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费伟　王政武　陈春潮｜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沈费伟，管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王政武，《改革与战略》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正高级经济师；

陈春潮（通讯作者），梧州学院讲师。。

摘　　要

　　近年来，受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新型村镇建设、互联网技术发展、乡土情结等多重因素影响，一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群选择从城市返回农村生产生活，这部分人群被称为“城归精英”。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三个维度来阐述城归精英整合村庄资源从而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有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其中，资源动员和成员动员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基础，框架动员则是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源泉。尽管在城归精英的资源动员与集体行动努力下，农村地区呈现出振兴之势，但是政府层面、社会层面、市场层面以及城归精英自身层面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阻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绩效提升。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采取因应措施，培育城归精英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资源动员能力，以实现乡村振兴目标。

一

问题提出与研究进路

近年来，现代化进程加快、城乡二元结构乡村振兴步伐加速推进，尤其是数字乡村战略的提出，使得从农村走出去的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等群体返乡创业的越来越多。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010万人，同比增长19%。面对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从城市返回乡村这一现象，有学者提出，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旧的人口红利虽逐渐消失，但是以城归精英为主体的新的人口红利在不断产生并壮大。大批以农民工群体为主的城归精英返回乡村，势必给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带来巨大的发展潜力和现实影响，有利于推动乡村社会的可持续振兴发展。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提出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总体要求。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区别于传统乡村的特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扩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空间。数字乡村建设将信息技术运用于乡村场域中，不仅在物理维度上重新整治了乡村环境，还进一步优化了村民互动及乡村公共决策方式，拓展了乡村公共空间，推动乡村空间整体化。第二，拓展了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畅通主体沟通渠道，为打造乡村多元共治格局奠定基础。第三，优化了乡村社会治理方式。数字乡村建设以打造基层数字治理平台为基础，构建覆盖乡村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由此形成互联互通、高效联结的沟通网络。综上而言，数字乡村建设以“技术+制度”的统筹方式，改变了传统乡村建设依靠伦理治理方式，转而构建以平等公正、信息透明为核心的现代治理制度，推进乡村治理资源的灵活整合，最终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和治理水平。

从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主要聚焦于城归精英与乡村振兴议题。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归精英的概念与类型。皮埃尔·布迪厄将精英概念界定为“某一场域中（社会）资本的拥有者、把控者与操作者”。精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英是指在年龄、技术、信息、知识等方面具有优势的人群，而狭义的精英是指少数统治者。目前国内学者对城归精英的界定见仁见智，尚未达成统一，但其特征大致包括：经济上有优势，事业有成，具有政治抱负，常年在村外，对村庄的变化和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等。关于城归精英的类型，项辉等认为可以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以及社会精英三类。贺雪峰则认为可划分成传统型精英和现代型精英两类。其二，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运作。谢秋运在综合考察了城归精英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国家宏观政策牵引以及村民价值观念转化等因素后，提出城归精英重新返回农村生产工作的现象具有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林修果等从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城归精英参与村政的利弊得失进行剖析，认为城归精英的出现有利于加快原有乡村治理模式向法理型治理模式转型。其三，城归精英与乡村经济发展。周怡认为，城归精英返村能够有效地利用业缘、地缘等关系带动其他村民共同回村投资创业，从而加快以“民工潮”带出“创业潮”。对此，叶兴庆评提出：城归精英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能够更好地凭借自身的资源带动乡村整体性发展。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虽覆盖主题较为广泛，也关注到了城归精英对于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方式，但是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只看到了城归精英整体对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而忽视了如何影响以及有何现实困境等深层次问题，也未曾深入剖析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议题。数字乡村建设时代需要的城归精英在类型上主要包括返乡大学生、新乡贤、退伍军人、农创客等群体，上述人群价值的实现能够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人口红利”，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乡村社会治理的核心力量、涉农项目创业的重要力量。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议题出发，应用资源动员理论，围绕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三个维度分析城归精英整合村庄资源从而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这对于当前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二

数字乡村建设时代城归精英的形成原因

数字乡村建设时代城归精英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因素。据笔者考察发现，政府政策引导、制度变革助推、新型城镇化建设推进、互联网技术赋能、乡土情结激发等都是城归精英返乡的重要原因。

