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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南方的同学问我，看见银杏了吗？我压根就没看见”，为什么？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09

新闻学院16级小余同学来信：
 
在网上我看到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大脑非常擅长于找借口。
 
具体来说，是指大脑经常做出一些无意识行为，而我们的意识，很多时候在动作发生之后，才反应过来，开始对之前的行动进行“合理归因”，或者说“找借口”。
 
这里面最经典的是 Benjamin Libet 关于的Free will 的实验：
 
根据自由意志做一个动作，譬如举手，过程可以分解为三步：1. 意志决定要举手；2. 大脑为举手的动作做预备，由此产生一种叫 readiness potential的电位，可以被检测到；3. 肌肉动作。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三者的时间顺序必须应该是 1→2→3 才对。但实际上观测到的时间顺序是 2→1 。在你的意识“决定”要举手的半秒钟以前，你的手就已经决定要举起来了。而意识是在收到了举手的 readiness potential 的通知，才积极工作，让你产生一种“我是遵从我的自由意志，才想把手举起来”的错觉。

 
我们的意识会先回顾之前已有的动作，然后再重构、补全完整的意识体验。“因此，一个高水平控制区域的网络，可以在远早于进入意识的时候，决定一个将要到来的决策” 。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我们说话的行为也应该是先于意识的。说话的行为发生后我们才进行思维上的意识构建。
 
如此说来，语言行为实际上不是由我们的意志指挥的，我们的思维只是在解释我们的说话行为。思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事先存在的语言行为的局限。这就可以佐证语言决定人的世界观。“我们的存在是一种‘语言的存在’，我们的思考是语言性的。我们的言行是语言在说”，这一观点似乎也能得到生理上的证实了。
 
 一点想法，一时兴起。

 
小余同学所说关于人的说话行为先于意识，那只是偶然发生的言语和意识不协调的现象。例如我要打字“用户名”，结果打出来的字母是ymh。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的语言都是“有感而发”的。“感”在先，而非“发”在先。
 
小余同学由此想从生理上证明语言先于思维，其实误解了语言决定思维的涵义。

语言决定思维，不是说语言的行为发生在思维之前，而是说人的理性思维是在语言的范畴上、在语言结构的“渠道”内发生和“流淌”。

我们举一些例子，看看语言是如何“干扰”人的思维的。

 
1.语言对颜色认知的干扰
 
根据心理学的实验（stroop干扰实验），如果用红笔写“黑”这个字，然后要求人们说出笔的颜色；再用红笔写“红”这个字，然后要求人们说出笔的颜色，前者所费的时间比后者多。
 
显然，这是因为字义干扰了对颜色的认知。
 
研究还发现，如果对有细微差别的不同刺激用同一个词表示，经过回忆，被试者会觉得这些刺激相类似或完全一样。
 
如果用不同的词分别表示不同的刺激，那么所受刺激的差别在记忆中得到巩固。
 
也因此，一种语言的颜色词越多，越细致，母语者对不同颜色细微差别的分辨就越敏感、越方便，因为不同颜色的特征和属性较多地进入了词的意义。
 
可见语言结构自身的特点制约人的思维。

 
2.语言对人的生理机制的干扰
 
语言结构的特点还影响人的生理机制。实验表明：出生4个星期的婴儿能分辨40个左右的辅音。在听到不同的音时，吮乳和心跳会发生变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母语水平的提高，儿童分辨辅音的能力减弱，分辨自己母语中所没有的辅音显得比较困难。例如：

说汉语普通话的人较难听辨清塞音[p]、[t]、[k]和浊塞音[b]、[d]、[g]，

说英语的人较难区别送气音[pʰ]、[tʰ]、[kʰ]和不送气音[p]、[t]、[k]。

据此推断，婴儿大脑中生来具有一种所谓“特征探测器”。它必须靠环境的触发起作用，否则就会萎缩。而正是母语的环境制约了儿童的辅音听辨能力，使听母语之外的辅音的“特征探测器”萎缩了。


当然，语言的这种制约或干扰，目的是更清晰和便捷地发出母语的音位。这显然是必要的。
 
我们还可以想得更远——

 
3.语言对认知类别的干扰
 
语言符号制约人的思维和表达，这种制约之“武断”，使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乃至文学家感到困惑与无奈。萨조尔在《语言论》中有这样的抱怨：
 
“语言里的分类在许多方面不讲理，顽固。正像这样的头脑，它必须有完全彼此排斥的鸽子窝，不容许有游荡的鸟儿。任何概念要想表达出来，都必须服从这种游戏的分类规则。”
 
英语把一切动作分属于三种标准时，于是，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命题昨天是真实的，明天也是真实的，就得假装现在这一刻能够向前向后延伸，以至包括永恒。因为英语里无法区别真正的“现在”时和“习惯”的或“一般”的时制。而有些“原始”的语言倒能区分，似乎更有哲学味儿。

 
法语里，一个东西永远是阳性的或阴性的，不管它有没有生命。而在许多美洲和东亚的语言里，先要把东西归入一定的形状范畴，如环形、球形、细长、圆柱形、片状、像砂糖那样一堆等，否则就不能计数。例如我们说汉语的人张口就来的“两颗土豆”、“三张地毯”。

甚至于有的语言要先做这样区分，然后才能说这个东西“是怎样的”或“怎样被对待的”。例如在阿萨巴斯根语支和雅纳语里，“带”或“扔”一个石子，和“带”或“扔”一块木头，是两回事。
 
这就让母语者背负一种他们即使不相信也无力推翻的科学。“传统硬性规定的教条，僵化为形式主义。语言的范畴变成一个遗留下来的教条系统——无意识的系统。”

 
4.语言对人类的思维，更重要的不是干扰，而是建构
 
我们上面从貌似“消极”的意义上说语言“符号化”对我们思维的干扰。事实上，语言对人类思维更重要、也更本质的作用是建构。符号化建构的积极意义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人的根本属性就是语言性。语言让人从本质上超越了动物。
 
语言是人与世界联系的根本纽带。这一当代人文科学的崭新命题蕴含当代哲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对语言问题丰富而深邃的见解。
 
今天，语言问题跃居人类文化研究的前沿，它包含着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最深刻的秘密。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要素。抓住这个基本要素，从它着手研究文化，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当代文化，都是抓住了一个最基本、最关键的环节。

 
语言与文化课一位同学曾告诉我：
 
“刚来南方，走在北区高速路上，南方的同学问我：‘看见银杏了吗？’我压根就没看见。就像在街上走着的众多陌生人一样，银杏树根本没有进入我的视野。认识了之后，我每天都会看到路两边的银杏树。”
 
同学们想一想，银杏树是怎么被“看到”的？
 
银杏树是被“词化”后才“现身”的。如果没有这个词，就像这位同学说的：“银杏根本没有进入我的视野。”
 
是谓“语言给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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