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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中国本土语言史研究的多维度——再谈张世禄《汉语史讲义》的校订整理及其历史意义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的整个论述过程贯穿着思想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教材的编写体例实现了一系列多维度的创新。
 
1.语言史和语言学史相结合
 
张世禄先生是我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先驱，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出版了系统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包括《中国古音学》、《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训诂学概要》等，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音韵学史》。张先生的汉语史课程，很自然地将学术史和语言史结合起来。这是《汉语史讲义》非常重要的体例创新。
 
在上古汉语语音部分，作者没有直接论述上古的声韵系统，而是先介绍古音学研究的兴起及其社会背景，然后对从两汉开始的古音探索进行细致的梳理，清晰地展示了汉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上古音认识的不断深入。

由于作者是音韵学史的专家，在梳理和论述中往往高屋建瓴，入木三分。

 
例如作者认为古音学的兴起与当时具有民主主义要求的哲学思想分不开。古音学使用具有进化论观点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其成就与这一时期欧洲的科学思想和中国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明代由于学术界先进思想的影响给古籍研究打开了一个新局面。陈第是第一个运用历史主义观点系统研究古音的专家。
 
又如作者指出顾炎武把《诗经》、《易经》的韵与汉字的谐声系统结合起来，提出离析《切韵》系统以求古音的方法，即根据方块汉字的谐声系统把《广韵》的某些韵部的字分开来，直到现代学者也没有超出这一方法的基本范围。顾炎武冲破了《切韵》以来入声系统的束缚，提出上古入声只配阴声的原则，尽管其中有许多不正确，但这种大胆的革新精神有利于科学研究的发展。

 
再如作者指出声母和韵母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韵母中的许多变化须要声母的变化去说明。如果把声母看成一成不变的东西，要全面找出韵母的演变规律是不可能的，因此钱大昕开辟的上古声母系统研究有重大的意义。
 
语言史和学术史的结合，不仅让读者了解语言的演变，而且让读者看到对语言演变的认识是如何由一代代学者艰苦探索，推陈出新，接力完成的。这样的汉语史，让人耳目一新。

 
2.语言史和研究方法相结合
 
语言史的撰写，不仅和语言学史相结合，而且和研究方法相结合，《汉语史讲义》在体例上的别开生面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不仅教给读者知识，而且向读者展示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更进一步把着手教你如何亲自实践去尝尝梨子的滋味，去探知这些知识。
 
如果不是一位在传统汉语言文字学各领域游刃有余的学术大家，是很难如此全方位深入浅出地为年轻学子讲述汉语史的。

 
例如在上古汉语语音部分，作者用非常清晰的语言讲述了两千多年汉语发展中历代文人对上古音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接着就如数家珍般告诉读者今人探究古音所依据的材料：上古书面语的韵文、谐声字、字书、中古韵书、古文献中的异读、重文、双声叠韵、现代方言、外语中的汉语借词，并仔细解释为什么这些材料能够为古音学研究提供依据。
 
作者告诉我们，日本、朝鲜、越南等外语中保留了中古或上古汉语借词的某些读音，这给历史比较法提供了可贵的材料。

 
这些借词在该民族语言中用音标固定下来了，而且汉语是作为整个音系影响它们的语音系统，不是个别字的读音，所以上古语音得不到解释的现象，可以从外语中的汉语借词获得解答的线索。现代对东方各国语言的研究必将为汉语古音学提供更多可靠的材料。
 
作者还特别指出，运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和历史比较法，古音研究就有了现代科学的基础。

 
3.语言史和方言研究相结合
 
《汉语史讲义》具有现代语言学的视野。作者视域中的汉语，不仅仅是汉语书面语，而且是汉语口语和方言。
 
作者认为，汉语在春秋时代形成了统治阶层比较共同的官方语言——夏言，即后来的雅言。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代各领主所属范围内的不同语言就是相对于雅言的方言。这些方言是上古汉语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语史讲义》在上古词汇史部分设专节论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方言词汇，尤其是《楚辞》和《诗经》中运用的方言词。
 
