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韧性

韩保江

选自《新华文摘》2021年1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能否抵御住疫情冲击，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中国经济及其韧性的一次大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仅来得意想不到、猝不及防，而且殃及面广层深，其破坏力远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经遇到过的历次经济危机。

其一，它从“市场”向“经济”传导，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动力的生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和经济运转的“中枢”，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最有效地阻断疫情传播，政府不得不采取封城和隔离等疫情防控的“刚性”措施，由此市场机制在相当程度上被“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和激发发展活力的能力被严重“抑制”，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被迫“闲置”，从而破坏了经济增长动力的生成机制。

其二，它从“个体”向“社会”传导，抑制社会运转和财富创造活力。趋利避害的个人、企业、社区、村庄和政府部门，为了避险自然产生“自我封闭”的冲动和层层加码的强力管控。由此，个人及其劳动创造新价值的绝大部分生产活动“停歇”，商店、工厂等也因缺工、断供、订单取消或资金链断裂而“关门”，从而抑制了社会运转和财富创造活力。

其三，它从“消费”向“生产”传导，导致社会扩大再生产难以为继。由于个人和社会中断了交往，人的消费也被局限在“生存需要”，交往、享受、发展、自我实现等消费需要萎缩，进而使提供相应产品的生产活动萎缩，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无法正常进行。

其四，它从“下游”向“上游”传导，危害供应链和产业链安全。由于市场需求减少导致制成品销售难并直接造成“下游”的制造业企业生产难。生产企业停产或缩减原材料、零部件或半成品需求，又必然造成“上游”的零配件、半成品生产企业以及原材料企业的生存难，由此“链式传导”直接危害整个行业及产业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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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它从“国际”向“国内”传导，延缓经济的回升企稳。虽然疫情在我国境内基本得到了控制，但仍然在世界蔓延，且短期内很难得到控制。因此，这将从两方面传导影响中国经济。一方面，国际疫情蔓延直接导致国际供应链“断供”和外需萎缩，影响我国依赖零配件进口的制造业企业、出口加工企业和外贸企业正常运转，或停工待料、或库存积压进而造成生存困难；另一方面，外部疫情输入压力陡增，使国内疫情防控不得不“常态化”，进而增加了恢复正常经济运行的“额外成本”。这样，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的是人，但凡与人的生活和工作关系密切的产业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严重冲击，如餐饮业、商业、交通运输业、旅游业、文化娱乐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尤其是为大企业配套、为国外代工的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靠近消费市场的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中小微企业生存困难，很快通过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传导给整个制造业乃至大企业，进而殃及就业，使经济全面停滞，从而殃及整个民生和社会稳定。在如此全方位、深层次的重创之下，“经济韧性”就成了决定我国经济能否快速恢复和取得防疫“大考”成绩的关键。

“韧性好”，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3月28日针对进入“三期叠加”和换挡减速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运行特征而作出的重大判断。他指出：“我们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增长率，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现在增长百分之七左右的经济增量已相当可观，集聚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中国经济体量大、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政策工具多。”随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他又进一步强调，尽管中国经济换挡减速，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2020年以来，面对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和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大考”，他更是多次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劲，内需空间广阔，产业基础雄厚，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特别是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疫情不会动摇中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那么，作为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向好坚实基础的“经济韧性”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第一，中国经济具有“规模韧性”。这一韧性既来自新中国成立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发展积累的巨大物质财富，又来自我国所拥有的超大规模的人口资源、国土空间、国内市场、外汇储备、超强生产能力等显著优势的“超大规模优势”。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6%，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我国有192.88万亿元人民币巨额居民储蓄和3.1万亿多美元的雄厚国家外汇储备，成为我们应对和战胜疫情冲击的雄厚实力和底气。尤其是我国拥有14亿人口、超过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人群，以及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人口在空间聚集的规模和强度都超过任何一个先发国家。2019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高达41.16万亿元，折合5.97万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22%。这不仅意味着我国会有更多的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以及单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所聚集的大量人口，而且意味着我国有无与伦比的巨大国内需求和强大国内市场，从而为我国产业分工深化和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第二，中国经济具有“结构韧性”。这一韧性来自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形成的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1949年到2018年间，我国粮食生产单产增加4倍多，201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58亿吨左右；人均粮食产量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达到472公斤，从而确保我们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我们高度重视工业化和工业体系建设，已成为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世界500多个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个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据世界银行统计，早在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就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2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2.45万亿美元）、日本（1.02万亿美元）、德国（0.85万亿美元）的总和，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弥补“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短板，彻底消除了产业结构失衡的弊端，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如此可以满足生产、民生、军事、基建和科研等一切领域需求的“全产业链结构”优势，既让我们有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更让我们有了降低疫情冲击代价，确保经济企稳回升、行稳致远的强有力产业结构支撑。

