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右派黄中奇被判死刑。我最早接触到黄中奇的材料，来自北大数学系54级右派学生陈奉孝的回忆。陈奉孝，1957年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百花学社”组织者，打成极右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经历了二十年牢狱之灾。1979年7月至1980年7月，陈奉孝住在北大朗润园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在此期间，陆续来了很多要求平反改正的右派校友，他们将听到的一些难友信息相互分享，黄中奇的情况也是这些右派学长们关注和交流的热点。陈奉孝将他听到的情况写成了文字材料：哲学系的黄宗奇，他是58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后来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结果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被枪毙了。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河北乐亭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块钱，算是落实了政策。陈奉孝学长提供的材料很宝贵，但是，他和他的难友都不认识黄中奇，也没有直接的了解渠道，不免会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甚至将黄中奇写成“黄宗奇”。客观地说，这只能是一份间接材料，我想进一步核实。我首先查询黄中奇所在的哲学系54级心理专业所有同学的下落，结果落空：这个仅有10个人的小班，多数人已去世，剩下的几个人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又向哲学系心理专业55级、56级的老学长们求助，这次很幸运，心理专业55级高云鹏、王天厚，段惠芬，心理专业56级严梅福、张鹤鸣，都是当年熟悉黄中奇的知情人，给我提供了关于黄中奇的很多信息。哲学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校友Z老师，还给我发来一篇他回忆黄中奇的文章。近日，我又从网上购得1979年北大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简称“二落办”，是当年负责右派改正工作的机构）的一份工作汇报《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及右派摘帽改正情况》，这份材料中谈到黄中奇的情况比较详细。这些直接材料，纠正了陈奉孝学长回忆中的不少讹误，从中也可以勾勒黄中奇划为右派后的人生轨迹。黄中奇其人我所采访的高、王、严、张几位学长都告诉我，当年心理专业还是一个小专业，虽然归在哲学系，但因为课程不一样，他们与哲学系的同学基本没有什么交集，很少来往；而纵向的联系，即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关系却很密切，当年不仅会上同样的课，而且宿舍都是紧挨着的，因此他们对黄中奇都很熟悉。Z老师：我认识黄中奇，是在1954年，他从福建一个学校的团委部门考上北大哲学系。身材瘦长，说一口带福建口音的普通话，他生于1932年，入学前已结婚，我们都是调干生。入学时我与他住在同一房间里。我们都为考入北大而高兴。他学习劲头很足，并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上我都见他在运动场跑步，跑步的动作显得很专业。他对哲学很有兴趣，马列主义哲学的一些经典原著他都读过，很想去研究一番。但在分专业时，他被分到心理专业，他感到有些遗憾，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我后来分到哲学专业，跟他就没有什么来往了。王天厚：黄中奇是调干生，入学前在福建卫生学校担任过团委书记。我们55级和54级因为人都不多，基本上算一个单位，我跟黄中奇住同一个房间。黄中奇很聪明，学习成绩不错。他兴趣广泛，下象棋能盲下，会拉二胡。他考上北大以后，一直申请入党，但系党总支认为他入党动机不纯，一直没有吸收他。他对此有情绪，有时发牢骚。后来干脆就不考虑这事了，想搞业务。1956年，向科学进军，他很积极投入学习，还当了系科学学会会长。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得了一个儿子（后来证实是女儿），取名黄未名。严梅福：黄中奇大概比我大四五岁，记得我56年作为新生入学时，有一天我和同班的王友生作为初来北京的新同学要去北海玩，他就带我们去了。到了北海，中午天气变冷，开始下小雨，他像兄长一样地关照我们，请我们吃饭。我们只是穿着衬衣，感到冷，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给我们穿，直到把我们带回学校。他对我们的关心，显示了他心地的善良。为何被划为右派？对于黄中奇划右原因，也有不同说法。王天厚：黄中奇反右时没有什么言论，他就是把北大鸣放的资料寄给他们福建的老同学了，后来福建反右查到了这个材料寄回北大了。他们班的支部书记吴重光反右时很积极，班里一共十个人，打了四个右派，黄中奇是其中之一。Z老师：黄中奇的死，很突然，令人难以置信。为了给黄中奇事件留下一点如实的记载，我利用多种方式访问了当时心理专业的几位老师和同学。他们说，黄中奇很聪明机敏，是一个情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鸣放期间，他本来没有发表什么言论，也没有贴过大字报，只是对某些大字报的内容表示过同意，这样在反右补课时，就把他补进去了。北大二落办汇报材料：黄中奇反右鸣放时有一般同情右派的言论，根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6.8社论后，把他作为右派批斗，他不服，精神很紧张。