第一，政府政策引导。近年来政府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鼓励城归精英返乡生产生活的政策。2015年以来，中央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2015—2017年）》等多项文件。2017年的中央1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农村“双创”促进机制，培养更多新型职业农民，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19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为农民提供在线培训服务，培养造就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各地政府也都在主动适应这一趋势，“请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成为共识。许多地区开辟“绿色通道”，吸引城归精英返乡创新创业。可以说，政府对城归精英寄予厚望将掀起新一轮城归精英返乡的新浪潮，为数字乡村建设供给人才力量。

第二，制度变革助推。数字乡村建设时代的城归现象并非农民工的简单返乡，而是涉及我国农村土地确权制度、农村产权制度以及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制度变革。首先，从2009年开始试点实施的新一轮农地确权从技术上将每一宗土地的权利义务界定给每个权利主体，赋予了农民更加正式、更加清晰和更加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此土地资源具备了向更有效率的人群流转集中的条件，这为数字乡村建设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奠定了基础。其次，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土地产权交易所的规范运行，农村产权交易逐渐符合法律程序，为更多资本进入数字乡村建设领域提供了空间。最后，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了广大农民群体长期以来担心的无法平等享受城市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公共服务的心理，助推了城归精英建设数字乡村的热情和信心。

第三，新型村镇建设推进。城归精英的出现也缘于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所取得的成就和大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的推拉作用。一方面，伴随着美丽乡村发展、特色村镇转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及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传统文化弘扬、村民自治推进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客观上吸引广大城归精英返乡创业与生活，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近年来大城市粗放式发展模式和赶超式战略，导致许多城市出现了“城市病”，具体表现为城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飞涨等，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压力越来越大，转而选择返乡创业生活，这些都为当前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第四，互联网技术赋能。互联网技术的更新换代促进了电商企业的蓬勃发展，不管是否生活在城市，广大农民工群体都能经营生产，因而也激发了城归精英返乡创业的热情。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的数字乡村战略为广大农村地区技术赋能，通过兴建电商孵化园、农业发展园、创业产业园等，为城归精英返乡提供所必需的物力、人力、财力和技术支撑。城归精英也凭借着自身在城市中所积累的知识、人脉、技术等资源，通过简短的岗前培训就能够胜任农村电子商务工作。在当前创业的技术、市场壁垒不断被突破的背景下，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城市与农村的无缝衔接，助推了城归精英的返乡动力。

第五，乡土情结激发。数字乡村建设时代城归精英选择返乡创业缘于对回归农村家园的情感渴望，他们对农村故乡有着浓厚的感情，只要有条件、有机会都愿意返乡工作生活。这种乡土情结的萌发不是当前才有的产物，而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之中，有效地联结着城归精英与乡土社会的亲密关系。即使生活在城市，也会由于思念家乡或顾念亲人，奔走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这种天然的情感激励着一代一代城归精英群体返乡。城归精英群体更加了解和熟悉农村现实情况，能够很好地在数字乡村建设领域开展工作，进而真正提升乡村发展的内源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三

资源动员理论的形成及理论框架

资源动员理论的产生主要源于对以往传统社会运动的解释和反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崇尚从非理性因素的角度来解读社会运动，认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是非理性的，他们参与行动主要缘于对社会失范的恐惧和被剥夺而心生的怨恨感。正如特德·格尔所言：人们对社会权利剥夺所产生的怨恨是导致社会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因而可以用病态社会心理学来解释。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接连出现的公民权运动、黑人运动、新左派运动、环境运动等，学者们开始注意到社会网络及其内部的资源才是引发集体社会行动的关键因素。这种新的认知表明资源动员理论的内涵开始形成，而1970年麦卡锡的《社会运动在美国的发展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和扎尔德的《资源动员和社会运动：一个局部理论》则为资源动员理论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前，资源动员理论的研究主题聚焦于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和动员背景（mobilization context）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资源动员理论认为“资源”含义非常广泛，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员、资金、物质、政策等，也包括无形层面的领导气质、社会环境、谈判技巧等，而资源总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是决定社会运动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通常而言，资源总量越多、组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取得成功。就后者而言，学者们关注到社会运动的成功除了受资源因素影响外，还受到社会运动背景因素的影响。这里面的背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运动所处的政治体制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是否具备开放性特征；二是社会运动部门（social movement sector）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在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基础上而构建的，具体包括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三个维度。

