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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中文的“量体裁衣”为什么要放宽一点?——汉字理解的“纲”“目”之辨
Original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09
访问学者王老师在微信上问:
“卡顿”和“卡点”中的两个“卡”,该读
qi
ǎ
还是
k
ǎ
?
王老师认为
k
ǎ
和
qi
ǎ
做动词时有虚实之分:
“双手卡住他的脖子”,“卡”是实用,读
qi
ǎ
;
“他的调动被卡住了”,“卡”是虚用,读
k
ǎ
。
但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认为只有作为音译字的“卡”才读
k
ǎ
,其它用法都是
qi
ǎ
。
那么问题就在于除了音译字,汉语本土的“卡”,还有没有适应不同读法的不同用法?
我们看《在线新华字典》,
qi
ǎ
指“关卡、发卡、卡子、卡壳、鱼刺卡在嗓子里”,
k
ǎ
指“卡脖子、卡住敌人退路、卡尺、卡钳”。
两种读法都可以用于“实”的事物中,如“
卡
qi
ǎ子”“卡
k
ǎ钳”;
也都可以表示“实”的动作,如“
鱼刺卡
qi
ǎ在嗓子里”“卡
k
ǎ
脖子”;
还都可以表示“虚”的动作,如“卡
qi
ǎ壳”“卡
k
ǎ住敌人退路”。
看了这样的“释义”,我们可能会理解《现代汉语词典》为什么对非音译字的“卡”的用法不加区分了——
kǎ
、
qiǎ
之别很难区分。
一般的研究看到这里可能就“算了”,结论是两个“卡”没有语义对立,因为专业词典是这样说的,而且专业词典自己也分不清楚。
那么,王老师是怎么做的呢?
1.
王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语感高于知识
在语言研究中,“知识”不是第一性的,个人的感受(语感)才是第一性的。
如果两者发生冲突,我们应该把目光落在个人感受上,重新做一个“田野调查”。
就像王老师对“卡”的用法的虚实之分,当我们看到专业字典的“权威”解释后,首先应该想:
王老师为什么会有虚实分别的感觉?
是不是“卡”的用法有了变化?
如果有变化,这是时间变异,还是空间变异?
这样的想法,套用一个哲学术语,就是“
到事物本身
”。
同学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不先怀疑个人的感觉,而要先怀疑专业字典的解释呢?
简而言之:语言研究就是这样进步的。
一般来说,当我们自己没有感觉的时候,我们当然首先听专业、权威的说法。
但这些专业的说法,只有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感觉,才能使我们成长。
而当我们自己的感觉和专业知识不同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不是怀疑自己的感觉,而是怀疑专业知识。带着问题,去调查研究,这应该是大学学习正确的姿势。
王老师就是这样做的。这是她关于“卡”的读法和用法的思考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2.
王老师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意合高于形合
王老师说:“《现代汉语词典》对‘卡’几十年一直只有音译字和非音译字两种分类。但是和‘卡’很相似的‘量’,这个字在虚实上又分得比较清楚,不过读不对的人仍然是大多数。
“‘量’的虚实其实更好理解:有度量刻度的‘量’都读二声,比如‘量杯’‘量血压’……但是有多少人读对了呢?
“‘量’的语义为大致、估算的时候都读四声,但是
有多少人知道‘量体裁衣’的‘量’并非精确刻度,而是在精确度量了之后要放宽尺寸呢?
“这些内容,一些教了一辈子现代汉语的人都没弄清楚……
“今天的讨论让我觉得汉语的词义辨析是不是真的应该更囫囵一些,容错度更高一些……”
王老师说得非常有趣。
“量体裁衣”的“量”,读
liáng
到时候,是拿着皮尺精确地量;读
liàng
的时候,是精确度量后再适度放宽一点。
同学们一定想当然以为应该读
liáng
,可只要到裁缝店做过衣服,就会明白:裁缝师傅在你身上量尺寸的时候,他真的是在量好后放宽一点的,这就是“量
liàng
”。
其实,“量
liàng
”这个字的意思,远不止裁衣,它几乎就是一个哲学概念。王老师说的“放宽一点”,表面上是在考虑度量对象的身材,实际上是在思忖对象所处的整个语境。
我问王老师:
“量
liàng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明朝嘉靖年间,北京城中有位裁缝名气很响。他裁制的衣服,长短肥瘦,无不合体。一次,御史大夫请他去裁制一件朝服。裁缝量好了他的身腰尺寸,又问:“请教老爷,您当官当了多少年了?”御史大夫很奇怪:“你量体裁衣就够了,还要问这些干什么?”裁缝回答说:“年青相公初任高职,意高气盛,走路时挺胸凸肚,裁衣要后短前长;做官有了一定年资,意气微平,衣服应前后一般长短;当官年久而将迁退,则内心悒郁不振,走路时低头弯腰,做的衣服就应前短后长。所以,如果不问明做官的年资,我怎么能裁出称心合体的衣服来呢?”
