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北大之前，我对于中文系的认识和了解，是跟绝大多数人一样，以为中文系就是培养作家的。

我在前面说过，很早以前，我就有个作家梦(其实是赶时髦)。所以，在高考填志愿时，中文系是我的第一选择。当我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我当然是非常非常高兴。这让我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尽管，在拿到录取通知书时，看见在中文系后面，多了个我并没有填报的古典文献专业，我并没有多在意，我以为，这个跟古典文学仅一字之差的专业，可能就是古典文学。当然，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只要是能圆我的作家梦文学梦就行。

待我真正上了北大，通过多方了解，我才发觉，这误解有多大，多深。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不仅是中文系各位老师的开口语，也是写在诸多学长们文字文章中的。上北大中文系，首先要浇灭心中的作家梦，这是北大中文人必须明白的第一个常识。

记得在大一开学没多久，有天晚上，我拿着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到宿舍旁边的路灯下看（那时北大宿舍已经开始统一熄灯了）。这时，有一个看起来是高年级的同学，非常谦和地劝我去睡觉，或者到三教(有通宵教室)去看。他看我在看小说，就告诉我，他是81级文学班的，他们81级的同学很刻苦，并不胡乱看书。然后他告诉我：不能胡乱看书，现在一年级要把基础课学好，免得以后到三年级或二年级因基础差而吃回头草，导致同别人距离越拉越大。而且中文每个专业又有多少参考书要看！搞学术研究可以提不同的观点，只要证据确凿，然而证据需要从博览中得来。即使是看小说也要分门别类读，一步一步地系统学。这位陌生学长的谆谆告诫，让我对于中文系第一次有了确切了解。

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分为文学、汉语、古典文献三个专业。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才搞明白三个专业培养方向和学什么。待搞明白搞清楚了，我方才明白，上了北大中文系，为何老师学长们要先用一瓢一瓢凉水，把新生们的作家梦给浇灭了。因为，北大中文系三个专业的培养方向中，作家这一项，都不在其内，甚至可以说是相距甚远。不先消除这个误会误解，对专业学习不仅无益反倒有害。

在中文系三个专业中，即使跟作家梦最为接近的文学专业，其重心并不是文学创作，而是文学理论。文学专业更多地是在培养文学史，文艺理论，文艺欣赏，文艺批评等专门人才，基本上是在从事纯理论性科学研究。

而文学创作，是个人性实践性很强的东西，更多的是要靠实践，多写多练。作家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一个作家能否最终成功，更多的是靠天赋，靠勤奋，靠丰富的社会生活人生阅历和感悟等，文学理论和语言研究，只是起到很小提升辅助作用。

因此，在北大中文系的教学设置中，即使文学专业，写作课的分量是极少极低的，几近于无。有，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让学生们从具体实践中，去体会认识文学文艺作品的产生过程。事实上，尽管北大中文系也出了不少闻名于世的作家诗人，主要是在文学专业，但是他们不少人在上北大前，就已经开始写作，甚至已经有不小的文名。他们在写作上的成就，跟北大的学习，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汉语专业，则跟作家梦的距离，则又是远了许多。汉语专业，是透过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用语及书面文字，研究语言的语音语法语义及其流变等，揭示语言背后的奥秘，以及承载其中的人类心理、文化、思维模式、生活习性等，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的母语，及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字信息，帮助人们更好的学习沟通交流，更准确有效地表达。

而我所在的古典文献专业，跟作家梦之间的距离，则更是远之又远，几乎可以说是不搭界。严格来说，古典文献专业，放在中文系并不是十分恰当。因为这个专业，可以说是所有文科学问的共同基础，无论是文史哲也好，还是考古博物图书情报政治经济法律等，只要是要研究其领域的历史流变，都得懂这门学问，它是通向各种学问历史的必备工具。在传统中国，这是文人们的基本功，不懂而谈文化，那是要闹笑话的。

仔细看看，无论是在专业设置中，还是在老师学长的心目中，北大中文是不是没有一点作家的影子？作为戊戌变法唯一留下的成果——京师大学堂的延续，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在其设置之初，就立定了为国家鼎基赓续文脉的光荣使命，再经过卓越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大学理念引入，就形成了北大的大学之道：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仰望星空探寻思维的边界。

北大静园，爬满青藤的小屋，北大中文系的老窝。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北大的专业基本上都是偏向纯基础纯理论，北大主要是培养纯理论的学者、学问家。这在中国最早设置的中文系，体现得尤为明显。北大成立一百二十多年来，经过很多次院系调整，虽说常有反复，但是这个大的方向还是一直保持着的。在每次调整中，调出的基本上都是应用型学科。比如说，北大中文系就曾经设置过新闻专业，编辑专业，后来都调出去了。

也是因为这样的传统和理念，北大中文人有个说法，只有能在500年后还有人提起的才是真正的学问。在北大中文，衡量一个教授学者的水平和人望，是靠专著。诗集、文集，那是拿不出手的。北大知名教授王力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龙虫并雕”，龙就是学问学术，虫则是业余文字创作，即是此意。

