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院15级研究生小张同学来信：我是旁听这门课的研究生。您在5月11日星期三的那次课上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段翻译讲解让我感触极深。这是当代学术界的普遍现象。新闻学院的传播学课程有时要阅读大量的西方社会学、哲学著作，如果原文是英文的还能读英文原版，如果原文是德语或法语，那基本上全部都要靠读翻译了。许多中文翻译非常艰深晦涩。像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文翻译中有大段大段的文字都无法卒读。有时我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一团乱麻的语言丛林中跋涉，却一无所获，效率极度低下。即使偶尔感到似乎懂得了某个意思，但又没有信心确认我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原意的。申老师，您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哲学著作上那种完全挪移西语语法的翻译方式是一种忠实原文的表现，是保留某个学派哲学思维的本质特征，哲学思想就在那种语法结构中。如果按照汉语的表达方式翻译就失去了哲学的价值。比如上周三的那段译文译者是武汉大学的邓晓芒先生，邓先生被认为是国内研究康德哲学最顶尖的专家之一。邓先生的其他学术论文多写得深入浅出，比如《中国当代的第三次启蒙》的一段文字：“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邓先生能进行流畅的汉语书写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他把康德哲学翻译成那样，背后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这种考量是不是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梁实秋曾评论鲁迅翻译日文的很多作品，实在太糟糕，无法卒读

中文系15级小赵同学来信：老师在课上讲了语言空转，然后我就想到了术语。虽然这两者截然不同，但是都给人一种好厉害，好深奥，好难懂，好高大上的感觉，有的时候语言空转会让不明就里的人当做是专业术语。我最近看了一些康德哲学，第一遍读下来真的是一头雾水。康德哲学不光是思想本身很深邃，他的语言表述也很晦涩与艰深。接下来我想引述《KANT

时隔20年，李昊的《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研究》出版了，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化语言学理论的著作。这本书的调研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人。它的雏形，是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

经济学院保险学14级的小朱同学来信：“上次您在课堂上念我的问题的时候，说其中几个句子是在‘语言空转’。我上网百度还有知网相关的搜索查了一下，没有找到‘语言空转’相关的定义和解释。所以我想向您请教一下语言空转到底是怎样一种现象，以及应该如何避免？（因为自己在行文过程中，完全意识不到这一点，返回去查看也还是无法察觉。当然，也不排除自己的中文水平实在有限这一个因素。）”小朱同学的问题，是许多同学都很关心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言由心生，此时的语言是不可能“空转”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心里可能还没有多少感觉和想法，但又非常需要让别人以为我是有感觉有想法的，于是只好在语言上“虚张声势”，玩形式主义，语言就空转起来了。而这样一个过程，往往是下意识的。小朱同学问：语言空转到底是怎样一种现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什么样的语言不是空转的语言？一、纯粹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的交流习俗中，纯粹的语言已经难能可贵了。同学们在日常交流中，一定非常希望听到、看到对方说心里话。这样的话不必很流畅，简单几个词，朴素的句子，就能让我们感动。其实在学术研究中也是这样。许多有意思的研究，它开始的状态一定是很简单的，就是好奇，就是很想了解是怎么回事。我的博士论文《句型研究》（出版时改名《中国句型文化》），它的初心，就是偶然听祖父的中国画讲座，听到了中国画的构图思维“散点透视”，我一下想到中文句子与中国画是同构的。这种“文化通约性”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和兴趣。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汉语语法理论假设，在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惊涛骇浪。同学们看一下我的博士论文，就会看到，论文直抒胸臆，完全没有现在博士论文的“繁文缛节”，格式化框架。现在不少研究生，一写开题报告就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自己的感觉还不知道在哪里，先披挂起研究的“铠甲”，煞有介事起来。如此“负重前行”，舍本求末，怎么会有纯粹的感觉呢？难道一开始不应该是最关心自己有没有好奇、质疑和异想，它们有没有证实的可能吗？所以，看到这样的研究生，我第一个要求就是拿出几个例证来，也就是回到原点——先把你的感觉、你的直感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这个题目的？为什么感觉这个题目是可做的？我在索取什么呢？就是在索取纯粹的语言。没有这样的语言，研究就没有意义。这很像国家交响乐团指挥李心草说的一段话。他在排练女声合唱《万泉河水》时，毫不客气打断合唱队员的歌声说：“把所有的方法都彻底忘掉，用百分之百的大白嗓子，方法太多就跟不会唱歌是一样的，怎么土怎么唱。多好听啊”“方法太多就跟不会唱歌是一样的”，这句话有很深的哲理。唱歌是为了“方法”吗？当然不是。唱歌是为了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啊！方法弄了一大堆，一张口全是方法，感情却没了，这不是舍本求末吗？很像现在许多人，谈恋爱的方法学了一大堆，谈是会谈了，技巧也娴熟，恋爱却没有了。而且越是会谈，越没有爱的感觉。复旦大学的民间校训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什么叫“自由”呢？什么叫“无用”呢？就是纯粹。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城中之城》，编剧滕肖澜谈到自己的写作时说：“不要去瞻前顾后。我喜欢写作，因为它能给我带来快乐，如果少了这点纯粹，便很难一路坚持下来。”她说的“纯粹”，就是我反复和同学们说的“热爱让我们专注与自由”。没有这些，语言就不会纯粹，就开始空转；写出来的东西，用过即扔，自己都不喜欢。作为教师，我对一个选题可行性的判断，往往只需研究者一句纯粹的话语。在研究生滔滔不绝介绍自己的论文框架时，我总会忍不住打断他问：你到底想干什么？任何一个研究，感觉有了，基础就有了，语言就纯粹了，别人一听就懂了，自己也真的懂了。二、对话的语言如果说纯粹的语言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那么对话的语言就是不盲目顺从，坚持独立思考。不顺从，这在大学的学习中是太难做到，而又太重要了。顾名思义，学习就是要“顺从”，只有顺从，才能汲取大量的知识。同学们一定会说，顺从是因为我们不懂呀。的确，我们听课、看书，就是顺着教师、作者的思路去理解。但同学们，顺着顺着大家就习惯成自然了啊。也就是说，只会在老师的框架里思考问题，只会不断地说“是啊是啊”“对啊对啊”，从没有去想，老师说的观点，只是理解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我和老师是不一样的人啊，我怎么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呢？顺从的理解，不是真正的理解。你都没有看到其他人的理解，怎么知道老师说的是正确的呢？真正的理解，本质上是在不同观点的对话中实现的。没有对话，知识是死的，理解是表面的；而有了对话，才真正把知识激活了，盘活了。通过对话，你可能会更加相信老师讲的是正确的。与以前顺从的你不同的是，此时的你，已经能够把你相信的老师的观点，用自己独立的差异化的语言来表述了。这就是对话的语言。不顺从才让你真正明白了老师到底在说些什么。同学们可能会说，老师没有告诉我们其他不同的观点啊。老师的确在这方面是有责任的。我在学校的教学督导工作中多次说过：讲课好的老师，不是讲知识的老师，而是讲观点的老师；不是只讲观点的老师，而是还讲不同观点的老师；不是只讲不同观点的老师，而是还讲自己怎么形成这个观点，怎么在观点中成长起来的老师。这样的老师，他们讲课的语言，就具有对话性，是一种对话的语言。当然，还有更好的老师，就是知道同学们心里在想什么，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和好奇，主动用年轻人的思维和语言与大家讨论，在教学相长中上课。也就是说，老师语言的对话性，不仅体现和学术界同行的对话，而且体现和学生的对话。而每一届听课的同学都是不一样的，因此老师每一学期的课都不会简单重复，而是在与不同的学生对话中不断有新的思考。听过一学期课的学生，甚至会在下一个学期再来旁听。同学们可能觉得这匪夷所思，那是因为你不在这样纯粹的状态中。好的对话性老师只是一个方面，从学生自己来说，主动进入对话，带着上课时老师讲的问题，在课后广泛阅读相关文献，一定能丰富自己对问题的认识角度。带着问题的阅读才是有效的阅读。阅读中产生的新思考和新问题，应该在课堂讨论中勇敢提出来。我这里提到了“勇敢”。在大学学习中，在学术研究中，勇敢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品质。任何创造性的思想，都离不开勇敢的品质。它决定了对话性语言的深度和广度。2022年，《Nature》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发表的一项名为Supertest测试的研究成果。研究人员跟踪统计了世界多所大学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在物理、数学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进步，发现在刚刚入学时，中国精英院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为1.612，与美国学生差距不大，明显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学生。但在大学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明显下降，评分为1.339，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提高，在四国学生中“鹤立鸡群”。要改变这样的现象，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首先须把同学们学术顺从的平面性话语，改变为独立思考的差异性、对话性话语。这里用得着作家冯骥才的一句话：“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三、感性的语言今天我们高校本科生的学习语言，几乎清一色是理性语言。这样的语言，当然是理性思维的表达。然而，学习和研究，光靠理性思维，进入不了感悟的状态，而感悟才是思维和理解的最高境界。那什么才是感悟的状态呢？当你的研究和思考，与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融为一体的时候，也就是有了自己的学术信仰的时候，你的理论批判、理论阐释就充满了感悟。我常会问学生，你在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中，有没有生过气？什么叫生气呢？就是学术质疑和论辩让自己动容了。这不是争强好胜的意气（这样的意气并不值得提倡），而是自己的理念和信念被曲解和亵渎了。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其实学术研究也具有这样的诗性，索绪尔就是这样一个诗人。索绪尔21岁时在莱比锡大学撰写了《论印欧语元音的原始系统》一文，这篇论文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建立在一个高度概括的基础上，奠定了印欧语元音系统理论的崭新的基础。然而论文发表后，他却受到当时德国语言学界的群起攻击和中伤。索绪尔气愤之余给巴黎的朋友写信说：“我对比较语法说了‘再见’”。在20世纪初的欧洲学术界，“普通语言学”是一个颇受非议的概念。人们谈到普通语言学，想到的是17世纪唯理普遍语法的逻辑中心主义。但索绪尔要赋予“普通语言学”全新的定义。索绪尔的学生、当时已经是他的同事的巴利和薛施霭说：“我们时常听到费迪南•德•索绪尔抱怨，在他的成长时期，语言学所特有的原理和方法匮乏。他一生坚持不懈地探求能够引导自己思想穿越这片混沌的指导法则。”索绪尔的“诗人”气质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眼里，老师的讲课是“诗人一般的思考，而且论述富有形象性，听一次，则永生难忘”。“听到他那迅速而柔和的声音，连干燥无味的语法讲解也变成了有趣的东西。只要看他那年青贵族的优雅的神态，就不会有任何人抱怨语言学会是没有生命力的学问。”在我30多年的复旦教学生涯中，充满感悟的学生不胜枚举。就拿我印象最深的中文系03级同学来说吧。小刘同学曾在我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课的课后交流中，写过一篇题为《学术就是信仰》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记得大一的时候，上萨丕尔的《语言论》精读课，那是我初步接触语言学。萨丕尔给我描述了一个人文主义的语言殿堂，而我，就这么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而且天真地以为这是语言学的唯一道路。“这个学期上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课，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来自课程的精深与难懂，另一方面则是我的精神信仰受到冲击，一直在我的头脑中固若金汤的人文主义的城墙经受了极大的挑战，我在其间无所适从。课程一步步深入，我的心理防线也跟着后退。实际上，对索绪尔的理论我一直心有疑虑，固有的坚持使我不能接受他的思想，但当我抬起头，围绕在索绪尔身边的耀眼的光环使我感到屈服。这时候的我，在矛盾冲突中，从人类的本性出发，选择了安于现状，随遇而安。“此时我看到了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刹那间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我知道我找到了我思想之路上的第三个坐标。之前的两个是索绪尔和洪堡特。三位大师的思想都很深刻，我选择背弃索绪尔。我所说的背弃，并不是完全的否定，而只是没有一种心理上的归依感，或者说，他的理论中鲜有让我感动的地方。”这位同学的学术思考一直伴随着自己的情感认同，所以她才会说出“学术就是信仰”这样让人震动的话来。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理性思考一直和“心理上的归依感”、理论中的“让我感动”这些感性体验联系在一起。小陆同学在一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给我写信，谈上学期的课。她在用钢笔写得端端正正的信笺上说：“自从选了您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精读’课之后，我不断地在感受获取知识的快乐。当课结束之时，我甚至还有些茫然若失之感：就这么结束了?我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到，有许多疑问尚待解惑。。。。。我知道，这些都要靠我自己的努力去追求了。“现在逛书店时，总会到语言学一栏的书架前浏览一翻；去文图，去上图的社科阅览室，我会习惯性地到HO这一块去查看有无引进新的資料。以前，这是一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学科领域，现在我对它产生了极深厚的感情。”小陆同学在学术思考中无论快乐还是“茫然若失”，都是全情投入的表现。而她说对语言学“产生了极深厚的感情”，让老师心有戚戚焉。小张同学在发给我的作业中，附了一段文字：“后记：今天早晨我起来晨跑，看到了一幅异常壮观的景象。在椭圆形的红色跑道上，覆盖着蛋壳般的天空。一面，是无比深邃、苍茫、空渺的太空，没有一丝白云，蓝得如同凝住了一般的天空；另一面是冉冉升起，光芒四射的太阳，将我包裹着，让我周身暖遍。我突然满心欣喜，拔足狂奔起来。我想狂喊，我想张开双手，迎风飞翔。那蓝的天空在我头顶上轻轻摇晃，仿佛一伸手就能触及似的。人类对天空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它令我沉静，又令我狂喜。冰心也曾在后山的草坡上对着那蓝得摄人心魄的天空跪坐下去，泪流满面。这正像浩繁的星空让另一些人深思一样。“我不知道，语言学家的孜孜追求是否就像人类对天空的本能向往。在历史比较主义的天空下，语言学家们在红色的跑道上无休止地奔跑着。当历史比较主义走进最后的黑暗与迷茫时，我不知道，结构主义的诞生是否就像这太阳一样给他们带来了新生的力量，温暖和勇气。“索绪尔开启了另一片天空。怀着对天空的憧憬，语言学家依然会在红色的跑道上奔跑，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或许他们也会轻轻地发出一声慨叹：又是一个艳阳天。”在这样的感悟状态中“张开双手，迎风飞翔”的同学，用自己的全身心去体验科学思考和创造的热情与理想，把火红青春融入学术研究的艳阳天，这才是充满意义、具有灵魂力量的大学生活。同学们已经可以看到，在单纯理性思考的语言中，学术是身外之物，是一套操作技巧，人们当然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中拿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但这样的工具理性离思想创造的自由不羁和巨大幸福，很远。对于人的理性来说，感性其实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和境界。回到小朱同学的问题，什么是“语言空转”呢？我们不必到网上去搜寻“语言空转”的定义，也不必时时检视自己的语言有没有空转，我们只需生活在本真的状态中，说自己有感觉的话，做自己热爱的事，专心致志，义无反顾，我们的语言必然会是纯粹的、感性的、对话的。在这个意义上，警惕语言空转，就是警惕自我的异化。“文化语言学新视野”公众号编年目录链接（三十三）（2021.2.21-28）2021.2.21

中文系15级小季同学来信：“我感觉在现代社会，某些女性固有的符号是在剥落的，但是这种剥落渐进而且细微。我有一个很奇怪的经历，就是我有一个姐姐，她没有结婚前，说话就像男孩子一样；结婚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和以前大不相同。“难道女性的本性里就是柔软的、感性的？也许这个问题算不上问题，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既定的常识，但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她出生的环境被父母人为设置成男孩子的环境呢？如果她的父母有意识地培养她使用男性话语呢？我看到的结果，往往就是她们也会自然地使用男性话语。“可是正如我这个姐姐那样，似乎生育就像激发她对自己性别认同的一个重要按钮。此后她话语的转变，到底是她所谓的‘女性特质’被激发出来，还是说她开始接受社会对她使用女性话语的安排呢？“感觉这个问题和我小作业有些许关系，但关系不是很密切。但是写完之后，它们确实是存在于我脑海中无法解决的难题。”小季同学的感觉细腻而复杂。她从姐姐婚前说话像男孩子，看到“某些女性固有的符号是在剥落的”，而姐姐“结婚以后，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和以前大不相同”，小季看到“这种剥落渐进而且细微”。让小季看不懂的是，姐姐语言的变化，是性别使然，还是社会使然？而我们更想问的是：小季眼里的“某些女性固有的符号”，是来自性别生理和心理，还是来自社会环境？一、性别方言中的社会建构其实，社会环境对语言变化有直接的影响，这一点同样反映在性别语言中。语言与文化课的一位男生告诉我他在恋爱中的语言体验，我梳理一下其中的理论，有这样几点：1.

