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粟裕的申诉报告”笺证

这份报告的由来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一生功勋卓著的粟裕将军被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并涉及到刘伯承、李达、萧克等一批军队高级领导干部。1958年8月31日，粟裕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党委一级。12月30日，粟裕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1979年10月9日，粟裕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要求中央重新审视这场批判，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但是，直到他1984年2月5日去世，还是带着遗憾走了。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此时，粟裕已经去世10周年了。

在这场批判中，萧克将军也和粟裕一样被错误处理，因而他对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一直耿耿于怀。2003年11月底，在一次小会上，我向曾参加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冯征（原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炎黄春秋》编委）请教这次会议的原委，萧克接话说：这次会议对刘伯承、李达、粟裕包括我在内的批判，是错误的，也是粗暴的。我们杂志应该公正地讲述这段历史，尤其是关于粟裕同志平反曲折的历史。我随即领命组稿。

（2003年底，鞠开带我采访楚青，我给他们拍的合影）

我联系粟裕的秘书鞠开，向他组稿。他希望带我去见见粟裕的夫人楚青，听她讲述一下这段历史。随后，鞠开带我拜见了楚青。楚青向我讲述了粟裕平反过程的曲折。我整理出稿子后，他们认为很好，决定以我署名来发表。2004年2月，在粟裕去世20周年之际，《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在杂志第2期头条刊出。

在与楚青的三次访谈中，楚青认真负责，为了回忆的准确性，她并向我提供关于这一主题的相关资料，包括粟裕这份申诉报告（刊登在“苏出准印”的《慰英灵——粟裕大将的蒙冤与纪实》一书中）。楚青说，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议粟裕写的：

1979年8月，叶副主席邀请粟裕一起到烟台疗养。这期间，粟裕多次拜会叶副主席。有一天，粟裕与叶副主席单独谈话。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我。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我当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诉的心情。”粟裕的兴奋是有理由的。在与叶副主席谈话之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现在叶副主席又郑重提议，粟裕和我当然很高兴。因此，回到北京后，粟裕就立刻写了这份报告。”

再过一个月，就是粟裕四十周年祭日，特刊发这一报告，并逐节略作笺证，以示纪念。

粟裕的申诉报告

[原文]

华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彭德怀同志利用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下召开的。会议的任务是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全国解放和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面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这两个历史性的转变，军事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大家缺乏经验，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各方面意见较多。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研究总结八年来的军事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会议上，毛主席对军队建设形势作了正确的估价，指出：“同志们大多数都说，八年来基本上搞的好，有些缺点、错误。”“基本方针是没有错的，但工作有很大缺点。”毛主席还为我们承担了领导责任。但是，彭德怀同志背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把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以及正确的东西，上纲为“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把肖克同志打成这条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是批了刘伯承同志；同时又把我做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按：

一、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说，“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检查总结军队的工作。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彭德怀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

二、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有人提出粟裕“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粟裕事前一无所知。与会者责成粟裕检讨，并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此后，解决粟裕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就被列为军委扩大会的一个议题。

（粟裕的一部分骨灰放在他战斗过的碾庄。这是我实地考察淮海战役战场时在“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拍摄的）

[原文]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分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按：

一、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关于“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在有组织的批判中，粟裕得到了一系列罪名：“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上作检讨。此后，军委扩大会议大会套着小会开，人数也由原来的三百多人扩大到一千多人，粟裕的问题一直被揪住不放，粟裕被迫检讨八次。

二、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也即粟裕（总长、国防部副部长）与彭德怀（部长）的关系问题。由于档案资料的局促，关于1958年军内“反教条主义”内情，一般研究者并不清楚，对他们二人的关系，也只能靠已经出版的传记或年谱来阐释。关于这场公案，《粟裕传》和《粟裕年谱》涉及较多，130万字的《彭德怀全传》，也算笔墨浓重。

据《彭德怀全传》，这场批判，是毛领导、彭于一线主持。粟裕被卷入并遭到批判，原因在于有三次被认为“擅权”：第一次是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福建闽江口外) ；第二次是用总参谋部名义调志愿军5个军15个师回国；第三次是向苏联索要国防部与总参的资料。但是，在有关粟裕的出版物中，除把粟裕向苏方要材料一事说是“极其正常”外，对打马祖一事涉及甚少，而对于调志愿军回国事则基本无涉。