第一，资源动员。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人员、时间、金钱、意识形态、社会环境、沟通网络、人际关系等都是社会运动可以借用的资源。”这是广义上的“资源”内涵，而本文所指的“资源”更多是狭义上的资源，即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物资资源、人力资源、时间资源、技术资源、人脉资源、项目资源等。每个数字乡村都拥有自己的资源，尤其是独特的本土资源。当这些资源以某种方式被动员起来时，就会产生乡村振兴的多种方式，进而转化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实际绩效。

第二，成员动员。单纯的资源动员还不足以能够推进集体行动的产生，一项运动能否取得更大的绩效，还需要运动当中的参与者加入。正如罗克福德·斯诺等学者提出，身处于相同社会网络中的人更容易通过协商合作采取集体性行动。这说明，一项社会运动的成功发起，除了需要一定数量的资源之外，还需要社会网络中的成员群体的积极参与，这里的成员既包括已经被动员的成员，也包括潜在的被动员群体。只有拥有大量的成员加入，社会运动才能顺利地展开。城归精英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除了要发挥好自身能力之外，还需要动员广大村民群体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中，从而真正发挥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和价值。

第三，框架动员。“框架”的概念最早由弗雷姆·霍夫曼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在此基础上，赵鼎新进一步对“框架”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框架可以理解为帮助人们认识世界、理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从此意义而言，人们经常会借用框架的概念来实现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通过框架建构和框架动员形成对社会场域的总体框架认知，进而达到统一思想的目标。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城归精英进行各种资源动员的最终目标都旨在促进和实现乡村发展的大目标。在这一主题框架下，能够指导人们从事数字乡村建设各项实践活动，更好地促进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

综上所述，资源动员理论作为解释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重要理论，很好地回答了公众参与社会运动的实践机理。社会运动理论的研究对象是集体抗争行动，而集体抗争行动可以分为集体行动、革命和社会运动三种形式。其中，集体行动是指许多人参加的、带有较大组织程度的行动。资源动员理论认为，集体行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是决定集体行动规模和成败的关键。资源的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一项运动成败的关键，组织化程度越高，成功的可能性越大。在此基础上，资源动员理论从社会变化来预测集体行动发展的趋势，强调确定集体行动对物资和时间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集体行动就越依赖于外来的资源而得以存在。尽管如此，一场集体行动的成败，还取决于集体行动本身的性质是否符合社会的意志。

基于此，资源动员理论可被引入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议题中。数字乡村建设作为一场集体行动，迫切需要城归精英在充分集体动员资源的基础上，最终促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数字乡村战略是国家基于数字化时代背景和乡村振兴现实需求而制定的乡村可持续发展战略。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均离不开正常运转的动员体系”，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保证战略可以依据政府政策有序推进，又要维护乡村社会的自治秩序，这就需要各治理主体在共同目标的驱动下实现有效的资源动员与开展集体行动。其中资源（资本、技术、土地等）动员体现了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手段方式，成员动员反映了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功能作用，框架动员则表现为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方向目标。城归精英正是在上述资源动员的影响下，在数字乡村中开展创新创业，助推乡村事业振兴发展。

四

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基本逻辑

与新时代一般意义层面的乡村建设相比，数字乡村建设更注重数字治理的理念，并具有数字技术的生产性、创造性特点，因而具有独特的治理优势。本部分将从资源动员理论的资源动员、成员动员、框架动员三个维度，分析乡村振兴时代城归精英整合村庄资源从而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逻辑。其中，资源动员和成员动员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功实现提供了基础，框架动员为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实现提供了动力源泉。

（一）村庄资源动员与数字乡村建设方式

资源动员理论提出，社会运动的倡导者需具备强烈的资源意识，借助社会网络和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念激励公众参与实践。数字乡村建设过程的实质是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乡村资源进行科学利用，进而促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因而有效进行资源动员是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实效的关键。城归精英携带着在城市打拼中积累的资本、技术、现代化经营管理理念和产业运作经验回乡，通过开发现代农业项目、经营乡村旅游、返乡创新创业等方式，强化资源动员意识，提升资源动员能力，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实效。

1.开发现代农业项目

数字乡村建设时代的城归精英大多摒弃了以往单家独户耕作的传统思维，代之以开发现代农业项目，比如休闲农业、有机农业、民宿经济等，从而提升经营活动的整体收益。据相关部门统计，当前城归精英参与的高效农业项目占据一半以上，尤其是在特色农业开发方面，超过60%的城归精英承担了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农业项目。譬如，广东省茂名市高坑村的80后精英张莨凡原本是一名物流企业管理人员，他在掌握了生鲜物流的运输流程后返回农村，创办了微果农业合作社和微果网。如今，张莨凡的工作团队已经发展到20多人，他们一方面在当地村委会支持下开发水果农业项目，另一方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将水果销售到全国各地，为乡村集体赢得了更多收益。