关于黄中奇的自杀两位与黄中奇同宿舍和相邻宿舍的学长，有比较详细的回忆：王天厚：黄中奇划成右派以后，压力很大。反右时彭真在北大有一个讲话，说打成右派的都要开除，后来政策又有改变，但黄不知道，他很紧张，觉得自己要被开除，就完了。1958年1月29日晚上，我和黄中奇，以及55级同班同学张伯源、杨恩寰都在宿舍里，吴重光去开会好晚没有回来。快熄灯时，黄中奇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想跳楼，被靠窗住的杨恩寰和张伯源抱住。为了摆脱他们，黄中奇用藏在手中的水果刀挥了一下，碰到张伯源脸上，划了一个小口子。当时的动静比较大，周围宿舍的同学也都过来了，有人报告了保卫科，就把他绑起来了。高云鹏：我们当时住在29楼四层南边最西头的两间房子，黄住最西头那间，同屋有张伯源、吴重光等人，我住第二间。那天好像黄是受监视的，其他人是要注意他的，可能是怕他出事。晚上大概10点左右吧，我听到隔壁屋里有喊声，就赶到隔壁屋里，当时吴重光不在屋里。据说是黄从他睡的双层床上层跳了下来，去往窗户方向，并拉开窗户，大概是要跳楼。张伯源住在靠窗户的床上，他赶快起来从背后把黄抱住，黄右手拿了把小水果刀，抬手转身向张伯源挥臂，张上身后仰，抱着黄的双手并没有松开，刀尖划到了张的眉间，划出了一道血道，没伤到眼睛，血道也不深。我感觉黄拿着水果刀只是想吓唬别人别阻拦他，张伯源如果为躲避他的刀子松了手，他不是就能跳楼了吗？随后屋里进来的人很多，把黄制服了，不久校卫队的人也来了，把黄押走了。严梅福：黄中奇在被捆绑送校卫队时，可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将自己的欧米伽手表往地上砸，用脚踩坏。（当时，有手表的大学生很少，是稀罕之物）张鹤鸣：黄中奇被捆绑后，他急了，骂了一些狠话，说你们混蛋啊！还把自己的手表掼到地下。高云鹏：当天晚上12点钟左右，在大饭厅开了大会（此处高学长记忆有误，据北京大学校刊1958年1月31日出版的第192期刊文《全校学生斗争持刀杀人的凶手

这份报告的由来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一生功勋卓著的粟裕将军被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并涉及到刘伯承、李达、萧克等一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1958年8月31日，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党委一级。12月30日，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10月9日，粟裕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要求中央重新审视这场批判，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但是，直到他1984年2月5日去世，还是带着遗憾走了。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此时，粟裕已经去世10周年了。在这场批判中，萧克将军也和粟裕一样被错误处理，因而他对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一直耿耿于怀。2003年11月底，在一次小会上，我向曾参加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冯征（原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炎黄春秋》编委）请教这次会议的原委，萧克接话说：这次会议对刘伯承、李达、粟裕包括我在内的批判，是错误的，也是粗暴的。我们杂志应该公正地讲述这段历史，尤其是关于粟裕同志平反曲折的历史。我随即领命组稿。（2003年底，鞠开带我采访楚青，我给他们拍的合影）我联系粟裕的秘书鞠开，向他组稿。他希望带我去见见粟裕的夫人楚青，听她讲述一下这段历史。随后，鞠开带我拜见了楚青。楚青向我讲述了粟裕平反过程的曲折。我整理出稿子后，他们认为很好，决定以我署名来发表。2004年2月，在粟裕去世20周年之际，《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在杂志第2期头条刊出。在与楚青的三次访谈中，楚青认真负责，为了回忆的准确性，她并向我提供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资料，包括粟裕这份申诉报告（刊登在“苏出准印”的《慰英灵——粟裕大将的蒙冤与纪实》一书中）。楚青说，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议粟裕写的：1979年8月，叶副主席邀请粟裕一起到烟台疗养。这期间，粟裕多次拜会叶副主席。有一天，粟裕与叶副主席单独谈话。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我。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我当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诉的心情。”粟裕的兴奋是有理由的。在与叶副主席谈话之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现在叶副主席又郑重提议，粟裕和我当然很高兴。因此，回到北京后，粟裕就立刻写了这份报告。”再过一个月，就是粟裕四十周年祭日，特刊发这一报告，并逐节略作笺证，以示纪念。粟裕的申诉报告[原文]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按：一、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说，“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军队的工作。