读者会想，怎么知道这些是方言词呢？作者不厌其详列出了汉代扬雄《方言》一书中对这些方言词的记载。

 
同样，在论述汉代方言词汇的一节中，作者不仅以扬雄《方言》的例子说明汉代方言的复杂多样，而且从《史记》、《汉书》和汉乐府中方言词的运用说明方言是丰富汉语共同语的源泉。
 
《汉语史讲义》十分重视方言研究对汉语史认识的重要作用。在语音史中就指出，汉语南方各种方言中都保留了古音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活在方言日常口语中，可以使今天的人像听到古音一样，确认汉语语音发展的进程，同时据此构建接近古代实际语音的音系和音值。
 
作者认为，随着全国方言基点调查工作的完成，上古音的研究将获得非常丰富的材料，方言学和古音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4.语言史和口语研究相结合
 
由于表意汉字的特殊性，汉语在历史发展中始终存在书面语和口语的相互关联。《汉语史讲义》认为，汉语在六朝形成以口语为基础的新的书面语形式，至宋朝日渐成熟，并成为现代“白话”的来源。
 
作者详细分析了在口语影响下汉语史新书面语演进的过程，认为魏晋六朝的时候文言文作品有接近口语的倾向，经过文人整理的民歌保留了很多口语词汇；
 
唐朝的敦煌变文和民间说唱变文使用了大量口语词，《晋书》和唐诗中也有许多通俗的口语词汇。
 
逐渐脱离文言文的口语化的书面语言到宋朝的“话本”基本定型。“话本”在民间口语（说书）基础上整理成文，其中有大量源自口语的虚词、词头词尾、人称代词甚至基本词。

 
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口语词汇发展中带入书面语的方言词，不仅详细列举了三言两拍中的方言词用例，而且从晋朝郭璞对扬雄《方言》的注解中大量用双音词注单音词的例子，指出郭璞用的双音词都是联绵词，如果这些词当时不存在于方言之中，郭璞是无法了解汉朝扬雄时代的方言情况的；并进一步推论这些联绵词在扬雄时代就已经存在于方言中，只是扬雄受限于汉字，只用单字记录。
 
作者还从郭璞注中揭示了许多口语词通行的方言区域。
 
这些精彩的论述让读者非常直观地了解到以汉字文本为主体的汉语历史发展中口语对书面语的积极参与和重要影响。
 
唐宋以后的白话文潮流中口语词汇的大批涌现极大丰富了北方话词汇，这些内容在《汉语史讲义》中更成为论述的重点。

 
除了体例创新之外，《汉语史讲义》在全书的论述中还有许多新颖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张世禄先生长期学术思考的沉淀。

例如肯定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只是由于它消失得早，而方块汉字又没有能力保存，所以无法全面认识。在后来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张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系统的汉语语音发展规律学说，提出汉语语音史的八大趋势，其中第一条就是“起首辅音的失落和复辅音声母的单化”。
 
又如提出汉语“贷词”的概念，即汉语词汇被其他语言吸收为借词，《汉语史讲义》专门研究了中古时期的汉语贷词，并在近代外来词的研究中专门论述了蒙古语中汉语贷词的回流。

 
《汉语史讲义》中还不乏张世禄先生重要学术发现的萌芽，在其后的学术生涯中又有系统的论述。
 
例如“同义并行复合词”，《汉语史讲义》在论述上古词的结构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举了详细的例证。其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张世禄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同义并行复合词与训诂学上同义为训的体例密切相关，两者相互促进，由训诂产生大量的同义并行复合词，丰富了汉语的同义词，反过来又使训诂体例越来越发达和完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汉语史讲义》，让我们看到一位深耕学术，勇辟蹊径，别创新格的语言史学者。他是中国语言学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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