常提出质疑，史书为什么要这样写（人或事），而不那样写；如果换个角度考察，或者发出质疑，会有哪些新发现。

这使我想起先生一再征引的名句：“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先生研究“三藩”、研究杨起隆之变、研究三藩之一的尚氏家族，均重在揭示官修正史背后的真相。如对尚之信以“反叛”罪被杀，乾隆年间又被平反问题的考证，认为冤案背后掩藏了清廷阴谋。

先生认为，实地考察可以校正史书记载。如明人记载赫图阿拉城内外居数万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城内面积有限，根本容纳不了大量人口。

先生说，不但对文字史料要持怀疑精神，对历史遗迹同样应抱审慎态度。并举１９０５年（内藤湖南）、８０年代（神田信夫等）、２１世纪初（细谷良夫等）前后３次对赫图阿拉城的考察图片为例，说明当事者基于无知或实际功利的需要，往往会对历史遗迹加以“改造”。在长期田野调查中，造伪例子屡见不鲜。总之，无论治学、做人，还是生活态度，先生之于我都堪称楷模。

２、田野调查，要密切结合自己的研究。田野调查，具有多重价值。

首先，补充已知文献的不足，搜集民间收藏（家谱、文书、绘图）、口碑资料、图片。

其次，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如通过对各地驻防遗址的考察，提升对八旗驻防制度的整体认识）。

再次，发现新问题，开展相关专题研究（我对俄罗斯旗人、满洲皇帝奶妈、朝鲜旗人安氏、八旗会馆等问题的研究，皆缘于田野调查的启发）。田野调查还具有补史（如关于海西女真辉发、叶赫等部考古新发现）、证史（如澄清学界关于叶赫东西城城主之争问题）、疑史、明史的作用。

田野调查，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点。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我参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举办的学术对话：“明清体制与田野研究范式。”对话中谈到南北方学者田野调查方法的异同，以及调查“范式”的有无问题。

我认为，南北方学者，除了要遵循史学研究基本规范，在调查宗旨、调查重点、调查方法等方面，各具特色，并没有普遍适用的“范式”。

长期以来，我研究清史的侧重点始终是满族史与满汉关系。我在《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绪论中明言：“本书关注的重点，并非高踞社会顶端的极少数满洲皇室和贵族，而是居旗人群体绝大多数的中下层。”

这是本书定位，而把握这一定位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民间文本。所撰论文，重点利用民间契书与碑文。碑文除取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不少是在京郊踏访寺庙时亲手抄录。《拓本汇编》清代部分共计３０册，内容基本限于北方，尤以北京城内外居多，其中有关旗人（主体为满族人）史事者，约占一半。

至于北京契书，仅近代史所就藏有４０００多件。国图、科图、首图、首博、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收藏房契、地契为数更多。可知，不仅北京一地收藏的档案、文献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概括，即使就民间文本收藏来说，也绝不逊色于南方。

南方学者从事区域史研究，或把田野调查做为重点，不断把研究推向深入。而北方学者研究清史，如果忽视不断刊布的档案文献，尤其是以往被束之高阁的满文档案，研究难免滞后。

所以我想，在各自研究中，无论就田野调查的重要性，对民间文本的重视程度，还是研究专题的选择，关注的角度，南北之间存在差异也顺理成章。

南方学者的田野调查作得深入细致，成果丰硕。研究生在老师组织下参与田野调查，逐渐培养学术梯队，形成学术传统。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北方学者学习。

我现在经常带师生到基层走走，但田野调查在研究中只是一项辅助性工作。２０年间，出版的清代文献汗牛充栋，包括满文、汉文、蒙古文档案的大量影印出版，可是只有很少一些人在潜心研究。

我指导的博士生，不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在田野调查上。他们利用清代中央和地方档案，研究清史与满族史、边疆民族与民族关系等专题，可以取得出色成绩。

一位博士生，利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研究清代东北“南海”问题。东北“南海”地理概念，指今俄罗斯海参崴一带。因乌苏里江一带广大疆域在咸丰年间被沙俄割占，国人现在只知道海南岛以南的南海，却不清楚元明清时期，北方还有一个南海。

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一定要让国人知道，要用满文档案作研究。所以我和几个师生专门去了一趟海参崴，乘游船在周边海域转了一遭。清代从珲春到海参崴沿海分布着１４个岛，称“南海十四岛”。是八旗官兵每年巡边的固定路线。

早在《清太宗实录》里，就记载其中一个岛叫熊岛，满语称勒夫（lefu）岛，位于海参崴东南。关于这段历史，现在俄国学者有意无意地加以抹杀，国人几乎懵然不知。我们有责任去实地考察，写成调查报告，披露历史真相。

