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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汉字主体意识一强，中文就进入了舒适区——语言与音乐四重别义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09

在语言与文化课的教材《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我介绍了雅各布森的文字观点。他认为语言信息的交流需要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和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
 
雅各布森说的三种形式中，我感到有意思的是：

1.信息的代码形式参与了信息的构成；

2.语境使信息具有了意义的真值，也就是说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了意义。
 
我从第一点延伸开去，认为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而是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

 
中文系16级小彭同学看了教材，来信要和我讨论这个“比较无聊的问题”。她把语言和音乐做了一个类比：
 
“信息是发生在‘谈话’这一流动的过程中的。正如音乐，我们获取它的信息是在‘演奏、发声’这样一个过程中的。
 
“字音，是信息要素的一部分，正如音符是乐曲的一部分；但是‘字’本身，写在纸上，正如音符本身记载在乐谱上，它是死的，是一种载体，记载了它所代表的一个声音。脱离这个声音，它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字如果脱离了谈话，它就是一种载体，是死掉的无意义符号。
 
“音符和音符发出的声音是两种东西。如果脱离了音符发出的声音，乐谱上音符本身就没有意义；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认为，如果脱离了字音和字音所带有的意义，写在纸上的字就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呢？
 
“我认为，雅各布森所提到的‘代码’就是字音；而您更倾向于把‘代码’扩大为字，包括字音和字形。我想反驳的是，把‘字音’在交流中的作用放在了‘字形’上，雅各布森的观点不能支持您的结论。”

 
小彭同学的逻辑是这样的：
 
1.语言和音乐都是用声音表示意义；
 
2.音乐的音符记录在乐谱上，就好像语言的词音记录在书面上；
 
3.记录在乐谱上的音符，如果脱离了声音，它就是死的，没有意义的。就好像书面上的文字，如果脱离了语言，它也是死的，是无意义的符号。
 
4.雅各布森说的“代码”，指的是语音。不能把语音具有的表意功能，算在文字上。
 
小彭同学接着说：“不知道有没有表达出来自己的意思……只有脑洞，没有理论素养，还请老师多多包涵。”其实老师要说，小彭同学的逻辑十分清晰，而且在关键的问题上产生了脑洞，这是一种很好的阅读状态。在阅读中产生的问题，能够及时直接质疑作者或老师，这更是一种很好的成长状态。

 
小彭同学的疑团其实不难解开。
 
1.语言和音乐别异：听懂了vs很好听
 
语言和音乐的确都用声音表达意义，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语言是诉诸理性的，语言思维是理性思维。音乐是诉诸感性的，音乐思维是形象思维、情感思维。
 
语言的意义建立在符号（概念）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因而很清晰。音乐的意义建立在音乐形象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渲染性，因而很模糊。
 
所以一段语言，我们一听就懂了；而一段音乐，我们只觉得好听或不好听。

 
当然，语言也有好听不好听的区别，这就是我们说的语言的音乐性。

它是通过类似音乐的音色、音高、音强、音律的变化，诉诸人的感受和情绪，来帮助意义的理解——注意，我说的是“帮助”。
 
同样，音乐也有一定的语言性。

一个民族的歌曲，它的旋律，总是和歌词的语音有密切联系。

在汉语这样有声调的语言里，汉语的歌曲旋律总让人感觉是在说普通话，甚至是在说方言。

当然歌曲旋律“诉说”的仍是语言，而音乐的“诉说”没有确定性，是不清晰的。

 
2.文字和乐谱别异之一：中规中矩vs自由不羁
 
文字和乐谱的确都是记录声音的，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
 
文字的记录有天然的意义单位型式（词），乐谱的记录没有意义单位的型式。

所以音乐的表现更加自由不羁，而文字书面语相对“中规中矩”。

 
3.文字和乐谱别异之二：活的vs死的
 
文字和乐谱表面上都离不开声音，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音乐创作与乐谱的关系是疏离的，即它是可以离开音符记载形式的。乐谱的记录只是一个方便保存、记忆和传播的方式。
 
