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小龙:中西文化的性格分野:“句读本体”vs“动词中心”
中文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
“今天我和一位学日语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学习日语对他的性格有所改变,原本他是个急性子,但学习日语后他变得温和了许多,因为日语往往把动词放到最后,不听到最后,通常不明白说话者的态度。
“那么对于同一件事,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同,有些语言表现得理性,有些却很感性。 这是否会影响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
小陈同学在和外语专业的同学聊天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从理论上说,语言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语言塑造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那么对小陈的问题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当然,语言和民族性格与思维方式的关系有时候非常深在而隐晦,不容易把握,例如同样是动词在句尾的语言,说韩语的人性格就非常火爆。
如果说日语的句子结构是动词居后,那么欧洲语言的句子结构就是动词中心。汉语和它们不同,我们不太在意动词,无论是居后还是中心。我们不以动词为视点来组织句法,而更看重句子的声气运行。这样一来,汉语句子建构的基本单位就可与动词无关,而与声气有关,而声气运行的自然单位是句读段。
同学们会好奇,离开了核心动词,西方语言的句子几乎无法组织起来。汉语不以动词为视点,句读段真的可以满足句子表达的需要吗?我们就以句读段中十分常见的形态——四字格,来看看汉语怎样以句读段来表情达意。
一、汉语四字格的叙事功能
1.四字格中动词集结的叙事
中文句子中的动作,既可以理性叙述,集结动词,也可以感性叙述,铺陈意象。无论是集结动词还是铺陈意象,中文句子都会“下意识”地采用四字格。拿动词的集结来说,例如:
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红楼梦》)
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红楼梦》)
进来出去,他总是捎带个什么。(《第九个寡妇》)
2.四字格中的意象铺陈叙事
中文四字格成语中许多动作意象在句子中都可以直接进行叙述,类似“呲牙咧嘴”“破口大骂”“敲锣打鼓”“辗转反侧”“荷枪实弹”“昏迷不醒”“涂脂抹粉”“含辛茹苦”“双宿双飞”“欲说还休”这样的四字格,在汉语句子中都有很强的叙事功能。还有一类叙述性四字格是非对称的动词性结构,例如:
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水浒传》)
母亲一看小菲居然要为丈夫做菜,喜出望外。(《一个女人的史诗》)
动词性并不是动词性结构四字格的“专利”,出于四字格的意象思维的本质,其他结构的成语同样可以有鲜明的动作意象,在句子中直接叙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主谓结构,例如:
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红楼梦》)
在中文的句子中,四字格的音律往往具有超越语法形式的独立句段功能,我们称之为“音句”功能。它以四字格整体节律显示意象,产生句子成分的功效。因此,四字格往往是不能析解的。
在中文句子中,更多的四字格叙述受其四字格式的限制,不像单音词、双音词那样典型,然而却具备了更多的象征功能,使句子中的动作表达具有浓浓的修辞色彩,成为中文叙述特有的感性叙事方式。例如:
他们两手拢在破袄袖子里,寻寻觅觅。(《第九个寡妇》)
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汪曾祺《岁寒三友》)
把自己细布衫子里面的围兜兜扯下来,又撕又咬。(《第九个寡妇》)
3. 四字格的构式化“结晶”
中文四字格的叙事往往用提取关键字的方法,将散句形式的内容浓缩在一个晶体化的逻辑框架内,采用特定的关联字启示句法关系,组成语义饱满的声象。例如:
一先一后,桨落水开,轻快利落。(百度百科《南乡子·兰棹举》)
(宝玉)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红楼梦》)
黑龙青眼红舌,半人半兽。(《一个女人的史诗》)
这时,中南海上,轻尘不飞,勤政殿前,纤萝不动。(徐迟《地质之光》)
信口而谈,诚恐交浅言深,兼虑强加于人,殊为不安。(胡乔木《致黄裳》)
偶然到西湖闲步,见一画舫,飘然而来。(《瑞云》)
这些由一般句法结构四字格化的构式,大都不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成语,而是中文句子感性叙事常见的构式。它们在句子中就像一个晶体,将复杂的内容四字格式化,用凝炼的结构传递声象和意象。
4. 互文性地“渲染”
中文句子中四字格的叙事,往往利用自己的四字对称结构优势在内部作互文渲染。例如:
总有人在那里,安营扎寨,点火做饭,……(《第九个寡妇》)
以互文性的“渲染”叙事,在近代汉语中格式更为多样,例如:“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啰并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水浒传》)其中“指东杀西”是动宾结构的互文,而“一冲一撞”,则是数名结构的互文了。
互文是一种高语境的理解方略,四字格也需要很强的功能意会,两者合用,是语言的声象和意象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所体现的中文的音乐性和意象性,在语言史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在流失。
四字格的互文性渲染也经常发生在四字格之间,即运用匀整的四字节奏,反复申说,例如:
“他妄想统治全球,肆意玩弄那个地球仪,用脚蹬,用头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梅绍武《梨园影坛两大师》)
四字格的互文性渲染有助于多侧面多角度的描绘,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如:“教员中也有派别,为了一点小小私利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飞短流长,造谣中伤。”(《徙》)
5. 意象化地“定格”
