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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中西文化的性格分野:“句读本体”vs“动词中心”

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
2024-09-10

中文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

“今天我和一位学日语的同学聊天,他跟我说学习日语对他的性格有所改变,原本他是个急性子,但学习日语后他变得温和了许多,因为日语往往把动词放到最后,不听到最后,通常不明白说话者的态度。

“那么对于同一件事,不同民族的语言表述方式不同,有些语言表现得理性,有些却很感性。 这是否会影响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

小陈同学在和外语专业的同学聊天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从理论上说,语言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语言塑造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那么对小陈的问题的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当然,语言和民族性格与思维方式的关系有时候非常深在而隐晦,不容易把握,例如同样是动词在句尾的语言,说韩语的人性格就非常火爆。

如果说日语的句子结构是动词居后,那么欧洲语言的句子结构就是动词中心。汉语和它们不同,我们不太在意动词,无论是居后还是中心。我们不以动词为视点来组织句法,而更看重句子的声气运行。这样一来,汉语句子建构的基本单位就可与动词无关,而与声气有关,而声气运行的自然单位是句读段。

同学们会好奇,离开了核心动词,西方语言的句子几乎无法组织起来。汉语不以动词为视点,句读段真的可以满足句子表达的需要吗?我们就以句读段中十分常见的形态——四字格,来看看汉语怎样以句读段来表情达意。

一、汉语四字格的叙事功能

1.四字格中动词集结的叙事

中文句子中的动作,既可以理性叙述,集结动词,也可以感性叙述,铺陈意象。无论是集结动词还是铺陈意象,中文句子都会“下意识”地采用四字格。拿动词的集结来说,例如:

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红楼梦》)

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红楼梦》)

进来出去,他总是捎带个什么。(《第九个寡妇》)

2.四字格中的意象铺陈叙事

中文四字格成语中许多动作意象在句子中都可以直接进行叙述,类似“呲牙咧嘴”“破口大骂”“敲锣打鼓”“辗转反侧”“荷枪实弹”“昏迷不醒”“涂脂抹粉”“含辛茹苦”“双宿双飞”“欲说还休”这样的四字格,在汉语句子中都有很强的叙事功能。还有一类叙述性四字格是非对称的动词性结构,例如:

我若拿住他时,碎尸万段!(《水浒传》)

母亲一看小菲居然要为丈夫做菜,喜出望外。(《一个女人的史诗》)

动词性并不是动词性结构四字格的“专利”,出于四字格的意象思维的本质,其他结构的成语同样可以有鲜明的动作意象,在句子中直接叙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主谓结构,例如:

贾政听了此话,不觉长叹一声,向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红楼梦》)

在中文的句子中,四字格的音律往往具有超越语法形式的独立句段功能,我们称之为“音句”功能。它以四字格整体节律显示意象,产生句子成分的功效。因此,四字格往往是不能析解的。

在中文句子中,更多的四字格叙述受其四字格式的限制,不像单音词、双音词那样典型,然而却具备了更多的象征功能,使句子中的动作表达具有浓浓的修辞色彩,成为中文叙述特有的感性叙事方式。例如:

他们两手拢在破袄袖子里,寻寻觅觅。(《第九个寡妇》)

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汪曾祺《岁寒三友》)

把自己细布衫子里面的围兜兜扯下来,又撕又咬。(《第九个寡妇》)

3. 四字格的构式化“结晶”  

中文四字格的叙事往往用提取关键字的方法,将散句形式的内容浓缩在一个晶体化的逻辑框架内,采用特定的关联字启示句法关系,组成语义饱满的声象。例如:

一先一后,桨落水开,轻快利落。(百度百科《南乡子·兰棹举》)

(宝玉)便向枕边拿起一根玉簪来,一跌两段,说道……(《红楼梦》)

黑龙青眼红舌,半人半兽。(《一个女人的史诗》)

这时,中南海上,轻尘不飞,勤政殿前,纤萝不动。(徐迟《地质之光》)

信口而谈,诚恐交浅言深,兼虑强加于人,殊为不安。(胡乔木《致黄裳》)

偶然到西湖闲步,见一画舫,飘然而来。(《瑞云》)

这些由一般句法结构四字格化的构式,大都不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成语,而是中文句子感性叙事常见的构式。它们在句子中就像一个晶体,将复杂的内容四字格式化,用凝炼的结构传递声象和意象。

