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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汉语三千年发展中的历史和逻辑——张世禄《汉语史讲义》整理绪言（上）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汉语是世界语言史上历史最悠久，研究传统最深厚的语言。我国的汉语研究，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对语言的清理、条梳和阐释。

那个时代，一方面是诸侯割据，一方面是百家争鸣，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空前动荡，空前活跃。

思想意识的更新传播既激发语言的变异和失范，又呼唤统一、规范的语言媒介。

人们从当时的标准语“雅言”在古今方国之间产生的巨大差异，从大量的典籍因语言文字的演化变异、兴废损益而难以为当代人理解，第一次意识到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一个时代的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对历史语言做现代梳理和文化阐释，是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复旦大学张世禄教授，先后在两校开讲“汉语史”课程。

两位先生都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他们在汉语史研究与教学上的南北呼应，反映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现代语言学致力于传统学术现代化的精神指向。

两位先生不同的是，王力的课程教材《汉语史稿》于1956-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全国高校汉语史课程的统一教材，也是汉语史研究最为经典的成果，迄今无出其右。

而张世禄的汉语史课程教材因作者个人和环境的历史原因长期湮没不闻，多个版本以油印稿的未定稿状态，饱经风霜，散佚民间。

 
近年来，在系统整理张世禄先生全集，广泛征集张世禄遗稿的过程中，发现了张世禄上世纪50-60年代汉语史教材四种油印稿计100多万字。我从中整理出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系统，分为绪论和语音、词汇、语法三个部分，较为完整地呈现张世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一项重要成果。

最近400万字《张世禄全集》11卷即将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该社先期出版了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上下册）。这是继王力《汉语史稿》后我国语言史研究的标志性创获。

作为张世禄先生亲自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我为《汉语史讲义》拂去历史尘灰，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而激动不已。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的一个基本特色是现代性。它在整体框架上较《汉语史稿》的写法更注重断代的共时性。

如果说王力的《汉语史稿》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轨迹，那么张世禄的《汉语史讲义》在理论上更倾向于把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观察和分析。

它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一个汉语要素的演变史，而是汉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个要素关系网络。

尤其可贵的是，张世禄把语言史看作社会史的一部分，无论在汉语史的历史分期上，还是在汉语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上，都紧紧联系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发展，为读者立体展示了中国三千年宏大历史背景中奔涌不息的语言长河。

 
（一）汉语三千年分合大势
 
1.商周以前，言语纷歧
 
商周以前，我国在黄河流域一带语言状况十分复杂。“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

据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的诸侯也有八百。每一个部落（国）都有自己的语言。

殷商时代既有流动性很大的游牧生活，又有比较固定的农耕生产。殷王朝多次迁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很不稳定，活动范围广泛。

殷氏族的语言非常强势，在周灭殷后与周氏族语言的融合中胜出，成为后世共同语雅言的基础。周王朝的分封诸侯有力推动了统一语言的传播。

 
2. 商周时期，部落融合中形成区域共同语——雅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文字的产生，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日益频繁，出现融合的趋势。

部落联盟逐渐成形，其标志就是产生了联盟内部的区域性共同语。尤其是先秦时期汉民族逐渐形成，汉语共同语随之定其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节频繁往来，共同语的通用范围已经相当大。

商周以来，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诗经》、诸子百家，语言都呈现出一致性。这就是汉语最早的共同语形式——“雅言”。《论语》中记载了当时对民族共同语的认识：“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随着共同语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融合趋势加速。但在融合竞争中胜出的方言却更为强势，方言之间的差异在扩大。

战国以后，“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荣辱篇》）。王畿一带的北方话，即雅言共同语，和楚方言、越方言鼎足而居。

汉代政治经济统一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秦晋方言逐渐融合，但方言分歧依然严重。这一点我们从扬雄《方言》一书记录的十几个区域的方言异声现象就可知一斑。

 
3. 周以后，统一的语言大势中有分化
 
周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逐渐形成，汉语的历史发展大势是统一。

三千年来汉语共同语的发展随社会的演进而波澜壮阔，丰富发达，从未中断。

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摆脱方音，以形表意，系联起九州方圆的语义世界，将其整合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长期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严重不平衡，汉语方言的分化和方言之间的纷歧日益加深，形成很强的离心力量。


在汉代，共同语的流通范围已经很广，因而被称为“凡语”“通语”“凡通语”。它们和雅言一样，都是在北方方言（长安话或洛阳话）基础上形成的。
 
汉以后，新的方言在融合和动荡中相继出现。

南粤地区的百粤之族被中央政权征服，自秦始皇以来谪戍几十万人于此，粤地原属僮语一支的语言被汉语所同化，形成汉语新的方言区域——粤方言。

五胡乱华社会动荡，“戍膻污染，靡有宁居”，黄河流域大批中原百姓避乱迁闽，客居南粤。而闽地自周秦以后就不断有征蛮、谪迁、避乱的移居者，移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唐末农民起义而愈甚。由此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闽方言和客家方言。
 
十二世纪随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异族侵入，巨大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了方言之间的分合，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方言群雄，由此奠定了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

 
4. 十二世纪后，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共同语广泛传播
 
表面上看，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统一和分化的两条平行线。实际上，分化始终从属于统一的共同语。

例如汉魏以后的内忧外患虽然使当时的社会通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之推《音辞篇》），但隋的统一结束南北割裂局面后，经济文化的繁荣又对统一的文学语言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以传统的读书音为基础的《切韵》音系在政府的推行下深入人心，极大地稳固了共同语的规范。

而当南宋时期稳固的《切韵》体系逐渐脱离了实际语音，又有新的语音规范“中原雅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官话）应运而生。

十二世纪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大都（北京），北方话的势力越来越大，并随政治军事力量传播全国各地。

宋元明清流行的大量文学作品，如话本、戏剧、小说等，都是北方话作品，有力扩大了共同语的传播。

 
近代资本主义起步后，共同语和方言在表面上的历史平衡被进一步打破。共同语上升为相互关系的主导方面，控制和消蚀着汉语方言的分裂趋向，历史性地断开了汉语方言的语言独立化进程。

晚清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更加速了全国性的语言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为汉语发展为高度统一的民族语言创造了必要条件。

 
汉语三千年历史发展中的分合大势，是中国社会分合大势的缩影。

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统一繁荣的商业网络，思想上的儒学道统和唐以后的科举制度，都从根本上稳定着汉民族共同语的存在和发展，并通过汉字文化维系和沟通九域八方的方言表达，进而在远近四邻中形成汉字文化圈。

稳定的共同语和具有巨大语音包容性的表意汉字，使得历代入侵的外族无法在语言上同化汉族，反而被汉族语文所同化。

汉语汉字在历史上始终是语言文字融合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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