我在调查报告中，还记录从吉林珲春到朝鲜会宁的考察。会宁位于朝鲜东北境，与珲春隔图们江相望。元末明初，曾是清朝肇祖猛哥帖木儿（孟特木）长期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有一个多年的夙愿，就是到会宁去实地看一看。２０１８年终于如愿以偿，组织了一次往会宁的自费旅游实际是去调查。到实地一看，会宁只有北朝鲜第一代革命领袖金日成夫人纪念馆，一幢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宏大建筑。与猛哥帖木儿相关的信息当然踪迹全无。

但此行还是收获颇丰，实地观察了会宁地理环境，群山环峙的一个小河谷。一个长期萦绕心头的疑问得以澄清：为什么满族先世在当地时农业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迁到中国辽东以后农业才获得长足发展？关键就在于地理环境的不同。所以我想说，田野调查的关注点、调查方式，乃至学术氛围、学术传统，南北学者各有特点，因地制宜就好，谈不上什么范式。

南方学者的区域史研究深入，田野调查的成就也大。相比起来，我们的调查则比较随意。调查时间短，长则半月，少则一周；多数属于“走马观花”式考察，只有少数带有明确目的性。

即便如此，仍多有收获。２０１９年十一长假，和几位朋友前往内蒙古东部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清代该地属科尔沁蒙古，与满洲皇室关系密切。清初有四位格格（老百姓尊称公主）嫁到阿旗，随同公主去的还有陪嫁人。

关键一点是：几百年后的今天，尽管陪嫁人后裔世代与蒙古人通婚，在生产、生活、文化、习俗上已彻底“蒙古化”，但他们还说自身是满族。这就涉及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民族认同问题。都同化那么多代了，又没有满族文化遗存，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带着这个疑问，在昆都镇阿日宝力格嘎查作了调查。

近些年，陪嫁人后代把毁坏的祭祀场所全都修复。每年举行四次祭祀，方圆百里的人们都聚集到公主祠。什么人呢？一看祭祀活动录像，外表看全是蒙古人，住蒙古包，说蒙古话，带蒙古媳妇，喝奶茶，吃手抓肉，唯一区别是他们都认同满族。

接待我们的满族同胞说：人一辈子有两点不能改，一是父母，一是民族。现在年轻学者多喜欢谈认同。因为美国“新清史”谈满族认同，于是不少人就跟着讲认同。一旦作田野调查，你就发现，认同角度、认同对象、认同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远非某些学者表述的那么单一甚至片面。

我问陪嫁人后代：你们为什么认同满族不认同蒙古族？回答说我们干吗认同蒙族？我们的先人是随公主来的，当时给的最好草场。随即又补充说，我们现在也比一般人活得好。说明他们有一种优越感。

后来拜谒公主祠，顿时明白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是男性社会。但公主祠中，公主居主位，她嫁的蒙古贵族（额驸）在侧位。在他们眼里，公主地位高于额驸。一句话，公主陪嫁人后代认同满族有其复杂背景，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再举个例子，我们在辽宁海城采访三藩尚氏后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其中的尚可喜余部，一部分编入广州驻防汉军，大部分北迁，安插在京城内务府或东北官庄、驿站等处。一部分族人，被迁回老家海城，编为佐领。他们世代都是旗人，后裔照理应申报满族，实际上绝大多数却报的汉族。如今，尚氏族人在辽东一带至少有１万多人。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报满族？”回答很干脆：“我们是姜尚后代，姜尚就是姜太公。姜太公距今多少年？干吗报满族？”理由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截了当。回到前面的话题，田野调查价值之一，就是可以调整我们的视野，校正我们的观点。具体说到民族认同，也并非只有一个狭隘、单一、固定的答案。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认识，因人因地因时而有异。这些认识，也是通过田野调查获取的。

（本文节选自刘小萌所著《清朝遗迹的调查》一书前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清朝遗迹的调查》

刘小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9月

作者长期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一向重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的结合。2001—2019年二十年间，从事清朝史迹调查 80 余次。本书所收调查报告 15 篇，即其中批成果。内容包括各地八旗驻防遗迹、当地满族今昔、“三藩”史迹、边疆民族文化，以及战场、关隘、衙署、会馆、庙宇、古镇、驿站的考察。报告注意搜集碑刻、史志、家谱、照片和口述资料等信息，重视记录被采访者的历史记忆、有关民族认同和民族关系的表述。旨在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的同时，为了解清代历史、民族、地域、文化提供一个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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