中文系15级小季同学来信：“近来，人工智能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离我们生活最近的人工智能就是住在手机里的siri。有时候我也会和siri聊天，我总的感觉是这样四点：“第一点，siri比较傻，我一旦说了比较复杂的从句，它就听不懂。它能识别的句式很少。从它显示的“您可以这样问我”来看，它主要能回答简单的祈使句和借助搜索引擎能够回答的疑问句。“第二点，siri不会联系语境。每一句话在它听来都是孤立的，我接着上一句说，它会来一句“我好像不明白”。“第三点，siri读汉语总是怪怪的，但是它读英语就很流利。我觉得这和老师上节课讲的汉语和英语音调性的差异有关。“与其说siri是人工智能，不如说它是个自然话语和编程话语的转换器。它通过语音识别将自然话语转为编程话语，使程序得以运行。我也关注到语言学中有一个叫做‘计算机语言学’的分支，就是专门研究如何让机器理解自然语言的。我越发觉得语言学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组成，从语音识别到语音合成，都需要语言学综合其他学科进行。“另外，我很好奇人工智能能够学会人类欺骗性的语言。因为有时候我们人类想要表达的并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而且有时候联系语境也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真正意图。人与人目前为止都做不到这点。所以我觉得如果人工智能如果能够达到这一步了，那么它们不仅能够给予人类最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可能会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小季同学说的人类语言的“欺骗性”，其实就是人类语言的言外之意。今天，对于小季同学的思考，人工智能大模型已答以长足的进步。当年我对小季同学说：“你说得很对。人工智能如果能够理解汉语，那么只能是欧化的汉语。人工智能能够通过大数据解决字和字的组合，句段和句段的组合的理解，但汉语是一种‘语境通观’的语言，汉语概念的组合中大量的关系信息、节律信息和言外之意，人工智能无法解决。你如有兴趣，可以到文学作品中观察汉语的句子，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而在今天，人工智能通过大规模的训练和数据处理，已经能高效适应多种任务。那么对于“高语境”的汉语，它的理解能力如何呢？我们还是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作“试金石”，从翻译的角度，看看我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汉语理解上，进步了多少。1.“有钱没钱，在鬼子这儿全一样。”（《第九个寡妇》）这个句子我们用传统的百度翻译，翻成英语是这样：“Having

法语系15级小姚同学发给我一个视频链接，是她不久前看过的台湾中央大学认识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洪兰教授的TED演讲，讲的是从实验室里看到男女大脑的不同所带来的行为差异。视频链接如下：http://v.qq.com/page/x/g/c/x0182cbiggc.html?ptag=v_qq_com小姚把她看这个视频时自己记的笔记也发给我，她说：“我当时的笔记，现在看来还是很有启发性。”我请小姚同学上讲台给同学们讲了她的体会。小姚同学看的这个视频，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女性）也曾发给我看。对于视频中洪兰教授的讲解，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在课堂讨论中讲述了各种相似的个人体验。我们以小姚同学的笔记为线索，交流一下同学们的看法。笔记一：沉默与诉说洪兰教授：男女情绪处理方式的不同造成了两者沉默与诉说的差异。这可以归结为女生左右脑联系比男生更密切。情绪在右脑，语言在左脑，因而女生更容易将情绪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同学分享：1.“个人感觉女友半个月就能更新一轮新词”“发表感慨时男性多说的是‘卧槽’‘牛逼’‘666’，然后几乎就不会有别的了，因为我也经常遇到想换个词发表感慨却脑中一片空白的时刻；而女性的形容词真的很丰富，‘我的妈呀’‘嘤嘤嘤’‘精致’‘心动’‘海星’‘布星’以及各种英语的形容词。“个人感觉女朋友可能半个月就能更新一轮新词，可能这也是女性求变的一面，以此来保持一种新鲜感和存在感。同时，多样化的词句确实能很好的提升交流质量。“为了让自己跟上她的步伐，我也邯郸学步式地使用她以前的形容词，发现交流效果就很好。”2.

语言与文化课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作业，题目是《与异性交往时认识到的性别差异》。法语系15级小姚同学开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色彩感知的性别差异。她对我说：“进入大学以来，每天都被形形色色的造型所吸引。穿梭在校园里，总忍不住留意迎面走来的同学穿了什么，结合老师布置的‘与异性交往时认识到的性别差异’这一主题，我将切入点定在男女生对颜色认识的差异，对身边同学进行了问卷调查”。小姚同学的调查发现了什么呢？一、男女生一致的色彩感知1.

语言与文化课的两位同学，新闻传播学12级的小陆和小杨，在课后对我作了一次采访。他们说：“在‘语言与文化’课上学到许多新的语言知识，恰好现在正在做一个关于上海高考改革的报道，其中某些方案有相当多关于语文与英语的改动，以此为主题想采访您一下。”采访的地点就在光华西辅楼103教室，下面是采访实录。四、现代人在情感和效率两方面缺一不可陆：现在英语在大学教学里面使用太多，逼着全校在学。申：是的，许多课都要用英文上，使用英文教材。陆：那老师应该跟校长说，中文学不完也不能毕业。申：其实要这样看，英语是一种工具语言，这个工具很重要。你想和不同地区的人交流，融入到一个国际环境当中去，英语非常重要，这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但是，现代化的工具性程度越高，人的情感需求也就越强烈，因为人不是机器。在以简化和效率为特征的现代化道路上走得远了，人的情感世界会因乏味和挤压而难以忍受。这就是为什么高感情的需求总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记得在2003年，韩国汉城助理市长申东雨回答中国记者的一个问题，关于韩国政府考虑将英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这位助理市长说：“民众掌握英语是一个国家加强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手段之一，但语言的价值和影响力是超出语言本身的。语言可以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或精神深处的一些内在的东西。因此，要想英语正式成为韩国的第二官方语言，这样的努力也不会那么容易成功。”我们从两年后汉城改名叫“首尔”，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的是语言与文化课的一位同学给我写信说：“此刻一室友正在做VB练习，苦于两门专业课都是全英教材的她，在那边处于崩溃状地向我诉苦：‘到处都是英语，做计算机都叫人不得安宁！’估计那本计算机教科书上也是英文泛滥。然后这位小MM(果然是英文泛滥，无处不在，顺手写了出来...)又作咬牙切齿状说：‘以后哪个男生对我告白要是说I

经济学院保险系14级小朱同学来信说：“之前有次课上，您提到台湾腔和东北腔都很容易带跑非台湾、东北地区的人。我不禁想到，这是为什么呢？“以及，更有趣的问题是，假如这两种语言相遇，到底谁会带跑谁？”小朱的结论是：“我的身边都是东北腔的同学带跑了台湾腔，在知乎或者微博上看大家的发言，也无疑得到了相同的答案。可是为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原因。”我对小朱说：“东北腔带跑台湾腔发生在大陆，如果是在台湾，还不知道谁带谁呢。在大陆，东北话的幽默值高于其他方言，标准音值也高于其他方言，好玩加上容易懂，东北话就带着其他方言跑了。”然而小朱又问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方言有很多，大家普遍对广东话、上海话、四川话感兴趣，并加以学习练习，为什么呢？”小朱认为根本的原因要从语言的社会性上找。“就像假如有人问你，为什么学英语，你不用思考也能列出一大堆合情合理的理由。”从文化源流方面来看，小朱认为：“在清朝统治之前，汉族使用的语言更接近于广东话的发音和用法，而这一切或许和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更加契合匹配，人们对于追本溯源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亲切感。”从文化融合方面来看，小朱认为：“上海话是吴语的重要代表，据传日语中的吴音就是从吴语地区传播过去的，所以上海话很多时候听上去有一种日语的错觉，对于熟悉日本的人来说，上海话也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从社会开放方面来看，小朱认为：“粤港澳地区的发展和社会氛围更加开放和国际化，吸引更多的人前往旅游或定居，当地的语言自然会引起外来人的关注。同样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直辖市重庆，还有一直物产富庶繁荣的天府之国成都，也对外来人口有同样的吸引力，人们自然会对它们的方言感兴趣。”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小朱认为：“上海、广东、川渝分别位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长江上游，都是周边片区的经济发展中心，繁荣和发达的经济促使人们热衷于学习当地的方言。”据此，小朱同学说：“我的理解是，语言是社会文化的精髓，是皇冠顶上正中那颗最灿烂夺目的宝石。当社会文化渗透进一种语言，学习语言的同时也是在潜移默化地融入一种社会文化，而一种社会文化也在激起你的兴趣，促使你学习一门语言。社会文化与语言相互交融，密不可分，这种魅力令人着迷。”小朱同学的分析，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语言（包括方言）亲和力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认识和思考这个问题呢？一、语言心态的色彩图谱小朱同学谈的方言跨区域流行，的确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原因，与方言自身的特点关系不大。这些原因体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对某种语言和方言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二者决定了对该语言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倾向。它和言语社团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并深刻作用于整个地区的语言状况。每一个族群在对语言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中形成特定的语言心态。它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语言心态的色彩图谱中，包含社会地位、文化背景、民族关系、经济发展、教育、人口数量、年龄、性别、职业、社团聚合性、文化程度、城乡差别及语言本身的发展程度等。色彩之一：社会地位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造成社会地位的落差，从而影响语言心态。色彩之二：文化背景特定的语言心态代表特定的文化认同心理。一方面，语言使一个人具有了某种文化承诺；另一方面，文化又使一个人具有某种语言心态，鼓励他与某些人建立起联系，又阻碍他与另一些人建立联系。色彩之三：民族关系民族和睦的地区对各种语言取互相尊重的态度，并在看待本地区各种语言的不同交际功能时取较为客观和实际的态度。民族矛盾尖锐的地区各民族更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而且敌对的气氛事实上使民族间不易交往，人们感觉不到掌握对方语言对自己有何好处（但也有例外的情况）。色彩之四：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来看，一个民族同周围民族密切经济交往的需要决定该民族对周围民族语言的态度。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曾告诉我们，卢森堡作为欧洲工商业最发达的枢纽之地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它采纳德语和法语的态度。19世纪30-40年代英国统治阶级在爱尔兰强制推行英格兰化政策。此时爱尔兰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天主教神父、热爱古老盖尔文化的爱尔兰诗人都主动放弃爱尔兰语而使用英语，认为“古老的爱尔兰语”是现代进步的障碍。这显然是英语的社会经济发展地位在起着主要作用。因为当时的爱尔兰的经济正被纳入英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我们从这里看到，经济发展的需要能改变一个民族对自己古老语言的信念。民族的经济利益高于语言信念，决定了当时爱尔兰人的语言心态。色彩之五：教育从教育来看，多语教育先行带来的实际利益往往决定人们的语言心态。例如欧洲的袖珍国安道尔以法国和西班牙为宗主国，从普通教育开始学生除学习本族语外，还要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这种由教育带来的交际能力一方面使大批安道尔人方便地到国外工作，一方面又推动了旅游业的兴起，并带动了一系列有关行业。安道尔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这里的人们对法语和西班牙语持肯定的心态。色彩之六：人口从人口数量看，人口居多的民族在语言使用上常占优势，人们对它的心态也往往是肯定的。例如在云南丽江县，纳西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6.7%，不仅许多少数民族掌握了纳西语，而且大多数汉族人也掌握了纳西语。（少数民族材料引自张伟《论双语人的语言态度及其影响》，下同）色彩之七：年龄从年龄看，年轻人思想较开放,容易承受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语言心态的变化，从而“再社会化”；而老年人难以接受新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语言心态，较为保守。例如云南德宏的景颇族，不同支系的老年人在一起交谈大多是各说各的语言，一般不愿改用其他支系的语言。而不同支系的年轻人在一起交谈则比较随便，用哪个支系的语言方便就用哪个支系的语言。云南丽江县的傈僳族，年轻人进城不穿本民族的服装，不讲本民族的语言,老年人则不改服装和语言。色彩之八：性别从性别看，女性不易改变对自己母语的忠诚心态。她们在性格上较为保守，不像男性那样开化，不敢偏离传统的语言价值观念，而且她们与外界的社交活动也少于男性。据对贵州永宁县的调查,少数民族中老年人、女青年的交谈用本族语，而男青年的交谈一般用汉语。另外，女性的语言心态比男性更敏感。中学里男生同女生交谈大多用本族语。而女生同男生交谈倾向于用汉语，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其他民族的同学猜疑他们谈恋爱。色彩之九：职业对职业交际用语人们一般都持肯定的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人们都会努力掌握这种语言。色彩之十：团体聚合性民族聚居的地方，语言忠诚都比较强烈，使用本族语是一种严格的团体规范。而民族杂居的地方，说什么语言视个人方便，不使用本族语不会受到来自团体的压力。色彩之十一：文化程度文化较高的人比文化低的人有更为广泛的交往需要。母语以外的更大范围的共同交际语能够满足这种需要，因而文化程度高的人对母语外的共同交际语持有肯定的心态。色彩之十二：城乡差异乡村社会小型而封闭，家族关系维系着村民组织，统一的母语成为家族感情的纽带。城市社会汇聚了来自不同团体的成员，维系市民组织的不再是某一地的家族关系，而是更高层次的社会关系。于是语言忠诚的观念也淡化了，一般更倾向于说城市的共同交际语。据对广西融水县360名在县城的苗、壮、侗、水、瑶、仫佬族学生的调查,会说本地语的只有22.2%,会听不会说的有21.9%,只懂汉语的占55.8%。二、语言心态的交往基色语言心态直接影响人与人、族群与族群的交往。在表现丰富的色彩图谱中，我们看到的影响语言心态的颜色，都根系于人的生存和交际的需要。然而还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因素，即语言自身的特点，尤其是语音特点，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说语音的因素“微妙”，是因为它非常感性，往往不被人察觉，同时也因为它莫可名状，往往让人无法以理性自恃本己和相待他人。语言心态其实是一个非常隐秘而微妙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同学几乎都身处这种微妙的心理中。在语言与文化课上，外文学院13级小语种的一位同学就告诉我这样一个“秘密”：“室友被乡音感染的‘不标准’的普通话，已让我感到很难受和不太自在。我要怎么很快适应她从小生活的那座城市浓郁的方言气息呢？”这位同学同样也反思自己，她说：“这里说她们‘不标准’不是在自诩自己多么‘标准’，只是想表达作为一个习惯上海语音的人，很难习惯其他地区的语音。“我不能断定室友喜不喜欢上海，但她们的确经常表示我说话上海话味道太重。”到这里，语音特点已经“一点不讲道理”地影响了寝室同学的语言心态。外文学院的这位同学仔细体认了语音特点对于交往心态的深刻感染：“喜欢一座城市与否，在最原初和一座城市本身的好坏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身处一座城市，你第一接触到的不是它空气好不好、交通方不方便、房价高不高，而是人；你第一接触到的不是这个人善不善良、厚不厚道，而是他的语音。如果他一张口你就感到袭来一阵不自在，你一定会想家乡、念乡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方言给予了人们归属感，使一个地区的人们在心灵上归聚了起来。“当然我没有否认方言在人们心中的感情，人们心中对自己家的一切所持有的深情当然都是构成人们归属感的重要原因；但我要说，试图融入其他地区而在语音上受到打击，这也是人们转身回归自己家的重要原因。”显然，语言本身的特点，尤其是语音特点，在有些情况下会成为决定语言心态的色彩图谱中重要的基色。这里说的“有些情况”，当然是指不涉及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情况。也就是说，语音特点作为交往基色，是敌不过人在发展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需要的。相反，后者会深刻影响前者，以保证人与人最佳的交往效果。社会语言学家曾经在离新英格兰海岸不远的一个马撒葡萄园岛上，发现该岛居民对house、mouth、loud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我最近读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李普曼认为，人和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不是指制造谎言，而是对环境的描写，是人们的想象。一个人对于并未亲身经历的实践所能产生的唯一情感，就是被他内心对那个世界的想象激发起来的情感。“换言之，李普曼承认真实世界的存在，但他否认人们能够达到这个真实，只有上帝能够看清整个事实。所以，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观念和对世界的认识，都是虚假的，都经过别人和自己的处理，已经变形了。“那么语言是不是就是像这样子的‘虚拟世界’呢？是不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无论是从别人口中了解，还是我们自己的思考，都使得我们认识的世界变形了？是不是人永远完全无法参透那个真实的世界？”小张同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大众传媒营造的虚拟世界，本质上是符号世界1.大众传媒的“虚拟世界”是基于“真实世界”的中间世界李普曼说的“虚拟世界”，处于人与环境的中间，是一个想象的中间世界。它存在于人对环境的理解之中。这样的理解是从哪里来的？李普曼认为它来自每个人自己的体验或别人给他的图像。前者，是所谓“直接环境”；后者，是所谓“间接环境”。这两类环境，在李普曼犀利的视角中，都是大众传媒塑造的，都受制于大众传媒制造的舆论。因此，这样的舆论环境相对于真实环境，是虚拟的。媒体创造了人们头脑中的想象，它的思考在本质上是象征性的。这样看来，大众传媒构拟的“虚拟世界”，是与“真实世界”的存在相对而言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基于“真实世界”的中间世界。2.语言的“虚拟世界”本身就是人类的真实世界上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在读李普曼的书时，很自然想到了语言。因为李普曼所谓大众传媒构建的“虚拟世界”，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符号世界，一个语言的世界。因此，关键还不在传媒如何制约人们的思考，而在于语言如何模铸人的认知。也就是说，对于人的认识来说，不是传媒的营造具有虚拟性，或者说这样的虚拟性十分浅表，更重要的是传媒使用的语言，所有人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具有深刻的虚拟性。这就是小张同学说的“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无论是从别人口中了解，还是我们自己的思考，都使得我们认识的世界变形了”。传媒的虚拟世界，和语言建构的虚拟世界，最大的不同，在于相对于前者，如李普曼所言还存在着一个“真实世界”；而在后者眼里，真实世界就是语言世界。换句话说，传媒构建的虚拟世界是“可逆的”，人可以有意识地离开大众传媒，独立思考（并非如李普曼所言人们无法达到真实），而语言建构的虚拟世界是“不可逆的”，因为人是符号动物，语言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二、语言的虚拟性就是人的主体性语言的确是一个虚拟世界，不过这个“虚拟性”是和人的主体性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从语言看出去，世界已经不是理智外的世界，而是理智内的世界；一切事物都按它们与人的关系被赋予意义和价值，成为一个人为“格式化”的世界。看到这里，同学们会欣然：原来语言的虚拟性，就是人的主体性，就是语言的人文性啊。这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并不“虚”哦，而是很实啊：世界的意义是语言赋予的，现实就是我们理解的语言现实，人类生活在一个人化自然中，语言性是人的根本属性。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一）语言“虚拟性”的第一个特点：语言不是一个单数，而是一个复数看国内的各种普通语言学著作，我们会在一瞬间有一种错觉，以为语言学的普通性（普遍性）意味着人类语言都长得一样，语言是一个单数。“普通语言学”毫无疑问管着所有语言同样的道理。其实，语言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个单数，而是复数。语言的复数，其深刻的性质莫可名状。1.民族语言：翻译需要解释首先，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联系着一种独特的文化，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观。语言的复数在这里意味着不同语言认定的事实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通约性，于是翻译就成了解释。软件工程02级的小毛同学举过一个《红楼梦》英译的例子，原文是：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