第三，中国经济具有“创新韧性”。这一韧性主要来自于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企业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品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断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自主创新能力由跟跑、并跑，实现了部分领域的领跑，从而提高了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和国际竞争的韧性和能力。2020年4月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表公报显示，2019年全球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6.58万件，年增长率为5.2%。其中，中国提交了58990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的57840件，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我国已有一批产品和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59.5%。尤其是数字智能技术正在与各行各业快速融合，催生出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性突破，从而孕育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新能量”。此次疫情更是促使“宅经济”兴起和数字经济消费需求激增，线上文娱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电商平台为化解疫情对消费的冲击提供了缓冲空间，线上协同办公、远程诊疗、网络教育等成为传统线下模式的重要保障手段，从而更加证实数字经济必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强大引擎。

第四，中国经济具有“开放韧性”。这一韧性来自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过程中获得“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指出：“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我们不仅获得了更多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乃至机遇，而且锻炼和提升了实现自主发展和决胜国际竞争的能力。一大批熟悉国际市场规则、全球配置资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因扩大开放而成长起来。20多年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只有3家，而到2019年，中国上榜企业已经达到119家，仅次于美国的121家。尽管当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给我们制造麻烦，但是只要我们继续秉持扩大开放的姿态，不仅积极扩大进口，而且主动扩大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开放，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大多数跨国企业仍会主动把中国市场作为主要目的地，从而使我们能更多聚集全球生产要素所形成的经济动能。尤其是继续秉持“丝绸之路精神”，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激活沿线64个国家和30.8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更将为我们发挥制造业大国的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对冲掉由于美国等国家制造贸易摩擦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冲击，带来“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开放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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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经济具有“制度韧性”。这一韧性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人民探索创造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和我们自己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成为“中国发展奇迹”的“制度奥秘”和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的“制度根源”。从所有制上看，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可以产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生成韧性的多重效应。一是多种经济成分在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供给“功能性”分工和协作过程中及“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过程中生成的“分工互补效应”。二是多种经济成分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互为压力、相互学习而产生的“替代提高效应”。三是在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形成的“混合共生效应”。由此，既发挥了“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的“定海神针”作用，守住了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命门”，又发挥了“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进而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活力优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分配制度上看，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并重，既强调劳动作为价值形成的源泉，又尊重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形成中的主要作用，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和生产要素所有制两方面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激发和增强全社会发展活力。从经济运行机制上看，充分发挥好“看不见的”和“看得见的”“两只手”优势，既有利于克服政府及计划体制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发展活力不足的“政府失灵”，又有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通过“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建设来确保中国经济稳定运行，从而破解了“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

第六，中国经济具有“政策韧性”。这一韧性主要来自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自觉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拳”，进而确保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能力。无论是强调财政政策优先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货币政策优先的“新自由主义”，甚至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兼顾的新古典综合派”，都没有摆脱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狭隘性”。奉行这些宏观经济理论的美欧等西方国家，面对经济危机，要么搞“高投资、高福利、高消费”的财政政策，要么搞“无限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结果每一次经济危机治理效果都成为诱发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祸根。所以无论怎样进行政策组合和相机抉择，其宏观调控“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都是“有限的”。这也是美欧等西方政客们面对疫情冲击有些“歇斯底里”并疯狂“甩锅”的原因。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和“强刺激”后的中国经济走势，敏锐察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为顺应世界经济增速下行和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和动能转换大势，尤其是为了避免由此衍生的“黑天鹅”或“灰犀牛”风险，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拳”。这一组合拳，不再局限于“保增长”和“以GDP论英雄”，而是从“经济之外”寻求“稳增长”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办法。也正是由于我们把结构性改革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纳入了宏观调控“工具箱”，使得我们无论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重大风险防范，还是面对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都能运用这套“政策组合拳”予以从容应对。从“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到我们成功完成“复工复产”和基本实现“国内国际双向循环”，再到主要经济指标的明显好转，都充分证明我们发明的这套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拳”具有单一财政政策或单一货币政策所无法比拟的“政策威力”。

第七，中国经济具有“政治韧性”。这一韧性来自于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始终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聚集和调动发展资源，有力抵御风险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经济治理能力。现代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体。现代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支持和政治保障。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奥秘更是在于政治对经济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它与“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经济抵御任何外部冲击和无坚不摧的强大政治能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依托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韧性”，一方面始终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优越性，以及我们党所拥有的强大号召力和动员力，从而形成了阻击疫情蔓延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复工、复产的重要举措，确保社会再生产循环畅通，从而迅速形成中国经济触底反弹和企稳回升的政策支撑。

