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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日记风波和院士兄妹千万捐赠,名人遗物如何能发挥最大效用?

普林小虎队 普林小虎队 2021-11-13

近日,一则关于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遗物的新闻引爆文物圈。一封署名为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后人Priscilla Hays、傅铎若、李景汉的信件在网络上流传,指称古董商人颜明非法窃取司徒雷登日记、信件、护照等珍贵文献,并欲将其拍卖。拍卖公司在北京市文物局和代理傅家的律师事务所的压力下暂停拍卖。随后涉事的古董商人颜明发布声明,称司徒雷登的有关文献是他合法所有。双方各执一词,但目前都没有出示令人信服的证据。



司徒雷登是谁?


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毛教员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把司徒雷登当成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也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永远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然而,司徒雷登的身份并不止是外交官。他原名John Leighton Stuart,是美国传教士之子,本人也是传教士。他出生成长在杭州,中文比英文还好。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在短短的三十三年时间里培养出了黄昆、张文裕、谭其骧、侯仁之等五十多名两院院士,冰心、费孝通、周汝昌、孙道临等众多文化名人,和黄华、周南等新中国的高级干部。燕京大学的原址则是今日北京大学的校园。


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校园(图源|知乎)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被美国右翼势力认定有“亲共”嫌疑,受到骚扰导致中风,半身瘫痪。他余生一直居住在自己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家中,由傅家人照料。司徒雷登去世后,他的遗物由傅泾波保管,后来又传至傅泾波的小女儿傅海澜手中。这些遗物包括大量的珍贵文献,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历经风波后,司徒雷登的骨灰于2008年归葬杭州。(图源|腾讯网)



司徒雷登日记引起的风波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傅海澜多次回国,代表傅氏家族向杭州司徒雷登故居、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捐赠与司徒雷登相关的遗物和文献。傅海澜多次访问北京大学,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先后捐赠了四批文献,包括司徒雷登与他人之间、其父傅泾波先生与友人的往来书信及其私人藏书、以及傅海澜自己收藏的图片等共约3000件(册)。公开报道中,傅海澜最后一次访问北大是2015年9月30日,出席北大图书馆举办的“心系华夏——美国大华府的华人”傅海澜珍藏图片展。

司徒雷登与傅泾波一家(图源|中读)

近日流传的以傅海澜女儿Priscilla Hays身份写作的信件(见附录一)中,称古董商人颜明在2013年前后骗取了傅海澜的信任,“借阅”了司徒雷登在国共内战期间的日记、信件及护照,并承诺帮助转交给北京大学。然而颜明并未兑现承诺,并与傅家断绝了联系。傅海澜于2016年逝世。司徒雷登的这批文献在今年10月现身杭州,并将由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拍卖会前夕,专家参观司徒雷登、罗家伦文献展览(图源|南方都市报)

颜明随后发表回应(见附录二),说司徒雷登文献是他从傅海澜手中合法购得,有人证、摄像和傅海澜点钱照片为证,并称有关争执起源于拍卖行业私人恩怨和傅氏家族内部纠纷。

双方的说法都有疑点,且均未出示支持证据。关于傅氏家族的受骗说法,傅海澜并非不谙世事,她本身就是一名成功的古董商人,明白司徒雷登文献的价值,怎么会轻易托付给没有深交之人?而且傅海澜在那之前和之后都曾到访北京大学,捐赠过四批文献,跟北大的沟通渠道是畅通的,有什么必要通过颜明转交?

傅海澜(左五)2013年9月访问北京大学图书馆(图源|北京大学图书馆)

颜明的说法不合理之处更多。其一,颜明说他购买司徒雷登文献有人证、摄像和傅海澜点钱照片为证,可是最具说服力的难道不是双方签名的交易字据?作为“开启中国拍卖行业第一人”,不应该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其二,颜明称在2016年傅海澜去世后又与其女Priscilla Hays签订了补偿协议。如果最初购买合法合理,为什么还要签补偿协议?其三,颜明说此事件是幕后黑手为了打击报复永乐拍卖的赵旭,然而傅氏信件原文没有只字提及赵旭,要不是颜明把赵旭抛出来,吃瓜群众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赵旭这个人。这幕后黑手的打击也太不精准了吧?其四,颜明说他为傅海澜撰写的个人传记《大爱无疆》已于2016年出版,不过网上无法搜索到此书的消息,只有资深作家董煜所著《司徒雷登和他的孙女傅海澜》2015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2016年被《新民晚报》以《傅海澜传》之名连载。其五,颜明称网络上流传的电子信没有签名,但大多数人看到的版本上有着傅家三人签名。如果签名为真,则傅家内部纠纷之说难以成立。其六,傅氏家族以前多次将司徒雷登文献捐赠给国内公益单位,为何独独这一批要卖给颜明?因为他出价特别高?而且傅家的诉求并不是拿回这批文献,而是要交给北京大学,并没有从中牟利的动机。

孰是孰非,在双方拿出进一步证据之前,外人只能暂且观望。



张恭庆院士兄妹捐赠家传珍贵文献


司徒雷登日记风波使得小编想起几年前的一桩往事。2013年,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恭庆与其妹张怡、弟张恭慈一同将他们曾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王懿荣、柯逢时、陈宝琛、黄国瑾、于式枚等数十位近代名人来往信札计100余册4800余通无偿捐献给上海图书馆。


张氏兄妹在捐赠仪式上,左起张怡、张恭庆、张恭慈(图源|头条百科)

