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语言晦涩，难以把握脉络。我可以知道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2）解构“语言-文字”的二元对立，反对“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文字是能指的能指”的说法；在我未接触语言学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语言和文字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这一概念（第一次听到第一性和第二性的说法，是高中学习马克思理论的存在与意识的关系，也是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也从未将它们对立。有人告诉我“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于是奉为圭臬。后来随着知识面的扩展，又了解到存在另一种反对的声音。但无论如何，语言和文字关系的二元论是一个舶来品。德里达在努力破除这种二元论，但似乎陷入了二元论的另一端——文字优于语言，甚至语言也是一种文字。这让我感觉他是在通过让文字接过语言的角色，从而确立文字的地位。西方哲学强调“本质”、“存在”、“在场”，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来源于古希腊，又根深蒂固于基督教神学。虽然德里达在解构和破除，却是在这种思维内部进行的。但另一方面，或许我们要与世界对话，就必须进入这种体系？在“语言-文字”的二元框架下论述并强调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小田同学能够这样思考非常可贵。但小田思考的局限在于，不了解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历史发展，不了解我们这一代是如何参与这个发展进程，并进行反思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语言学，的确是一个“现代”问题。中国古代语言学，一贯把书面语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文字、音韵、训诂，还是文法、修辞的研究，都是汉字书面语的研究。当然其中也有关注口语的研究，例如扬雄《方言》的研究，但在理论上，主要的关切还是汉字。这首先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注重经典阐释有关，而“小学”即语言文字之学是通经的关键。在近代引进西方语言学之后，无论是精密的语音分析方法，还是系统的语法分析方法，当然还有全新的语言理论纲目，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中，表意汉字和拼音文字被视为统一的文字范畴，在努力推动汉字向拼音文字过渡的同时，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西方语言学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经典看法：口语是第一性的，文字只是口语的记录符号。口语第一性的观点，和中国政治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诉求密切相关，与之相联系的也就是中国语文面向大众的白话化、普通化。这一过程，对汉字简化、汉字拼音化、推广普通话、方言研究、语音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和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这些基础学科的研究中，口语第一性的影响是十分表面的。也就是说，研究者虽然在理论上认可口语第一性的观点，但并不以此指导自己的实际研究。我们只需看，纯粹研究口语的这方面的成果，少之又少。显然，口语第一性，和中文的基础性研究（语音除外），只是油和水的关系。也就是说，口语第一性无法真正在中文研究中“落地”。这一点在语法学的表现最说明问题。因为语法学界上世纪在六十年代因为陈望道先生坚持用“文法”而不用“语法”，引发过激烈的争论。陈望道先生是中国现代语文，尤其是书面语变革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最早推行新式标点和文字横写，阐明作文法则，建构修辞体系，发起大众语运动。但他倡导和组织的我国第一次全国性语法学术讨论却名为“文法革新讨论”。
“文法”术语的执念一直延续到他晚年撰写的最后一本著作《文法简论》。
与之相联系的，是全国各省的语言学社团都叫“语言学会”，只有陈望道任会长的上海语言学社团叫“上海语文学会”。
陈望道对中文之“文”的坚持凸显了中文的汉字性。
主张用“语法”的学者，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文字的产生，原来是用来记录语言，同时又给语言的发展以一定的影响”，“从语言学的角度说，书面语是服从于口语的。‘语’是第一性，‘文’是第二性”。因此，不能“把‘语’和‘文’的关系本末倒置”。这一场争论的结果是“语法”占了上风，“文法”销声匿迹。但同学们只要看看汗牛充栋的现代语法学论文，真正研究口语语法材料的有几篇？哪一位语法学者，用什么样的口语调查方法，获得了真正的汉语口语语料？为什么会出现口语第一性理论和书面语第一性实践脱节的现象？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思想解放的热潮中，对汉字简化和汉字拼音化的反思，引起了新一代学者对西方语言学奉为圭臬的“文字是语言符号的符号”观点的反思。我1983年在复旦读研二的时候撰写了《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一文，指出：从亚里斯多德的时代起，就把文字看成“语言符号之符号”，一种语言的复制品。到索绪尔时代，则更明确地把语言和文字的关系看成是一个人的相貌与他的照片的关系。这种观念深深植根于拼音文字对语言的依附性。文字是为克服语言转瞬即逝的时空局限而创造出来的。它比语言优越的地方在于它不是音响型的，而是图象型的。这种作用于视觉的功能使它得以授之异地，传之异时。文字的图象性愈强，它突破时空局限的能力就越大。图象性是文字体自立的本质。语言有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文字既可以与声音相联系，也可以与意义相联系。当文字与声音联系的时候，它的图象性锐减，受时空的制约则增大，成为一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非自立的体制。当文字与意义联系的时候，它的图象性增强，成为一种超时空的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自立的体制。文字这种相对于口语的稳定，使它不必随语音一起受时间变化、语言融合、方言分化、转译外来词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或影响而不断变动。汉字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正是充分发挥了这种超时空的独立作用，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言语异声的统一，传承了文明古国一代代绵延不息的文化。因此，文字的自立与否，视其与语言音义的何种联系而定。西方语言的文字附属论反映的仅仅是拼音文字的事实。这篇论文投给上海的《学术月刊》后，责任编辑踌躇再三，不敢发表如此“反潮流”的观点。最后主编罗竹风先生亲自拍板。罗老说：“学术问题应该允许讨论。”此文终于发表在1985年第10期《学术月刊》上，这一期是青年学者专号。而这一年，我撰写了第一篇文化语言学的论文《语言研究的文化学方法》，发表在《语文导报》1986年第9-10期上。在文化语言学的不断深入中，从汉语语法的文化特征，到汉字的文化特征，我们渐渐发现了二者的深刻联系——汉字积极参与了汉语语法的建构，源远流长的中国语文及其研究传统，具有深刻的汉字性。困扰中国语言学一个多世纪的面对西方语言学的“汉语特点”问题，其根本出路在重新认识汉字的语言功能和文化功能，实现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汉字转向。从这样一个我辈亲历的历史发展过程，同学们可以看到，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不是一个要不要二元对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重新认识民族语言文字特征的问题，一个从无到有地建立汉语言文字理论的文化视角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如德里达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批判，对汉字文化的高度肯定，为我们拓开了崭新的思想维度——汉字不像西方文字跟着声音亦步亦趋，它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汉字文化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的伟大文明。今天，同学们打开任何一本语言学概论或现代汉语教材（除了我主编的《语言学纲要》和《现代汉语》之外），其中对文字的论述依然是清一色的“语言符号的符号”，我们就可以想见，语言与文字关系的理论还远没有到“二元框架”的阶段。对汉字语言性的重新理解和阐释，将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无论对我们文化语言学，还是对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这也是中国语言学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西学洗礼后，重新认识源远流长的本土文化和本土语文研究传统，重新建立语言学的文化自信，在新的文化视角中与西方语言学对话的过程。进复旦读本科是1978年初。一棵营养不良的小苗，在前辈老师和深厚传统春风化雨的教导中，慢慢生长，逐渐融入祖国语文发展的历史时空，经历了激荡人心的时代。我们寄希望于新一代的同学们，在这个崭新的时代，有更宽广的中西文化视野和本土文化自觉，创造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