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彭德怀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二、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有人提出粟裕“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粟裕事前一无所知。与会者责成粟裕检讨，并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此后，解决粟裕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就被列为军委扩大会的一个议题。（粟裕的一部分骨灰放在他战斗过的碾庄。这是我实地考察淮海战役战场时在“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拍摄的）[原文]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分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按：一、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关于“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在有组织的批判中，粟裕得到了一系列罪名：“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上作检讨。此后，军委扩大会议大会套着小会开，人数也由原来的三百多人扩大到一千多人，粟裕的问题一直被揪住不放，粟裕被迫检讨八次。二、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即粟裕（总长、国防部副部长）与彭德怀（部长）的关系问题。由于档案资料的局促，关于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内情，一般研究者并不清楚，对他们二人的关系，也只能靠已经出版的传记或年谱来阐释。关于这场公案，《粟裕传》和《粟裕年谱》涉及较多，130万字的《彭德怀全传》，也算笔墨浓重。据《彭德怀全传》，这场批判，是毛领导、彭于一线主持。粟裕被卷入并遭到批判，原因在于有三次被认为“擅权”：第一次是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杜星垣老的哲嗣杜小东兄，送给我纪念杜老的画册《远去的背影——杜星垣画传》，内中有图片一张：“柯庆施同志的亲属采访杜星垣同志录音整理稿”，引起我的注意。在杜老和我的交谈中，谈到他在延安的经历时，提到过柯庆施。那时，我对这个问题不敏感，没有继续追问。看到这张图片后，我向小东兄要来这份存稿，弥补这份遗憾。杜星垣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参加革命的，党内资格老，德高望重。他晚年，我曾数次陪老人半是采访半是聊天，我曾有一篇纪念他的《话说杜星垣》一文，这里不赘。这份《回忆柯庆施同志（记录稿）》，是“柯友宁录音采访、柯友兰整理”，全文2000多字，采访时间是2000年3月13日。内中以回忆柯庆施为主，也谈到杜老自己的经历。对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实，我采取历史研究中现今失传的“笺证”方式，全文呈现给读者。[记录稿]去延安前我在白区工作，开始是在上海工作，后来到过武汉、河南、湖北。在五军工作后，我调回延安，到中央党校不久就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大约是在1942年下半年。那时，王明当部长，柯老、南汉宸任副部长。在统战部工作的有李乐光、廖鲁言、韩光，徐以新后来调走了。柯老对统战部的工作很积极，对干部比较好。统战部后来没有多少人，王明走了以后，实际上统战部是柯老负责。统战部的工作很忙，搞了很多的材料，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这些材料，有友党、友军的材料，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材料，国民党政府内的特任官（相当于部长以上）、现任官、简任官、委任官（一般的官）的情况材料。我们还整理出了各社会团体的材料。外面一来人，我们就同他谈话，记录下来自各方面、各敌占区的情况。我们还研究国民党的报纸，向来延安的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了解到情况，然后把这些材料都整理成一本一本的，由柯老看过后印出来。

2023年7月3日上午10点19分爸爸平静地走了，为他波澜跌宕的一生画上了句号。我们家人在最后的时刻陪在他身边。我对爸爸说：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来世我们还做父女。我写了一本书《阎家老店》，我把其中的一章摘出献给我心目中永远的英雄：我的父亲！有人说，世界上的爱都是为了重逢，唯独父母与孩子的爱，是为了分别。的确，孩子们长大了就远走高飞了，忙学习，忙工作，忙自己的小家。常常就会把父母忘在脑后了，想想很惭愧，很自责。父母的爱是无私奉献。小时候，爸爸对我的爱是冰淇淋甜蜜融化。当时他的工作非常忙，很少在家，每次见到我对我都是溺爱有加，百依百顺。我是独生女，我家是慈父严母。爸爸从来没有对我动过气或者动过一个指头，反而是我常常“欺负”爸爸，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比如妈妈不让我多吃冰棍儿，我就让爸爸带我上街逛西单，从南头一直走到北头，吃完一根再买一根，还要换不同的种类，“红豆冰棍”，“奶油鸳鸯冰棍儿”，“紫雪糕”，一路走一路吃，特别的高兴。“文革”刚刚开始，他在单位被隔离审查，但是周日可以回家一天来奶奶家看我。我记得每个周日爸爸要回来之前，我总是走出国务院宿舍到公共汽车站旁边等待爸爸。