历年语言与文化课上的马来西亚同学们，例如新闻学院15级的小胡，18级的小刘、小许，法语系18级的小王，中文系16级的小叶等等，先后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介绍马来西亚语言的特色。其中有许多让大家感兴趣的“点”：1.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Macquarie大辞典招募专家团队创造了一个新的词——phubbing。这个词是是phone和snubbing（snub（冷落）的进行时态）的合成，意为低头族，泛指那些只顾低头玩手机，冷落了其他人或事物的人。这个词一经发明便成为了网络流行词，一时间人人都用。“Macquarie大辞典的这个举动，目的是证明语言总是在不断演变发展。如果一个词语在社会上得到某种认同，它不仅让个体得到了完美的阐释和表达，而且成为人们共同想表达的东西，那么这个单词就可以被收录进字典。“这让我产生了几点想法：“1.

中文系15级小季同学来信谈了他对“小确幸”一词的看法，他刚听了台湾淡江大学曾教授谈“小确幸”的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很长：《从“小确幸”一词剖析台湾日本殖民时期风土下孕育出的村上春树风潮》。我把小季同学来信的内容做一个梳理：1.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坛经》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不立文字’。佛教说：‘名者，想也。’当一个名词出现在你的面前时，就引起你的联想。就像‘望梅止渴’中的‘梅’，当你听到并想起‘梅’时，就不由得口舌生津。“禅宗认为，语言文字传递的不是最终境界。最终境界应该是‘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言说’的。他们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因为语言文字常常在人心里面产生一种阻隔。“‘不立文字’的意思是，不确立文字的权威性。禅宗为了瓦解人对语言文字产生逻辑和联想的习惯，用了三个方法：“干脆不要文字。对于万事万物，你都直接体验。语言有时候就在你和事物中间产生一种障碍，这时抛开语言是必要的。因为语言文字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不是自己亲身去理解的。“用文字破坏文字，用语言来破坏语言。即用矛盾的、不通的、别扭的语言案例破坏人对语言的习惯性执着。“回到‘原初之思’。当人的理智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框架，语言文字还没有把这个世界固定化的时候，从那个原初的起点出发重新思考。“这是佛教禅宗的看法。我认为他们这种观点，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人对于语言都有一种下意识的遵从习惯，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这是语言规定性的一种表现。“尽管‘不立文字’的做法带有宗教色彩，我也觉得这种说法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人还是要通过语言来交流、沟通和认识世界的。但是，我想请教您是怎么看‘不立文字’的说法的，毕竟这种说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语言的批判。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一、“不立文字”的文字反思小张同学认为“不立文字”“恰好从反面证明了人对于语言有一种下意识的遵从习惯”，这一点直切“不立文字”的原委。也就是说，“不立文字”不是“文字否定”观，而是“文字反思”观。反思什么呢？1.

国际政治系13级小林同学来信：“我是从日本来的交换留学生。昨天课上讲到‘语言与性格’的关系，而在这学期第一节课上，老师就说‘语言是文化的基本形式’，各种语言里含有各民族的文化、习惯。我对此有很大的同感。“我出生在中国，国籍也是中国。小学5年级移民到日本，有时回国时亲戚们就会说我的性格变了。有人说我有礼貌很文明，有人说我说话时有点暧昧，不直接。有利有弊。而我有一个问题是，不单是‘文化’，语言‘发音’‘声调’的不同，和人们的性格有关系吗？例如汉语特别强调的4声调，日语和韩语里却没有。”小林同学的问题不难回答。汉语有四声，是因为汉语的音节形态简单，不足以区别丰富的意义，四声增加了汉语辨义的形式。但即使这样，汉语还是只有1300多个音节，非常少。汉语为什么只需要很少的音节？因为汉语的理解是充分依赖上下文和语境的。日语和韩语的形态变化比汉语复杂，例如它们的音节都保留了入声，所以它们不需要增加声调变化来辨义。声调和语言的性格有没有关系？表面上关系不大，深究下去还是有关系的，从汉语看，就是由尚简而表现出的大而化之的性格。小林同学对“语言是文化的基本形式”的各种同感，都是自己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体验。“语言是文化的基本形式”这个命题，正是建立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上。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一、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人对世界、对自身的困惑进行探究和理解的无穷进程中，语言占有核心的地位。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所说:“语言是所有人类活动中最足以表现人的特点的”；“（语言是）打开人们心灵深处奥秘的钥匙。它是人们表达思想的至高无上的工具，是维系民族的纽带，是历史的宝库”。语言又是我们所感知、体认和理解的世界形式。人是按照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语言决定了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语言形式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既无法想象，也不可思议，某种意义上它只是一个“无”。也因此我们可以说：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这一点对我们的学习与研究有什么意义呢？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日本学者岸本绪美，一直专注于在东亚传统社会里发现“现代性”。她把用什么语言进行研究放在研究的“本体论”的地位，她说：“对于使用汉语还是英语工作，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中长期存在两种看法。一种当然主张使用英语；另一派主张使用汉语，因为如果我们用英语写作，就不可避免地使用西方学者的概念，而这妨碍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研究对象。我是汉语派。”正是从汉语的范畴立足，从汉语的视角出发，岸本绪美把中国的近代史拉长了300年。她的研究告诉我们：要解决亚洲的问题，先要认识亚洲的历史；而认识亚洲的历史，必须使用真正的亚洲视角——亚洲语言的视角。而我们今天的语言学研究，表面上看在使用汉语，其实依然在使用英语，现代语言学分析汉语所用的一个个范畴术语，几乎都来自英语。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只有文化语言学自始至终在努力解构西方的范畴，自觉建立一个个中文本土的分析范畴。这样的文化自觉让中国现代语言学大惑不解。二、语言是文学的精神格局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这样来定义“文学”：“对我们来说，语言不只是思想交流的系统而已。它是一件看不见的外衣，披挂在我们的精神上，预先决定了精神的一切符号表达的形式。当这种表达非常有意思的时候，我们就管它叫文学。”文学的形式由语言“预先决定”，这实际上表明，文学在语言的“渠道”中生成，文学的思考本质上是语言的思考。作家汪曾祺把文学的语言性称为语言的“内容性”：“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这一点在翻译中很容易看出来。翻译是把文学内容转码为另一种语言。而这种符号形式的转换，不可避免伴随着内容的损失。例如劳伦斯的小说，原文读来如优美的散文诗，由文学意象所引发的种种联想和感受，形成作品固有的节奏感，使本不相连的句子之间产生了内在的和谐。而在译成中文时，“信”则语句支离破碎，不合汉语习惯；“达”“雅”则原文神韵俱损，美则美矣，但已换了一付精神格局，读者领受的已是中国文化的意境。由此萨丕尔说：“克罗齐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文学作品从来不能翻译。”当然，好的文学翻译还是有的。此时被转码的东西往往是不受原语言结构化制约的东西。据此，萨丕尔提出文学作品的二重性假设：文学交织着两种不同类或不同平面的艺术。一种是一般的、非语言的艺术，可以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媒介而不受损失；另一种是特殊的语言艺术，不能转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语言的潜在内容一一人类经验的直觉记录，后者是一种语言的特殊构造一一特殊的记录经验的方式。三、语言是思想的印章人和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客体性的物理环境中，而是生活在一个主体性的符号环境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环境中，而不是单纯的物理环境中。在这里，人不再直接面对客体环境，而是在符号环境中认知和应付客体。语言指导着我们的思维、行为甚至情感。正如卡西尔所说：“我们正是借助语言，才第一次学会去区别我们的感受，去赋予它们以普通的名称和概念。”我们所有的感受和思考，在进入理性层面的时候，在与外界打交道的时候，都必须盖上语言的印章，即“符号化”。这样一来，为思想寻找语言印章就成了一件关乎人的存在感的重要事情。这一点在生活中就像空气一样我们已习以为常，而在政治上，“印章”的作用会凸显出来。2006年，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决定废止1990年成立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和“国统纲领”。他一开始用“废除（abolish）”这个词，而美国建议用“冻结（freeze）”或“中止（suspend）”，最后台湾用“终止运作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我们在网络语言中不只有句子、词语，有时候我们也用标点符号来表达情绪和语意，甚至这种理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比如，‘有一个肤色特黑的姑娘叫White......’。这句话中的省略号的用法显然没有被概括在它的通常用法中，但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交流的时候就很能理解，而且很有共鸣，使得语意更丰富了。”如小张同学所言，网络语言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就是表达未尽之意的方法越来越多，让年轻人非常舒服。就拿表情符号微笑来说，它笑而不语，莫测高深，甚至略带嘲弄，而也可能是无话可说，不置可否……（当然，中老年使用微笑符号没有这么复杂，它就是表示好感。）而反过来，当用开玩笑的方式说了一点不同意见，或故意说反话的时候，怕被误解，会在文末加上狗头表情，表示“以上我说的话要反着理解”，或者“我虽有不同意见，但我并没有恶意”，或者“正话反说，反串一下，开个玩笑”。此时，狗头表情成了“保命”符号。一旦忘了加狗头，可能“误伤友军”。而更简单的方法，是在句末加括号，表示各种未尽之意。中文系12级的小张同学向我解释过一个我完全看不懂的例子：“终于有人写w老师！狂喜！好吃！（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坑了”小张的解释是：“句中，博主宣称既然有别人写相似的内容，自己就可以偷懒放弃继续写作（即‘坑’文），括号部分展示了说话人的弱点，将说话人置于被社群批评、攻击的风险之下。通过把自己的‘缺点’‘错误’隐藏在括号之后，向社群承认规约，并先行自我批评，‘自我吐槽’，仿佛不妥的言辞由极细微的声音说出来，并举起双手声明‘我知道自己的错误，我同样以此为耻’，以此规避潜在的来自群体的攻击。”小张写了那么多，可见即使是表达未尽之意的“（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坑了”，依然有许多未尽之意。这个例子说明，中文的未尽之意的确是不可言说的。同学们看了上面的解释，一定有这样的感觉：说了这么多，还不如不说（当然，学术研究还是要说清楚的）。中文，当我们自然表达的时候，一定有许多未尽之意，而这些未尽之意是可以神而明之的。有同学会说：没有说出来，怎么就肯定别人一定能听懂？其实，中文的自然表达，一定是适应题旨情境的。中文言说的“预设”就是听话人的默契。还会有同学说，那为什么我们会看不懂一些书面语言？这就要说到默契，听话人的默契来自对整个情境（包括对话双方角色关系）的体验和理解。而在书面语中，这样的默契建立在整个文本（上下文、语篇、全书）的理解上，更建立在与这个文本相关的其他文本的“互文”上。而中文，当我们想尽可能把未尽之意说清楚的时候，一定越说越不清楚。所以，中文表达要适可而止，点到即止。中文为什么会这样？原来，当我们用汉语和汉字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中文思维。而中文思维的底蕴是它的修辞哲学。也就是说，什么样的表达是美的？一、中文之美在诚大家都很熟悉“修辞立其诚”，这是中文从《周易》开始就订立的修辞原则。“诚”在道德层面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诚恳、诚实、诚信、真诚。古人说“言而当，知也。”（《荀子·非十二子》）这个“当”，就是合于道德修养的标准。修辞和修身养性是一体的。但“诚”在语言层面就不那么好理解了。不过我们从古人说的什么样的语言不是“诚”，可以体会一二：1.“言”和“德”没有必然联系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前一个“言”字，是立足“诚”之言；后一个“言”字，是可能游离于“诚”之言。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君子耻有其辞而无其德。”(《礼记·表记》)“言”与“德”是有可能分离的，说话人会言不由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怎么知道一个人的言辞是真诚的呢？中国古人给出了一个十分简单而犀利的修辞尺度——尚简。2.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我看了一篇文章，作者说她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叫Max，教授对她说：‘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你不太像叫Max的那种女孩。’原来，用这种名字的姑娘都是性格十分外向，干事泼辣的女生；而作者是一个文静的女生，在生活中一直是轻声细语的娇羞姿态。因此她取这个英文名字，就像潘长江取名叫Giant，姚明叫Mini，或者一个肤色特黑的姑娘叫White。“我一直以为英文名不像中文名一样有意义，只是凭感觉取名的，没想到在美国当地人的概念中每个名字他们心里其实都有了默认的意义。”我记得在语言与文化课上举过一个例子：barbar，这是希腊语“野蛮”的词根。它的词源意思就是巴巴地叫，有未开化、粗俗的意思。而在英语中，Babara是女性的名字，它的含义和外省人、平凡、善良联系在一起。例如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妻子就叫Babara。说西文名字不像中文名那么有意义，那是和中文比较而言的。西文不像中文表意字有那么强的意象和灵活组义的可能，但这并不表示西文名字没有意义。德国洪堡大学曾对德国婚恋网站数万名用户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姓名的含义影响异性的看法。例如男性名字叫“亚历山大”，给人的印象是类似电影或电视中受过良好教育且威望颇高的人；而男性名字叫“凯文”或“昌塔尔”，给人的印象类似老师眼中的“淘气包”。因此在网站上“亚历山大”的点击率较“凯文”高出102%。一些女性宁可单身也不愿意和名叫“凯文”或“昌塔尔”的男性约会。与之相应，女性最能给男性好感的名字是“夏洛特”。洪堡大学心理学家约亨·格鲍尔说，那些名字中可能隐含“负面”信息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可能会遭到更多拒绝。姓名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语言与文化课的一位同学告诉我：美国心理学家Marcus的研究发现，一般人对英文名为

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在语言与文化课堂讨论中提了一个问题：语言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他说：“因为我上了有关传播学的课程，我觉得传播学的很多知识与语言学都是相通的。比如，传播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无孔不入的，‘传播就是我们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我觉得语言也是这样的。语言渗入我们的生活中，就像《汉语与中国文化》里提到的，我们的视线范围是由语言的范围决定的，‘人深陷在语言之网中，不仅从网中看世界，也从网中思考自己的存在’。“而且申老师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语言的本体论意义，也就是说，语言不仅是工具，它本身的存在就是意义。而传播学课程中，也有观点认为不应该把传播当做工作，传播本身就构成意义。“关于这两门学问的联系，我目前只发现了一些最表层的东西，我再去思考一下再来和您交流。”我对小张同学说，语言是在交流中产生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方式，这自然就让接触传播学的同学们直观上感到这两个东西长得很像。其实，观察我们的存在方式，语言和传播是两个不同的视角。一、语言和传播的不象（一）语言具有独立的精神属性语言是什么？我们说语言是人与世界联系的根本纽带，这是从语言与人的关系来界定语言的。那么语言本身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东西”，还是一种“活动”？1.

