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满天都是“翼”，“虎”不见了——从命名的本质论和约定论之调和说开去

中文系18级小马同学问：

关于词语的创造到底是约定的还是本质的，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可以调和看待呢？比如说部分词语的创造的确和事物的本质属性相关，但是在实际交际中这种相关性不被重视，因为人们习惯把语言当作约定符号使用，符号淡化了对本质的直接探求，但是这并不妨碍词源和事物的本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小马同学的这个“调和”说，约定论者听了一定“跳脚”——这明明还是本质论嘛。

其实，事物命名的本质论和约定论的关系是这样的：

首先，事物在命名的那一刻，约定论和本质论是不相容的。

一个事物的名称和事物的内容有没有关系？约定论说没有，本质论说有。怎么调和？

不可能说部分有，部分没有。说“部分没有”其实还是一个理据遗忘的问题，还是说明有理据，还是命名和本质有关。

其次，事物的命名，约定论和本质论其实说的是两回事。

事物按其特征（本质）命名，但事物的特征是多方面的，包括事物的形态、声音、颜色、功用等。选择哪一个特征来命名，需要集体认同，这个认同就是约定俗成的过程。所以两者互不否定。

调和是学术研究的常态。也就是说，学术研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听听你也有道理，听听他也有道理，把各种意见和在一起——大家不要吵了，综合起来就是王道。

但学术研究不是靠调和、折中前进的。钱钟书曾说学术理论往往是“偏中正”。“世界太广漠了，我们圆睁两眼，平视正视，视野还是偏狭得可怜”。“所谓偏见，只好比打靶的瞄准，用一只眼来看。但是，也有人以为这倒是瞄中事物红心的看法。”理论的深刻都付出了片面的代价。

而所谓片面，我以为其实就是逻辑彻底。只有逻辑彻底，才能说清楚问题。钱钟书举的例子很生动：有人说“人是不渴而饮，四季有性欲的动物。” 我们明知那是贪酒好色的小花脸的打浑，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偏宕之论的确说透了人类一部分的根性。

钱钟书进一步认为 “ 偏激二字，本来相连；我们别有所激，见解当然会另有所偏。”这就更深地涉及为什么研究学术。学术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而问题正来自质疑，它必须有感而发。如果没有“激”，我们为什么研究学术呢？

写到这里，想到张伯江在接受复旦大学文化语言学博士生李昊的一次访谈中说的话：

“现在是多元化了，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现状不一定就是好了。三十年前，至少大家学风是淳朴的，大家对待问题都是很认真的。不管是申老师也好，还是他所对立的那一面的人也好，都还是认认真真地、想去解决汉语的问题。

“在那以后，八十年代过去以后，逐渐地国内跟上了国际脚步。当时我以为是个好事儿、一个好趋势（确实我们都是受益者，国外这么多理论，不管形式、认知、功能，确实把我们的思考大大打开了，我本人就受益匪浅）。但是结果，包括我现在也是老师了，看着学生一代也在成长，可不知不觉三十年过去，国内语法研究发展的现状，感觉到很不好，很不满意。过去那种沉下心来想解决汉语问题的风气，已经没有了。当时大家都能做到这个，包括被申老师反对的那些学者，他们想解决问题的精神还是可贵的。

“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要像他们一样，但是我给自己再插上一点新方法、新理论的翅膀，是不是就能比师辈做得更好。我确实这么做的，学习了很多新的方法，但时刻没有忘掉师辈们打下的扎实的基础。我学一些新的方法，追求的是一个如虎添翼。现在，满天都是‘翼’，‘虎’不见了。现在的中国语法研究，让人感到不满就在于，很多年轻人他们学着我们，读国外的理论，读着读着就目迷五色，就跟着那些理论跑了，追求一些理论的技术细节，早把自己根本的目的忘了。所以我看现在杂志上很多很多文章，不解决实际问题。”

张伯江说的“实际问题”，来自研究者的切身感受和强烈的时代和民族的责任感；

张伯江说的“不解决实际问题”，来自满足于方法的花拳绣腿、理论的语言空转。我们众多的研究者在跟风之余，从来没有问过自己：

我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而不用别的方法？

更没有问过自己：

我为什么要研究汉语语法？汉语语法研究那些根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该怎么办？

回到“逻辑彻底”，当然，每个人的见解之“偏”，本质上都只是认识的一种可能性。因此在说清楚自己观点的同时，必须做到学派兼容。

这就是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中反复申明的“逻辑彻底，学派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