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被邀请出席秦皇岛《水浒》讨论会。会议要求撰写论文。当时恰巧买了本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研究》,压卷之作是章培恒同志的《论金瓶梅词话》。他用《水浒》作为《金瓶梅》的陪衬，认为《水浒》的现实主义成就不如《金瓶梅》高，人物性格也不如《金瓶梅》复杂、真实。我就写了一篇题为《不能因为<金瓶梅>贬低<水浒>》的文章与他商榷。后来我因事未出席秦皇岛的会，也不知章培恒同志去没有去。但论文寄出去了，上海《文汇报》还发表了论文的摘要，也不知章培恒同志看到了没有，但他似乎并没有答复。
后来，刘辉同志为《金瓶梅论集》向我组稿，我就把这篇论文寄去了。很快收到他的回信，说他们也向章培恒同志组稿了，章培恒同志没有写文章，如果集子中没有他的文章而另有文章点名批评他，不太合适，要我“姑隐其名”。
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另写了一篇《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这一次，除不点名批评了章培恒同志这两个主要论点外，还批评了宁宗一同志的“昏暗一团”论，当然也没有点名。他的学生胜洪为这本小册子写了序，序说，这是“集中了他学术成果的金学研究专著”。小册子除了继续坚持“昏暗一团”论以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点名批评了一大串人。但主要对象是我，说我的文章“写来十分蹊跷，也颇令人困感”。这就是我写这篇《再论》的起因。是为序。宁宗一同志对《金瓶梅》的“昏暗一团”特别赞赏，认为这是《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他的第一篇论《金瓶梅》的文章写的就是这个，我第一次批评他的也是这个。对我的批评意见，他“憋了两年”，终于“借着第二次《金瓶梅》讨论会和第三次《金瓶梅》讨论会的机会”对我提出了“反批评”。第二次《金瓶梅》讨论会我也出席了，也听了宁宗一同志的发言。我当时认为，“百家争鸣”嘛，当然会各执已见，何况他那时也没有说我的意见“十分蹊跷”，“令人困惑”这样的话，所以也就没有答辩。现在这本《说不尽的金瓶梅》不同了，不仅一连好几次重复他的老观点，说什么产生《金瓶梅》的基础和时代环境“是一个没有美的世界”；“笑笑生不是无力发现美，也不是他缺乏传播美的胆识，而是这个世界没有美”；《金瓶梅》好，好就好在“书中所写,无论生活，无论人心，都是昏暗一团”。而且，据宁宗一同志自己说：“《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它几部大书之势。”
所谓“其它几部大书”，指的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五部。为了这几部大书不被《金瓶梅》压倒，我也不能不发言了。他说，我的“批评文字写来十分蹊跷”。蹊晓者，奇怪也。他指的是这一段：怎么能把全书的“昏暗一团”委过于作者所生活的社会“过分龌龊”呢？《西游记》的作者与《金瓶梅》的作者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为什么《西游记》又没有那样“昏暗一团”呢？就是吴敬梓、曹雪芹所生活的雍乾时代，其龌龊程度也不见得比《金瓶梅》最后写定的隆万时代逊色多少，《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也都极深刻地暴露了那个社会的“过分龌龊”，但他们的书决不是“昏暗一团”的。这一段文字，《金瓶梅》及笑笑生的崇拜者尽可以不同意，但决不能视它为“蹊晓”，而且“十分蹊晓”。因为它实在写得非常平直，并没有象某些“新潮”派批评家那样“新名词一大堆”，让你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的原意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黑暗，任何黑暗的王国总还有一线光明，作家不应该对社会的前途绝望，作家更不应该没有理想。我下文还特别提到，我并不是要求《金瓶梅》非写正面人物，非写光明面不可。并举果戈理《死魂灵》为例,《死魂灵》也没有什么正面人物，也没有干出什么光彩事，更没有替书中的任何人和事“涂上理想色彩”，为什么我们读《死魂灵》又没有那种“压得喘不过气来”之感呢？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果戈理心中燃烧着理想之光，心中有美，他才是真正“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鞭挞丑，否定丑的”，而笑笑生则不是严格地“化丑为美”，而常常是不自觉地“以丑为美”甚至“美丑不分”。我说：“他写应伯爵，是收到了化丑为美，化生活丑为艺术美的效果的。”我说笑笑生的审美观“与西门庆相似”，他“对吴月娘尊敬而不亲近，对李瓶儿赞扬多于谴责，对潘金莲、庞春梅时常在揭露中流露出怜爱，对林太太是流连欣赏，对王三官娘子则垂涎三尺。”试想想，抱着这么一种审美观来写作，他能不“以丑为美”、“美丑不分”吗？