4. 互文性地“渲染”

中文句子中四字格的叙事,往往利用自己的四字对称结构优势在内部作互文渲染。例如:

总有人在那里,安营扎寨,点火做饭,……(《第九个寡妇》)

以互文性的“渲染”叙事,在近代汉语中格式更为多样,例如:“史进当头,朱武、杨春在中,陈达在后,和小喽啰并庄客,一冲一撞,指东杀西。(《水浒传》)其中“指东杀西”是动宾结构的互文,而“一冲一撞”,则是数名结构的互文了。

互文是一种高语境的理解方略,四字格也需要很强的功能意会,两者合用,是语言的声象和意象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所体现的中文的音乐性和意象性,在语言史的“现代化”过程中逐渐在流失。

四字格的互文性渲染也经常发生在四字格之间,即运用匀整的四字节奏,反复申说,例如:

“他妄想统治全球,肆意玩弄那个地球仪,用脚蹬,用头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梅绍武《梨园影坛两大师》)

四字格的互文性渲染有助于多侧面多角度的描绘,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如:“教员中也有派别,为了一点小小私利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飞短流长,造谣中伤。”(《徙》)

5. 意象化地“定格”   

在需要叙述的功能位置上,不去考虑动词的选择和动词向心结构的安排,专心营造电影画面般的图像,用意象、声象的定格周涵一切,此种“象思维”就最适合用汉字的四字格来演绎。

四字格的象思维条理清晰,以简驭繁,形神毕肖,节律稳定。例如:

声象的定格——

磨房里一股新面的香味,风车闲悠悠吱呀一声,吱呀一声。(《第九个寡妇》)

动象的定格——

大娘望着她的背影,一声长叹,两行热泪。(新闻报道)

小女孩平一岁时,街上来了个小伙儿,一口京话。(《第九个寡妇》)

物象的定格——

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红楼梦》)

小菲庄严地点点头,两手的汗。(《一个女人的史诗》)

6. 节律性地“类推”   

节律性的“类推”要满足的首要条件就是同为四字格,形成一种整齐的节律,内部结构是否一致不重要,甚至句法功能是否一致也不重要,例如:

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著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水浒传》)

柳生从后门进得后花园,只见水阁凉亭,楼台小榭,假山石屏,甚是精致。(余华《古典爱情》)

在满足四字节律的前提下,类推的四字格也会有意无意地追求“同构”,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些音韵更为舒适的句子:

然后她们就开始涂脂抹粉,换上衣服,梳起头发。(《第九个寡妇》)

你还指望他来看你演戏?领尽风头?红遍全省?(《一个女人的史诗》)

四字格类推的进一步追求就是仿拟。结构的仿拟在形式上一般是重复关键字,例如:

眼睛不会避人,没有胆怯,不知轻重。(《第九个寡妇》)

更进一步的结构仿拟不在机械重复关键字,而在黏连出神形毕肖的连锁结构,例如:

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第九个寡妇》)

值得注意的是,四字格叙事、评论在其节律类推中,会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这种关联在形式上多以数词或类数词的前后呼应为标志。例如:

你这老乞婆,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有甚奇方,可以疗病?(清·佚名《明珠缘》)

田苏菲的一生都是这样:一颗好心,满脑糊涂。(《一个女人的史诗》)

今天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据称是史上戒备最严的一次安保行动。(网文)

她极其困难地开了头.讲得一句一停,半句一顿。(《小姨多鹤》)

二、中文的句法就是句读之法

《文心雕龙》云:“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而“言”是如何在“联字”中被“局”的呢?靠的就是“气”。声气的止息就是“局”的单位。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指出:

“施于声音,则语有所稽,则谓之丶;施于篇籍,则文有所介,宜谓之驻。一言之驻,可以谓之丶;数言联贯,其辞已究,亦可以谓之丶 。假借为读,所谓句读之读也。”

这种“声有所稽,即为一言”的句读,实际上是一种音句之读。古人最初意识到的造句法则,正是这种声气止息的法则。黄侃还做过这样的分辨:

“或谓句读二者之分,凡语意已完为句,语气可停者为读,此说无徵于古。”

