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音位和音位变体，哪个更本质？——答一位语言学本科生的哲学思考

中文系14级小施同学来信：

即使“熟练”地掌握了一门外语，真正生活在这个国家时，我们还是经常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例如英语标准音的学习者听不懂美国南部的浓重口音；东京标准音的学习者听不懂大阪话。

原因在于母语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语言的感知上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对于一个音的变体接受度是不同的。

非常典型的是，印度英语在学习英语的人看来难以理解，而在英语母语者看来却是没有障碍的；

日式英语几乎完全变化了一些音的读法，但是英语母语者仍然能够听懂。

虽然这些带有异域风情的语音感觉上去有点奇怪，但是母语者可以划分一个音辨别意义的范围，心理纠正到合理的语义区间。

这种心理适应的弹性，萨丕尔学术地总结为“音位”。

虽然母语者对于某一音的心理调节弹性不尽相同，但是公认的交集可以建立。

为了进行交流，交集被提取出来，凝练为一个系统，供人使用。

但母语者很明确地知道，这只是自己的语言在一定条件下的变体，而非语言的全部。

或者说，只有所有的变体结合起来，才成为了一种广义的语言。而标准语则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学术因素等等。

所以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最难的不是基础语言交际系统的硬性记忆，而是以这一系统为基点，找到所有变体的接受范围，从而能够与母语者交流。

而这种程度的掌握对于大多数语言学习者来说，可能穷其一生都没法达到。

所以哪个才是语言的本质？

是公认的交集所构建的系统，还是母语者拥有的语言弹性空间？

小施同学的问题，首先是在问音位和音位变体，哪个是语言的本质？我们就来谈谈这第一个问题——

1.音位和音位变体，哪个更本质？

我们先看音位是怎么分析出来的。取一个词，如果其中一个音的替换引起词义的改变，替换前后的两个音就是两个重要的音，它们就是音位。例如：

pig——big，其中p和b两个音的替换改变了词义，它们就是英语中的两个音位。

pig——peg（木钉），两个音的替换改变了词义，i和e就是英语中两个音位。这从pin——pen中两个音的替换改变了词义，也可以看出来。

取一个词，如果其中一个音的替换没有引起词义的改变，替换前后的两个音就是不重要的音，它们就不是音位。例如：study，其中的t，如果念成t（送气），意思没有变。t的送气和不送气这两个音就不是音位，而是音位[t]的变体。

shoe的开头辅音是圆唇的，she的开头辅音是不圆唇的。如果把shoe的辅音替换为不圆唇的，就是一个怪音，没有意义，因此圆唇的sh和不圆唇的sh，这两个音的区别不能辨义，它们属于一个共同的音位，是一个共同音位的变体。

但在其他语言中，例如高加索语系的拉克语，这两个音的替换能区别意义，它们就是两个音位。

又如leaf和pool，leaf的l发音部位靠前，pool的l发音部位靠后，它们是两个不同的音。但它们在英语中没有辨义的作用。而在俄语中，它们是不同的音位。

我们从音位产生的过程可以明白，一个音位尽管会有形形色色的变体，但这些变体的共同特征是能够与别的音位相区别。

在这个意义上，音位（共同特征）比音位变体（语言的弹性空间）更本质。

但小施同学认为，感知的弹性空间更能展现语言的本质，它是语言展现的内容本身，它的张力是语言发挥作用的基点。这已经是在说另一个问题了。下面我们就谈第二个问题。

2. 语言的本质在形式，还是在内容？

小施同学说：

“二语学习者使用的音位系统是母语者在反观自己语言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已经缺失了语言的纯洁性——如果我们开始思考我应该怎么说话，那么我说的话就不是‘真正’的语言。

“而二语学习者的出发点就是应该怎么说——没有形式就无法组织语言。这和母语者的逻辑方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母语者可以自由地脱离语法表达含义，而外语者却很难实现，或者他的脑海中需要先构建一个形式，再根据需要去掉框架。

“如果在母语使用中我们承认母语者的感知弹性，而在母语研究的时候却舍弃和否认，转用外部构建出来的视角切入，那么可想而知之后将出现多少难以调和的问题。

“当所有人将目光放在解释‘重复的事实’（自然科学）上时，语言研究更应该着眼在理解‘延续的事实’（人文科学），即某一语言之所以成为这一语言的东西。它是一个关乎个性（外部对比）和价值（内部感知）的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音位来谈小施这个问题。

听上去相同的语音，在不同语言中起作用的方式是有差别的。我们可以根据是否起作用即辨义性来描写音位和音位变体。此时这个音位中的各种变体是性质相关的一簇音。

同时，当一个音起作用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利用它的区别性特征与其他起作用的音区别开来，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描写这些区别性特征（例如是否辅音、是否浊音、是否摩擦音、是否高元音、是否圆唇元音、是否前元音、是否鼻音等），来勾勒一种语言语音的组织方式，确定音位。此时这个音位是一个区别性特征束。

这后一种方法，把音位的对立关系视为第一性。音位本身是这些对立关系的交汇点，它的内容取决于它所处的这些关系，以关系中的价值取代语音物质实体的价值。

这源于索绪尔的思想：一个词重要的地方不是语音本身而是语音的差异。语音差异是意义的载体。音位首先是对立的、相对的和否定的实体。

但正如雅可布森所说，索绪尔说得过分了。区别性或者说对立性，只是一种关系形式上的特征。而确定一个音位，更重要的是它的实体的属性，即它在语音上的统一性（相似性）和辨义功能。

汉语普通话中j只能出现在i和ü前，f不能能出现在i和ü前，它们是对立的，但它们的实体特征太不相同了，除了都是辅音外，语音上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在汉族人心理上天然是两个单位。

萨丕尔打了一个有趣的比喻：

“这就像当别人用语词向我们描写一根棍棒，说它具有如此这般的形状和如此这般的尺寸时，我们说他并没把棍棒解释清楚一样。

“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一个和棍棒大致相同、眼睛看上去差不多的物体却根本不是棍棒；

“为什么另一件物体，它的颜色完全不同，并且比前面叫做棍棒的那个物体更长、更重，却确确实实是棍棒。”

显然，“棍棒”是比较中确认的，但比较的基础是棍棒的物理特性。

有这个物理基础，我们也许无法将棍棒和与棍棒相似的东西如竹篙、旗杆相区别；

但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甚至会把和棍棒具有相同功能的任何奇形怪状的武器都视为棍棒。

小施同学的意思，就是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要从“棍棒”质感的弹性入手，而不是从“棍棒”知识的抽象入手。

显然，人文科学的研究——

从抽象入手（一大堆的术语和理论框架）往往纸上谈兵，食洋不化；

从具象入手（一个个感悟体验和穷尽性实证）往往深中肯綮，真知灼见。

我们用这个标准评价博士论文、硕士论文，

用这样的思想指导本科生学术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