但宁宗一同志作为笑笑生的辩护人，对这些批评一概不谈,却大谈什么“也不能忽略《西游记》那个‘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的特点和内容”。
我是说《西游记》、《儒林外史》等书都不象《金瓶梅》那样“昏暗一团”，何尝说它们没有“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呢？宁宗一同志说：“歌颂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伟大，暴露其生活的时代，其作品未必渺小。”如果限定在产生《金瓶梅》、《西游记》的那个黑暗时代，这位作者还要歌颂那个时代，那么，其作品就不是“未必伟大”而是必定渺小了。但反过来，即使是产生《金瓶梅》、《西游记》的那个黑暗时代，也不是凡“暴露其生活的时代”的，其作品一律伟大。这还要看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去暴露，是绝望地暴露还是怀着理想之光去暴露，还要看作者的艺术才能与审美趣味。如果艺术才能不高，审美趣味庸俗，即便他立场正确，其作品也不会怎样伟大的。我所要求于笑笑生的，是说他心中缺少《西游记》作者、吴敬梓、曹雪芹、果戈理他们那样的理想之光，艺术才能不怎么卓越，审美趣味有些低下罢了，何尝要求他写“乐观主义的诗”，又何尝要求他站到“唱赞歌的帮闲文人的行列”中去呢？难道《西游记》作者、吴敬梓、曹雪芹、果戈理写的是“乐观主义的诗”，是站到“唱赞歌的帮闲文人的行列”中吗？其实，我说的任怎么黑暗的社会，也不会绝对“昏暗一团”这个平凡的真理，宁宗一同志并不是一点没有听进去，要不，为什么在这本小册子里，他连续六次重申笑笑生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美只有丑的世界之后，又说出“对于明代社会，他戴上了看待世间一切事物的丑的滤色镜”这样的话来呢？要真是个“没有美的世界”,还要什么“丑的滤色镜”呢？
宁宗一同志说：“对于一部杰作来说，与其说是对象主体的魅力，不如说是创作主体的个性、性灵和气质的魅力。”把“创作主体的个性、性灵和气质的魅力”提高到这样一种至高无尚的层次，仿佛这种“创作主体……的魅力”,不通过“对象主体”的刻划就可以莫名其妙地体现出来，也实在太有点高深莫测了。笑笑生这个“创作主体……的魅力”，不也是通过对晚明社会这个“对象主体”的刻划，通过《金瓶梅》这部小说，才能体现出来的吗？“作家的主体的意识”不论“多么重要”，总也不能不顾及“对象主体”的真实吧。不过，这已经离开笑笑生与《金瓶梅》的评价而涉及文艺理论专题了，还是带住吧。总之，我不想贬低《金瓶梅》在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也不赞成把它的“艺术成就”轻率地“归入三流”。我是同意恢复它“四大奇书”的荣誉，同意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地位的。但我认为，就“艺术成就”而言，它却不是“四大奇书”之首，而只能排在最末。它的露骨的无节制的“性”描写，也只能象鲁迅那样以“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为理由取谅解态度，而不值得赞扬，更不应该模仿。至于“昏暗一团”，也只是它的缺点，而决不是它的特长，不值得赞扬，更不应该模仿的。宁宗一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对《金瓶梅》进行了一通详细的“顺向”、“逆向”考察以后，得出结论：《金瓶梅》代表了“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占了“小说史的一半”。“元末明初以降，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三次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三国演义》、《水浒传》是第一次；《金瓶梅》是第二次；《儒林外史》、《红楼梦》是第三次。”作为一种轮廓式的概括，我对此没有异议。挑选这五部大书来作为这三次重大更新的标志，我也是赞成的。但不知怎么搞的，宁宗一同志的“顺向”考察，考察到第二次更新就停止了，以《儒林外史》、《红楼梦》为标志超越《金瓶梅》的第三次更新在“顺向”考察中谈得很含混，接着就开始了他的“逆向”考察。在“逆向”考察之前，宁宗一同志对小说类型作了一番新的探索。他说：“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的区分，长期处于模糊状态”。“人们往往停留在语言载体的文言与白话之分，或满足于题材层面上的所谓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等的界定。”他说，这种按语言载体或按题材层面来区分小说类型的办法都是陈旧的，不能停留更不能满足于这些层面上，他提出要“科学地把握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这一问题”。