看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的停下，紧张地盯着下车的人,生怕漏过了爸爸。望眼欲穿，焦急地等待着，盼望着爸爸能从一辆公共汽车上下来。一旦见到爸爸的身影，我高兴的心情无法言喻，总是飞奔过去抱住他，生怕他会消失。爸爸利用很少的甚至仅有的探视家人的时间，教我骑自行车，手把手地教。在奶奶的院子里一圈一圈地转，非常有耐心和方法。所以在爸爸的传教下，我的自行车骑得非常棒，还可以做出各种姿势，坐在后座上骑，站着骑。这是我儿时仅有的欢乐时光。（阎明复去世第二天，家中灵堂·徐庆全摄）但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少而又少，直到有一天，我在路边汽车站等爸爸，一直到天黑还未见爸爸的身影，我的心提到嗓子眼。一种极端的恐惧和不详的预感紧紧地抓住了我。回家后，爸爸打电话到奶奶家告诉我，他恐怕这段时间回不来了，要我听奶奶的话。就这样，我们一别就是七年半。他被关在秦城监狱里，独牢中度过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从36岁到43岁。记得爸爸被抓之后，妈妈又被隔离审查，之后下放到农村，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北京。我从心里最最羡慕的就是看到街上的孩子，一手拉着爸爸，一手拉着妈妈一起逛街的情形，我从心底里羡慕他们能在一起的幸福啊。我做梦都盼着有一天能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起在街上走。多么奢侈的梦想呀！这就是一个十岁小女孩的心愿！1975年，爸爸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活着就好！爸爸在秦城监狱最后两年差点被逼疯了，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回来后身体刚刚恢复，就给了我一个大惊喜。一天早上他四点多就起床，坐着公共汽车到城里排队，排了三四个小时，给我买了一架手风琴。哇，我的最爱！当爸爸把手风琴拿回来给我时，我高兴地跳起来了给了爸爸一个大拥抱。后来爸爸说，是妈妈告诉他，我最想要一个手风琴，当时年轻人非常时髦的就是拉手风琴。爸爸一出监狱领了一大笔补发的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买了一架手风琴，我真是喜出望外。他是想补偿七年半我们父女失去的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上了大学，爸爸开始在大百科工作。我住校，所以仅仅周末回家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相聚的时间很少。有一次在家里复习考试，我跟爸爸说口译考试我很紧张。爸爸作为一名有经验的老翻译，告诉我：你一进考场就应该记住你什么都会，而且要想到你是最棒的！一定不用慌。爸爸的告诫果然很管用，从此，口译考试我再也不紧张了。爸爸培养鼓励了我的自信心。之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很忙上大学，出国留学，回来工作，成小家生儿子，一直都在奔忙，就是回国工作以后，也都一直在忙碌。我，爸爸，妈妈都在拼命工作找回丢失的十年。与爸爸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他经常到处出差，我从他朋友们的回忆录中才得知爸爸全身心地从事慈善事业，忘我地工作！（2006年7月14日，阎明复在杂志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讲话·徐庆全摄）直到他退休以后，我才真正了解感受到爸爸对我的爱。爸爸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住在三亚休息。每当我过年过节要去三亚看他的时候，他常常提前好几天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亲自来飞机场接我。2017年春节前我决定携我们一家去三亚看我爸爸。但是之前非常不巧，他摔了一跤，脸上还青一块紫一块，眼睛充血，但他一定坚持坐着轮椅到飞机场来接我，我一出飞机场就看见他坐在轮椅里向我招手，他那喜出望外的神色，让我非常的感动，赶快跑上去和他拥抱。我们从飞机场直奔餐厅吃中午饭，那天我们一起照相，爸爸笑得特别灿烂。他总是问我工作如何？他特别喜欢听我讲我做的事，每每鼓励我一定要为国家做贡献。我发现老爸退休之后越来越变成我的粉丝了。他从来不许我骄傲，但他却从不掩饰我是他的骄傲。去三亚看爸爸的时候，他非常喜欢聊聊过去的事情，我就陪他聊中苏关系，“文革”十年，以及他熟悉的人熟悉的事。他聊得非常高兴，对过去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楚。但每次去看他，我临走的前几天，他的情绪就开始低落，心事重重，一言不发，呆呆地坐着，总是那样地依依不舍。这次我要走前，摸着他的手轻轻地，问他爸爸你想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没想”。但停顿一会儿后，他突然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说“我和你在一起很快乐”，我一把抱住老爸，强忍着泪水说“我也特别高兴”。我深深地感到老爸那种对女儿的深情的爱。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似乎生怕一松开我就飞了。每次都坚持送我到机场，一直等待我进了检查关口，我每次回头向他招手告别时，望着他那苍老的身躯，泪水充满眼眶。我小的时候，爸爸是我最爱的“冰淇淋”，爱到融化，长大以后，爸爸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步入不惑之年后，爸爸反倒成了我的粉丝。他经常在亲朋好友面前夸我，我成了爸爸的骄傲，但对爸爸的夸奖我的确自愧不如呀！许许多多的朋友，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都告诉我，他们非常尊敬我父亲，因为他为人善良，正直无私，具有人格魅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等等。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善良的慈父。我想，台湾慈济会证严法师送他的那个“真”字来形容我的父亲最为贴切：真心，真诚，真实，真情，真性，真善。“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关注请识别图中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xuqq1980

