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为什么建立中国本土的语法学理论很难？

回答学生的问题：为什么建立中国本土的语法学理论很难？

1.西方语言学先入为主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语法研究是根据汉语的特点在文本的训诂中进行的。由于汉语没有复杂的形态变化和相应的规则，语法功能通过辞气（节律）的安排和虚字的使用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语法分析表现在随文释义和虚字专书上。

这样的研究范式十分注重学习者的“神而明之”，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儿童读书通过大量的诵读和理解，就可以精准地把握中文语法的脉络。

然而在近代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船坚炮利打败了中国，中国文化人认定向西方学习才能救国。一开始是科学救国，例如学习西方修铁道，后来进一步提出教育救国。

正是在教育救国中诞生了中国现代语法学。这个全新的语法学，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学建立起来的。

中国现代语法学建立于19世纪末，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其间进行过多次重要的问题讨论：

（1）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法革新讨论。这是我们的陈望道校长发起的，讨论的宗旨是反对机械模仿西方语法学，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

陈望道说：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

（2）词类问题大讨论。汉语有没有词类？汉语的词类如何区分？讨论中北京大学高名凯的观点一石激起千层浪，他说汉语没有词类。

（3）主语宾语问题大讨论。“台上坐着主席团”，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讨论中一位学者的论文给后来读本科的我很深的思考，他说我们这个讨论是建立在汉语真的有主语的基础上的，而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汉语到底有没有主语？但这个根本问题不能讨论，因为一讨论，整个汉语语法的大厦就倒塌了，所以现在的讨论是建立在汉语有主语的基础上的。

这段话让我体会到中国现代语法学在西学框架背后的深深的无奈和怯懦。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带头，系统地批评汉语语法学在洋框框下走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陈望道、郭绍虞、张志公等都发表了相同的意见。随后我提出用文化认同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文化语言学，掀起了轩然大波和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我问过我自己带的亚洲和非洲各个非西方国家的研究生博士生，无一例外他们都使用西方语法，而且从未思考过西方语法的合法性问题。

2.中国古代语法研究理论和方法的现代阐释。

中国古代历时两千多年的语法研究，包含着对汉语语法的许多真知灼见。这些真知灼见在理论形态上表现出点到为止和神而明之的特点，不适应现代学术形式化、明确性的要求。为此，需要对传统进行现代阐释。

由于中西语言的巨大差异，建立中文自己的语法，几乎需要“一空依傍”，即完全突破西方术语的束缚。这样做殊为不易：

首先你要对中文的特点有深刻的体认，即中文到底好在哪里，能做到这点的大都是文学家。语言学家画地为牢，要突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其次你要有充分的想象力，这是上帝给的，太难了。

其三你还要让别人听得懂。可是新东西的本质就是听不懂。于是你不断纠结：是用自己新的术语呢，还是用已经有的术语呢？你只要用一点旧的术语，误解就铺天盖地而来。

陈望道的《文法简论》中用了许多自创的术语，于是谁都看不懂；

郭绍虞努力旧瓶装新酒，他说中西语法最不相同的一点是词组在句子中具有脉络作用。这个“词组”应该能听懂吧？可是你一说词组人们的反应就是和这个术语联系在一起的整个西方语法体系，于是完全地误解。

张世禄说语气是汉语句型的分类依据。人们一听到“语气”想到的就是和句型无关的一套理论，于是一脸懵逼。

3.勇敢精神。

任何创新者都是孤独的。但“孤独”这个词是从围观者的视角看的，对于创新者本人，则是一个压力和定力的问题。

只有崇高的理想和责任感，只有如索绪尔所说，那种创造新世界的“巨大的虚荣心”，一个人才会义无反顾，锲而不舍。

此时创新者并不觉得孤独，只感受到献身理想，创造奇迹的巨大快乐。

当然创新必然引来学术主流的反感和排挤，创新搞大了必然遭到学术主流的压制和围剿。当年语言研究权威杂志一位显赫的副主编出于对年轻人的关心曾找我推心置腹地说：你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你要妥协，收起你的观点，另一条是你高高举起你的旗帜走下去，人们会把对陈望道等海派学者的成见加在你身上，你不怕粉身碎骨？！

我曾看到周围一个个同行者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退缩了。我明白了一点：真正的创新肯定不是热闹的运动，而是充满探索欲的寂静的个体。这就是我说的勇敢。

这次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的人民教育家于漪，在中央电视台采访她的时候，她拿出我的《文化语言学》，说这就是她提出语文教育人文性的思想来源。——这就是我说的责任感。

为什么建立中国本土的语法学理论很难？我上面说的希望能吓住一些同学，也相信我吓不住另一些同学，那么我们携手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