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说到方言，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是东北话。而引起这个话题的，是大家从各地来到复旦以后，各种家乡方言在寝室和教室里碰撞，东北话的表现让人刮目相看。这里说的“人”还包括说东北话的东北同学。而对于东北话，同学们却有两种貌似相反的感受。1.

中文系16级小史同学来信：“在课上您曾经提到汉字有字形复叠的功能，如‘火、炎、焱、燚’以及‘𨰻、㙓、㵘’等，这些字在古代出现时其意与复叠的字形有联系，如㙓是土的意思，㵘是大水的意思等，但是这些字在今天并不常见，有些甚至闻所未闻。我认为这是汉语本身的发展造成的。“古代汉语中单音节较多，现代汉语多音节较多。在古代的情况下，‘焱’的确比‘炎’看起来更热一点

“我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话，到别人嘴里就是个笑话，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语言社会性在人类思想史上是一个很年轻的概念2021.12.21

法语系15级大一的小赵同学来信：“老师上课的时候与我们分享了各地同学方言不同引起的笑话，我也想同老师您说说我们寝室里‘口音’的故事。“寝室里有两个广东人、一个山西太原人和一个本地土著我。所以寝室里总有些时候是粤语和普通话穿插进行的。刚开学那阵子广东的姑娘还跟我说：“‘要是你也说广东话就好了，这样有隐私啊别人都听不懂。’“我：‘……’“然而至今只学会了广东话里常用的吐槽的几个词……“我发现广东人有一套自己的普通话，他们多是用普通话发音说出粤语的习惯说法。比如说‘教室’会变成‘课室’，‘占位子’会变成‘霸位’。“还有一天早上，室友对我说：‘你早饭只吃了一个包怎么够啊！’我思考了很久她为什么说我吃了一个‘包’而且还不够……再一想发现自己只吃了一个‘面包’……“后来还发现她们管香蕉也只叫做‘蕉’……类似的情况经常碰到，但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改口对她说：‘你去课室帮我霸位吧！’“我觉得各地方言常有发音上的不同，但粤语的措辞、语序都与普通话有出入，不过我觉得这些差异其实也很好玩。“期待下周的课程！”我请小赵给同学们讲讲她发现的粤语普通话的特点，同时我对她提到的“寝室里总有些时候是粤语和普通话穿插进行的”也很感兴趣，因为寝室里粤语和普通话交替使用，一定是因为两种话（语码）各有各的功能。因功能不同而灵活选择适合情境的语码，这是日常口语交流普遍存在的现象。它在理论上是这样被认识的：一、社会语言学的两个概念：“语码”和“转换”同一个交际场景中，说话人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交替进行，在理论上被称为“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简称转码。这里的“语码”和“转换”两个概念，都有其社会语言学的特质。1.语码是一个交际环境的概念语码泛指任何交际中的语言和方言，包括社会方言。语码的转换离不开交际环境。我们既可以从交际环境看语码选择的行为，也可以从语言选择本身入手看它所受的语境制约。2.

法语系15级小姚同学来信：“您上课时提到语言是一种习惯性的集体无意识，所有词语的设置都以人为视角，人存在于语言现实而非自然现实中。“读了《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前两章，您指出20世纪汉语研究的主流方法是‘把汉语从中国文化母体上剥离开来，使它成为一种没有文化生命的纯粹的工具或符号，然后放在西方语言理论中认识’，您对此进行了批驳反思。“这种去人文性的科学化进程让我想到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历程。在生物分类学之父林耐最初创立生命科学时，也对各种生物进行人为分类（例如他主观地将人种分类，今已被证明是‘伪科学’），而经过后世对其不断修正、去人为干扰后，生命科学也发展成一门客观的科学。“我一直认为语言学也是一种科学，虽然当代学者对其科学化持谨慎态度，孤立语言的文化主体也确有不妥，但我觉得这种简化、工具化趋势或多或少反映了时代特征。“在我看来，汉语确实在逐渐丧失其表意的丰富性。这种精准化的趋势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工智能的潮流。我大胆猜想汉语，甚至是任何一种语言，都可能有被量化的一天。虽然巴别塔只是个传说，但我总在幻想世界语言体系在发展中形成较为严谨的统一标准。不知这种意义上的客观科学是否符合您对语言学发展的设想。”小姚同学误解了几对关系。一、研究对象的人文性，不等于研究的人为性20世纪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去人文性”，是指研究者在西方理论方法的术语规范下，忽视语言的文化属性，不理解汉语汉字的文化特征；也是指研究者在西方语言学的框架内，否定了中国传统语言学和汉语汉字特点的内在联系，在西方的视角内对两千年汉语汉字研究重起炉灶，提出了一系列游离在中文特点之外的伪问题，并为之“劳形苦神”，最终“南辕北辙”。我在1987年发表的《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复旦学报》1987.3）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篇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纲领性文献发表后立刻被《新华文摘》（1987.8）作为封面文章全文转载。而小姚同学说的研究的人为性，几乎发生在任何科学研究中。严格地说，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是“人为”的。在人文科学研究中，不同理论视角在各自的人为性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这是正常的学术生态。也就是说，“去人文性”是一种研究视角，而“人为性”只是任何研究中都努力避免的主观性，也是任何研究中都难以避免的主体意识。二、语言学的科学性，不等于语言具有工具性语言既有工具性，也有人文性。那么语言研究的科学性，怎么会专属于语言工具性研究呢？

经济学系14级小喻同学来信：“在‘语言与世界观’的课上，您提到‘语言的暗示功能’，我很认同。语言的暗示信号化地刺激着人们的思维感受，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举止。这让我联想到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广告。在广告语言简短的表层之下，大多潜在着暗示信息。“美国广告大师鲁易斯曾提出广告的原则：Attention、Interest、Desire、Action。这四点都离不开语言暗示的效果。语言暗示能帮助商家实现最初的社会预期，我想这也正是语言的魅力所在。”小喻同学举出一些广告语言的例子。我看了一下，这些广告语的确富于暗示：MM巧克力豆：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广告暗示MM巧克力豆好吃到人们不愿意让巧克力在手上停留片刻。Gucci

经济学系14级小喻同学来信：“上了第一节‘语言与文化’课，我觉得关于语言与人性的探讨十分有趣。我上学期选修了‘语言学导论’这门课，也因此对语言学产生了兴趣。语言作为人类独特的文化符号，语言研究很大程度上也在认识人类社会、认识人类自己。“正如蝙蝠用超声波辨别环境，蟋蟀以翅膀摩擦交流感情，任何动物都拥有独特的认知能力、交流方式。语言之所以能体现人性，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智慧与经验，并因此将周遭环境和身边事物用接受度比较高的共同认知予以符号化、范畴化。”小喻同学说得很好。在20世纪人类文化研究中，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语言成了人文科学共同关心的领域。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语言：人是象征符号的动物，即能利用象征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能把他认识的世界用象征符号固定下来，反映出来，在人际和代际传播；人用象征符号赋予世界以“意义”和“秩序”，从而拥有了一个世界；而语言，正是人类创造的最完善的符号体系。那么语言是如何如小喻同学所说，体现人类的智慧和经验的呢？

新闻学院16级小刘同学来信；“您曾说，汉语在吸收了欧洲语言的积极因素后，面临着新的发展契机。我们作为年轻人也要在新的语言发展形势下，识别什么是好的汉语。“什么是好的汉语呢？我也不知道。于是我从8位作家（其中大部分都会一门外语）的作品中挑选了一些句子，想请您说明这些句子好在哪里（或者坏在哪里），以及这些从事‘语言实践’的作家们的遣词造句，能对我们新一辈人使用‘好的汉语’带来何种启发。“我知道这是个不情之请，考虑到最后一节课您有很多话要说，我无意占用宝贵的课堂时间，所以若您觉得文本选得不甚好，那也不麻烦您了。在课程期间申老师每次都悉心回答我的提问，我向您表达我的感谢！”很高兴小刘同学在期末给老师出“考题”，我明白她是想从自己的视角激活一学期的收获，内化为个人的感悟。语言与文化课上曾讲过什么样的中文是好的中文。这个问题的引发，显然是因为现代汉语的欧化。我们就从欧化说起，回答由此激起的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基础上，一起来看看八位中文作家的语言，作一番“龙蛇之辨”。1.中文为什么能够欧化？不谈社会历史的原因，中文自身的确能够包容欧化的表达。这一点其实是应该为中文点赞的——我们只要反过来，让西文包容中文化的表达，就知道它们根本做不到。道理其实很简单：它们没有表意字。通过欧化句法，现代汉语可以逻辑严密，层次繁复，具有很强的确证性。这并不是说中文具有了欧化的特点，而只是证明了中文的编码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或者说中文能够容忍非常欧化的编码。当然，欧化的句法思维，并不是和中文一起成长起来的。欧化是中文之术，不是中文之道。换句话说，中文对异文化有很强的融合力，骨子里却依然故我，“中体西用”。这一点，我们看现代文学语言，看日常口语，就会明白。然而当同学们提笔写作的时候，欧化却如影随形，亦步亦趋，成了走不出的怪圈。2.中文欧化付出了什么代价？欧化帮助中文进入了可以与西方思维同步的现代文明。然而，在实现欧化可能性的同时，中文自身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抑扬顿挫、流块顿进、骈散自如、神而明之，中文的这些特点，在欧化思维面前，被西化的现代语言学贬得一文不值。中文特点的传播，靠的是经典语文的阅读，而无法获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支持。同学们在中学获得的语法知识，与中文特点格格不入。然而扞格了一个世纪，输的其实是现代汉语语法学，因为中文的本色依然不改，逼得“语法”只能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淡化”。3.

新闻学院16级小刘同学赶在语言与文化课前一天来信提问，她说：“希望现在发邮件还不算迟······”小刘急切想听到老师在课堂讨论中的回复。信中提了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否同意我把濒危语言和文物对等起来？”小刘同学说：“语言学家大卫·布拉德利和马娅·布拉德利在他们主编的《语言濒危与语言维护》一书的前言中，从语言学（了解不同语言结构）、民族学（传统文化与知识）、科学（动植物知识、人类迁徙知识）、象征（身份认同）四个角度，给出了濒危语言研究之所以重要的理由。“这里他们讨论的还是尚未灭绝的语言。我根据前三个角度，看出语言学家的一种工具意识：把濒危语言当成一个研究窗口，透过它可以看到更宽阔的人类生活领域。不得不说，这使我想起考古学家对待一件【文物】的态度。“那么请问申老师，语言学家面对一门垂危语言时的慌张，和考古学家面对一座逐渐被风蚀殆尽的雕塑的哀鸣相比，能有多大程度的不同？您是否同意我把濒危语言和文物对等起来？”小刘同学把濒危语言和文物在“工具”意义上对等起来，而问题恰恰就在于，相对而言，文物是工具，语言不是。两者有哪些区别呢？一、濒危语言不等于文物1.

新闻传播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之前您谈到有些相同英文名，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而有不同的中文翻译。我在阅读民国时期的作品时，常常会读到陌生的名字，比如‘埃默森’‘服尔德’，一头雾水。之后才知道是爱默生、伏尔泰。当时知识分子在引进西学时会按照自己的理解采用不同的译名，那么到底是什么人,或者是什么机关，规定一种版本，而我们沿用至今呢？“如果是按您说的人们自己选择了最合适的翻译，那么类似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不选择翻译成‘马克斯’‘恩格思’（毕竟这两位都是博学之士）？”小陈同学读民国旧译人名的“一头雾水”和其后的疑问，我也有过，但本科在复旦第一门语言学理论课（濮之珍老师的《语言学概论》）就告诉我们：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符号是在社会长时期的使用中约定俗成的。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但为什么一碰到旧译人名，就犯迷糊了呢？因为我们遇到了中文特有的记音形式——汉字。语言符号的约定俗成，本来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语言问题，一个语言音义勾连的集体心理认同的问题。记录语言的拼音字母并不参与这个过程。或者说，拼音文字在符号的约定俗成中是完全被动的。然而汉字不一样。一个符号的音义勾连，如果是用表意汉字来记录，表意的字形就会是约定俗成的重要参与方。因为符号的音义勾连，在汉字书面语中，是通过表意字的意合完成的。就音译外来词来说，表意字参与后，音译符号的约定俗成有什么不同呢？第一，记音的汉字具有选择性中文音译外来词，遇到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是记音汉字的选择。这在拼音文字中是难以想象的，也是西方语言学理论因其“地方性”而无法面对的。从理论上说，声音相同的汉字，选择的可能性也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同一个外来词的音译，汉字就会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现在许多年轻人对punk一词耳熟能详。不过，各人记住的中文对应翻译恐怕不尽相同。你想到的是哪两个汉字组合呢？是‘朋克’‘蓬克’‘庞克’，还是‘鬅客’？笔者近日在google上作了一番搜索，发现这几种较常见的关于punk的中文译法在网上的使用频率依次为：朋克——11,9000条，庞克——6,1800条，蓬客——858条，鬅客——37条。”从记音汉字的选择性看，小陈同学提到的“马克思”和“马克斯”，“恩格斯”和“恩格思”，都是可以选择的译法。那么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呢？这就要说到下面几点。第二，记音的汉字具有理据性可选的记音汉字，有没有选择的标准？显然是有的，那就是在勉为其难的记音之余，要在书面排列中具有理据性。书面文字排列的理据性，这是表意文字的基本要求。如果说拼音文字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了口语，那么表意文字对于书面排列则有自己的主张。汉字并不认为文字表了音就完成了任务，恰恰相反，无论表音与否，汉字书面排列的第一原则，或者说第一要务，是意会和意合。说得再明白一点，汉字可以离开语音，独立自主地表达意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对于汉字音译词来说，记完了音，还没有真正取得书面语的合法性。记音的汉字还需要在约定俗成的漫长过程中，塑造“望文生义”的汉字书面语品格。音译外来词使用的汉字，其意义塑型有不同的路径。1.

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老师认为未来中国的简体字是否有可能恢复至繁体字，拉丁拼音是否有可能恢复至注音符号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身份认知的需求提升，汉语作为统一语言，有没有可能从工具性变为非工具性语言，不再简易化而是复杂化？”小陈同学的问题基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文化身份认知的需求提升”，我们在他的问题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及其引发的新的思考，但小陈同学的思考把问题简单化了。一、没有单纯工具性的语言首先，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人文性，因为语言建构了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呈现出该语言族群与世界的独特联系，都连接起特定族群的意义体系和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单纯工具性的语言。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的《新科学》一书中，把语言的人文性说得非常透彻。他认为人类从理解环境那一刻起就展开了心智，对事物赋予意义，从而吸收进来；而在不理解环境时，人就凭自己的心理经验来体会外在事物，凭自己的心智能力来“造出”外在事物，并且通过移情，把自己变成事物。在这一过程中，语言的符号象征成为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巨细无遗的完整样式。人把自己变成了整个世界。对于一个儿童来说，当他从“无知”到“有知”地进入一个世界，也就是进入了一种语言。这样看来，语言是人与世界联结的根本纽带。它是人的本质属性，它不是人的身外之物。当我们说语言是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的时候，这只是对语言非常浅表的认识。二、语言符号工具性简易的双取向语言和文字，作为符号，一定有工具性的属性，即符号是为使用服务的，而使用是图便捷的。语言的便捷有两个取向。一个是清晰取向，包括语音的清晰和语义的清晰，一个是省力取向。语言音义的清晰能够有效实现交际功能，使语言充分发挥媒介作用。语言表达的省力使说话人能在不影响清晰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表达的耗能，以保持可持续的交流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语言都在足够清晰的原则下施行简便。这就是工具性的简易。我国上个世纪大规模的汉字简化，表面上看为语文学习的方便，是工具性的简易，其实已经在离开符号清晰的前提。这样的工具性简易，使语言便捷的双取向失衡，在媒介的清晰上持续付出了代价。三、语言符号人文性简易的以小博大语言符号的人文性简易和工具性简易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工具性简易是人类语言的普遍现象，那么人文性简易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不同文化的语言比较概念。从中西语言的比较来看，中文是一种注重易简的语言。其中“易”是变化，“简”是简洁，合起来就是以简驭繁，言简意赅。中文的语音是易简的。她的音节是声韵母的二元结构，音节形式加上声调也只有一千多个。而英语的音节形式是汉语的几倍到几十倍（依不同的统计标准）。中文的语汇是易简的。中文用有限的常用字（约2500字）的不同组合，基本满足日新月异的词汇增长需求。而英文的词汇量达3万（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词汇量）。中文的语法是易简的。中文不喜欢复杂的结构形式，中文总是把复杂的语义通过简洁好听的形式暗示出来。而相对地英文更喜欢复杂的形式。用英文的眼光看中文，中文句子结构中处处是省略。中文这样的易简是图简单便捷吗？不是。中文图的是语言环境中更为充分的背景信息、意义信息、情感信息。中文在以小博大。四、中文的易简是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文为什么能够以小博大？因为中国人看问题总是以大观小。中国的艺术就不用说了，我们以中国医学为例，中医看任何问题都是以大观小。1.