在需要叙述的功能位置上,不去考虑动词的选择和动词向心结构的安排,专心营造电影画面般的图像,用意象、声象的定格周涵一切,此种“象思维”就最适合用汉字的四字格来演绎。
四字格的象思维条理清晰,以简驭繁,形神毕肖,节律稳定。例如:
声象的定格——
磨房里一股新面的香味,风车闲悠悠吱呀一声,吱呀一声。(《第九个寡妇》)
动象的定格——
大娘望着她的背影,一声长叹,两行热泪。(新闻报道)
小女孩平一岁时,街上来了个小伙儿,一口京话。(《第九个寡妇》)
物象的定格——
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红楼梦》)
小菲庄严地点点头,两手的汗。(《一个女人的史诗》)
6. 节律性地“类推”
节律性的“类推”要满足的首要条件就是同为四字格,形成一种整齐的节律,内部结构是否一致不重要,甚至句法功能是否一致也不重要,例如:
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著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水浒传》)
柳生从后门进得后花园,只见水阁凉亭,楼台小榭,假山石屏,甚是精致。(余华《古典爱情》)
在满足四字节律的前提下,类推的四字格也会有意无意地追求“同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些音韵更为舒适的句子:
然后她们就开始涂脂抹粉,换上衣服,梳起头发。(《第九个寡妇》)
你还指望他来看你演戏?领尽风头?红遍全省?(《一个女人的史诗》)
四字格类推的进一步追求就是仿拟。结构的仿拟在形式上一般是重复关键字,例如:
眼睛不会避人,没有胆怯,不知轻重。(《第九个寡妇》)
更进一步的结构仿拟不在机械重复关键字,而在黏连出神形毕肖的连锁结构,例如:
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第九个寡妇》)
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格叙事、评论在其节律类推中,会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这种关联在形式上多以数词或类数词的前后呼应为标志。例如:
你这老乞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有甚奇方,可以疗病?(清·佚名《明珠缘》)
田苏菲的一生都是这样:一颗好心,满脑糊涂。(《一个女人的史诗》)
今天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据称是史上戒备最严的一次安保行动。(网文)
她极其困难地开了头.讲得一句一停,半句一顿。(《小姨多鹤》)
二、中文的句法就是句读之法
《文心雕龙》云:“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而“言”是如何在“联字”中被“局”的呢?靠的就是“气”。声气的止息就是“局”的单位。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指出:
“施于声音,则语有所稽,则谓之丶;施于篇籍,则文有所介,宜谓之驻。一言之驻,可以谓之丶;数言联贯,其辞已究,亦可以谓之丶 。假借为读,所谓句读之读也。”
这种“声有所稽,即为一言”的句读,实际上是一种音句之读。古人最初意识到的造句法则,正是这种声气止息的法则。黄侃还做过这样的分辨:
“或谓句读二者之分,凡语意已完为句,语气可停者为读,此说无徵于古。”
可见,中文的句读本质上是文章声气运行中一种暂时的休止。在这个意义上,“句法”就是“句读”之法。
郭绍虞先生也把句读段(他称为词组)视为汉语句子藉以展开的基本单位,认为“(汉语的句子)是把很多词组堆叠起来,藉以组织成句的。每一个词组可以成一个音句,所以不妨多作停顿,同时也不必紧密联系。”要看清楚汉语句子的脉络,就必须把句读段当作一个独立单位来分析句子的格局。
吕叔湘也认为,汉语的句子有时候里里拉拉的,不那么严密,可以考虑分成“句段”来分析。吕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句型文化》出版后曾写信给我,索要论文。在读了我的博士论文后,他对我说:“我在60年代就很想搞清楚,中国传统对句子的认识和西方语法对句子的认识,这两者在汉语句子分析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曾请两位同志做一下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做下去。”
三、中西文化的性格分野:“句读本体”vs“动词中心”
语言结构上的“句读本体”和“动词中心”的区别,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就回到了小陈同学的提问。
动词中心是一种切割性思维,分析性思维,一切成分受核心动词控制,以与核心动词的从属关系来确定自己的句法地位。
句读本体是一种融合性思维,综合性思维,它不像动词中心那样独断,也没有唯我独尊的狰狞。它把需要表达的各种句法关系,暗含在声象和意象中,在情境交融中实现深入的感悟和理解。在这些关系中,它不认为有哪项可以颐指气使,这样只会损害意义的领会。
我们可以说,动词中心是低语境(不依赖语境)的,句读本体是高语境的;
动词中心是有限自足的,句读本体是无限阐释的;
动词中心是说话人负责,句读本体是听话人负责;
动词中心是契约关系,句读本体是依赖关系;
动词中心讲究客观之界,句读本体讲究主观之气;
动词中心理性而直白,句读本体感性而含蓄。
写到这里,同学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汉语吸收了那么多的欧化句式,这无疑丰富了中文的表达手段。但我们不要因此而淡忘了两千多年来中文长袖善舞的优势,更不能在努力想写地道中文的时候,写出来的还是欧化文。
前不久看到西瓜视频的李牧专栏中一个视频,作者说:
“美国是两党政治,谁都有选举权,谁都有被选举权,实际上它既没有独立候选人的生存空间,也没有第三党的生存空间。
“这个问题我和美国人争论过,美国人说能拿出数据来证明,这是典型的基督教徒的思维。能拿出数据来,一顿论述都能说迷糊你,非得论证美国宪法规定有第三党,某年某年哪个第三党拿了多少选票,他就不承认他是两党轮庄的,事实上250年历史的美国就是两党轮庄的,这是典型的基督教思维,西式逻辑思维。
“西方人的思维,一个很不合理的、自我相背离的东西,他能给你论述得严丝合缝,逻辑上给你推导到无穷,逻辑学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语言表达人对世界的认识。西方的语言相信,只要织起一张逻辑大网,就能把认识说清楚。它们只在乎语法的“严丝合缝”,方法便是以核心动词为纲,至于“严丝合缝”能否符合复杂、真实的现实,它们并不在意。而语言的本质——以线性的方式表达非线性的现实,就决定了它所表达的必然是简单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