同一场景、同一历史的参与者，加上人为因素的主导，历史事件的复原就相当困难，更遑论后人描述中的千差万别。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的复杂性。

三、粟裕在申诉报告中特意提到的第二次大会检讨，这是他心中的痛。楚青说，这是她替粟裕写的：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天了。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果然过了关。但是，他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我们就默然不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江苏海安的“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内，胡耀邦的题词。也是我实地考察淮海战役时拍摄的。）

[原文]

我向中央申诉：我在总参工作期间，由于我的思想政治水平不高，又没有在首脑机关工作的经验，工作没有搞好，对我进行批评是应该的。但是，彭德怀同志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目的是要把我打下去。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尽管在工作上、思想上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是我对党对人民一直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五十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在这里，我还要向中央报告，听说现在还有人说，1943年饶漱石赶走陈毅同志，我是支持饶漱石的。这完全是莫须有的。我想这是1958年对我的批判所造成的恶劣影响。1943年华中抗日根据地还处于被敌人分割和多层封锁的状态，军部在淮南地区盱胎县黄花塘，一师师部活动于苏中海安、东台地区。当时我们对军部的情况很不了解。对饶漱石制造的“黄花塘事件”我们根本不知道，事后也没有听到传达。我是后来才从长期在黄花塘军部养病的一师政委刘炎同志 (已故) 处听到一些传闻。解放战争期间，我经常在前方，几乎全部精力集中于打仗。我对于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完全不知道，这一点即使在1958年的高压下，我也是坚持了的。我对陈毅同志一贯是尊敬的，而且认为华东部队必须由陈毅同志来统率。1947年，军委要我带六纵(王必成纵) 到鲁西南，同已在鲁西南的陈 (士榘 )、唐(亮)部队会合，统一指挥这六个纵队。我当即请求，这六个纵队是华东的主力，必须由陈毅同志亲临指挥。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我是随陈毅同志一起去的鲁西南。1948年5月初我随朱德同志、陈毅同志一起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作战方案。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对我说，以后华野就由你来搞，陈毅同志要到中原去。我立即请求说，陈毅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主席说，那边必须陈毅同志去。我又请求说，如果陈毅同志必须去中原，华野也仍然要由陈毅同志兼。当时毛主席同意了我的请求。如果我有排斥陈毅同志的思想，那不正是机会吗? 这些历史事实是有案可查的。

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按：

一、这几节的内容，是粟裕就被批判中的具体问题所做的辨析，所举事例，在《粟裕传》中均有陈述，不再赘述。

二、报告中“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一语，值得引起注意。

1959年7月至8月的庐山会议和接下来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蒙冤直到去世，1978年12月才获得平反。粟裕报告中这样写，我想，恐怕有两层意思：第一，对自己的冤案平反，不会有损于彭德怀的结论。第二，彭德怀蒙冤期间，粟裕还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是“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或“中央军委负责人”，他从未提出过自己的问题。显然，他不愿因此对处于困境中的彭德怀落井下石，直到彭德怀平反后，他才觉得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了。

楚青曾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粟裕出席为彭德怀定案的八届八中全会，回到家后已是深夜。他叫醒熟睡的楚青说：“庐山出了大事了，彭德怀挨批了。”他说：“有个下午，少奇同志对我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还有位老战友也建议我乘此机会把1958年的事提一提。我没有发言。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我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三、粟裕将这份报告送上去后，据楚青回忆，叶剑英10月16日就作了批示。批示说：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叶还将这份报告批送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除了黄克诚、陈云因病未阅外，其他六位都画了圈。但是，叶所说的“适当时候”却没有到来。

四、为何如此？楚青我讲过另一个细节：1983年2月2日晚，楚青去见时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的杨尚昆，杨对她说：“粟裕同志1958年的事我了解，当时我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他的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两个是彭和聂（荣臻），半个是陈（毅）。”

可是，粟裕写申诉报告时，“一个”彭德怀、“半个”陈毅均不在人世，“一个”聂荣臻则赞成解决粟裕的问题。据楚青说：

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去看望聂荣臻，他向聂汇报已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为这件事说说话。聂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

由此说来，从粟裕去世十年后才得到一个平反结论看，事情恐怕还不像杨“说起来很简单”那样。问题出在哪里？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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