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老师课上提到罕见姓氏读音。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大部分人读错，错也会变为对。但是读错姓氏读音大有人在，为什么可以保留至今？是因为姓氏是祖宗流传，特别受到重视吗？可是重视姓氏读音的是小部分人，如何影响大部分人呢？”小陈同学提到的姓氏字的罕见字音的读法，这个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都和汉字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罕见字音”本身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字的问题。而罕见字音的正读和误读，都受汉字的影响。汉字不是表意字吗？它怎么影响字的读音呢？一、汉字最让拼音文字羡慕的，是它具有语言性一般来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既然记录语言，从文字的形式应该看出语言的读音。这一点，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不成问题。但汉字用意象来记录语言。意象记录和字母记录最大的不同，是后者依附于语音，而前者对于它所记录的口语单位，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汉字对于汉语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它在读音上并不随词音“起舞”，而是“有容乃大”，一个汉字可以包容不同的读音，而且这些读音并不被其他汉字排斥。而在意义上，汉字的意象比它记录的音节内容更丰富。口语词很难在随意碰撞中生发新的意义，因为声音会产生大量的歧解，而汉字可以，意象可以。中文无所不在的意合，正是在汉字基础上产生的。汉字的意象不仅不依附于语音，而且会“收纳”一个语音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体，甚至以字形主动地“干扰”语音。汉字最让拼音文字羡慕的，是它以自己的形式深度参与字义和字音的理解，具有很强的语言建构意识。我们把这样的特点称为汉字的语言性或语言功能。二、汉字诞生伊始，工具性就是一个“政治正确”以上绕了一个大圈子，是想说明汉字的读音，无论正误，多多少少与字形脱不了干系。而所谓“误读”，大都源于汉字很强的工具性。例如：“伐木丁丁”的“丁丁”，本该读zhēng

中文系16级小薛同学来信：“我想分享一个奇思妙想。博尔赫斯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设想过两种语言。第一种语言里面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有修饰它的前缀后缀；第二种语言基本单元是形容词，名词由形容词堆砌而成。“同样要表达‘月亮’，第一种语言会说‘朝上在后长流’，第二种语言会说‘圆暗之上的空明’或者‘空灵柔和的橘黄’。这个设想虽然不实用，但是或许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对语言的新的思考，带来一些诗意。”小薛同学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思考和诗意呢？一、人类语言的光谱远超我们的想象力小薛同学分享的“博尔赫斯设想”，其实在人类语言中并不稀奇，而且它的表现方式远超我们能够想象的界域，因为我们的语言想象力，“无可挽救”地受制于我们思考问题的语言。说得更直白一些，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语言范畴去准确理解异文化的语言，因为从一起步我们就入了“坑”——你的任何理解都基于自己的母语，而非异文化的本地语。你观察事物，很难有异文化的“内在眼光”。翻译在这方面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翻译之可译，其根本目的，其实是让不可译显现出来，让我们明白人的语言性无法根本超越，心存对文化差异的敬畏，感怀诸生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二、“博尔赫斯设想”中深刻的母语印痕“博尔赫斯设想”一开始就“跌进了”语言的陷阱。他设想一种语言里没有名词，但有无人称动词，他以为这样的设想已经很离奇，其实想来想去，还是没有离开欧洲语言的词类框架。博尔赫斯首先遇到的问题应该是：欧洲语言的“名词”“动词”具有欧洲以外的普遍性吗？一种语言只能在“名词”和“动词”之间作选择吗？离开了欧洲语言的词类范畴，博尔赫斯还能有语言的“奇思异想”吗？名词动词的问题，在现代语言学只是一个浅表的技术问题，现代语言学正是靠这样的浅表性范畴建立起自己的“普遍语法”，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实质：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沃尔夫在他对印第安语言的调查中发现，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整体上的“平等交换”关系，而这种“交换关系”的实质，是语言对文化的建构性影响。因此，不同文化表面上的巨大差异，其深层结构一定是不同语言的差异。这也是当我们说“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时，首先应该想到的。（也因此，当我问朱德熙先生：语言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他断然回答：不是。）三、欧洲语言的“事物”vs

（题记：本文是4月20日上午在复旦大学纪念喻蘅先生诞辰100周年会议上的发言。喻蘅是复旦大学教授，复旦大学书画篆刻研究会会长，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2012年因病去世。）知道学校要举办喻蘅伯伯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心里很激动。在父亲和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没有勇气，也没有时间，去整理父母乃至祖父母“牙签万轴”的遗物。我知道在他们留下来的浩繁文献中，一定有他们的挚友，也是我敬爱的长辈喻伯伯的诸多笔墨。喻伯伯是父亲最信任的朋友，也是真正的艺术知己。喻伯伯和祖父、父亲有很深的交往。二十多年前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祖父和父亲合著的《山水画技法》（全二册），为这部著作写序的就是喻伯伯。在这篇序文中，喻伯伯说，早在十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受复旦书画研究会和校留学生部的委托，专程到愚园路祖父母的寓所，诚邀祖父来复旦讲学，并获赠祖父的名著《山水画基础技法》。从这篇序言，我一下子想起那还是我在复旦本科毕业读研期间，和喻伯伯一起坐小轿车接爷爷到复旦讲学。爷爷在那次讲座中，谈到中国山水画的结构，用了一个术语“散点透视”。我坐在台下听着听着，忽然意识到中文的结构也是散点透视，而西文的结构是焦点透视。由此豁然开朗：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艺术在思维方式上是同构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从此我把汉语研究的理论基础从西方语言学转移到中国文化上来，建立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汉语汉字理论——文化语言学。这一突破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触发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季羡林先生多次撰文支持我的语言研究文化认同的观点。德国汉学家在九十年代初特意来复旦找我深谈，并在各地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回去后写了一本40万字的德语专著《中文的中文性研究——申小龙与文化语言学》。而这一切，都源于喻伯伯代表复旦对祖父的一次邀约。（Brigitte

（2018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遐龄教授与中文系申小龙教授以及部分文化语言学博士生、本科生座谈。座谈围绕谢遐龄阅读申小龙《中文理解的功能主义——洪堡特汉语思想的现代启示》一文的心得和问题展开。以下讨论的内容由博士生李昊、崔龙昌录音整理。全文曾刊登在《文化语言学》公众号。）陈超颖（哲学学院二年级本科生，以下简称“陈”）：申老师刚才讲，一字多义，为什么可以快速反应过来去理解它，因为上下文、语境。申老师讲的语境是，比如说，“你是哪里人？”这类。我认为还有一点，我们在说话时，一个个字组成了词之后，这个字的意思是在词之中显现出来的。我们在说一个词时，如“文明”，尽管“文”和“明”平常可以和别的字组合说，但“文明”一起的时候，会形成一个词的印象。申小龙（以下简称“申”）：你是说，组合以后就限定字的意思。原来的意思也参与进来，但进入组合，其他意思都被排除了，组合起很大的限定作用。谢遐龄（以下简称“谢”）：“文”“明”两个字，古语就有，但是现代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申：我感觉要大批梳理你刚才说的上层建筑这些概念。所谓现代概念，中西文化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谢：来源是西方的，但是已经走样了。申：所以基本上需要重新审视所有的人文科学的这些术语，跟现代的政治又是关联的。谢：就是很尴尬。只能找一些跟现代关系比较少的，比如说，形上、形下。我就梳理了一下，但是人家也不接受。我说，你们说的亚里斯多德的那个形而上学，其实按照周易来对应，应该是形而下学。程纪翔（理科旁听生，以下简称程）：我感觉现代社会，西方也好、东方也好，发展文明程度，语言表述能力应该问题不大，包括黑格尔、康德的思想，也能表述那个意思。我感觉东西方差异主要是理念的差异。西方的体例制度，我们能够读懂它，为什么没有去用它，很多是理念的问题，是根深蒂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语言差异在中西文化差异中占多大比重？申：我觉得所有的文化差异的根就是语言差异，都是从语言差异出来的，全在语言上的。刚才说的“简”的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根不同。程：我们看基督教、古希腊文也好，有时候要看言外之意，看潜台词，要求理解，有时候要求融汇贯通去想很多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康德、黑格尔很难读？就是缺少超脱的那种理解能力，语境的还原能力。谢：德国人自己就讲，马克思后面一点的德国人就说，理解黑格尔的那一代人已经死掉了，死光了。他们都不理解黑格尔，他们还是德国人。程：所以我们现在看《论语》，也是理解很难。联系到基督教、佛教文献的阅读理解，其实都是相通的。我就觉得，它有很深层的东西在里面。申：说相通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是很浅的，实际就是拿欧洲的语言来套汉语。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中国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原来是什么样子的。谢老师今天讲了很多，我们习惯的这些术语，我们都感觉是相通的术语，实际上是不相通的，是误解了我们的语言和文化。我们应该用差异来看这个问题，更加好一点儿。程：伽德默尔说，一切东西存在差异，西方的文化不能涵盖全世界，如果都统一成西方的文化，就更完了。所以理性有理性的危机，科学主义有科学主义的危机。谢：不可能同化，只能是消灭。什么叫同化？我把这个螃蟹煮熟了吃掉，然后消化掉，这叫同化，必须把它吃了。你如果讨一个美国人做太太，在一起生活会发现，最后只好分手，因为你们同化不了。申：所以谢老师是很悲观的。谢：所以，在一起过日子只能是凑合了。程：有时候，我们常常说的理性，其实是一个小范围的。谢：我们现在和特朗普这么闹，闹完之后，只好屈从于他，他强势。一个是他厉害，一个是他抓住你毛病了。比如说WTO的诺言很少兑现，他们没有一条条给你弄，反正留着很多后手。李：谢老师，从哲学角度如何看待汉语的逻辑？谢：刚才我讲到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这个也是先验逻辑的组成部分，我们跳出来，不用先验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汉语和中国人的思维同样是有逻辑的，但是这种逻辑，是直觉思维的逻辑，不能用形式逻辑的眼光来看，是另外一种逻辑。毛泽东的《实践论》：“从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用的是洛克的语言，英国哲学的语言。为什么是洛克的语言？按照苏联哲学家的看法，本来把洛克归到唯心主义者行列，后来发现整个哲学史尽是唯心主义者，没几个唯物主义者，最后决定把洛克划归到唯物主义者行列，这样就平衡了。为了壮大唯物主义者队伍，把洛克命名为唯物主义者。所以，毛泽东哲学的语言，用的是洛克的那种哲学语言，这就把整个中国的思维给掩盖、遮蔽了。《实践论》里最重要的两句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这就是禅宗说的“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另一句话“要知道中国革命的规律，必须亲自参加中国革命的实践”，它的政治意义很强，但它的智慧是中国的直觉思维：“我在这儿干革命，我才能体会该怎么干。”（你王明在莫斯科呆着，不参加中国的革命实践，你怎么会知道怎样干革命！）但是用洛克的语言一说，说成反映论，就肤浅了。所以，这篇文章里面的智慧，完全是中国传统智慧，是很高的智慧。就是用西方语言写的后果，把这么一篇优秀的文章给搞得来，一看，哲学上太幼稚了。这就是你们申教授的语言学面对的同样的困境——中国智慧敌不过西方的形式主义。李：您说西方的思维是抽象态度、中国的思维是具体态度。您对抽象态度的一个解释，叫执灵和执物。执物和我们的具象有什么关系？谢：执物是佛教的术语，就是我执、物执等等。陈：感性创造出来的象是可以变异的吗？谢：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申：所以要尽量说得简单，越简单越真实。越详细、复杂，越束缚，就越没有办法理解。中国人很讲究真实的东西，而西方人讲究表面必须很平滑。中国人写中文应该是差异性很强的。语言文字为你创造了这么好的条件，鼓励你去创造，这是中国文明不断发展，几千年未中断的一个很大原因：非常鼓励你根据现实情况，根据新的上下文，让你去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还是在我的这个范畴里边，你可以不断变化，包容，可以有新的东西进来。例如汉语翻译外来词用的还是这些汉字，各种各样的组合，把外来词全都翻译，中国文化这点非常厉害。因为简单所以包容性很强，不像欧洲语言，是固定的东西，很难适应新的情况。王懿（文化语言学博士，复旦大学教师，以下简称“王”）：刚才谈到中国的思维的特点是直觉思维，和西方的形式逻辑思维相对立。就回到刚才谢老师说的，不识字的中国人能够一下子把握住音节的意思。这种直觉思维的产生，是有赖于形式的，还是跟它没有关系的？是一瞬间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和形式的思维是对立的，还是也是一种依托于形式，综合产生的？谢：应该说是并行的，但是我们生活中这种思维方式用得比较多。我们从小就这样，就成了我们占优势的思维方式。王：我挑选梨子，我也看它的形状、新鲜度，这不也是依据形式来进行分析吗？谢：你去看看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上本，他讲知性与想象力结合使用。看了之后，你就明白了。有点儿预备知识。另外，我们的形式逻辑的思维，也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准。比方我们学习微积分、西方的数理化，我们现在的教育基本是西化的，包括汉语的语法。现在不教语法了，好一点。以后多学点儿古文，教学生写诗。我们过去有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怎么教学生写诗呢？说，你先写散文，然后拆开就变成诗了，把学生都教坏了。申：其实，我觉得意象就是形式，你再直觉、再想象，一定要有一个意义支点，就是“象”，有了这个就可以去想象。这个在中文可能就是一个汉字。内容也是有形式的。内容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是意象。然后进一步意象组合。意象组合不是语法结构。用语法结构来理解意象组合就错了，就是“动宾关系说不完”了。王：这能不能解决开始谢老师提出的问题？申：我们要解决汉语的语法问题。谢：这不一样，我说的是口语，两个不识字的老百姓对话时通过什么思维能力，怎么进行理解。申：这个音节也是意义支点。音节也带有意义。谢：你怎么在音节的这么多意义中选择这一个？申：在组合当中限制它的意思。单音词不多的，单音的话，听不懂的。谢：有一个相声讲方言，兄弟两个住在一起，夜晚尿急，出门撒尿：“谁？”“我！”“zhua？”“尿！”申：这个也是有语境。谢：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还可以从读古诗去体会。《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就几个意象，一个画面就出来了，这是汉字非常有魅力的地方。申：这就是意象排列、意象组合，可以生成很多。所以汉语是名词性的，最后都变成一个实体，就是一个象。象就是名词，可以去做各种想象。语言也是这样，整个中文要从中国文化去理解。“哲学”这个词是否也是西方的概念？我们是不是有中国哲学？谢：是日本翻译的。现在我们都说有中国哲学，当然很多人提出质疑。中国哲学这个词应该从胡适开始。问题是：中国哲学怎么看都不像哲学。于是就有一个问题：中国哲学是否成立？我想，约定俗成，就这么说吧。就说它是另外一种哲学类型，将就过去。我是这么认为，哲学是对语言的反省、反思。西方哲学是对西语反思的产物，中国哲学是对中国语言反思的一个产物。说下来又到汉字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判定中国哲学的起源，是伏羲画成的那个“一”。“唯初太始，道生于一”，太极生两仪，阴爻、阳爻出来，中国哲学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与西方哲学问题完全不同。西方那个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万事万物是从什么东西来的，最后又复归到那个地方去。泰勒斯说，这就是水，一切东西都从水生出来的，最后回归为水。从这个提问开始，亚里斯多德认为，哲学开始了。中国哲学的起源就跟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提这种问题啊，我们问的是什么呢？天道是什么？所以中国哲学的提问，是提问的天道是什么。我要认识天道，然后阴爻跟阳爻，同时这又是造字之本，伏羲画八卦。申：这也可以说明：汉字为什么是方块的？它里面有一个平衡。谢：对，就在这么一个方寸之间，有一个意象在那里。我感觉许慎做的事情是，在汉字不像汉字之后，他要把原本的汉字逝去的那个东西告诉大家。隶书是破坏汉字最严重的一次，消灭汉字之始。小篆、秦篆还可以说保留了基本的汉字特点。所以《说文解字》要找造字的本意，所以篆字，大篆、小篆，才真正体现古人的思想。申：语言学与哲学界应该可以经常交流，过去这样的交流太少了。再次感谢谢老师，我们今天也很受启发。谢：我们是跨界交流，我也受益匪浅！（完）（本文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化语言学博士生、西南交大外语学院副教授李昊、文化语言学博士生崔龙昌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并经谢遐龄、申小龙教授校阅。）参考链接谢遐龄、申小龙：哲学就是对语言的反省——跨界对话录（一）谢遐龄、申小龙：哲学就是对语言的反省——跨界对话录（二）谢遐龄、申小龙：哲学就是对语言的反省——跨界对话录（三）