于是，以《金瓶梅》的出现为分界线，《金瓶梅》以前，可以按历史时间顺序进行。历史前进了，小说观念也随之更新，《金瓶梅》较之《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前进了一大步。但《金瓶梅》以后，则要“从与时间顺序相反的方向”，即所谓“逆向考察”了。这就是说，要把《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放在同了一个层面，先从《儒林外史》考察起，最后才归到《金瓶梅》这部“辉煌的中国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以便于确立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经过宁宗一同志精心考察，原来《儒林外史》是“思想家的小说”，《红楼梦》是“诗人的小说”，虽然杰出，终归只是票友，不是当行本色。宁宗一同志自称，所谓“小说家的小说”，是他“杜撰”出来的。他之所以要“杜撰”出这么一个概念，是有它的“双面刃”的作用的。一方面他以“小说家的小说”来压倒客串式的“思想家的小说”《儒林外史》和“诗人的小说”《红楼梦》，从而抬高《金瓶梅》的地位。但更主要的是要用“小说家的小说”来为《金瓶梅》护短，抵制夏志清先生等人的批评。他承认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部真正的中国小说，也是一部自然主义的写实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绝对可肯定的”。他并没有骂倒《金瓶梅》。但他也确实没有放过《金瓶梅》的重大缺点，比如“明显的粗心大意”，“特别喜欢讽刺的夸张”，“写进些庸俗讨厌的笑话”，“大抄特抄词曲的嗜好”，“最后二十一回简直是一些杂凑故事缝织成的一条奇特的锦被”,等等。但笔头一转，他抓住“杜撰”的“小说家的小说”这一法宝，指责“夏文完全忽视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不同类型”，“用作家型、学者型的小说”的标准去衡量“小说家的小说《金瓶梅》”，“这就必然导致《金瓶梅》批评上的错位和重大失误”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据宁宗一同志的科学的分类，也都算是“小说家的小说”。它们有这样严重的缺点吗？有这么多“《金瓶梅》创作上的随意性”吗？宁宗一同志无法否认《金瓶梅》创作上的随意性、滥引词曲、喜欢开庸俗的玩笑，甚至不惜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这些严重的缺点，用“小说家的小说”来作挡箭牌，是不顶事的。“我常想，假若夏文换一个角度，不过分强求小说的严肃的艺术品性，而把它当作一部通俗读物，一种‘娱乐片’，那就会对《金瓶梅》作另一种解释和评价了”。一部扬言要占“小说史的一半”的“在中国乃至世界小说史上”都占有“不朽地位”的伟大作品，竟然这样受不起考验，要降低到“一部通俗读物，一种‘娱乐片’”的水平才能“作另一种解释和评价”，岂不太可怜了吗？一下子提得那么高，一下子又降到这么低，这样的批评文字，倒真有点“写来十分蹊跷，也颇令人困惑”了。我倒是以为,《金瓶梅》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绝对不能“压倒其它几部大书”,占“小说史的一半”；但也还没有堕落到“一部通俗小说，一部‘娱乐片’”的水平。它在中国古代小说观念重大更新的过程中，作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的先驱，它还是走完了这历程的“一半”的。不过，这只是一次小说观念更新的一半，而不是整个小说史的一半罢了。《金瓶梅》以前，用宁宗一同志的话来说，“整个明代，从小说演进轨迹和体现的特色，它还是一个小说家小说的时代”,这个小说家小说的时代的经典性作品，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金瓶梅》虽仍然不出这范畴，但它确实具备一些新的、小说家小说所不具备的特色，如放弃雄伟，刻划世情，进一步发掘出小说的潜能，等等。但是，在这新的道路上，它最多只走完了行程的一半，它还没有达到这种类型的小说的经典性的顶峰。剩下的一半道路,是由吴敬梓和曹雪芹继续走完的。鲁迅说：“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可见鲁迅也是把中国小说观念的重大更新的最终完成，记在《红楼梦》帐上而不是记在《金瓶梅》的帐上的。
