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课题。人类几乎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思索着自己与语言的不解之缘，并在语言的规范下创造和传承着不朽的文化。然而以往人们谈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多限于词汇的层面。早期人种语言学的工作就是为一种文化内容中各方面的相对比重给出词汇指数。这种浅层的对应使一些有追求的人类学家断然否认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因为语言的本质在其结构系统，语言与文化的本质联系应在于它们内在形式格局的一致性。为这个“结构”难题打开经验视界的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他对美洲印第安霍皮语的研究证明，霍皮族的文化和环境塑造了霍皮语言的型式，反过来它们又为霍皮语言的型式所塑造，从而逐渐地形成了霍皮的世界观。沃尔夫由此认为，语言的体系性决定了它对文化发展的内在建构形式具有权威性。作为中国的语言学家，我深感“沃尔夫假说”的挑战意义。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结构通约，对于在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汉语事实的百年冲突中陷入困境的中国语言学，是一个时代性的课题。根据我十多年来对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句型系统的研究，以及近年来对汉字构形的研究，我认为汉语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形式格局的一致性。印欧语的句子组织是以动词为核心的。句中各种成分都以限定动词为中心明确彼此关系。这种句子格局本质上反映的是西方民族焦点透视的思维方式。西方绘画的构图，其每一部分都可以通过透视线与视焦作直观的、几何学的联系。汉语的句子的思维不是采用焦点透视的方法，而是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我们古人认为焦点透视在思维上受很大限制。拿绘画来说，山川胜景，变化无穷。古人希望从整体上把握平远、深远与高远，以景外鸟瞰和景内走动的思路使千里之景收于一幅，因而创造了移动视点的运动透视法。这种方法与注重空间几何布局的凝固的定点构图法不同。它不受视域的局限，在同一个画面上画出不同视域的景物。由于视线是流动的，转折的，便形成了节奏感。汉语句子不以某个动词为核心，而是用句读段散点展开，流动铺排，有头有尾、夹叙夹议、前因后果地表达思想。这种句子铺排之“散”，并不是一种随意而杂乱的“散”，而“形散而神不散”。这里的“神”，就是汉语句子的表达功能和句子铺排的逻辑事理。中西语言造句、艺术构图的不同就在于形式上的散点视与焦点视之分，过程上的动态视与静态视之分。4.心理时间流与物理空间体：中西语言文化的时空观分野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注重的是自然时空，而且特别偏重空间的自然真实性。英语的句子以定式动词为核心，运用各种关系词组成关系结构的板块，前呼后拥，递相叠加，这正是一种空间型的构造。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心理时空，而且特别偏重于时间。即使是空间，也常表现为流动空间，因而“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在造句上采用句读按逻辑事理铺排的方法。这正是一种时间型的构造。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句子是一种物理空间体，那么汉语句子是一种心理时间流。中西语言所表现出的在时空观上的差异，在中西艺术中也有同样表现。西方戏剧中舞台时间的结构偏重于结构上的逻辑性。它尽量使情节集中，空间的选择与转换也是以人物关系的聚合为主要目的。这是一种关系型的空间构造。中国戏曲舞台时间结构偏重于生活本身的逻辑性、情节的自然进展。它不讲究人物关系结构的丰满度，而贵在情节的曲折多变。从系结到解结，由主情节线一贯到底。这是一种事理逻辑型的时间构造。中国古代建筑追求由空间的直观向时间的知解渗透，结构以横向排列的木构架为主，造型以横向构图为主，铺陈舒展形成层叠的序列节奏。建筑的艺术形象不在于单体的造型欣赏，而在于群体的序列推移。
中国的戏剧造型不像西方的造型姿态那样通过一个个静态凝重的孤立的造型来体现人体特有的美，让观众在静穆中得到雕塑性的欣赏，而讲究在连绵协调的姿态运动中追求一种势、韵、味、境界。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把西方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经典地解释为一个人的相貌和他的照片的关系，然而他紧接着又指出“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汉字是一个以形达意、与思维直接联系的独立的表意系统，因而汉字的结构系统体现出汉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这种样式不把客观世界和思维主体对立起来，不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作为思维对象，而是从内在的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赋予世界以某种意义。正如姜亮夫所说：“整个汉字的精神， 是从人（更确切一点儿说，是人的身体的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的（而尤以‘见’为重要）。”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将汉字的构形方略归纳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无论是天上之“象”还是地上之“法”，都需要人的“仰”“俯”去摄取。俯仰之际就为万物之象打上了人的印记。因而“物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人象”，文字的结构赋予经验以主体意识的特征，使之带有人的需要、人的态度、人的评价的色彩。汉字构形要解决的不是事实问题，而是意义问题，即客体与人的关系问题；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是真假问题，而是价值选择问题，即客体与人情感需求的问题。
汉语与中国文化结构通约的研究，为中国语言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变革提供了新的范式，也使语言学与整个中国文化研究有机结合，真正成为一门人文科学。我们相信，把汉语规律的揭示建立在文化认同的科学基础上，将使中国语言学为中国的建设事业和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世界和未来都在呼唤着作为新科学的文化语言学！（本文发表于《光明日报》1993.12.13，原标题是《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结构通约》，公众号加了小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