社会科学试验班16级小刘同学提了一个关于翻译腔的问题：“在课上我们竭力把一些翻译腔极其浓厚的句子说得地道，这样似乎更加平易近人，更加自然。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带有翻译腔一定是个不好的现象吗？只要句子读得通顺，像英语翻译腔中所带有的那些主从句枝叶结构、日语翻译腔中看似十分矫情的那些话，好像又是一种通过汉语体现出其他语言风味的方式。并且，会不会有这种情况：翻译腔比地道中文的翻译更能表达出原作的思想情感呢？”小刘同学实际上提到了翻译评价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句子读得通顺”，一个是“体现出其他语言的风味”。这两个维度，不一定能兼容。翻译能够体现其他语言的风味，是一个很理想的要求，而句子是否“读得通顺”，却可以对“有风味”的翻译一票否定。也就是说，两个维度在翻译操作中往往是对立的。翻译的句子通顺本身就是一个语言地道的要求，它实际上已经在抑制“其他语言的风味”。例如罗宾斯的《语言学简史》有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7年的译本（安徽教育出版社，简称上外译），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的译本（许德宝译，简称许译）。我们比较一下其中的一段译文：原文：language

（2018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遐龄教授与中文系申小龙教授以及部分文化语言学博士生、本科生座谈。座谈围绕谢遐龄阅读申小龙《中文理解的功能主义——洪堡特汉语思想的现代启示》一文的心得和问题展开。以下讨论的内容由博士生李昊、崔龙昌录音整理。全文曾刊登在《文化语言学》公众号。）谢遐龄（以下简称谢）：汉字对韩国人思维和韩语的发展起什么作用？申教授讲汉字对汉语起到极大的补充和规范作用。王懿（文化语言学博士，复旦大学教师，以下简称“王”）：因为韩国文字产生较晚，以前，汉字对韩语来说就是一个记音的符号。上层看的是汉字，但可能读出来是韩语。谢：汉字也能理解吗？王：能理解。谢：那就不单纯是记音了？王：对，但是这个理解，跟那个夹杂在一起。谢：他研究哲学，肯定需要看汉字的原典，应该都是理解的。刚才讲到汉字对我们汉语起着补充、规范、屏蔽方言的作用。东南亚有没有使用汉字的？阮氏练（越南籍文化语言学博士生，河内大学教师，以下简称“阮”）：在一些寺庙等也使用汉字。谢：不会读吧？阮：会读。读法和汉字完全不一样。但是也有使用汉字，因为越南属于汉藏语系。政治方面还是用越南语。申小龙（以下简称申）：谢老师还提到一个“简”的问题。中文的思想核心是简。现在的学术界，流行的语言，是说汉语没有逻辑，汉语的形式太简单，不像欧洲语言那么复杂、那么有规则、那么准确。他们只是看到欧洲语言依靠复杂的形式在准确表意上的长处，没有看到汉语依靠简洁的形式在准确表意上的长处。语言交流的意义是极其复杂、难以形式化的。线性形式能够使意义清晰，同时也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构成了制约。如果把这个制约扩大的话，实际上是影响我们对意义的理解的。欧洲语言张大形式的长处，中文是不以为然的。你张大了形式限制之后，对意义理解的可能性就减弱了。这里，谢老师提到了“简在于鉴赏力”，鉴赏力是一个美学的问题，是不是？谢：其实，我说的感性的判断力就是鉴赏力。感性判断力一般哲学上译成审美判断力，就是希腊文的aesthetic，本来就是感性的意思。鲍姆加登创造了美学这个概念，用的就是希腊词，其实，原来就是感性的意思。比如说，我感觉怎么样，其实就是我判断是怎么样。比方说，选美，我们选哪个狗最好？大家都把狗牵过来了，哪个狗是最美的狗？这就是感性判断力，也就是鉴赏力。那么“简”，就是运用这种思维能力直接地把握对象。申：对，用汉语说，就是目击道存：一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意象。谢：中国人思维方式就是"天垂象，圣人象之”。第一个“象”就是天呈现，自然界呈现；第二“象”就是用一个符号去对应它。就是你说的意象，用的就是审美判断力。我为了把它从美学扩大出来，我给它翻译成直感判断力。申：人的判断力是否说它天生都是美的判断力？谢：它就是把握一个度。比如说，谁的行为比较得体，得体就是恰如其分，大家都觉得很舒服。说话的音调、大小，对上下左右的态度，怎么样做得让大家都觉得不错，这就是抓住了一个度。那也就是孟子说的，什么是理和义呢？就是“心之所同然者”。就是众人去感应的时候，共同认可。这样，运用这种思维能力，就是你说的意象，就是创造文字的时候，呈现的意象。所以“马”的篆字，跟埃及象形字的“马”就不一样。埃及文字叫象形字，是写实的；我们这个是“马”的意象，是写意。申：植物学刚到中国时，书里有很多图，中国引进时画这些图，都加一点、减一点，把它当成一个写意的东西，像中国画一样。它没有办法真实表达，外国人看了中国人画的植物图还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因为它有很多的意思在里面。其实，中文也一样，有很多的主体性在里面。汉语、汉字的“简”，便于你发挥主体意识，为你提供很好的表达和理解的可能。刚才提到美在于鉴赏力，我觉得汉语特点——简，和美的鉴赏有很大关系。什么叫美，就又回到古代哲学、美学的问题上。欧洲人也有提出来，克罗齐、浮士勒，都提出了美学语言学、唯美主义等主张。他们都认为语言的本质是风格问题，是个人创造问题，就是美学问题，这些都蛮有启发的。杨思思（中文系二年级本科生）：名词和动词的问题，我感觉所谓名词、动词不是这些单位放在那里，让你归类，而是说它的功能是什么。比如说，花红了，红反映的是事物变化的状态，由不红到红，这时红就是动词的作用；而我说，花是红的，这是事物的状态，所以是形容词。名词反映了外在事物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如果是时间上有变化的，可以说是动词。申：它实际上自己没有变，对不对？变的是位置，前后的分布，跟它组合的东西不一样了。谢：她这个框架还是跟你不一样。我中学的时候，有两本书：一本是汉语，一本是文学。汉语就是讲语法，改革了几年，废掉了。申：中学语文教学现在淡化语法了，因为语法没有用。谢：语法不仅没用，还害人。陈超颖（哲学学院二年级本科生，以下简称“陈”）：我们在学习文言文时，老师会说这里是省略主语，然后在这里会讲到语法，就很奇怪。申：他说这里“省略”，是用欧洲范畴来解释的。谢：我看你的文章喜欢引用一些小说，这种做法很好的。这些文章跟口语很接近。申：现代的语言学教材，引用的语料都是规规矩矩的句子。谢：那是时政文件，甚至是自己造的。现在欧化语言最厉害的呢，一个是时政文件，一个是科学文献。科学文献，没办法，因为要和国外保持一致。申：这也是汉语能力强的表现，它可以让你很欧化地说，也能很精确。杨思思同学刚才的问题，要看到它变的是位置，自己没有变化。它位置变了，所以意思变了。谢：你（指杨思思同学）大概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语法书都说红是形容词，我就质问，凭什么说红是形容词？为什么不可以说它是名词，或者动词？然后语法书是这样回答的：那个叫形容词作动词用，形容词作名词用，还是把它定性为形容词。我要问的是，你根据什么定义它是形容词？结果他们回答，因为它是描述事物的性状，所以叫形容词。这就没道理了。因为西方语言是根据外在形态来确定词类，你现在根据哲学的描述来确定词类，这就陷入了困境。申：你根据这个，一个词就可以作各种各样的用法。你没法说哪个用法是本质的。李昊（文化语言学博士生，西南交大副教授，以下简称“李”）：西方的哲学研究有一个语言转向。在中国从语言角度来研究哲学的，除了张东荪1936年写了一篇《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您知道后来，比如说80、90年代还有哪些是从语言角度研究哲学的？谢：你问这个问题呢，我就只能很遗憾地告诉你，问错人了。我不大看人家东西的，我缺乏了解，所以没法回答。李：谢老师的书里还是有一些从语言角度看哲学。谢：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的思维都是拿汉语思维的。但是做哲学的人，用什么思维，就用什么写作。我肯定用现在接受的、特别是书面语性质很强的汉语来思维。所以我这个思维，还是书面语的思维。这样的话，我就要找语言跟思维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文章又写不长，因为我们学马列主义呀，发现马克思的文章很长，列宁的更长，而且列宁文章的特点是又臭又长。他们俄国人论战写那么厚的书。我很惊奇他们论战的时候，居然能把这么厚的书都读完。你再看中国共产党的书、讲话都很短，有时候就是几句话就在那里争论了，就完事了。最简单的是日本人。我们的四言绝句，到了日本就剩下两句。居然两句也能成诗，有时候就一句话。我感觉他们的思维能力比较弱。申：那不是说我们思维能力也弱了？谢：我们还可以嘛，绝句，然后是律诗八句，还好一点。你看毛泽东的文章篇章都很短，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思维这么精粹？我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直觉思维。毛泽东的《实践论》，现在属于党的指导性理论，对共产党文件的写作影响深远。但是《实践论》用的是英国哲学的语言，里面叙述的却是中国的智慧，所以造成了非常大的反差。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大家应该挺熟悉，它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看成是反映。实际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思想的主动的创造，不是反映的。是我们想出一个东西加给世界的。我们造字也是，想出一个意象，然后造一个字。所以现代人的思想都受了别人的影响。讲唯物主义反映论，主要是随苏联，否则的话，斯大林容不下中国。那个时候毛泽东写的东西，都要得到苏联认可。苏联写哲学教科书时，提一笔，说中国共产党也有唯物主义的著作，例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等于是得到了批准、认可，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智慧给肢解了。洪家兴，我们的数学院士，有一次我跟他讨论，我说直线是怎么来的？他跟我讲的都是恩格斯的话：直线就是客观存在的直线反映到我们头脑中，形成了直线概念。这个肯定是错的。为什么这么讲呢？直线概念是我们创造的。因为所谓客观世界的直线，走近了看，都不是直线，都是弯弯曲曲的，有的甚至不是线，是一个圆弧形的面，但你远看了就好像是直线。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在脑子里形成一个飞跃，创造出一个直线概念，来描写这些现象，也就是形成了意象。我们的思想根本就不是反映论，实际上是创造性的。申：中国人的思维，可不可以说比其他民族更重视本质的东西？谢：中国人的思维可以说，非常先进。你看《周易》的产生，那么了不起的思想，而且非常简单，就是阴和阳。简啊，简单得很啊，但什么都能说明。所以它这个思想就是“天垂象，圣人象之”，这个创造过程说得很清楚。汉字也是一种意象的符号化。天是不说话的，你怎么去了解天？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创书契”，然后创造出文字来。这种创造的方式不是形式逻辑，是另外一种逻辑。这种逻辑在欧洲从康德开始，他创造先验逻辑的时候，就是觉得旧的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莱布尼茨的形式逻辑，对上帝和美、道德这些领域没有办法解决，于是进行了逻辑革命，提出先验逻辑。先验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判断力，然后把它这个体系完成。判断力，他提了一个头，实际上还有待于充实和发展。但是整个中国人的思维，用的最多的就是判断力。申：它是否就是一种类比？谢：不是类比，用康德的说法，有一种判断是从大前提到小前提，这叫规定的判断力，是知性的能力；审美判断力是从一大堆个案里提出一个普遍的东西，就像选美一样，从一大堆狗里选出一只最美的狗。从个别得出一个普遍的东西，它跟选美还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理想的东西在现实中可能找不到，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申：那就是圣人象之的过程。谢：对，圣人象之，就是用一个符号把得到的意象给表达出来。例如，咸卦，上面是水，下面是山，这个卦就有一个卦象。它的解释就是山上有泽。这就是圣人象之。所以汉字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乃至社会制度都可以从汉字中体会出来。我们为什么只能搞人治，不能搞法治，当然这个人是圣人，否则老百姓遭殃。李：在哲学界有语言转向，语言学也想搞清逻辑，这两个如何搭起来？谢：这就靠你们了，你得学点儿哲学。而且不仅是学中国哲学，还有西方哲学。两者比较之后，才对中国哲学体会更深。我就是万金油，本科是工程学，以后是科学哲学，然后就是西方哲学，然后再中国哲学、社会学。李：语言学能够发展出语言哲学，可以更加推进语言学。谢：语言学家来搞哲学，可以的，但是从语言学发展出语言哲学，这是两个概念。你作为语言学家，你搞语言哲学，完全可以，但不等于把语言学发展出语言哲学。李：难道谢老师认为只有西方的语言哲学才是语言哲学？谢：那个语言哲学和我们说的全然不是一回事。你不能把语言学家研究哲学，说成把语言学变成语言哲学，说成语言学发展出哲学。李：但是中国的语言研究缺这一块。谢：你们申老师就很有哲学思想。申：你说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音节有很多意思，如何判断是哪个意思？这很像毛笔写字：用硬笔写字，粗细一样；但是用毛笔就要考虑粗细、干湿。这和筷子也是一样的：刀叉的功能是固定的，但是用筷子具体是什么功能，都是在语境中的一个判断。音节也一样。这些东西把它规则化是不可能的。谢：当然不是说规则化。问题是这里面你怎么能看出一个语法形式，这里面是否有语法形式，或者干脆没有语法形式。申：形式这东西，中国古代的哲人就很讨厌。谢：你去买水果，挑选，什么时候看中了，好像没有什么形式。挑老婆好像也是这样。（待续）参考链接：谢遐龄、申小龙：哲学就是对语言的反省——跨界对话录（一）谢遐龄、申小龙：哲学就是对语言的反省——跨界对话录（二）

外文学院法语专业15级小张同学来信：“我在一本关于法汉修辞学和翻译比较的书中，看到作者引用刘宓庆的一句话：‘所谓“形合”指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显示句法关系，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所谓“意合”指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的意义或逻辑关系联系实现他们之间的连接。’而后作者又说‘汉语是意合重于形合的语言，而英语则是形合重于意合的语言。’“但是您上课的时候说，汉语里面的字词是表意的，可以从字形中读出意思，那这样不是形合比较重要且基本吗？”我对小张说：“意合和形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语言学提出的两个中西语言比较的范畴。“形合的形，是指欧洲语言的形态变化。欧洲语言的组合，需要词的形态变化相互配合。“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汉语的组合靠的是单位之间的意义联系。“汉字是表意字，字形在表意中起很大的作用，是表意的基本依据。当我们谈汉字的字形的时候，我们谈的还是字的意义。”意合形合是语法单位组合的范畴，而字形是文字的范畴。我们讲的“形入心通”是汉字理解的方式，不同于拼音文字“声入心通”的理解方式。汉字的字与字的组合，其合理性，不是字形的相互配合，而是字义的相互配合。如果说汉字的组合有时候也会考虑字形配合的问题，例如给“丁宁”都加上口旁，成“叮咛”，那也是字形表意的问题，不是词的形态以变化求配合的问题。汉语意合的问题，我们可以微观地谈一谈，也可以宏观地谈一谈。一、鞭擗向里看意合如果说西方语法是一种形合语法，即它通过词形变化和各种连词、介词来表现语词的相互关系，那么汉语语法是一种意合语法。我们具体地看看汉语意合的表现：1.汉语语法的逻辑底色所谓意合，首先表现在汉语语词的组合在形式上没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讲究逻辑事理的通顺。我们通常所说的“搭配不当”“主谓不合”“动宾不配”，大都是逻辑问题。汉语的两个词并列组合，其合理性不在于两者在在词形上是否配合，而在于两者在逻辑上是否属同一等级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汉语的两个词的偏正组合，其合理性不在修饰语和中心词在性、数、格的形态上是否一致，而在两者形成的关系，即定中关系、状中关系、动补关系，是否明确表达了修饰和被修饰、限制和被限制、补充和被补充的关系，从而使概念更清晰。我们把一个个句段组合成句子，如果叙事，考虑的是先来后到，鱼贯而入，顺藤摸瓜，井然有序；如果评论，考虑的是提纲挈领，朗若列眉，纵横恣肆，娓娓道来，最终达到事理明白、有条不紊的效果。而无须像英语中的复句那样考虑两个分句中动词的时态、体貌形式是否用对了。王力先生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说的是句子结构，其实汉语的单位组合都有这个特点。“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2.汉语语法的联想机制汉语的意合还表现在汉语的组合往往不顾语法上是否合理，随意地用几个意义支点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复疲劳”“打扫卫生”“吃食堂”“晒太阳”“养病”“救火”