近日，上海福寿园立起柯庆施的雕像，引起一番热议。沉寂多年的柯庆施，一时成为热点。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立个雕像，悼念先人，无可厚非。但是，柯庆施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立个雕像，就不那么简单了，引起争论也属正常。在官方历史语境中，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有所反复。这是历史环境使然。环境不同了，评价语境当然也不同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正常。概略来说，这种反复不外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先肯定，后否定，如康生；第二种是，先肯定，再否定，再肯定，如瞿秋白。这两种，基本上有官方正式结论，比较明确。第三种是，先肯定，后被人质疑，但官方也没有正式结论否定，就“挂起来”了，如柯庆施。“挂起来”，这是一个历史词汇。一般的词义是说，对于一个人某种审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用在柯庆施身上，是我的借用，不是引经据典的说法。柯如何被历史“挂起来”？有迹可循。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时，备极哀荣，官方悼词充分肯定，《人民日报》上连篇累牍悼念。随后，中央的确没有明确文件改变他去世时的结论。1976年到1978年，《人民日报》报道揭批“四人帮”运动，有文章提及他，也还都是正面形象。但是，1979年后，他在《人民日报》就基本上消失了，偶尔有人回忆历史涉及到他，也是一笔带过，着墨不多。代表的是一种态度。此外，按照柯庆施的革命生涯，他去世的级别，应该进入惯例中的百年诞辰纪念会行列，但是，他没有享受本应有的权利。这恐怕也是一种态度。为何会如此？事实上，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层面对柯就有些议论，甚至有人提出应该审查一下柯的问题。据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的记载，胡耀邦就此事专门请示邓小平。邓说：现在顾不上，柯的问题等以后再解决。到1980年至1981年起草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时，议论就更多了。据《陈云年谱》记载，1980年11月上旬，陈与决议起草组谈话说：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据陈修良的记载，大概在1982年前后，胡乔木曾多次指出柯是个坏人，可在党内点名。他的坏事应写进党史。胡的指示，在上海就传达过。把柯写进党史，体现在薄一波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中。这本书出版于1997年，粗略统计，书中有将近四十处提到柯。当然，书中依然称他为“同志”，也没有否定的结论，但从叙事上看，柯的所作所为很详尽。读后，有助于理解陈说的“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这句话。薄资格老，书发行量大，影响极大。从公众层面上说，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柯在历次决策中的作用。2005年，曾与柯搭档过的陈丕显，出版回忆录“在一月风暴中心”，内中涉及到柯也不少，是褒是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2009年，陈丕显的儿子陈小津出书，专门有“柯庆施其人”上下两节，基本上体现了胡乔木当年对柯的指示。当然，也可能陈小津不知道胡的这个指示。我想，这就是柯被“挂起来”的原因吧。对此，柯的家人也有所反映。记得大概是2008年，我所在的杂志编发了一篇《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柯的女儿柯六六看到后，致电编辑部，我接的电话。她在电话中讲述了对此文的意见。我对此问题没有研究，但很希望更多了解柯在作为，就专门去见了她。她把几年来在《江淮文史》等刊物发表的回忆父亲的文章都给了我，同时告诉我她所了解的一些情况。我希望她写出文章给我，但后来一直没有收到她的文章。不过，此后我对来稿中关于柯的文章，就把得比较严，似乎再没有发表过有关柯的稿子。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既关乎到这个人的历史本事，又涉及到他当年所处的政治生态，更涉及到书写话语权。对于柯庆施来说，被“挂起来”太久了，本事不易搞清；而他在上海的政治生态比较独特，历史常常“翻烙饼”，人和事就更复杂一些。古人有诗云：盖棺论未定，颇费史家书。看来，要书写柯的历史，即使下“颇费”的功夫，也还需要历史的距离。“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关注请识别图中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xuqq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