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杜星垣《回忆柯庆施同志（记录稿）》笺证

杜星垣老的哲嗣杜小东兄，送给我纪念杜老的画册《远去的背影——杜星垣画传》，内中有图片一张：“柯庆施同志的亲属采访杜星垣同志录音整理稿”，引起我的注意。

在杜老和我的交谈中，谈到他在延安的经历时，提到过柯庆施。那时，我对这个问题不敏感，没有继续追问。看到这张图片后，我向小东兄要来这份存稿，弥补这份遗憾。

杜星垣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参加革命的，党内资格老，德高望重。他晚年，我曾数次陪老人半是采访半是聊天，我曾有一篇纪念他的《话说杜星垣》一文，这里不赘。

这份《回忆柯庆施同志（记录稿）》，是“柯友宁录音采访、柯友兰整理”，全文2000多字，采访时间是2000年3月13日。内中以回忆柯庆施为主，也谈到杜老自己的经历。对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历史事实，我采取历史研究中现今失传的“笺证”方式，全文呈现给读者。

[记录稿]

去延安前我在白区工作，开始是在上海工作，后来到过武汉、河南、湖北。在五军工作后，我调回延安，到中央党校不久就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大约是在1942年下半年。那时，王明当部长，柯老、南汉宸任副部长。在统战部工作的有李乐光、廖鲁言、韩光，徐以新后来调走了。

柯老对统战部的工作很积极，对干部比较好。统战部后来没有多少人，王明走了以后，实际上统战部是柯老负责。统战部的工作很忙，搞了很多的材料，现在中央档案馆还保存着这些材料，有友党、友军的材料，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材料，国民党政府内的特任官（相当于部长以上）、现任官、简任官、委任官（一般的官）的情况材料。我们还整理出了各社会团体的材料。外面一来人，我们就同他谈话，记录下来自各方面、各敌占区的情况。我们还研究国民党的报纸，向来延安的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了解到情况，然后把这些材料都整理成一本一本的，由柯老看过后印出来。

柯老在抗日同盟军工作过，对西北军情况很了解。我在武汉冯玉祥下面77军工作过，搞过起义。那时候大学生比较少。柯老知道我是大学生，对我比较重视。我了解的材料比较多，整理了不少。

[按]

一、杜老先简要叙述个人经历。据他的“干部履历书”及“杜星垣生平”：1935年参加“一二九”后，先后任上海学生救国会常委，全国学生联合会常委、宣传部长，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宣传副部长。1937年12月，到延安安吴堡青训班、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学习。1938年6月，先后在武汉《全民抗战》社、第五战区文化委员会、恩施《救中国》刊物、西北军学兵队做秘密统战工作。后又到白区上海，在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做记者。1940年12月，回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1941年5月，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成为柯庆施的部下。

“记录稿”所言他到统战部工作是“1942年下半年”，记忆有误。

（2006年7月15日，杜老在一次会议上，徐庆全摄）

二、与杜星垣不同的是，柯庆施自1920年参加革命时，履历很显耀。第一，他是安徽同乡陈独秀拉进革命队伍的，又同在上海和陈独秀一起被捕过，名声不一般。

第二，他作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到那时被誉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见过列宁，与任弼时、刘少奇等同学，与王明过从甚密。

第三，他回国后很快进入中央，一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在白区工作期间，他基本上是独当一面，在学运、党务、农运、兵运等主要革命活动中，都担任过领导要职，与刘少奇、王明、周恩来都有交际。中央调他到延安任统战部副部长，配合部长王明的工作，也是知人善任。

[记录稿]

我在统战部工作时，还在王若飞的党务研究室兼着工作，因此，“抢救”运动时，给柯老做的结论是我抄的（是王若飞叫我抄的）。毛主席在材料上亲笔加了两句话。一句是，他不仅遵守党的纪律， 还加了一句，他在延安搞调查研究总结材料是有成绩的。原意是这个意思，这在档案馆里可查到。给柯老做的结论是，肯定他没有问题，不是特务。说他是党内最老的一个同志。