（2018年6月11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谢遐龄教授与中文系申小龙教授以及部分文化语言学博士生、本科生座谈。座谈围绕谢遐龄阅读申小龙《中文理解的功能主义——洪堡特汉语思想的现代启示》一文的心得和问题展开。以下讨论的内容由博士生李昊、崔龙昌录音整理。全文曾刊登在《文化语言学》公众号。）谢遐龄（以下简称谢）：我要问的“红”，你凭什么说它是形容词？申小龙（以下简称申）：这个“红”，在汉语里边，有两个是有区别的：红和红红、红彤彤、彤彤红。带重叠的“红”，古代叫它“貌”，是形貌词，是独立的一类，在训诂中都是独立做训的，叫做某某貌。但那个“红”，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又是形容词，都是。谢：那就什么都不是。申：对，它实际上是体词，汉语是体用一源的。我们说郭绍虞先生非常深刻，他认为汉语的特点是名词重点，而我们外文系的林同济老先生说汉语特点是动词集结，我那个硕士论文就是解决这两个人的问题，他们举的例子，各不相属，是两类句子。林同济先生举的都是动句，叙述句。郭绍虞先生举的都是名句，前面一个话题，后面是评论，像“苹果橘子吃了一大堆”。郭绍虞不举“我吃了苹果，又吃橘子”这样的句子，而这两个句子正好是具有汉语特点的两种功能不同的类型。但相对而言，郭绍虞说的名词重点，后面的内涵更加深一些。所有的词，不管它什么词，最后落实到汉语就是体词，用现代术语说，它有指称性，它都可以化为一个实体。中国人是实体思维的，汉字就是一个实体。汉字有很强的实体性，实体性就是解构那个理性的，我们也可以说实体性就是非理性，或者说非线性（不过“非理性”这个词已经被西方用掉了）。汉语中有许多非线性的表达，都表现为汉语的实体性。四字格就是实体性的表现，它是浑不顾的：我什么也不管，什么结构啊、关系搭配啊，都不管，我只要四个字。只要四个字放在那儿，它是一个和谐完整的节律段，它就有各种表意的可能性。它的表意可能性，你到上下文中去意会。怎么意会呢？当说四字格的时候，它是很整齐的节律，你的语速就会慢一点，会停一停，这时候诗意就出来了，你得想一想，这里面一定有深意。它四字格就是这个意思。谢：你那四字格的文章我看了以后啊，我一个感觉，毛泽东特别喜欢四字格，你一点儿都没有引用过。

中文系16级小乔同学来信：“这次给您写邮件的我目前正处于一种小崩溃的状态......为什么呢？起因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京剧、越剧和昆曲（但是对越剧和昆曲以听为主，而且没有听京剧听得多），就加入了学校的戏曲社，老师安排我从学昆曲入门。“本来喜欢跟着京剧唱段瞎唱的我觉得学昆曲也行，反正也挺好听的，但是真正开始学了才发现好像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昆曲的吐字发音有些是昆山话啊！而我是河南人啊！大部分字其实还好，但是其中的一些入声字真的让我很头疼。“开始学昆曲我才知道现在还有入声字存在......查了一些资料之后我发现入声字在各地方言中的保留和演变是一个庞大的研究体系。我查到，古代的入声在元代时分化到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声调当中，但是几大方言中也还保留着不少，唯独北方方言中很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对音韵的了解真的很有限，但是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挺有趣的：除去那些特殊的词，把普通话的一声读作二声、二声读作四声、三声读作一声、四声仍读四声，就非常接近河南话的发音了。所以河南方言的演变应该是挺有规律的，那么我应该从什么样的途径对入声加深理解呢？找一些论文来看么？”我对小乔同学说，入声是古音，南方方言都是南方的中原移民说的话，他们保留了中原的古音。北方中原地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发展快，人员流动快，语言变化快，而汉语发展的趋势是语音和语法的简化，入声就是这样在北方话中消失的。要了解入声其实也简单，各地都出版过学习普通话手册，例如《上海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南京人学习普通话手册》，甚至《海门人、崇明人、启东人学习普通话手册》等，从中可以看到各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普通话的对应规律。小乔同学非常喜欢戏曲，我忍不住和她聊了起来：“昆曲，上海张军的经过现代处理的唱腔很好听，但传统的昆曲我觉得不好听。“京剧的唱腔很好听，而且京剧唱念做打，表达形式很有底蕴和现代魅力，我最近看了国家京剧院的京剧《浮士德》，大赞。“越剧的名角很多，名角大都名不虚传，如王君安、钱惠丽。我一直喜欢看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演出，他们锐意创新，只不过最近的《寇流兰与杜丽娘》走火入魔了，我看了一半就走了。”顺便说一句，年初五刚看了上海昆剧团沈昳丽、黎安主演的《贩马记》，念白很有味道，唱腔很古很乏味。元宵节看了上海京剧院的《四郎探母》，全场喝彩声。月初还看了上海越剧院的《玉簪记》，徐派小生杨婷娜的门派传承炉火纯青，王派花旦的年轻演员相形见绌。小乔同学很快回信聊了起来：“说起这三个剧种，我是最喜欢京剧的，对它也是最熟悉的，倒是想起一个京剧里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京剧的韵白和京白听起来都很有感觉，所以我很不能理解有些新编戏以话剧式的普通话代替传统念白的做法，使整场戏变得不伦不类的。就像我们不说方言就很难获得精神上的家乡文化支持，我觉得京剧没有念白也是不完整的。【哈，徐孟珂的《浮士德》改编得确实还是挺好的。】“听惯了京剧，就觉得传统昆曲的吐字实在是不够清晰，比较难听清，但是那些唱词我还都是挺喜欢读的。“说起越剧名家，其实我最爱吴凤花和王君安~可惜明天晚上我有晚课，王君安的《玉蜻蜓》又看不成了……新编戏的话我倒是很认可上海越剧院的《甄嬛》。“说了这么多好像没多少和语言有关系的……不过能和老师交流对戏曲的看法我真的很开心！”和小乔同学聊戏曲，是不是和语言没有关系呢？其实戏曲和语言有很深的关系。一、戏曲的声腔源自方言的声调戏曲都是方言性的，又称地方戏。同学们对各种戏曲最深的印象一定的它们的声腔，其实戏曲更深的根基是方言。这就像小乔同学对昆曲的印象很不错，一进门才发现昆曲说的是昆山话。它是江苏昆山人草创，又吸收了周围其他方言区人的声腔特点，听上去非常软糯，让人联想到水磨粉做的汤团，所以当地人称“水磨调”。与昆曲并称南戏四大声腔的弋阳腔，也是在弋阳县发端，因当地的中州音系与吴浙音差别很大，形成了戏曲音调上的独特风格。方言对戏曲的影响主要是字的调值影响旋律、行腔的变化。方言的声调与地方戏曲调的旋律走向和调式色彩都有密切联系。一些地方戏的曲调节奏急促，那是方言中入声的表现。地方戏的曲牌，往往来源于本地民歌，所谓“向无曲谱，只沿土俗”。毫无疑问，方言的声调与地方戏的曲调在戏曲音乐创作中是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二、戏曲的生存源自汉字的庇护喜欢动脑筋的同学想一想，如果汉字不是表意字，戏曲会怎么样？我们在课堂上多次说过，拼音文字的一个功能是语音的同质化。一个国家，如果使用拼音文字，那么为了让所有人都听懂看懂，必然要求全民语音尽可能规范化，大家的发音相一致。这就在社会内部抑制了语言的分化。而反过来，如果哪个地方的发音不一致，这个地方就无法顺畅地和其他地方人交流，其语言和文化心理就会“离心离德”，造成分裂。我们看欧洲分成那么多小国家，就和拼音文字在语音上的同质化要求有很大关系。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分歧严重，如果使用拼音文字，不同方言区必然相互排斥，相互割据。而正因为我们使用了表意汉字，才包容了各地的“言语异声”，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和统一的文化版图。表意汉字在社会联结上最大的功能是其语音包容性。这一包容性迥异于拼音文字，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一，汉字的语音包容性产生文明的“想象共同体”由于汉字“望文生义”“形入心通”，说不同方言的人通过文字可以无障碍交流，思想和观念得以“同质化”，形成统一的“想象共同体”。其二，汉字的语音包容性促进官话的传播汉字的字音具有“标准化”的特点，它不等于它所记的词音。汉字字音不是拼音字母拼写的自然语音，而是在字形结构中模拟的声音，带有很大的自为性和人为性。这种人为性在汉字造字和用字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体现出雅言的标准语的立场。因此，由于汉字的发音超越了具体的方言，在较为正式的场合须按照统一的标准形式（雅言、官话）发音，这也就促进了标准语（普通话）的推广。其三，汉字的语音包容性撑起方言戏曲的保护伞由于不同方言区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用方音读汉字而得到理解，这就在文字层面为方言张起了一顶保护伞。在汉字的保护下，各地方音可以自由生长，不会受到拼音文字那样的语音管束，方言戏曲也因此得以流布和传承，形成生生不息的艺术传统。中国有几百种依托本地方言的地方戏曲，如果没有汉字，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方言就不复存在，戏曲则“毛将焉附”？可见，戏曲和汉语汉字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很深。三、戏曲的思维源于汉语的“线条性”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句子框架是以动词为核心的空间架构，那么汉语的句子框架是以句读段铺排为组织的时间流程。汉语句子的“时间流”，是一种整体思维。它将万物的存在视为一个相互关联、连续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事物与环境发生密切联系。于是在汉语句子中，无论是叙事还是评论，都在一个心理时间流中展开，娓娓道来，宽缓不迫，而不像西方句法那样在一个紧张严密的物理空间体（树形关系框架）中静态演绎。中文这样的时间性组织“势态”，我们可称为“线条性”。它是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样的线条性，深刻影响了戏曲。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戏曲的程式化特征，其要义就是“打破团块，把一整套行动，化为无数线条，再重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最有表现力的美的形象”。说戏曲不喜欢“团块”构造，而喜欢“线条”，说的正是“物理空间体”和“心理时间流”的区别。这里的“物理”，说的是写实；这里的“心理”，说的是写意。我国的戏曲音乐可以说是“流”的极致。它结构形式其实就是板式的变化，它的结构动能就是节奏的变化。用变化的节奏表现人物心理、人物性格和戏剧矛盾。中国戏曲常常可以在情绪的高潮中听到节拍颇为自由、节奏上伸缩性极大的散板。此时固定的节拍形式仅存的一点“空间性”（来自“固定”）已无法驾驭人的内心节奏的起伏，散板成为心理时间流的极致表现。这是西方戏剧音乐思维难以理解和想象的。正如宗白华所言，中国艺术的“线条”具有时间的品格，艺术家总是将空间里的对象融化在“线条”的时间节奏中。而这样的“线条感”，来自中文思维。四、戏曲的听感源于语言的亲和度对当代人来说，一说起戏曲，首先是一个好听不好听的问题。由于戏曲和语言的关系很深，那么——当我说昆曲的曲调不好听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不会昆山话有关？当我也感到淮剧的曲调不好听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不会苏北话有关？当我说越剧好听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习惯浙江方言有关？而当河南的小乔和上海的我都说京剧好听的时候，是不是和北京话（京腔）成为标准音有关？也就是说，戏曲的好听和难听，主要不是戏曲本身的问题，而是母语亲和度的问题。各地的戏曲在本地人的耳朵里都是好听的。由此，戏曲和语言的关系，又不仅是一个语言的判断，而且是一个价值的判断。当然，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河南的小乔同学就觉得昆曲“也挺好听的”。不仅如此，方言是一个不断演化中的社会语言概念，戏曲的生态和语言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密切关联。这一代年轻人对国潮的自信和喜爱，带动戏曲成为语言与文化课的话题。16级的同学不但和我谈过昆曲、京剧、越剧，还向我推荐过评弹，现在我也成了上海“乡音书苑”的常客，春节期间还在那里听过上海评弹团的长篇评书《英烈》和弹词《杨乃武》。然而今天的同学们一定想不到，在二十年前的语言与文化课上，一位同学交的期末论文，题目是——《京剧，请你安静地走开》。“文化语言学新视野”公众号编年目录链接（五）（2020.8）2020.8.1

中文系16级小白同学来信：“今天的问题比较奇怪。“最近和以前的同学语音，我能明显感到他们讲话带了一点点口音。记得以前和老师讨论过‘方言普通话’这个问题，那么他们这么讲话是不是算‘方言普通话’呢？（也许我表达不清楚我的意思，那么就举个例子，比如我们无锡有‘锡普’，但我们平时讲话还是标准普通话，只有一些老人可能会这么讲话，话语中带有一些很明显的方言词。）“然后是不是北方一些方言更容易影响我们的说话习惯呢？（是不是因为他们讲普通话口音比较重，而且他们的方言和普通话类似？）比如我在北京的同学现在说话竟然会带着儿化音，在东北的同学讲话有点二人转的感觉，在威海的同学居然开始带后鼻音了，在南京的同学也有点讲南京话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我没有在更南方读书的同学吧，所以不知道去广州之类的地方以后会不会有所不同？反正我在上海感觉不到什么区别，也许因为苏锡常和上海都属于吴语区的关系吧？或许我本身也带着口音，只是身边人都这么讲话所以感觉不到？“还有，记得小学老师在上方言课的时候说，从小讲方言的人，老了以后大多都讲方言。不知道是否有道理？我记得以前去敬老院和老人交流，很多老人都说方言，他们能听懂我的普通话，但往往用方言回复我。这么想想，似乎有点道理？”小白同学的问题其实并不“奇怪”。小白的观察很敏锐，任何一位同学的普通话，在一个方言区待一段时间后，都会沾染当地方言普通话的口音。小白是无锡人，她说自己讲“标准普通话”，不像无锡一些老人说的“锡普”有那么多方言词。其实这里说的“标准”只是相对而言。你在一个地区长大，你的语言中必然有本地语言的特色，这也是你的社会文化身份的认同。小白同学也意识这一点，所以她说：“或许我本身也带着口音，只是身边人都这么讲话所以感觉不到？”当然是这样。一个人讲话总是很自然向身边人看齐。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对环境无动于衷。这就是方言普通话，或者说社区通用语，存在和发展的生命之源。每一个地方的语言，相对于标准语，都会有自己的变异。这个变异会在人际交往中传播。方言普通话是一种中介语，它的特点既会影响当地方言，使本地方言普通话化；也会影响外来人口的普通话，使它出现诸如“二人转”或“后鼻音”那样的本地口音。广州也有自己的方言普通话，去广州的同学肯定也会沾染上。相对来说，南方方言对外来人员口音的影响不如方言普通话，也不如北方方言区的方言。小白是从微信语音听出了自己以前的同学进了各地大学后发生的口音变化。这样的变化深刻说明中介语的变异特征具有强大的传播力量。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本地方言的口音太拗口，词汇也听不懂，真正能给自己的语言“带节奏”的，是本地特色的普通话。这在北方方言区以外的方言地区，具有普遍性。而北方方言区的各地方言，本身就带有相当程度的“方言普通话”性质。我们现有的语言理论，是以语言的“规范”为焦点的。虽然在理论上也承认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但眼中的“发展”，更多的是时间上，而非空间上的。时间上的语言变异，我们处理得很娴熟，它们不过是“系统”演进的状态；而空间上的语言变异，我们会选择性无视。因为它们牵涉到是否要肯定“规范”之外的一个新的“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语言理论，缺乏对语言的社会变异在空间上的“系统”敏感。这说到底，是以“规范”区分语言变异的等级，而不尊重规范之外的语言变异。而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切语言变异、一切语言差异，其背后都是人，都是特定的社群，都应该尊重，都值得研究。这让我想起去年和香港的一位学界前辈老师的微信聊天：前辈：（《全球华语语法·香港卷》封面）我：

中文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今天我和一位学日语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学习日语对他的性格有所改变，原本他是个急性子，但学习日语后他变得温和了许多，因为日语往往把动词放到最后，不听到最后，通常不明白说话者的态度。“那么对于同一件事，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同，有些语言表现得理性，有些却很感性。