然而，北大人内部，或者是真正懂行人的想法，跟在外部想法是有巨大差异的。因为社会人的判断标准一定是实用功利性，就是看是否有用，是否能获名得利。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当然也不会不对我产生影响。它们就如同两股相反拉扯的力量，在我内心不断地冲突扯割，不仅让我矛盾和彷徨，也让我无所适从。

当年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那是我刚到北大后，有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应山老乡来看我，他是北大计算机系的。他见了我，在听说了我所学的专业后，就笑着说，怎么会上这个考古专业，几年读下来，还不变成老夫子，将来除了进研究所，啥事都干不了。当时听得我很窘很羞惭。

不仅是同学，老师也有不同看法。教日语的王善老师，就曾多次在课堂上公开批评学校过早地分专业，搞出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是害人，将来哪里用得着这么多人，去从事那么专门的工作？如果不搞专业，四年后，大家去干什么呢？

也不止是他们，我的亲友和高中同学中，也有不少人把我从事的专业理解为考古，意味着会清贫一生，说我是进对了校门，入错了学门。

老师同学亲友们的这些冷言冷语，给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上北大的喜悦很快就被专业的失望所冲淡，古典文献专业让我解释不清又说不出口，有些丢人。这让原本就有些自卑的我，更加自卑了。因此，别人如果问我学什么，我一般只是笼统地说上中文系，当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中文系还分专业。

更重要的是，这个专业跟我急于以上大学改变生存困境，帮助家人翻身的愿望，背道而驰。再加上我在语言学上的致命短板，都加重了我对本专业的失望和不满。我曾经想过转专业或转系，但那很难，所以，也就只是想着，专业就应付着吧，我自己再去学其他东西，混到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就好了。

时隔多年后想来，古典文献这个专业，的确并不适合我。这个专业不仅需要对做学问的巨大兴趣，也需要良好的文化基础。最好是那些衣食无忧，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就以把玩古书为乐，志于学问的书虫，书痴。就如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他家既是潮州首富，又是当地最大藏书家，出生就混迹在书堆里，一生的志趣和爱好都在这里，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对于我这个连饭都吃不饱，连书都没有看过几本，几乎白丁的清寒学子来说，这个专业实在是太过奢侈，太凌空蹈虚了。

当然，我那所谓作家梦，文学梦，其实也是虚妄。

记得，当年我常常和同宿舍的老门一起上课，有时觉得无聊时，就在课堂上玩些文字游戏。有一次，老门对我说，看那外面的烟囱，我们各写一首诗。结果，他在规定时间内写完了，我却想了两个主题都以为太俗、太直，我没写成。他写完后我拿来看，写了好长。他一把又拿过去，说是，要我写的同他交换。我觉得很忧郁，我发觉我的形象思维太差，我不会写诗。然而，我又多么希望我会写，老门直率地告诉我：经常不动手，很容易流于眼高手低。

听了老门的意见，于是我也学他瞎划拉。这是留在日记中的两首。“这里只有我的悲哀，我的希冀的云朵，下降到生命的每个处所，但是它立即消失于苍茫之中，不知她是否合起纤纤小手，期待着我生命的一滴雨。” “如果，你要走，请帮我捎一件东西，它早已扑腾在我胸中，寂寞、孤独、忧闷早已让它备受折磨，带上它吧，那怕把它拴在腰间也好，只是别扔下它，我愿用这整整的一切，去换取你生命的一部分温暖，答应我吧，它不会累着你，也不会妨碍你的，只是想借着你的归宿，找出它生命的存在”。但我却不敢给老门看。我觉得写的太差了。

除了写诗，老门也常常和我探讨如何写小说。老门那时很有文学冲动，写了不少东西，也常常给我看，让我评价。看了他的作品，也常常引发我的写作冲动。有一次，我把我在黄昏时见到的一对恋人撒娇的场景，写成了一篇短小说，但我也是觉得写的不好，也没敢拿给老门提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我发觉自己如果想走文学创作的路，太难太难。我的想象力和语言能力都不够。于是，没多久，我就渐渐放下了我的作家梦文学梦。

做学问不行，当作家也不行，那么我到底适合做什么呢？曾经一度让我颇为迷茫。但是，这种种失败尝试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到底还是让我发觉自己的一点优点，那就是理性思维似乎还不错，这让我对于今后的路向，心中多少有了些光亮。

一个人能在很早很年轻时，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努力去做，这当然很好。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即使是被誉为明清第一文字高手的张岱，也曾经困惑半生。他在自撰墓志铭中写到，他曾有七不解，不过，他倒乐意保留这些前后矛盾的特质，反正他几乎是无一事不败，学书不成，学剑不成， 学节义不成，学仙学佛不成，学文章不成，学农学圃俱不成。然而，正是这些不成，却最后成就了他百科全书式的大成。

常言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不成其实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是不是一生都在学，在努力？我觉得在北大，这是我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