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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德里达哲学文字论中埋下了多少致敬梗？——论汉字的语言学“突围”之哲学意涵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上一篇《意象性与积木性——汉字书面语发展的两翼》在公众号发出后，一位朋友来信：
 
“相对于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您的这个命题相当于“相对于语言，思维是第一性的”，我想您不会接受后一个命题吧。
 
朋友认为文字和语言至少是“相互塑造”的关系。其实，我写的这个标题“相对于文字，语言是第一性的”，已经在现代语言学意义上对“文字”做了最大的“让步”。我们就从朋友的疑问开始讨论。

 
1. 人类的符号行为，为什么以语言为基本媒介？
 
在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文字只是语言符号的符号，它是不能和语言“平起平坐”的。而在汉语中，表意字本身就是语言发展的组织和力量，它是能够“平视”语言的。
 
只是，在语言起源的问题上，人类为什么选择语言媒介而非其他媒介？来到这个人类符号思维的“初心”，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符号思维之所以选择语言（语音）这个媒介，是因为——

只有人的发音器官才能产生足以相互区别的无数的符号施指（能指），

只有人的发音器官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平行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不至于干扰人类的行为。

 
在这两点上，语言相对于文字有巨大的优势。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文字的民族很多，而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没有语言。
 
记得一位英国语言学家说过，叫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同时转动大拇指，这是不可能的；而叫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时同时说话，这是可能的。——这就是人类作为符号动物以“说话”为基本媒介的原因。

 
2.当思维定义宽泛的时候，它就先于语言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中，语言的第一性，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思维的第一性，两者没有可比性。
 
也就是说，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认可思维的第一性，和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中认可语言的第一性，没有共同的逻辑。
 
但两者又是可比的。这是因为，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思维”的概念是需要定义的；同样，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中，“文字”的概念也是需要定义的。

 
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如果思维指的是抽象思维，那么抽象思维是在语言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词，就没有概括；没有词的联结和推衍，理性思维就不能展开。
 
但，如果思维的涵义是宽泛的，那么婴儿也有一定的智力活动，只是这种智力活动还不是符号的创制和运演。同样，黑猩猩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会使用工具，会区分颜色、形状、年龄等概念上的差别，但这种智力活动并不依赖于语言。
 
这样一来，思维就先于语言了。更不要说成人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模式思维，都不是语言能够决定的。
 
这也就是说，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一旦我们取宽泛的思维概念，那么语言的产生必然离不开一定的智力条件，人类的非语言思维中广泛存在着智力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维决定了语言。

 
3.当文字定义宽泛的时候，它就先于语言？
 
在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中，“文字”一向是不需要定义的，因为在现代语言学的框架中，文字是记录口语的媒介，它的物质形态是清晰的，它在和语言的二元关系中的等级位置（语言符号的符号）也是固定的。
 
但，汉字的出现，使得“文字”的形态模糊起来，它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

汉字是“象形”的，这种图像形式不再像拼音文字那样具有“任意性”，可以“任意”受语言的摆布；这种图像形式也不将自身的价值依附在口语词音上，而是具有了逻辑自洽的独立“理据”。

在这一点上，汉字模糊了西方语言理论视角中“文字”的边界，再现了人类文字更为古老的信息价值：用符号记录和表达信息。——人类文字的初心是独立的。

 
一旦文字获得了更为宽泛的理解，对语言第一性就构成了挑战。

来信的这位朋友认为，在更深层的理解中，文字和语言是相互塑造的。前文字社会似乎只有语言，但那时的口语伴随着手势、表情、纹饰、舞蹈、绘画、服饰、记事器物等“文字”。脱离这些符号性文字，口语几乎寸步难行。
 
朋友说的“符号性文字”，在我的中文语法理论中是语境信息。语境信息中有身势信息、环境信息。离开语境，口语就不存在。中文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语境信息。
 
但朋友的意见给我很大的启示：在语言起源的过程中，其他表意符号是和语言一起综合运用的。所有表意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是在发展中相互调整的。这个调整就有“相互塑造”的意思。

