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语言人的行为模式和“色彩偏见”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公众号的读者提问：

在昨天您发的推送中最后的结论提到这样一句话：“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符号的使用”，我对这句话不是很理解。我个人觉得应该反过来，就是“所有的符号的使用起源于人类的行为”。因为我觉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需要符号进行交际或是传承文化的时候才产生的了符号。这是我的想法，希望老师可以指点一下。

读者的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首先，人类的语言和行为孰先孰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语言和劳动的关系。

恩格斯曾经指出:“语言是从劳动当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这就是说，并非“劳动创造语言”或先有劳动后有语言，而是语言和劳动相辅相成，共生共有。

萨丕尔也指出:

“语言是人类极古老的遗产”。“人类的其它文化遗产，即便是钻木取火或打制石器的技艺，是不是比语言更古老些，值得怀疑。我倒是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在语言这种表达意义的工具形成以前，那些文化发展事实上不见得是一定可能的。”

这显然是因为人的劳动及其他文化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受思维支配的劳动。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而语言作为思维的基本工具和基本结构，构成劳动的本质要素。因此，语言是文化产生的基本条件。语言决定文化。

其次，人类的语言和行为孰先孰后，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语言和思维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人类行为都起源于符号的使用”，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和语言对人类思维的制约有关。

语言使人类周围无数事物和关系范畴化，促进范畴的态序、判断和推理，使人类能够对周围的世界条分缕析。

儿童在学习一种语言之前，其感知运动的智力几乎完全局限在眼前空间与时间的范围之内。而当儿童有了语言，能够引起不在眼前的情境时，儿童便把自己从直接的空间和时间即知觉领域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

而且也由于有了语言，对象和事物已不再是知觉领城内所直接体验到的东西，而是在一个概念和理智的系统中被体验到。这个系统又丰富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

不仅如此，儿童在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又同时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埋下了该语言所蕴藉和规定的文化模式，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这些在他今后的人生中成为有意识的行动的深层语义结构，使他的行动总是体现某种文化特有的样式。

正如沃尔夫所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列维・布留尔也指出：结构上不同的语言符合不同的思维类型。

L·R·帕默尔认为思维的进步取决于符号系统的效能。他说：

许多原始语言中没有一般地表示数目的词。例如“两个男人”“两头母牛”“两块石头”中的“两”用不同的词表示。用英语来比方就是只有pair、 couple、 brace（一双、一对、一副）这样的词，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围，但是没有two(二)这样一个通用的数词。

这样的语言连“二二得四”都无法表达，当然就不可能出现算术这门科学。

显然，“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压力，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语言符号具有“武断”的性质。

拉古纳（De Laguna）在《语言的功能和发展》一书中进一步指出：

每个年轻人在掌握自己时代词汇的同时都配上了一套各种颜色的眼镜，透过这套眼镜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也由此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眼镜的色彩。这个世界里有“赤色分子”和“反动分子”，有flappers(时髦女郎)和 lounge lizards(花花公子)，有live wires（生龙活虎的人)，也有 morons(白痴)。在这个世界里，“活力”“效率”和“有个性”是可取的，“自卑感”是要不得的。

人类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色彩偏见”的语言世界。

语言的格局是人类的意识格局；

语言的“好恶”是人类的价值判断。

语言深刻制约着人类。

回到读者的问题：

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的行为具有语义性，是语言指导下的行为。

符号化思维使人超越了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人具有语言性。

当我们说“人”的时候，说的就是“语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