语言创作与书面记载的关系是紧密的，即文字在书面语创作的过程中，对意义的构成一直发生着直观的反馈、组织、修饰、调整的作用。这样的主动性在乐谱形式那里是很弱很弱的。

到这里我们是否会意识到：乐谱上的音符离开了声音，是死的；而汉字离开了声音，却依然是活的？

 
更重要的是，文字书面语在阅读上是自足的，甚至文字的阅读比文字的朗诵产生的意义更丰富。

而乐谱在阅读上是严重不自足的。乐谱功能的实现几乎完全依靠音乐演奏的“外化”，甚至好的音乐演奏总是积极参与音乐的创作。

所以同一个乐谱，不同的人、不同的乐团演奏，会有不同的味道、风格和意义，而音乐的魅力正在这里。
 
中文系12级的小李同学是上海学生交响乐团圆号演奏员，她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她告诉我，她的圆号导师郑乃炘先生和指挥家曹鹏先生有这样质朴的论断：乐团的演奏是对作曲家作品的二次创造，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二次创造”才真正接近了乐曲的本质。
 
显然，这就是文字和乐谱最大的不同。后者是“死的”，前者是“活的”。

 
4.文字和乐谱别异之三：主体性vs客体性
 
文字和乐谱都是“书面语言”，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
 
乐谱的书写形式完全是被动的。作曲者的记谱工作是对已经生成的乐句的复刻。

而文字本身是语句建构的过程和动力。尤其当文字采用表意形式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意符”，意义靠它组合成形。
 
也就是说，文字形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意义的建构，或者说，书面语意义的产生，具有文字形式主动参与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文字的生成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只不过，拼音文字的主体性较弱，汉字的主体性很强。

 
在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中，出现endlessnessnessness这样的字。作者用文字endlessness的变形增生表达余音绕梁的意思。

这就是雅各布森说的代码的形式本身构成了信息的一部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翻翻这本书的原版，一定会有不少文字变形的发现。
 
汉字在书面语中，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主动建构的语言意识，而非被动记录的文字意识。

且不说汉语的大量书面语词汇都拜汉字组义所赐，即使在我们日常网络文字交流中，汉字字形的自主性也总是让中文的阅读别具一格。例如：

 
字形复叠表意——
 
“我又双叒叕加班了”
 
“这微博要火炎焱燚了”
 
字形拆分表意——
 
“月佥、月各月尃、月要、月退……胸……有木有人看懂了这条状态后……默默抹泪了……”

 
字形加减表意——
 
“情人节快要到了，但是自己是一个单身狗怎么办呢，要不要临时找一个假的男女朋友凑个拼夕夕呢？”

“拼夕夕”这个词是典型的“汉字思维”。网民削剪“拼多多”的“多”的字形，另构“拼夕夕”一词，表达对电商售假的不满。
 
字形图解表意——
 
“囧”字的本义是光明，字形像太阳放光。网络语言把这个象形字另类图解为一张垂头丧气的脸，意指郁闷、尴尬、伤感、无奈、无语，传达了无数网民的心情，一个新词就诞生了。

新生的“囧”是字形思维对语言的投射。

 
字形返本表意——
 
新闻传播学17级小黄同学告诉我：

“我小时候就一直以为，葡萄牙一定盛产葡萄，阿富汗一定很热（夏天也的确是这样~），阿拉伯人都会长胡子（因为“伯”貌似应该有胡子）……”
 
同学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小时候”的“错觉”，现在不是照样有人说：“不要叫我宅女，请叫我居里夫人”吗？

“居里”和“葡萄牙”的“葡萄”一样，都是记音的，但每一个纯记音的汉字都“不情不愿”。它们禀性难移，时不时会重返表意之本，中文也因此欢乐了起来。

 

回到小彭同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理解，雅各布森谈的是信息的形式（代码）的意义，这个形式在口语中是语音，在书面语中是文字。

在这里，口语没有优先权。“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基于拼音文字的理念，一个过时的概念。

在信息交流中，同一个信息使用不同的代码传达，会使意义产生差别。这在人类语言交流中是普遍现象。
 
而一旦使用汉字这样独一无二的“象形”代码来传达信息，代码就出奇地“不老实”，反客为主，以强大的自主语言意识建构信息的内容和组织。

这就挠到了中文的痒点，因为中文无论在词汇还是句法上都有赖汉字意合、组块的投射。于是我们看到——

汉字主体意识一强，中文就进入了舒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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