 
不过由于我们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假设性太强，所以“文字和语言相互塑造”在文字产生后更容易论证和理解。
 
我理解朋友所说“符号性文字”是一种比喻，就好像人们说“身势语言”，但实际上语言并不包含“身势”。“符号性文字”实际上指的是“图象”。但我相信朋友一定不以为然。
 
此时我已经意识到，朋友的“符号性文字”背后有强势的理论支撑，我不禁问朋友：“德里达怎么谈这个问题，是和兄一样吗？”
 
果然，朋友给我发来一长串德里达的论述，朋友笑着说：“有点多。”

 
4. 德里达的“文字”概念何以泛化？
 
德里达的“文字”概念涵盖文字本身以及使文字成为可能的任何东西。
 
什么使文字这么一个包囊整个意义世界的符号系统成为可能呢？这个“终极之物”显然已经不可能在一般符号层面找到——因为文字无所不包。问题的答案让人细思恐极：除了文字的“所指”，还能有什么呢？
 
所有被文字所指称的东西，都在文字的指称下成为文字内在的东西，它们重塑了文字。由此，文字在指称中超越了自己。一切能够被理解的东西都具有文字性。
 
这就好比一场游戏，没有任何所指能够逃脱成为文字指称对象的游戏。“所指最终将陷入能指之手”。

 
5.德里达“泛文字化”灵感来自中文
 
德里达对精神世界的“泛文字化”，受到“文”这个汉字的深刻启迪。他援引热尔内对汉字“文”的解释：
 
“‘文’这个词表示各种线条，表示单纯的文字符号。它适用于石头或木头的纹理，适用于用星号表示的程度，适用于鸟类或兽类在地上留下的脚印（中国传统认为，观察这些脚印启发人发明了文字），适用于纹身，甚至适用于龟壳上的图案（‘古人说，龟乃圣物——具有宗教般的魔力——因为龟背有图案’）。

“‘文’这个词经过发展也用来表示文学和社会礼仪。它的反义词是‘武’（武士、军人）和‘质’（尚未刨光或修饰的原料）。”

 
中文的“文”字，依《说文》的解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本义是交错的线条，进而指一切事物有条理、有光彩的表现。如《释名》所言：

“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

“文”就是文化各层面的象征符号。
 
中文的“文化”一词，即指人对“天文”（自然规律）和“人文”（社会规律）的认识，通过象征符号表现出来，教化成就天下之人。显然，无论是中文的“文”，还是中文的“文化”，都充分肯定了世界的语言性。
 
德里达正是从汉字“文”对世界语言性的涵盖获得灵感，不仅提出大泛系的文字观，而且从理论上为之背书：文字在所指中重塑。

 
这样一来，在泛化的文字观中，文字不再是一种静止的符号形态，指称也不再是对象化的理解活动。

文字通过将客体主体化，使一切被理解的事物具有了文字本性，由此反哺文字自身。

文字成了在所指中重塑自身的生生不息的符号运动。

 
6.汉字的语言学“突围”开启德里达哲学文字论之通衢
 
现在我们清楚了——

（1）在语言学的理论范畴中，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首先是语言第一性。
 
（2）这个“第一性”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中，被表意汉字的“独立理据”，即我们上一篇文章所说的“意象性”和“积木性”，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字的“初心”。
 
（3）德里达把这一思考上升到哲学，把语言学的“语言”视角转换为哲学的“文字”视角。于是，我们眼里的“汉字的语言性”问题，到德里达那里就成了“汉语的汉字性”问题；我们眼里的“世界的语言性”问题，到德里达那里成了“世界的文字性”问题。

 
在哲学的文字视角中，德里达有一千条理由认定“语言首先是文字”“语言学只是文字学的一部分”。他让我想到王力先生说的中国古代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无所附丽。

德里达的文字论深深致敬了汉字文化和中国语文传统。
 
而中国语文传统对“世界的文字性”说得更简洁也更通透——
 
文便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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