2.经营乡村旅游

村庄旅游资源是旅游品牌的核心吸引力，充分挖掘村庄的旅游资源能够持续提升乡村的吸引力和乡村振兴的生命力。生态旅游村庄建设是合理有效利用村庄资源，变生态环境优势为经济发展强势、促进数字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子。譬如，曾在广东珠海等地从事印刷业的邓先记回到家乡欧家村后，发动当地村民将传统的耕田打造成了田园综合体景观，并开设了乡村旅游网站，将欧家梯田的照片传输至网站上，吸引众多的旅游者前来参观，不少旅行团还将欧家村作为乡村必游线路推荐，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村民收入，提升了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成效。

3.兴办电商创客

数字乡村建设时代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电商创客”应运而生。农民运用互联网、移动端等先进技术手段，开展产品的宣传、销售、支付等，这不仅深化了“互联网+三农”的发展模式，还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推动城归精英就业多元化和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城归精英返乡群体中有80%的人会借助互联网技术从事产业融合项目。同时，54%的人会直接通过电商平台获取信息或者营销产品。可以说，城归精英返乡创办电商创客，为数字乡村建设注入了科技活力，有效地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繁荣与村庄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城归精英动员与数字乡村建设作用

资源动员理论遵从理性经济人逻辑，将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因此，数字乡村建设需要综合运用物质资源、精神资源、文化资源和制度资源等，通过个人的自我动员、集体行动的内部动员以及对外部资源的动员，将广大民众尤其是村民群体吸引到数字乡村建设中，以更好发挥城归精英对于乡村振兴促进作用。

1.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城归精英的适时返乡，势必会打破现有村庄中的权力格局，充实乡村人才队伍，优化数字乡村治理格局。城归精英已日益成为推动数字乡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导者、促进数字乡村政治进步的领导者和弘扬数字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回流的城归精英和传统精英所组成的乡贤参事会极大地促进数字乡村建设领域重大事务的科学决策，有利于乡村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譬如，在江西井冈山南麓的黄坳乡洪石村，城归精英黄小华返乡后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并积极带领村庄开展经济活动、民主建设和文化工作，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良善治理。

2.推动农村经济转型

城归精英相较于本土精英来说，普遍更具市场头脑，并且他们与外部建立了多种重要的人脉关系，通过内外资源运作可使数字乡村建设获得更好的经济收益。不管是开发现代农业项目，还是经营乡村旅游，抑或是兴办电商创客，他们常常凭借着致富经验和营销能力，盘活村庄的经济资源，推动数字乡村经济转型升级。譬如，城归精英丁建刚在深圳市海明达表业有限公司经过拼搏，掌握了专门技术，从一名普通员工升为公司的业务主管。后来，丁建刚带着打拼赚来的钱回到家乡，投资兴办了顺发表带厂，为村庄经济的转型注入了活力。

3.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传统村庄由于丧失了助推乡村发展的各类资源（人才、土地、资本等），引发了乡村衰败和村民贫困问题。而城归精英的返乡创新创业则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了技术、项目、资金和营销渠道，能够吸纳本地村民就地就业、推进精准脱贫。譬如，浙江天台雷锋乡王继镇在看到村民贫穷的现状后，萌发了回村发展效益农业的念头。回乡后他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帮乡亲卖当地的土特产，帮助附近村民在家门口脱贫致富，真正为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4.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只留下以妇女、孩子和老人为主体的所谓“386199部队”，直接导致了村庄人口的“空心化”和家庭的“空巢化”现象。这一方面降低了传统家庭的自防能力，助长了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另一方面许多农村青少年由于缺少父母亲管教和正确引导，容易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助推越来越多的城归精英适时返乡，重塑家庭结构，营造和谐家庭氛围，还缓解了农村留守儿童、留守空巢老人的问题，真正从根源上化解了我国乡村社会的公共危机。与此同时，数字乡村建设注重培育乡村各类人才发展，也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三）主题框架动员与数字乡村建设目标

