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关于柯庆施

近日，上海福寿园立起柯庆施的雕像，引起一番热议。沉寂多年的柯庆施，一时成为热点。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立个雕像，悼念先人，无可厚非。但是，柯庆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立个雕像，就不那么简单了，引起争论也属正常。

在官方历史语境中，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有所反复。这是历史环境使然。环境不同了，评价语境当然也不同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正常。

概略来说，这种反复不外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先肯定，后否定，如康生；第二种是，先肯定，再否定，再肯定，如瞿秋白。这两种，基本上有官方正式结论，比较明确。第三种是，先肯定，后被人质疑，但官方也没有正式结论否定，就“挂起来”了，如柯庆施。

“挂起来”，这是一个历史词汇。一般的词义是说，对于一个人某种审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用在柯庆施身上，是我的借用，不是引经据典的说法。

柯如何被历史“挂起来”？有迹可循。

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备极哀荣，官方悼词充分肯定，《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悼念。

随后，中央的确没有明确文件改变他去世时的结论。1976年到1978年，《人民日报》报道揭批“四人帮”运动，有文章提及他，也还都是正面形象。但是，1979年后，他在《人民日报》就基本上消失了，偶尔有人回忆历史涉及到他，也是一笔带过，着墨不多。代表的是一种态度。

此外，按照柯庆施的革命生涯，他去世的级别，应该进入惯例中的百年诞辰纪念会行列，但是，他没有享受本应有的权利。这恐怕也是一种态度。

为何会如此？

事实上，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层面对柯就有些议论，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审查一下柯的问题。据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的记载，胡耀邦就此事专门请示邓小平。邓说：现在顾不上，柯的问题等以后再解决。

到1980年至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时，议论就更多了。据《陈云年谱》记载，1980年11月上旬，陈与决议起草组谈话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据陈修良的记载，大概在1982年前后，胡乔木曾多次指出柯是个坏人，可在党内点名。他的坏事应写进党史。胡的指示，在上海就传达过。

把柯写进党史，体现在薄一波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粗略统计，书中有将近四十处提到柯。当然，书中依然称他为“同志”，也没有否定的结论，但从叙事上看，柯的所作所为很详尽。读后，有助于理解陈说的“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这句话。

薄资格老，书发行量大，影响极大。从公众层面上说，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柯在历次决策中的作用。

2005年，曾与柯搭档过的陈丕显，出版回忆录“在一月风暴中心”，内中涉及到柯也不少，是褒是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2009年，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出书，专门有“柯庆施其人”上下两节，基本上体现了胡乔木当年对柯的指示。当然，也可能陈小津不知道胡的这个指示。

我想，这就是柯被“挂起来”的原因吧。

对此，柯的家人也有所反映。记得大概是2008年，我所在的杂志编发了一篇《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柯的女儿柯六六看到后，致电编辑部，我接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讲述了对此文的意见。我对此问题没有研究，但很希望更多了解柯在作为，就专门去见了她。她把几年来在《江淮文史》等刊物发表的回忆父亲的文章都给了我，同时告诉我她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希望她写出文章给我，但后来一直没有收到她的文章。

不过，此后我对来稿中关于柯的文章，就把得比较严，似乎再没有发表过有关柯的稿子。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既关乎到这个人的历史本事，又涉及到他当年所处的政治生态，更涉及到书写话语权。对于柯庆施来说，被“挂起来”太久了，本事不易搞清；而他在上海的政治生态比较独特，历史常常“翻烙饼”，人和事就更复杂一些。

古人有诗云：盖棺论未定，颇费史家书。看来，要书写柯的历史，即使下“颇费”的功夫，也还需要历史的距离。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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