当时，有一个人在墙上写了 “柯部长是特务”。那么老的同志，那么一个副部级干部，有人写个标语就被整起来了。“抢救运动”大概是康生他们搞的，是极“左”。柯老没有工作了，一天到晚被 “抢救”。当时，统战部的刘澜波去党校检查了，南汉宸去边区政府财政厅长了。廖鲁言主持学委会。廖鲁言对我说：“你要注意一下柯老，不要出问题。”我去看柯老，我说：“是廖鲁言要我来看看你。”他说：“行了，我不会自杀。”开小会时，统战部的不都参加。我坐在旁边听。柯老对提的问题一般不回答。他不说话。提的问题都是：你怎么没被捕啊？你坐谁的车啊？就连在冯玉祥那里，他一个负责人去坐什么车也要问！他很沉得住气。李富春、李克农主持大会审柯老，没有让他讲话。在礼堂开了几次就不开了，好像是毛主席知道了以后就停下来了。那是冤案，冤枉。但很快就有结论了。给柯老做的结论比较早。毛主席跟他谈过话。刘少奇到统战部找他谈话，我看到的。刘少奇对他说：“把你搞错了!”记得好多人去看他，周恩来同志去过，彭德怀、张鼎丞好像都去过。有些人去看他，他不见，像xx这些人去看他，他就不见。柯老当时的爱人是四川人，给整得自杀了。

我给整得吐血，逼我交代。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地下工作，是把脑袋放在那边！结果回来却被整！当时就是这个问题，从外边回去的都要被整。柯老来看我。他挨整我也挨整，他也不好说什么，就说：你好好休息！

[按]

一，这两节叙述柯庆施和杜星垣在延安整风及审干（抢救运动）的经历。

（2011年3月29日，杜老告别仪式。老朋友杜导正鞠躬，徐庆全摄）

第一，关于整风和审干，有诸多研究成果和当事人回忆问世。简单地说，整风是要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问题以及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领导所犯错误性质的问题；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矛头对着王明等人。整风运动开展后，王明自“九月会议”之后称病；与王明有瓜葛的领导人旁落。如，张闻天去农村去调研；博古分管《解放日报》；周恩来远赴重庆主持南方局。此后，中央的领导重组。

第二，关于审干，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点明审干的性质是“挖”特务，“特务之多，原不足怪”，“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以动手审查他们。”“抢救”、“肃奸”斗争迅速在边区展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首当其冲地成为“抢救”的重点。

二、审干的重点中的重点人群是谁？杜有点睛之笔：“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地下工作，是把脑袋放在那边！结果回来却被整！”就是那些在白区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的历史相比其他人更为复杂，要说清楚也更为不易。

杜星垣在白区工作过，当年是一般科员，也要“挨整”，甚至也被“整得吐血”。至于经过，他在这里没有多讲。在他留下的“干部履历书”中，“何时何地在何部参加过整风整党”一栏中，他写道：“一九四二年在延安参加整风审干。结论大意是：政治上无问题，工作一贯积极。”

四，在审干运动中，柯庆施是直属机关的重点，有两点原因：

第一，他有白区经历，且在北方局白区工作的方针政策中，与刘少奇、彭真有过冲突。“记录稿”中，抹掉名字的“××”，应是彭真。在审干中，彭真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由毛泽东兼任）、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委员等职。1943年7月15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挽救失足者动员第一次大会，主持者就是彭真。

第二，他与王明关系非同一般。前边说过，在莫斯科，他与王明过从甚密。在白区工作时，他执行王明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坚决——这是他与刘少奇、彭真冲突的原因。抗战开始后，他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也不含糊。王明从苏联回延安后任统战部长，他担任副部长；王明担任延安女子大学校长，他担任副校长。两人真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关系应很不一般。

整风运动时，王明称病，柯庆施不避嫌，前去探望，对王明表示同情与关心。“患难见真情”，王明没齿难忘，在他《中共50年》中特意记上一笔。1965年柯庆施去世时，远在莫斯科的王明，作诗以示怀念。

