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汉语史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北京大学王力教授首先开讲“汉语史”课程，并按高教部审定的“汉语史”教学大纲编写教材。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力的《汉语史稿》上、中、下三册。
与北京大学王力的汉语史课程几乎同时，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也开讲“汉语史”课。当时全国开设这门课的就是北大和复旦，一北一南两家。这当然和当时全国只有北大和复旦有专门化的汉语专业有关，也和王力和张世禄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都致力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有关。
然而，与王力先生汉语史课程教材一锤定音，多次再版不同，张世禄先生汉语史课程的教材一直处在油印稿的未定稿状态。从张世禄先生家属和上世纪六十年代听课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保存的当年汉语史教材来看，张世禄先生的汉语史课程教材油印稿一共有四种：
1.《汉语史 绪论 语音篇 初稿》（22万字）
2.《汉语史 词汇篇 初稿》（32万字）
3.《汉语史 词汇语法部分 六三年复旦春季夏季用》（15万字）
4.《汉语史讲义》（35万字）
我们从这四种汉语史教材的100多万字珍贵存本中，梳理出一个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系统，分为绪论和语音、语法、词汇三个部分，将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学术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
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之后，我国语言学史上系统的汉语史研究的标志性创获，也是与北京大学几乎同时开出、历史悠久的复旦大学汉语史课程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由于作者个人和环境的历史原因长期湮没不闻，甚至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77级本科生，入学复旦中文系汉语专业后所上的为时一年的汉语史课程，其教材都是中青年教师自编。今天，在系统整理张世禄先生全集，广泛征集张世禄遗稿的过程中，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和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拂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史讲义》的历史尘灰，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教材的出版不仅丰富了20世纪中国语言学优秀遗产的宝库，而且将有力推动21世纪中国汉语史研究与教学的传承和发展。
《汉语史讲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示出很强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复旦版《汉语史讲义》在整体框架上较《汉语史稿》的写法更注重断代的共时性。如果说王力的《汉语史稿》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轨迹，那么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在理论上淡化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子主义，更倾向于从断代共时层面，即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观察和分析语言现象。我们看王力的《汉语史稿》，基本上是语言要素的推源溯流。在语音部分，简单介绍了中古和上古的语音系统后，就分别论述一个一个声母和韵母从上古到中古，然后又是中古到现代的历史演变。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从一开始就把断代的汉语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上古汉语语音部分，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个孤立要素的演变史，而是整个要素关系网络，即分章论述上古音的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和声调问题。
在词汇部分，王力《汉语史稿》的写法依然是线性的类别史，分节论述基本词汇、借词、同类词、同源词、成语典故的历史连续性，甚至包括“古今词义的异同”、“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这样细节的量变。而张世禄《汉语史讲义》词汇篇由“上古汉语词汇”“中古汉语词汇”“近代汉语词汇”三部断代史组成。在“上古汉语词汇”中，论述“词汇的时代特征”“基本词汇”“词义变化和词的结构”“熟语、方言词、外来词、同行语”四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中“词汇的时代特征”部分，由“先秦时期词汇的时代特征”“秦汉时期词汇的时代特征”两部分组成。显然，《汉语史讲义》秉持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共时系统认识，在语言史论述中遵循严格的断代整体性。从系统的认识出发，《汉语史讲义》涉及的语言知识领域更宽厚。例如在“中古声母的发展”这一章，内容涉及《切韵》的声类、《切韵》声类的音值、《切韵》声母的渊源、《切韵》系统声母前后期的变化。在“中古韵母的发展”这一章，内容涉及《切韵》系统韵书分部发展概述，《切韵》系统韵类及其音值，中古韵母的渊源。在“《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这一章，内容涉及《中原音韵》的编排体例，《中原音韵》的声母，全浊声母的清化，卷舌音的萌芽，零声母的扩大，新产生的浊音，并讨论了从中古《切韵》音系到《中原音韵》声母演变的大势。这样的体例，始终帮助读者在一个整体性的要素网络中观察和把握语言现象。
语言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在论述汉语历史发展的时候，注意把断代的汉语发展和当时代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和汉语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和汉语研究的学术史联系起来，和汉语方言联系起来。例如在论述上古汉语语音的时候，首先介绍上古社会和语言的概况、古音学研究的概况；在论述中古汉语语音的时候，分别讨论中古汉语语音发展的社会背景，中古方音和文学语音的语音系统，和音韵研究的兴起。在论述近代汉语语音的时候，不仅介绍近代汉语语音发展的社会背景和近代韵书，而且专节论述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古音痕迹和口语中的文白异读。这样一部汉语史，把汉语的发展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作立体的呈现，同时也将听课学生各方面的知识系联起来，对汉语的发展有更深入的理解。由此看王力的《汉语史稿》，在语言史与社会史的关系上，持“语言的历史分期不能机械地依照社会发展的分期”，而“应该由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来决定”的观点，较少关注语言发展的社会原因。两本汉语史教材的这一点不同，在各自的目录上一目了然。