中文系21级小方同学来信：在去年一次讲座上，我曾有幸亲聆您的教诲，您对我们关注兴趣、追求所爱的谆谆教导，至今萦绕在我耳边。自那以后，我一直关注着您的公众号。读您的文章，仿佛在和您面对面探讨一个个语言现象，让文学专业的我受益良多。日前，在和朋友讨论汉语中的双声叠韵现象时，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鸳鸯”算不算双声词呢？按清代周春《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中提出的定义：“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不论它是不是联绵词，从这个角度看，“鸳鸯”的实际发音为[yan][iɑŋ]，两字发音的开头并不相同。那么“阴阳”或“阴影”算不算呢？“阴阳”是前字的韵腹与后字的介音相同，“阴影”是两个字音只有韵腹相同。虽然从语音上说“鸳鸯”这样零声母而介音不同的字，无论如何都不应属于双声，但我在语感上，仍然很难拒绝它是双声词，这或许缘于i和ü的发音方式相近。周春的定义基于古代的韵书，或许更适用于古代音系。“鸳鸯”两字在《广韵》中均属影母，在古汉语中属于双声无疑。这说明，古汉语语音似乎不像现代汉语普通话一样，按辅音和元音严格区分声母和韵母。有的《现代汉语》教材认为，“押韵系统反映的是音素之间的音位关系”，如果两个音属同一个音位（如“沿岸”“冤案”中的/ɑ/），即便音质稍有出入，也可以归入同一个韵辙。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只在理论上自洽。首先，它忽视了音位不同但音质相近的字通押的可能，十八韵“痕”韵同时收入en、in、uen、ün。其次，“沿岸”“日记”等都是叠韵词，却没有叠韵应有的音韵效果。然而，如果严格考虑所有音位变体，只有音质完全相同的字才算双声叠韵，范围又嫌太小：不仅“颜渊”不叠韵，“杜甫”[tu][fʋ]也不叠韵，“苏轼”[su][ʂʅ]不双声，“稚子”[ʈʂʅ][tsɿ]既不双声又不叠韵，它们原有的音韵效果都被忽视了。综合以上考量，我产生一个新的想法：与其将“双声叠韵”看作一种形式，不如将它视为一种有强弱之分的属性。例如零声母的“阴影”不属于双声词，但由于开头的韵腹发音相同，它有了等同于双声词的音韵效果。

中文系16级小史同学来信：老师在上节课评价“翻译腔”时提到，翻译腔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了解什么是好的汉语。对此我有一个问题：翻译腔本身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好的汉语”的一种？老师一直说，语言好坏的标准是其是否满足表达需要，如果在一些语境下（如上节课樊同学提到的轻小说中），翻译腔的表达效果优于原汁原味的汉语表达，那么“翻译腔”不就是“好的汉语”嘛？既然如此，这些语境下的“翻译腔”会不会由此脱离了“翻译腔”，取代“原汁原味的汉语表达”，最终成为一种新的汉语表达？那么在这时，我们又如何通过这些已经融入汉语的“翻译腔”来了解原来的汉语的好与不好呢？小史同学说得很对，“翻译腔”和本土味，在语言的表达功效上，并不是对立的。在某些需要严格定义的语境中，“翻译腔”很好用。这里说的“翻译腔”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它和一般对翻译腔的理解还是不一样。翻译腔是一个贬义词，指机械套用外文结构的晦涩的翻译。而我这里打引号的“翻译腔”，则是恰到好处借用了外语词汇和语法的某些特点，同时又明白通顺的汉语。这就像外来词的翻译，它应该是明晓的，因而是好用的，而非生涩的，不是一切外来词的翻译都是好的或不好的。即使离开了语境，翻译腔也有好和不好之分。这里的差别在哪里呢？手头正好有一份本科生请我修改的外国人写的汉语文章，作者是一位学汉语的德国女生，在我曾教过书的科隆大学念书。她把自己写的文章发给复旦的同学，请帮助修改。这位同学找到了我。文章很有德国人思辨的风格，我们来看其中的两个句子。1.

（1982年张世禄先生摄于复旦大学正门，时年80岁）1.

中文系16级小王同学来信：“关于汉字的造字法，从汉朝以来，相沿有‘六书’的说法。一般来说，汉字的造字方法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还包括转注和假借（严格说来这两种应属于用字的方法。）“形声是由形旁和声旁拼合造字的方法。今天我们所用的汉字，80%以上都是形声字。形声字通常一半表音，一半表义，因而我觉得它能传达出很多含义。但其它造字法产生的一些字我觉得理解起来会有些困难，比如指事字中的‘上、下’还比较好理解，‘凶’啊这样的，我觉得就有些勉强，所以是不是因此形声字就成了汉字发展的主流？”为什么是形声字？小王同学的理解是形声字比象形字好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形声字的视角回顾一下汉字演变的过程，然后思考贯注其中的历史逻辑，并展开去，谈谈中文的建构力量。一、汉字演变的形声字视角1.

中文系16级小郑同学来信：“您今天上课时提到应该允许适当使用一些外语原词。这让我想到高中一则作文材料。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引发争议，百名学者联名举报。有些学者担心汉语语言的纯洁性被破坏，认为这种现象长期下去会对汉语安全构成威胁。也有学者认为汉语需要吸收外来语言，需要与时俱进，英文词汇在生活中有助于人们表达和理解。“我个人是赞成使用外语原词的，这也是我们年轻人需要的。但这种吸收是否有范围？什么样的外来词汇可以收录？看了网上的评论，觉得很多人都在说规范和标准，但实际上却很模糊。不知道您对此怎么看。”小郑同学感到网上说的规范和标准很模糊，那么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一、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英语缩略词“入籍”的合法性小郑同学提到的关于“字母词”是否应该入词典的争论，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争论。两者的理由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语言的人文性是重要的，语言的工具性也是重要的。如果双方都“极而言之”，这个问题就无解。大学的“语言学概论”课，给语言下的第一个定义就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个定义充满了工具理性。从这个角度看，“字母词”中占绝大多数的英语缩略词，就有绝对意义上的汉语“入籍”合法性。我们不会说：美女，你腾讯即时通讯软件号多少啊？我们只会说：你的QQ号多少啊？我们不会说：老板，你家无线保真联网密码多少？我们只会说：你家的WIFI密码多少？我们不会说：请问，非常重要的人候机室在哪儿？我们只会说：VIP候机室在哪儿？也就是说，无论词典是否收入，这些英语缩略词因其难以替代的便捷，已经在汉语中登堂入室。它们的“全民性”不容置疑。词典不收只是词典功能的损失。那么，“字母词”中的另一类，英语原词呢？二、可译，还是不可译？——不译词的缘起这里说的“可译”和“不可译”，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能不能翻译，而是“使用学”意义上的要不要翻译。汉语文本中出现的非缩略的英语原词，我们称之为“不译词”。与不译词相对，音译词和意译词都是已译的。但两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英语原词，即使它已经有了汉语译名，它仍然可能以不译词的形式出现。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问专家不行，因为专家脑子里塞满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已经对这类问题无感。这个问题只能问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们，也只有日常语言实践才能解答。外文学院04级小庄同学在语言与文化课的课堂讨论上说：“上海女人说话喜欢夹杂外语，比如bra，意为乳罩。若用中文表达，‘内衣’不够确切，‘胸罩’‘文胸’之类又显直白。而bra只一个音节，也无歧义，简洁明了，因此为上海小姑娘所衷爱。”原来，从词义说，bra比“内衣”准确；从词采（修辞色彩）说，bra比“胸罩”“文胸”委婉；从词形说，bra比“胸罩”“文胸”简单。这当然不是说“胸罩”“文胸”一无是处，而是说在有些语境中，为避免尴尬，或为了便捷，人们更喜欢说bra。显然，bra在表达功能上，具有其他几个词不可替代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在日常语言的自然流淌中显示出来，其功效不容置疑。当看到人们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使用不译词的时候，语言学的责任不是“爹味”指责，而是意识到人们对不译词的“约定俗成”一定有其理由，而这个理由也许并不是“装B”那样刻板和简单。我们从bra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语言在本质上是不可译的。而所谓可译，都是工具意义上的不可译而译之。这是不译词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原因。三、外来词汉字重写中的补偿机制汉译外来词中表意汉字的重写，加重了不可译而译之的“勉为其难”，于是在外来词的汉语使用中就产生了补偿机制。1.弱化补偿：在多元译法的竞争中弱化汉字表意动机在西方形态语言之间，外来词的引进很容易吸纳原词的形式，具有清晰的“可译性”。不使用表意字，就不存在意义的重写问题。而在汉语引进外来词过程中，表意字的译词容易将字义重组，甚至重写原词的词义。为尽可能减少单一译法的局限，汉语会“放任”多元译法，包括音译和意译的多元，也包括不同音译、不同意译的多元，在“约定俗成”中逐渐稳定最有功效的一种。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为音译词在多种译法的选择中最大限度弱化汉字的表意动机。例如选“巧克力”，不选“炒扣来”“勺勾腊”“绰故辣”。而这样的选择策略在意译词中也隐约可见。表面上看，意译是突出表意动机的，但动机一强就会背离翻译的初衷，所以意译其实是在弱化汉字表意动机的努力中完成的。例如“斑马”是在“花兽”“花驴”“花马”“花条马”“福鹿”等的竞争中稳定下来的译法。相较于其他译法，它最大限度弱化了表意字组合的动机。又如“钢琴”是在“大琴”“大洋琴”“铁弦琴”“八音琴”“百音琴”、音译“批阿娜”“披亚诺”“披雅娜”等的竞争中稳定下来的译法。显然，“批阿娜”等音译中字义的干扰很大，“八音”“百音”“铁弦”等意译的“阐释性”都很强，而“大琴”又语焉不详，“钢琴”是最佳选择。我们无法为每一个外来词梳理出“弱化汉字表意动机”的过程，更无法据此预测某个外来词译法的命运，但弱化汉字表意动机，以求减少原词翻译中表意字的“过度阐释”，是汉语外来词翻译的一个基本策略，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目前它还只是我的“大胆假设”。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稳定下来的意译词和音译词，它们也还会在汉语的各种场景中积淀下新的词采和意涵，与外文原词拉开距离。例如“台风”是一个音译词，可是在使用中转化为以“风”为中心的派生词。又如“钢琴”在某个电影名中被分析为“钢的琴”，这一定是“钢琴”的译者始料未及的。2.归源补偿：在汉字重写的困境中去汉字化这个“去汉字化”，不是指中国现代语言学的科学主义转型，即引进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立场，将是否有效记录口语看作文字优劣的唯一标准，而是指中文在外来词的使用中面对“不可译而译之”的困境，放弃汉字重写，回归原词的表达策略。在中文翻译的汉字重写条件下，工具性的译词，不可能完全按原词意义适应语言交流中丰富的场景。当说话人感到“词不达意”时，原词就会脱口而出，因为原词在汉语翻译中被遮蔽的“微言大义”，只有回到原词才能表达和理解。这样的“归源”操作，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去汉字化”的过程，也就是消解在汉字改写过程中形成的中文理解，回到外语原词的不译状态。此时，就像洞开了汉字文本的一个域外窗口，让新鲜的异域词义投射进来，丰富了汉语的表达功能。当我们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一个不译词的时候，这种感觉就会“扑面而来”，例如：“普京现在正在中国，正在高高兴兴参加上合组织峰会，自然不care这个G7。”（环球时报2018.6.9）“既然背上了评委的title，就应该早早做好准备。”（新闻晨报2018.3.13）“然后就收到一条‘举报成功，尽快核实’的系统自动回复，至于结果，noting。”（IT时报2021.1.29）从传统的角度看，出现不译词的汉语好像“不纯洁”了，可是汉语数千年发展的传统，不正是在和域外语言充分交流和融合中形成的吗？从汉字书面语的角度看，由于混进了不译词，书面语严密的汉字组织被“字母词”破坏了，可是汉字书面语使用英语缩略词如WTO、GDP、DNA、VIP、IP、SPA、PPT等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也“顺眼”了吗？四、不译词出现的四重限制诚然，与英语缩略词相比，非缩略的英语原词在汉语书面语中引起的“不适感”更强。因为缩略词有很强的工具性，它的便捷具有很大的传播说服力。而英语原词没有这样强的实用性。它在汉语书面语中出现的“合法性”，基于对上下文和原词意义的充分理解，基于很强的语义默契。这就局限了它的受众，使它带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方言性质，因此不译词的出现容易受到非议。也因此，不译词的使用，说话人，尤其是书面语的写作者，应该有自觉的限制。这个限制，我想应该是四重。1.功能限制不译词词义的准确、词形的简洁、修辞的风格，在汉字组合中应该无可替代。2.翻译限制不译词在汉语中尚未有约定俗成的翻译。3.流行限制不译词已经在汉语口语和网络语言中普遍使用。例如年轻人经常说的“做一个pre”“拿到了offer”。4.礼貌限制不译词在日常使用中一个独特的心理是避免尴尬。遇到有所忌讳的词，使用不译词满足了说话人淡化汉字词的词义，委婉措辞的需要，就像bra之于“胸罩”,

新闻传播学16级小陈同学来信：“上节课您谈到语言的范畴化制约我们的思维。对于‘制约’，您好像并无反感。“您提到小孩子见到开屏的孔雀，因为没有‘孔雀’和‘开屏’两个词，就说‘母鸡开花了’，可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很有味道，我曾经看过一段文字：‘星期天，我和妈妈上街回来。走到村前的河堤上，无意中发现路边的杨柳都冒出了芽儿，嫩嫩的，绿绿的，像眼睛，像星星，忽闪忽闪的，缀满了枝头。我惊奇地对妈妈说：“妈妈，你看，柳树吐芽了。”说完，我一下子得意起来，觉得这“吐”字用得不错，把杨柳拟人化了。妈妈回答说：“是啊，柳树爆青了。”’“当我们学会用‘柳树发芽’这类范畴化的语言去描述一种现象时，我们的思维会不会受限于此，懒于去探索，失去了想象力？“我想问，语言的范畴化，会不会损了语言的诗性？”看了来信，我不禁莞尔：小陈同学，你就这么不待见“语言范畴化”？让我们和小陈同学一起，“穿越”回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从初生婴儿开始——1.语言给了我们人的属性当我们还是一岁前婴儿时，我们还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人性”，因为我们还没有摆脱动物的信号反应。而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满月的婴儿，哭叫多少带有一定意义。一个半月的婴儿，开始能发4-5个单元音，2-7个辅音。两三个月的婴儿，开始“咿呀学语”。五六个月的婴儿，能发出“ma-ma”“ba-ba”“da-da”等音组。七八个月的婴儿，能“听懂”成人说的一些词（音调），并做出声音反应。十到十一个月的婴儿开始“懂得”词义，但词很有限，词音和词义未达到有机统一，音调仍处于优势。词义的第二信号系统（语言文字等抽象的刺激）还需要第一信号系统（声、光、电、味等现实具体的刺激）的不断支持。这时候的儿童，如果一旦中断正常的教育和学习，仍有可能接受动物的习性而成为（诸如）“狼孩”。只有把词的发音和词所代表的对象联系起来，从而“说出词”并进行“符号交际”，儿童才真正进入了人的世界。2.

中文系16级小樊同学来信说：“我在读国外文章的中译本时，时常可以感到一种强烈的翻译腔。”小樊说的“翻译腔”，其实指的是翻译腔透出的语言风格。他印象比较深的是欧洲语言的“翻译腔”和日语的“翻译腔”。1.

中文系16级小乔同学来信：“您在课上讲到：语言表达真情实感，应该是粗糙的；一旦刻意追求形式美感，语言就开始空转，最终变得平滑。这让我不由得想到高中时期所写的作文。“虽然全国Ⅰ卷的作文大部分都是议论文，理论上对语言的优美性要求不是太严苛，但事实上作文评分时语言表达的‘有文采’占很大比重。所以......作文范文往往是语言华丽且略显空洞的所谓“议论性散文”......觉得高中被灌了、也灌了别人无数的鸡汤......“可是既然语言应该尽量避免变得平滑，那么我们现在的高考指向标岂不是指错了方向？高考作文的筛选意义岂不是大打折扣？那么，写作技巧的运用与语言的粗糙冲突么？”小乔同学的质疑掷地有声。如果进入大学的学生依然走不出高考语文的光晕，那么他很难走进大学学习的探索之路。小乔同学的想法中有两个易混淆的“点”：1.

文史专家，复旦中文系77级本科的老同学，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关于引号的文章，讨论报刊上有关疫情的几个词，它们不该加引号而加了，该加引号却没有加。前者如“战疫”和“抗疫”，后者如“复阳”。他说：“短文早就写好，两三年前曾投寄过多家报纸，均遭拒载”。文章说，“战疫”“抗疫”等词在刚开始使用时，都在“疫”字上加个引号，而在“防疫”“疫情”等词的“疫”字上，却没有加引号，“作为一个语文工作者，我实在不懂这是什么道理”。老同学质疑：“战疫”“抗疫”中“疫”加引号，是因为它是引文吗？是特定称谓吗？是有特殊含义吗？好像都谈不上。是为了突出强调吗？那么“抗日战争”可以写成“抗‘日’战争”吗？是讽刺、嘲笑和不承认吗？好像也不是。如果说，用“战‘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