可见,中文的句读本质上是文章声气运行中一种暂时的休止。在这个意义上,“句法”就是“句读”之法。

郭绍虞先生也把句读段(他称为词组)视为汉语句子藉以展开的基本单位,认为“(汉语的句子)是把很多词组堆叠起来,藉以组织成句的。每一个词组可以成一个音句,所以不妨多作停顿,同时也不必紧密联系。要看清楚汉语句子的脉络,就必须把句读段当作一个独立单位来分析句子的格局。

吕叔湘也认为,汉语的句子有时候里里拉拉的,不那么严密,可以考虑分成“句段”来分析。吕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句型文化》出版后曾写信给我,索要论文。在读了我的博士论文后,他对我说:“我在60年代就很想搞清楚,中国传统对句子的认识和西方语法对句子的认识,这两者在汉语句子分析中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曾请两位同志做一下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做下去。”

三、中西文化的性格分野:“句读本体”vs“动词中心”

语言结构上的“句读本体”和“动词中心”的区别,为什么这么重要?这就回到了小陈同学的提问。

动词中心是一种切割性思维,分析性思维,一切成分受核心动词控制,以与核心动词的从属关系来确定自己的句法地位。

句读本体是一种融合性思维,综合性思维,它不像动词中心那样独断,也没有唯我独尊的狰狞。它把需要表达的各种句法关系,暗含在声象和意象中,在情境交融中实现深入的感悟和理解。在这些关系中,它不认为有哪项可以颐指气使,这样只会损害意义的领会。

我们可以说,动词中心是低语境(不依赖语境)的,句读本体是高语境的;

动词中心是有限自足的,句读本体是无限阐释的;

动词中心是说话人负责,句读本体是听话人负责;

动词中心是契约关系,句读本体是依赖关系;

动词中心讲究客观之界,句读本体讲究主观之气;

动词中心理性而直白,句读本体感性而含蓄。

写到这里,同学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现代汉语吸收了那么多的欧化句式,这无疑丰富了中文的表达手段。但我们不要因此而淡忘了两千多年来中文长袖善舞的优势,更不能在努力想写地道中文的时候,写出来的还是欧化文。

前不久看到西瓜视频的李牧专栏中一个视频,作者说:

“美国是两党政治,谁都有选举权,谁都有被选举权,实际上它既没有独立候选人的生存空间,也没有第三党的生存空间。

“这个问题我和美国人争论过,美国人说能拿出数据来证明,这是典型的基督教徒的思维。能拿出数据来,一顿论述都能说迷糊你,非得论证美国宪法规定有第三党,某年某年哪个第三党拿了多少选票,他就不承认他是两党轮庄的,事实上250年历史的美国就是两党轮庄的,这是典型的基督教思维,西式逻辑思维。

“西方人的思维,一个很不合理的、自我相背离的东西,他能给你论述得严丝合缝,逻辑上给你推导到无穷,逻辑学也是他们搞出来的。”

语言表达人对世界的认识。西方的语言相信,只要织起一张逻辑大网,就能把认识说清楚。它们只在乎语法的“严丝合缝”,方法便是以核心动词为纲,至于“严丝合缝”能否符合复杂、真实的现实,它们并不在意。而语言的本质——以线性的方式表达非线性的现实,就决定了它所表达的必然是简单化的东西。

言是不能尽意的,人与人的交流有极为丰富的具有本真意义的言外之意。这些都不能让我们放心地把理解的重托放在形式逻辑、动词中心上。中国古代哲人早就说过:
“世之所贵道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庄子·天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
为求“物之精”,中国文化自觉抑制了繁复的语言形式,而将理解的重点放在意会上,以神统形。句读段这样一种声气形式,以功能主义的态度,成为中文句法的基本单位。
写到这里,我想起辜鸿铭说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美国人,他们博大、纯朴,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纯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纯朴。”“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
这里说的“心灵的生活”,就是意会的生活,而非形合的生活;就是功能主义的生活态度,而非形式主义的生活态度。
与动词中心很强的控制欲相比,句读段的形态极为温良。英语系一位同学曾告诉我,她越是深入地了解和学习英语,越感到自己委婉的中文性格不适合说直白的英语。她说的委婉也就是中文以句读为本的温良。欧化句和西式逻辑是一体的,如果我们习惯了这样的表达,习惯了这样的思维,我们就失去了文化的根本。辜鸿铭说得好: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穿着西装,洋人就会高看我们。恰恰相反,当一个中国人西化成一个洋人的时候,恰恰会引起他们的蔑视。只有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人有着他们与众不同的文明精神,他们才会在心里对我们有真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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