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瓶梅》的价值以及关于《金瓶梅》价值的评价，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警告。并批评了《金瓶梅》的评论中的“溢美倾向”，[i]指出对《金瓶梅》评论不能由大骂一变而为大捧，甚至捧得可与《红楼梦》比肩。对这样的提醒，我认为是很及时的，这里确实需要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科学态度。”[ii]但是，如下的一些见解是否也属于“溢美倾向”呢?——“不是他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他所生活的社会过分龌龊。所以他的笔触在于深刻地暴露那个不可救药的社会的罪恶和黑暗，预示当时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崩溃的前景。至于偶尔透露出一点一丝的理想的微光，也照亮不了这个没有美的世界。”[iii]批评者认为这就是“溢美倾向”的一种表现，理由则是：“怎能把全书的‘昏暗一团’委过于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背景‘过分龌龊’呢?《西游记》的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西游记》又没有那样‘昏暗一团’呢?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者所生活的隆万时代逊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那个社会的‘过分龌龊’，但他们的书却决不是‘昏暗一团’的。”[iv]
众所周知，《西游记》与《金瓶梅》的作者虽然“几乎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是，一写神魔，一写世情；一个是把兴趣放在非现实情节上，一个是追求纪实性；一个是浪漫色彩极浓，一个则是写实精神极强。严格地说，二者完全是两种类型的书，可比性并不大，它们只是分别代表当时小说创作的“两大主潮”[v]。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西游记》那个“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vi]。的特点和内容。在《西游记》两种类型的故事中，在切近现实的问题上有深、浅、明、隐不同的表现。比如一类故事明显带有影射明代黑暗政治的内容，如特别耐人寻味地在取经路上直接安排了九个人间国度，指明其中好些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的”国家。吴承恩在这里只是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所谓人间诸国到底是什么货色。而另一类型的故事则是属于涉笔成趣、信手拈来的讽刺小品，这些故事是封建社会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黑暗腐败现象的折射，它因超越了题材的时空意义而具有了象征意蕴。这就是说，即使是作为神魔小说，《西游记》也没有忘情于对其生活的时代的暴露。至于说到“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其实鲁迅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即所谓《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vii]。看来，“昏暗一团”正是当时社会的产物，何来“溢美之词”?
不错，文艺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有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我就要说，一部文学艺术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是个性和性灵的直率流露和表现。这种流露和表现得越多，独立性越强；而独立性即艺术创造性，独立性即超越时空的能力。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也决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个性、性灵、内外阅历、感受和体验。因此，对于一部杰作来说，与其说是对象主体的魅力，不如说是创作主体的个性、性灵和气质的魅力。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里，对艺术家有这样一段描述：“艺术家在事物面前必须有独特的感觉，事物的特征给他一个刺激，使他得到一个强烈的特殊的印象……他凭着清醒而可靠的感觉，自然而然能辨别和抓住这种细微的层次和关系，倘是一组声音，他能辨出气息是哀怨还是雄壮；倘是两种互相补充或连接的色调，他能辨出是华丽还是朴素；丹纳对艺术家素质的论述完全适用于一切有独创性的作家，其中当然也应当包括兰陵笑笑生。
进一步说，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面对一部作品，首先要承认它的作者审视生活的角度和审美判断的独立性，我们无权也不可能干预一位古代作家对他生活的时代采取的是歌颂还是暴露的态度。
事实是，在古代，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金瓶梅》的作者不愿写出像人们已写出的那样众多的乐观主义的诗，他没有流于唱赞歌的帮闲文人的行列。试想，彼时彼地，而且又是一个生而有才的人，只要写出了乐观主义的诗，就意味着他加入了现实中的丑的行列，那么，《金瓶梅》就再也不属于他所有，而说部也就会抹掉了这位笑笑生的光辉名字。正因为他不愿趋于流俗，在《金瓶梅》的艺术世界里才体现出兰陵笑笑生创作个性和经由他的艺术感觉，放大和改变了的一个独立王国。笑笑生所创作的《金瓶梅》的艺术世界之所以经常为人所误解，就在于他违背了大多数人们的一种不成文的审美心理定势，违背了人们眼中看惯了的艺术世界，违背了常人的美学信念。而我们则认为笑笑生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没有以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觉感知生活。因此对于一个失去价值支点而越来越趋于解体的文明系统来说，这种把生活、人心描写成“昏暗一团”完全是正常的，如果笑笑生没有把他所见到的丑的事物写成“昏暗一团”，倒是不可思议的事了。“一个人一旦作为艺术家而立身，他就没有别人那样生活的权利了。”[viii]按照我的理解，福楼拜指的是社会、人类赋予了艺术家一种高尚的使命，需要一种对人类社会负责的精神，不能在生活上搞“随意性”。既然明代中后期已成“衰世”，而且达到了“万事不纲”的程度，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为什么没有权利去把所见到的一切写成“昏暗一团”呢?
“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ix]作家的审视生活、感知生活、体验生活不同，艺术感觉、内在气质不同，就会建构起不同的艺术世界。真正伟大的作家是不会按一种模式来进行艺术创造和建构他的艺术世界的，因此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也是难以被任何人模仿成功的。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模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模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x]今天再不会有哪一家文艺理论愚蠢地要求不同的作家在同一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中都必须写出一个样式、一种倾向、一种色调的作品了。这是古典文学遗产之大幸，文艺研究的大幸，也是我们的大幸。“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是兰陵笑笑生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深深凝视的结果。而在这种深深的的凝视里，读者随着他的笔锋的运转，每读一句，停顿一下，发现一点新意，领略一下情志，于是，读者满有兴味地一直读了下去，合起来感受一个艺术世界，一个有着作者自己的发现的艺术世界！
[i]参见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宋谋瑒《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一文。
[ii]参见1988年3月26日《文艺报》蒋和森先生《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一文。
[iii]参见拙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探艺录》中《〈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一文。
[iv]参看宋谋瑒先生文。
[v]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vi]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vii]《中国小说史略》。
[viii]参见李健吾著《福楼拜传》。
[ix]转引自杨绛先生著《关于小说》：《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三联版。
[x]《歌德谈话录》第10页。
文章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选自宁宗一著《金瓶梅可以这样读》，2010，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往 期 推 荐
谢尔金指 点击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