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是依据价值文化来构建主题框架，从而有效实现资源动员，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数字乡村建设应当通过框架整合方式，使不同对象或群体形成共同的理论思想和价值共识，即拥有共同情感和凝聚力，从而致力于乡村振兴事业发展。城归精英不管以何种方式从事数字乡村建设工作，都是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总体目标。区别以往的“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居民帮扶贫困农民”的发展观，数字乡村建设强调挖掘和彰显乡村自身的发展潜力，注重在更基层、更广阔的乡村一端发力，通过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村庄产业实力、重塑村庄文化魅力、再造村庄环境美化，最终提升和实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激发数字乡村内生发展的可持续活力。可以说，城归精英为新时代的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契机，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依据。

五

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动员困境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归精英通过资源动员将先进的数字治理理念运用于乡村场域中，呈现出主体平等、开放共享等鲜明的现代化数字治理特征。然而现阶段城归精英普遍处于回乡发展的起步阶段，在政府层面、生产要素层面、市场层面以及城归精英自身层面都面临着资源动员的困境，这极大地影响了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绩效。

（一）政府层面资源动员困境：数字乡村建设滞后的基础原因

从政府层面看，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动员困境主要包括：政策配套不健全、组织管理不充分和园区规划不科学等方面。首先，当前政府虽然在数字乡村建设领域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城归精英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针对性不强，对城归精英的扶持作用较为有限。在中央政策的具体落实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由于没有做好相应的政策配套，许多政策规章在实际中发挥不了真正的效用。其次，在数字乡村建设领域尚未有一个真正的机构对城归精英的生产生活进行指导。虽然有些地方设立了投资促进局，对城归精英创业进行指导，但由于不是职能部门的主要业务方向，极大地影响了数字乡村建设成效。最后，部分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体系布局与当地实际情况不吻合，存在规划不科学问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部门地区的数字乡村产业园数量虽多，但是利用率不高，许多处于空置状态。其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更多是处于上级考核需要，而没有考虑到乡村发展的真实需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归精英的返乡创业热情。

（二）社会层面资源动员困境：数字乡村建设滞后的要素原因

从社会层面看，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动员困境主要包括资金短缺、招收工人困难和管理人才短缺等方面。首先，资金短缺是影响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最大难题。国家发改委有关调查显示，城归精英返乡创业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面临自有资金少、金融支持少、贷款门槛高、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在许多地区，尽管在数字乡村建设领域有提供政府补贴和贷款政策，但需要有本市户籍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他具有稳定收入的个人提供担保才能获得，这无形中给城归精英设置了一道“隐形”障碍。与此同时，农业投入周期长、收益慢，使得拥有资本积累的城归精英也面临着后期资金保障不足的困境。其次，城归精英返乡创业过程中存在用工不足、招工难的问题。一方面，这是由于城归精英创办的企业初创阶段普遍待遇较低，对村民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企业的用工需求与村民的工作能力不匹配，导致出现招工难问题。最后，多数城归精英创办企业也存在内部管理混乱的问题，再加上缺少乡村职业经理人，难以更好地运行生产项目，直接制约了数字乡村的发展绩效。

（三）市场层面资源动员困境：数字乡村建设滞后的环境原因

从市场层面看，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动员困境主要体现为：城归精英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部分大企业垄断部分村庄市场以及产业结构欠合理等方面。首先，城归精英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优胜劣汰和竞争机制，但由于部分城归精英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许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无法获得市场青睐，使得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创业失败。其次，部分大企业垄断乡村市场。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垄断企业对当地市场进行控制，使得城归精英在交易、融资中缺乏竞争实力，结果只能“剑走偏锋”，在夹缝中求新求异，结果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最后，数字乡村建设的产业结构欠合理。从当前城归创业企业来看，以服装、食品、餐饮等服务业为主，企业规模小，没有自主品牌。产业结构不合理致使企业发展壮大举步维艰，难以真正发挥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作用。

（四）城归精英层面资源动员困境：数字乡村建设滞后的主体原因

从城归精英自身层面看，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资源动员困境可以归结为创业经验不足、对政策认知不足和技术落后等方面。首先，城归精英尽管相较普通人群有着更高的知识素质与工作能力，但其中也不乏缺乏创业经验、缺少防范风险意识之人。现实中部分城归精英创业者心态浮躁，没有想好商业发展模式就盲目投资，最终只能使自己陷入困境。其次，城归精英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支持政策认知不足。尽管大部分地区对城归精英出台了优惠补助政策，但部分城归精英对政策不够了解导致无法申请创业贷款，阻碍了自身的创业之路。最后，城归精英尽管在城市中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受文化素质、教育背景、责任意识等综合因素影响，他们识别市场走向的能力、资源获取能力、经营管理能力仍然有限。在项目设计和运营上，部分城归精英缺乏必要的技术，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机械模仿、照搬照抄的行为，未能根据自己需求和市场情况及时调整运营策略，这也阻碍了城归精英振兴数字乡村的发展潜力。