如此这般，整风中的重点是王明，审干的第一个重点对象，自然非柯庆施莫属了。这从师哲的回忆可以得到佐证：“康生主持整风以后， 就想乘机把王明搞下去，却又不敢妄动，便从统战部副部长、王明的助手柯庆施下手。柯庆施夫妇被反复批斗，柯庆施的爱人被迫自杀了，柯仍不能被放过。”

五，康生主持对柯庆施的审干，却让时任“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的李富春主持大会。对柯的几次大会，都是由李富春主持的。柯庆施骨头硬，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面对康生大怒喊叫：“柯庆施，你要有问必答”，他也如杜星垣所说，“对提的问题一般不回答”，就是不认罪。但是，他结婚才一年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无法承受，跳井自杀。

柯庆是党内老同志，他不认罪，康生也无可奈何，但康生自有保全面子的办法。在最后一次对柯的批斗会上，康生说：关于他的问题，我们有办法，我们不抢救他，让他自救吧。

“自救”，可以不批斗，但要关起来反省。于是，柯被关在窑洞，行动不能自由，有大约半年之久，直到毛泽东出面。据杨尚昆回忆：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毛泽东出面干预了，柯庆施就此活了下来。如此，时任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对柯说：“把你搞错了。”随后，毛泽东修改对柯的结论，柯得以解脱。

大概自此以后，柯对毛崇敬有加，后来紧跟毛的思路，并留下那句名言：“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目的程度。”

[记录稿]

周副主席、张鼎丞都要调我去，周副主席还写了两个条子要调我。我说：“柯部长，统战工作我不做了。”他说：“行啊!”后来张鼎丞说：“中央领导要他去，他不去，党性不纯。”我跟柯老讲：“他说我党性不纯。”柯老说：“你太厉害了。”我过去不认识周副主席。一次，他召集过去在邹韬奋那里工作过的同志开会，要批准邹入党。我在抗战时在邹韬奋那里工作过，所以参加了这个会。我问过柯老：“周副主席怎么会要我去工作?”他说：“哎呀，他见你一面就知道你，他记忆力很好，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邹韬奋培养的人工作很认真。你在那里工作过，很细心，所以他要你去。”

[按]

一、审干过后，张鼎丞调杜星垣到身边工作。张是福建永定人，杜是霞浦人，有同乡渊源。整风审干期间，张受命总结闽粤赣革命历史。审干过后，张召集曾在闽粤赣工作过的人议事，研究回去开展工作方针。在此期间，周恩来给张写条子，要调杜星垣到他那里工作。

二，关于这件事，杜老给我聊过。他说：周恩来一直负责国统区统战工作，需要知识分子。他想让我去当秘书，可是，我不愿意去，我想跟张鼎丞到前线。想来，张鼎丞批评杜“党性不纯”，杜找柯诉苦。

三，邹韬奋是著名的出版家，与中共关系密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是青年领袖。杜星垣在邹主持的三联书店《生活周刊》当过记者，邹认为他是“有为的青年”。

1944年7月24日，邹在上海病逝。病危时留下遗嘱：“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亦望能妥送延安。”

为此，在周恩来召开座谈会，纪念邹韬奋，杜星垣入会。后中央致唁电给韬奋同志的家属：“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

[记录稿]

1955年前，我在广州当市委副书记，后来把我调到了二机部。我经过上海时，不知柯老怎么知道了。他把我请到他家吃了一顿饭。我有个女儿，很活泼，我把她也带去了。柯老说：“我也有个女儿。”一机部和二机部合并时，在上海搞技术展览会，柯老在展览会讲了一次话，讲技术改革。