断代的社会性，在《汉语史讲义》词汇篇更鲜明地体现出来。在上古汉语词汇部分，将社会发展的渔猎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和词汇的发展融为一体，从手工业、商业、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论述词汇发展的动因和特色，完整展示上古汉语词汇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整体面貌。在中古汉语、近代汉语部分也是如此。近代汉语词汇部分分列元明清和鸦片战争后各时代的词汇特征，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制度和农业、手工业等生产力发展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更能看到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对汉语词汇发展的推动，诸如太平天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屈辱、中国人民反抗运动、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清朝官僚反抗等，都深刻影响了近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表现出各阶段汉语词汇的整体性历史形态和特征。在论述北方话词汇发展的时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历史词汇学图卷。作者深入分析北方话词汇发展的政治原因和语言文学原因，让我们看到近代汉语词汇独具特色的北方话词汇是如何在唐宋以来口语、元曲、明清白话文学、各地方言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汉语史讲义》努力探究汉语史发展的深刻的社会性，显示出作者对语言的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具有很强的现代语言学意识。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十分重视汉语史的分期，并且在分期的标准上持与王力《汉语史稿》不同的观点。为什么要分期？王力的《汉语史稿》认为分期的目的是使历史发展的线索更加分明，使历史上每一个大关键更加突出，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历史的面貌。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在讨论“汉语史分期问题的意义”时指出：“只有正确地揭示了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事物在发展诸阶段上质的规定性（特点）以后，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历史发展的全貌，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从而正确地掌握并驾驭这一事物。”显然，张世禄把汉语发展的阶段性视为汉语本质而非仅仅历史面貌的表现，由此汉语史分期的标准就应该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张世禄将此解释为“体系的变化”，“体系的更递”。
王力《汉语史稿》持单一要素的标准，主张“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因为“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而语法结构比基本词汇变化得更慢。”至于语音系统，它和语法系统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张世禄《汉语史讲义》持系统平衡的标准，认为“不能以一种要素的质变来概括语言体系的质变，也不能孤立地看待语法的质变”。“语言体系的变化，就是打破了原来体系的平衡以及三要素之间的平衡，而达到了新的平衡，形成了语言新的体系。”因此，语言史的分期，“要从基本词汇、语法结构和语音系统三者统一的变化着眼”。那么怎样看出达到了系统新的平衡，亦即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呢？张世禄断定“不是语法，而是语音实在为质变的重要标志”。张世禄认为汉语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的变化受汉字书面形式的束缚，而由于汉字不表示绝对的音值，汉语语音的发展不受书面形式的束缚，最为整齐和明显，最能反映汉语的变化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汉语史讲义》的分期标准与《汉语史稿》的不同，是系统质变（新的平衡）和单一要素质变的不同，也是语音为主和语法为主的不同。
我们看《汉语史讲义》对汉语史各个发展阶段的分期，综合了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指出了汉语史分期各阶段社会发展的特征。后者显然和作者关于语言史是社会史的一部分的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的分期标准必然产生不同的汉语史分期。王力《汉语史稿》分四期，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分三期。其中对上古期和中古期两家看法一致。其后，王力《汉语史稿》分近代期（13世纪到19世纪鸦片战争）和现代期（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中间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过渡期。张世禄《汉语史讲义》将13世纪到作者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统一划为近代期。这一时期初辽金元入侵，北方共同语区域长期战乱，大量人口南迁，语言发生又一次混合。此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长期稳定，近代汉语在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逐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由《切韵》音系变为《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以至现代的北京音系；同时也表现在语法形式的各种精确化和词汇发展中大量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词汇、北方话口语词汇和借词。王力《汉语史稿》以单一语法标准划分汉语史现代期的依据是“适当地吸收西洋语法”和“大量地增加复音词”。
我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悠久，我国的语言史研究和教学在建国以后就立刻在北方和南方的高校扎扎实实开展起来
以北京大学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和复旦大学张世禄先生的《汉语史讲义》为代表，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汉语史研究根基深厚，源远流长。
中国有非常优秀和伟大的语言学家，他们的汉语研究比欧美著名语言学家的研究更客观，更实在，更注重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正是看到了《汉语史讲义》对于我国语言和文化研究的标志性的意义，才倾注极大的心血编校文字，勘误补缺。
作为张世禄先生的弟子，我们对上海东方出版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相信，《汉语史讲义》的出版将有力推动我国语言史的研究与教学。我们期待汉语史研究新人辈出，成果丰硕，前景灿烂。
（张世禄著《汉语史讲义》即将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本文是该书前言第一部分的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