六

促进城归精英资源动员、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从乡村未来发展的维度审视，数字乡村是对传统乡村的创新与发展，是国家积极应对数字时代浪潮的选择，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弥合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农村的鸿沟。据前文所述，当前城归精英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是现阶段影响城归创业创新、扎根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因素。而导致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城归精英助力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资源动员不足的问题。因此，当前迫切需要采取因应措施，通过促进城归精英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部门支持资源动员：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前提要求

城归现象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助推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应在此基础上，通过密切掌握城归精英的现状，了解其存在的困境，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政策。首先，针对目前中央政府出台的部分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无法落地的情形，相关部门应该围绕市场准入、土地使用、资金扶持、融资担保、税收奖励、就业服务、证照办理等相关内容，结合地方实际制定有可行性的实施细则，使配套政策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通过简政放权、优化审批，为城归精英设立“绿色通道”。通过鼓励以入股、合作、租赁等方式，缓解城归精英用地用房难题。最后，各级政府应积极采取乡情召唤、政策扶持引导等有效措施，让越来越多在外务工人员选择回家乡工作。通过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切实改善农村网络通信、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激发城归精英的创业积极性，降低创业风险和成本。 

（二）社会行动增强资源动员：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抓手

当前，面对资金短缺、招收工人困难和管理人才短缺等制约因素，需将完善生产要素作为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抓手，具体包括：其一，完善融资渠道，化解资金供给不足缺陷。政府应探索设立城归精英专项贷款、特色农产品开发贷款等返乡创业信贷产品，及时为城归精英提供资金支持。出台城归精英贷款担保专项政策，消除贷款屏障，切实解决城归精英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创业资金不足问题。其二，建立多层次的培训机制，解决招工难问题。一方面要切实提高村民群体的文化素质，通过邀请专家培训、专业机构讲解等方式，增强数字乡村中村民群体服务城归精英企业的知识技能；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返乡创办企业人员的培训，提供必要的劳动保障，切实化解返乡创业遭遇的“招工难”困境。其三，针对城归精英创业所需的知识技能，结合不同乡村地区的特色资源，为城归精英提供学习机会和培训补贴，帮助他们更好地提升发展能力，为数字乡村建设奠定人才基础。

（三）市场机制提升资源动员：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保障机制

针对城归精英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一些大企业垄断部分村庄市场和产业结构欠合理的问题，需要健全市场机制保障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首先，针对城归精英缺乏市场经济规则意识，政府可定期邀请相关专家讲解政策、技术以及市场趋势，降低城归精英的返乡创业的市场风险，引导城归精英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出更适合市场的农产品，为市场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其次，鼓励城归精英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资源优势，顺应市场需求，推动当地新业态发展和产业升级。支持城归企业加强产业合作，优势互助，尽可能形成产业链式发展，以此获得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收益。最后，要规范和惩罚乡村建设中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给予城归精英一个公平竞争、平等发展的创业机会。通过引导城归精英应用现代信息设备主动了解农业市场发展态势，提升自身在数字乡村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价值。另外，还需加大发展农村电商、文化创意、养生养老等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和各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

（四）精英主体参与资源动员：城归精英助推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

城归精英要克服创业经验不足、对政策认知不足、技术落后等问题，关键还是要努力提高自身技能以及沟通表达的能力。首先，政府应提升乡村数字治理平台的“温度”，围绕城归精英高频事项和应用场景，建立友好型数字治理公共平台，便于城归精英更好地融入数字乡村建设。其次，打造村社在线社群，通过举办乡情恳谈会、老乡联谊会、创业典型推介会等形式，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组织返乡创办企业典型人物现身说法，激发返乡创业热情，提高全社会对返乡创业的认识，吸引更多的在外务工人才返回农村，真正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活力。最后，为提升数字乡村建设绩效，吸引外界的关注和支持，城归精英需投入大量的个人资源，包括精力、时间和金钱等，切实提升自身的发展，进而提升乡村振兴绩效和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徐淑云　童传轩〕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3年第5期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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