好像是1960年，说我右倾，把我整得好厉害。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整得一塌糊涂。我给小平写了三封信，讲，像现在这样搞，质量没得好！柯老对这些情况都知道的。陶铸认识我，要我到广州去。赵尔陆当时也被整，他是部长，我是副部长。他去找柯老，要他劝我留下。当时柯老在北京开会。柯老把我叫到他那里，说：“你去广州，陶铸当然对你好。赵尔陆留你，你就在这里干吧，搞军工、搞机械你都熟了。你过去就没人整你了吗？”那次是我见柯老最后一面。以后我被整得吐血了，到上海去看病，住在华东医院。柯老知道了，派人去看我，叫我好好养病，说他过几天来看我，找人给我检查，给我治病。那时华东医院很好。以后好一点了，我要走了，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我要走了，不去麻烦你了。”他讲：“你好了没有?”我讲：“好了。”我看他很忙。

[按]

一，延安审干中，杜星垣和柯庆施有相同挨整经历。审干时，杜说他受廖鲁言之命，去看望柯。但是，在那个人人自危之际，谁都不想和柯有瓜葛，即使是受命，杜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在杜挨整时，柯也去看杜，给杜安慰。共患难的非常时期，桃花潭水，冰心玉壶，杜、柯友谊一直持续。杜谈及柯给他送烟、请饭、关心他的病情等，可见一斑。

二，数算起来，柯庆施与杜星垣有不少相像之处。柯骨头硬，杜也是硬骨头。杜在审干时期如何，我没听他谈过。但是，在“文革”以及某些历史的重要关头，杜老铮铮铁骨，重情重义，坚持做人原则。我听他谈过，也亲历过一点。

还有，柯和杜都属于不为家人谋私利的人，柯的夫人于文兰的级别，被柯一直压着不提；杜坚持原则的“死板”和“固执”是有名的，他的夫人钟铮五十年代评定的级别直至去世也未变。

三，杜提到的“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1960年11月8日至1961年1月7日），也是因为杜星垣不揭发赵尔陆而被整的。那时，赵尔陆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杜是副部长。关于这次会议，杜老和我聊天时说：

这次会议斗争的主要对象是赵尔陆。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赞成彭德怀的观点，被视为右倾，这是一条罪状。

会议期间，党组的一位同志要求我揭发赵尔陆，先劝后逼，我坚决拒绝。我对这位同志说，“大跃进”期间，忙于跃进，不顾质量，赵尔陆和我都很着急，那时，部党组成员大多下去“跃进”去了，尔陆同志和我联名致信邓小平同志，反映各种产品的质量问题。这有什么错？在庐山会议之前，赵尔陆就对质量问题提出意见，他拿着有气孔的钢材，说这样的材料如何能加工出好的机械产品？这也有错吗？那位同志骂我为尔陆同志评功摆好，我和他顶得很厉害。大会结束时，尔陆同志就住院了，我就被拎出来再批判了，我一直顶，自己不认为有错误，更不揭发别人，最后把我也整到医院去了。会后，经中央同意，我到广州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

（杜老的告别仪式后，杜导正老和我的合影）

1962年3月，我被任命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但是，经过这次“三级干部会议”，我对有的人是有看法的，不愿意就职，想换个地方。尔陆同志不放我，但我还是走了，到水利电力部任副部长去了。

[记录稿]

柯老讲过他在北方局工作的事，跟xx这些人在一起。我1935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知道他，但没见过。柯老有个优点，从来不讲过去的成绩。大家都知道，同列宁握过手的就两个人，其中有他。可是他从来没讲过。这是柯老很好的一点。

有时他脾气比较大一点。看有人工作不细心，写东西粗一点， 他有时候会发火。他给我写的结论是：工作积极努力。

1945年，我去张鼎丞那里工作。后来柯老告诉我，他要去晋察冀边区。彭德怀给了他一头骡子，他骑着骡子离开了延安。我在热河跟他联系过，他当时在边区当行政处长，还送过我两条烟。

柯老是在四川去世的。我当时在辽宁。刘澜波打电话给我，说庆施同志去世了。我发了个电报。

[按]

和列宁握过手，一直是柯庆施在党内傲人的资历。据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毛称他为“柯老”，就是因为他这一资历。

1922年1月，柯庆施参加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接见与会者，与柯同被接见的还有张国焘和邓培。是三人，不是杜回忆中两人。1927年邓培牺牲，张国焘后来叛党，柯就成了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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