总之，七大韧性相互关联、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这一强大韧性不仅是当前战胜疫情冲击并实现经济反弹的“起搏器”，而且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当前，尽管基本实现了复工复产和经济指标的全面好转，但距经济完全恢复正常还有较大差距。国际社会对疫情蔓延的“束手无策”和国内疫情形势的不断反复都告诉我们，要战胜疫情，实现经济的常态化发展，不可能速战速决，必须做好打拉锯战、持久战的准备。越是拉锯战、持久战，越需要物质基础的有力支撑，越需要“多管齐下”激发“经济韧性”，全力打赢中国经济保卫战。

首先，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乃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客观来讲，疫情防控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必然伴随着人民的日常生活、民生就业、聚散别离、人流物流、生产流通、进口出口等经济社会活动。因此，我们要最终赢得疫情防控拉锯战、持久战的最终胜利，除了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外，还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发展。鉴于疫情的不确定性，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确定今年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六稳”和“六保”。但这不等于可以放松经济工作。因为无论是保住就业民生、实现脱贫目标，还是防范化解风险，都要有经济增长支撑，稳定经济运行事关全局。我们“不以GDP论英雄，不以速度高低论成败，但不等于不要GDP和增长速度不重要”。没有必要的GDP增速，劳动者就不可能增收，资本就不会有利润，政府就不可能有财政收入，民生改善就没有物质基础，进而社会也就无法和谐稳定，防疫的拉锯战、持久战更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我们必须利用中国经济韧性好的优势，切实把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政治、文化、社会、环保、纪检、监察、法治环境，真正做到实现防疫不放松、社会有活力、经济快发展。

其次，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打好政策组合拳，努力激发蕴藏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发展韧性”。为了激发供给侧“韧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重点放在增强中央及地方政府投资能力、为企业尤其是就业能力强的中小微企业减负、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弥补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和弱项上。近年来由于经济增速减缓，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基层政府普遍遇到“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增加”而导致的“财政困境”。捉襟见肘的“吃饭财政”不仅影响到了政府部门运转和提供公共产品能力，而且更影响到了政府驱动经济发展的能力，从而在疫情冲击下使得这种“财政困境”愈发严重。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扩大财政赤字并赋予地方政府更大分配比例和自主举债空间。只有政府投资能力增强并发挥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才能带动更多的民间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稳健的金融与货币政策的重点则要放在更加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为复工复产、实体经济发展、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上来。尤其要避免“财政政策”和“金融与货币政策”的效应冲突，主动控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利润水平，防止银行“高额盈利”对各类企业的“利润挤压”和政府结构性减税效应的“稀释”。为了激发需求侧“韧性”，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排查、清理各类显性和隐性壁垒，完善支持非公有制经济进入电力、油气等领域的实施细则和具体办法，大幅放宽服务业领域市场准入，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向社会资本释放更大发展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和扩大民间投资。同时，要千方百计扩大居民消费需求。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7.8%，但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消费贡献率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为此，既要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又要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强消费市场监管，确保各类消费品质量安全，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不能“单打一”，既要激发居民消费，也要激发社会集团消费。要加快清理和规范各种限制社会集团合理消费的不必要限制，切实保障党政机关、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的合理集体福利，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集团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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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有力调动各类经济建设主体的发展积极性。勤劳勇敢、善于创造、百折不挠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品格，更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基础。因此，越是经济发展遇到挫折，越需要激发中华民族的韧性，越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和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要制定灵活的就业政策，放开不必要的经营管制，发展多种经营和就业形态，进一步活跃老百姓经济。要保护各种财产权，真正把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当成自己人，加快形成有利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家”持续投资和做大企业的社会政治文化氛围，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多种经济成分的“投资力”。要加快形成有利于科研人员安心科研的管理体制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广大知识分子及科研人员的“创新力”。要加快形成有利于领导干部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政治氛围，切实完善领导干部的激励机制、容错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各级领导干部集中精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引领力”和“推动力”。

最后，要加强党对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的集中统一指挥和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因此，在党中央决定放开经济社会发展“暂停键”以后，要打赢经济发展保卫战，我们必须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善于并紧紧扭住经济工作这个牛鼻子，既要千方百计抓好“复工复产”等“简单再生产”，又要千方百计抓好招商引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扩大再生产”，尽可能用更好的发展成果来对冲疫情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摘自《理论探索》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