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是晚清名臣。他任翰林时为“清流”名士,与李鸿藻、张之洞、李鸿章、陈宝琛等人交好。张佩纶才华出众,跟吴观礼和陈宝琛一起被章士钊称为“同光三士”。袁世凯曾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张佩纶)、徐菊人(徐世昌)、杨莲府(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张謇)算半个。” 张佩纶因罪罢官流放归来后,李鸿章怜惜他的才华,将自己的长女李菊耦嫁给他作续弦。著名作家张爱玲就是张佩纶的孙女,出自李菊耦一房。

张佩纶与李鸿章,在同一布景道具中拍摄(图源|搜狐网)

以张佩纶的身份与交游,他的往来信件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对于后人了解晚清政坛运作、社会生活、洋务运动、对外战争等情况有着非凡意义。尤为难得的是,张氏后人从很多通信对象家中回购了部分张佩纶寄出的信件,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整理,使得研究者可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张佩纶跟李鸿章的来往信件,由于两人特殊的翁婿关系,收集得比较全,跨度达二十八年,非常珍贵。

张佩纶家族精心保存这些信件一百多年,历经诸多劫难,即便在抗战期间举家吃不饱饭的情况下都没有卖过一张手稿。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就有人愿以一千万元起拍价承接拍卖,但张家都没有动心。2013年,张恭庆院士同家人商议后,将这些信件全部捐献给上海图书馆。这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上海图书馆获赠价值最高,数量最大的一批历史文献。(相关报道见附录三。)



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


张恭庆院士之所以兴起捐赠家族百年珍藏的念头,
是因为他2012年参观福建师范大学陈宝琛书室时,看到其外祖父、“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名言“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注:张恭庆的母亲是陈宝琛的九女儿陈京贞。)捐献给上海图书馆,则是因为张家在八十年代初就曾向上图捐赠善本古籍449种3247册,加上这次的信件可以构成完整的收藏。


上海图书馆没有辜负张氏兄妹的善意。2016年,经上海图书馆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计十六册的影印本《张佩纶家藏信札》。2018年,经姜鸣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这些信札是清史研究领域的重大第一手资料,已经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发表。


《张佩纶家藏信札》(图源|搜狐网)

《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图源|搜狐网)


回到我们开头所说的司徒雷登日记。其实傅氏家族早在八十年代就将他们保管的部分文献以各种方式提供给学界研究。司徒雷登1945年至1949年的日记经陈礼颂翻译,傅泾波校订,以《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之名在1982年由香港文史出版社出版,2009年由黄山书社再版。2014年,北大图书馆印行《梦回燕园:——傅海澜捐赠司徒雷登书信选辑》。这些珍贵史料的公开,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起到的效用远超不公诸于众的收藏。


当然,对于这些历史文献的合法持有者来说,是无偿捐赠、公开出售,还是继续收藏,都是其应有的权利。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历史文献能够以适当方式公开,发挥它们的最大效用,不使明珠蒙尘。





附录一:署名为傅氏家族成员的信





附录二:古董商人颜明的回应


【郑重声明】颜明关于司徒雷登日记、信件等文献的声明



附录三:《文汇报》报道


后人捐赠张佩纶日记信札 称"有隐私也可以解密了"


  一封近现代名人手书信札,在拍卖公司的估价动辄数万元。若是张佩纶、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王懿荣、柯逢时、陈宝琛、黄国瑾、于式枚等数十人来往信札计100余册4800余通,市场价值是多少?身为张佩纶曾孙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张恭庆却无意于求解这道简单的乘法题。他说:“有些事情,不必非要和市场接轨。”


  今年初,张恭庆与其胞妹张怡、胞弟张恭慈向上海图书馆尽数捐赠其所藏曾祖张佩纶尺牍、日记手稿等珍贵历史文献。经上图数月来的精心分类清点,初步完成编目工作。吴建中馆长表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上图所接受的数量最大、价值最高的历史文献捐赠。这批尺牍,揭示了晚清政坛大量内部运作的秘密。双方于昨天下午举行了捐赠仪式。


  张恭庆、张恭慈兄弟向本报记者 回忆了从收藏到捐赠的心路历程。“幼年时我们家居住在静安区南阳路70号,家里有七口樟木箱,父母每年逢晴好日子便开箱整理、晾晒。父亲张子美去世前嘱托要将这批信件、手稿保管好,将来要妥善处理,我们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从此,收藏的任务落在了第四代人肩头,他们也戴起了口罩,在浓浓的樟脑气味中清理近百年前的纸张信笺。岁月荏苒,三兄妹上了岁数,父亲生前嘱咐的“妥善处理”萦绕心头——拍卖?早有商家寻上门来,起拍价是一组天文数字,但父母在抗战期间举家吃不饱饭的情形下都没有卖过一张手稿,子女更不会将传家之藏作价外流。整理研究?三兄妹都专攻理科,恐怕无法完成这项大工程。说也凑巧,2012年,张恭庆到福建师范大学讲学,见到校图书馆专门修建的陈宝琛书室,念及外祖父陈宝琛“藏书于私不如藏书于公”的名言,他立刻和家人商量,“还是捐赠吧”。想法一旦明确,捐去何处,便也清楚了。早在1980年初,张子美就曾向上图捐赠善本古籍449种3247册,“现在把手稿和信札也捐给上图,就配套了,也很自然”。张恭庆的胞妹胞弟对此也表示支持。


  信札捐赠后,自然会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兴趣。而此中不免涉及通信双方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容,作为后人想得开吗?张恭庆思索片刻回答记者说:“写信的人、收信的人、信中谈论的人,已经全部是历史人物。只要谈论的事情客观真实,哪怕涉及隐私,100多年过去了,可以解密了,让世人评说吧。”(首席记者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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