这样对“量”的思考,可以说“放宽”到极致了。
同学们可能会说,外国人“量体裁衣”也会放宽一点的呀。是的,但西方语言并没有为放宽一点的“量”增加一个形式,他们在乎的只是量的精确,而汉语却智慧地区分了liáng和liàng。
王老师将“卡”和“量”的复杂的义项,归结为虚实之别。她说:“汉语的词义辨析是不是真的应该更囫囵一些,容错度更高一些”,这里说的“高”,我理解应该是有限概括(综合),而不要无限分析。这一点说到了中文理解的要害。
我们都知道中文的组织是字与字的意合,而非形合。因为没有一个字是在语法形式上要求与另一个字相配的。
也就是说,字的组合在形式上很自由,约束组合的只是意义的联想能否实现。
一个汉字,它的形音义具有多种理解和组合的可能性,这就为字的灵活组合提供了必备条件。
汉字的形式、意义和功能的充分的弹性,使它能够适应不同的上下文,和不同的汉字“碰撞”出不同的意义。这样的“碰撞”或者说意合,在理论上难以穷尽,机械的“形合”只能瞠目其后。
也因此,
中国人的语文能力,不在于对字与字的意合掌握了多少种可能的形式,而在对多种多样的意合形式,能不能在总体上提纲挈领,束广就狭,掌握字的灵活运用的主动权。
就像王老师那样,把握“卡”的各种用法的虚实之分,把握“量”的各种用法的虚实之分。这样一来,无论“卡”或“量”有多少种用法,我们都能胸有成竹,“纲举目张”。
而
一个人语文水准的高低,不在他能记住字的多少种组合,而在他是否有能力理解,并创造字与字新的、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意合。
这个“情理之中”就是对字的虚与实、体与用、动与静的真切体认,由此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这就是中国文化主张的“大道至简”。
在这一点上,我的导师张世禄先生对汉语虚词的分类是一个范例。
张先生认为,汉语所谓连词、介词、连接副词、结构助词、时态助词,都是用来表示“关系”这种语法意义,可以总括为“关系词”。汉语所谓叹词、语气助词、语气副词,也应该合为一类——“语气词”:
“一般以为放在语末的是语气助词,放在语中的是语气副词,这是跟我们传统的助词分类不合的。我国过去讲助词,只分语首、语中、语末,没有因此来划分成不同的三类”
。
张世禄甚至认为判断词“是”是由指示代词和形容词虚化为表示“断定”的语气词。
张世禄批评汉语的词类区分在西洋词类的基础上加以“精密化”,实际上是更加“繁”“难”了。他主张在
“汉语语法体系上消除一些繁琐的名辞、术语,简化一些不必要的分类,免除学习上‘繁’而‘难’的弊病,便于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同时也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
”
我的复旦本科老同学在编《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时候,面对一个字(词)的义项细分至二三十、甚至五六十之多,他很不以为然。哪个古文大家记得住这么多的义项?而这妨碍他们对字义的理解了吗?
也因此,古文大家总是能创造性地对汉字作出神入化的组合,因为他们深刻把握了一个字的基本含义,由此纲举目张。老同学对我说:
“当然我不可能在词典体例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试图推倒重来,在此不过谈谈个人看法:汉语不必(不能?)在形式上分析得很细。”
睿智的老同学所言,我深以为然。他在“不能”上打了一个问号,我以为这个问号应该去掉,汉语就是不能在形式上分析得很细。
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在汉语中,“细”是交给语境的,而不是交给记忆的。
如果只记住了“细”,而回不到“粗”,就远离了语言的本质——语境通观。
语言的所有意涵都是在特定语境中发生的。只顾细目,语言就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堆机械、静止、孤立、“与我无关”的“知识”。
敏锐的同学可能会问:为什么分析得很细的汉语是“与我无关”的,而回到“粗”的汉语是与我有关的?
因为这里的“粗”是指深入到细目下的底层逻辑,是振领提纲。只有在这里,理解才离开了机械记忆,而和语感、和生命体验联系在一起。
从上周开始,在教务处的安排下,我听了哲学学院、管理学院、经济
学院、社政学院等院系的好几门课。有的老师举的例子都是现成的外文或外文翻译的例子,拿一本外文书逐段讲解,没有在真正消化吸收后形成自己
的语言。教师讲课不能仅仅面对一本外文书、一堆知识。知识性的东西可以让学生自己阅读,教师应该讲自己的感悟,讲自己的观点,讲自己的成长。而这样的东西,往往都是“底层”的深厚体验,而非“雨我无瓜”的知识。
我的中学语文老师于漪曾对我说:
“语文学习应该举一反三,而现在的语文教学只顾教‘三’,却回不到‘一’了!”
从中学语文教学走过来的同学们,在大学学习中,依然要经常问自己:
学了许多“三”,是否迷失了“一”?
《杏花春雨下,核酸检查忙》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院长 杨秉辉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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