我认为《红楼梦》在小说发展史中处在两个“正——反——合”的交叉点上。一个是“唐宋传奇——宋元话本及元明长篇通俗小说（包括《金瓶梅》)——《红楼梦》,另一个是“《金瓶梅》——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两个汇合点都归结到《红楼梦》。说《红楼梦》占了中国古典小说史的一半，是完全可以的。这两个“正——反——合”也都有《金瓶梅》的一席之地，说《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它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也是可以的。但要用它来取代《红楼梦》，说什么《金瓶梅》占了“小说史的一半”，就只能说是宁宗一同志出于偏爱的一种溢美之辞了。宁宗一同志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是要“为《金瓶梅》一辨”。正因为《金瓶梅》本身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要完全闭着眼睛不认帐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宁宗一同志就指责别人是没有“科学地把握小说文体的审美特征”，出现了“类型性错误”。用宁宗一同志科学的行话来说：“就是主体在研究观念和考证上混淆了不同范畴的小说类型，从而在研究活动中使用了不属于该范畴的标准”，“出现了评价标准上的错位”。他下完了科学行话的定义之后，又加了个形象的比喻：“就象用排球裁判规则裁决橄榄球比赛一样”，“即所谓张冠李戴”。我们通常区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是沿着鲁迅的方法，把《金瓶梅》、《红楼梦》都归入世情小说类的。如果同意这个前提，那么，无论思想高度、艺术水平还是观赏趣味，《金瓶梅》当然都无法与“青出于蓝，蝉蜕于秽”(清人语，忘记是谁说的了)的《红楼梦》比肩。于是，宁宗一同志就说鲁迅的分类方法陈旧了，不能满足这种题材层面上的划分，而要用审美特征为标准来划分。这样，就把《红楼梦》算作“诗人的小说”，与“小说家的小说”《金瓶梅》分了家，一个排球,一个橄榄球，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要求了。
那么，把同样是橄榄球的“小说家的小说”《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作一些比较，总不能再说“张冠李戴”了吧。情况又如何呢？谈现实主义，总得有个标准。恩格斯1888年致哈克奈斯那封著名的信，我以为还是没有过时的。先抄下有关部分：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么典型了。恩格斯说“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主要是因为环绕着小说主人翁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还不够典型，即“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2页)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水浒传》与《金瓶梅》 两书的现实主义成就，我们马上就可以发现，在农民起义、流民起义以及城市平民反税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明代中叶,《金瓶梅》所描写的典型环境就远不如《水浒传》那样真实了。一部长达100回的长篇小说，那么多的奴婢和城市平民，竟然一个个都是那样俯首贴耳，麻木不仁，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昏暗一团”，连一点觉悟与反抗的影子也没有，与嘉靖、万历年间的现实斗争情况一点不相适应。《水浒传》则完全不是这种情况，《水浒传》是很完整地写出了农民大起义由萌芽、发展、全盛一直到失败的全过程的。为了避免“用排球裁判规则裁决橄榄球比赛”之嫌，暂取两书中都有的宋江与武松的故事来作一比较吧。例如武松杀嫂那一段，在《水浒传》中是写得层层深入、主次分明、正气凛然、光明磊落的。不仅武松这个英雄人物写得很好，就是潘金莲、王婆、何九叔、郓哥，乃至胡正卿、姚二郎等一干左邻右舍，也都写得活灵活现，合情合理。可是在《金瓶梅》里，却被改成武松充军回来后假意要与潘金莲成亲，还请王婆做媒。而平素精明无比的潘金莲居然欣然同意，高高兴兴准备做新娘。直到骗入新房才动手杀人，完全变成一场无人置信的儿戏。
又如宋江在清风山打救刘知寨浑家的故事，在《水浒传》中是表明宋江讲义气，考虑到刘知寨与花荣同僚，怕将来见到花荣时不好交代，才决定救人，从动机到行动都合情合理，合乎宋江“这一个”英雄人物的英雄本色。但到了《金瓶梅》中，这一段故事被略作改动，移花接木，变成宋江打救吴月娘了。但宋江这一次救吴月娘却被写成毫无道理，仿佛只要听说是富家眷属就赶紧巴结，把宋江改得毫无骨气。从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笑笑生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才能都远在施耐庵之下，《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的总评价远不如《水浒传》。就以两书都有的潘金莲为例吧，这也可以避免“用排球裁判规则裁决橄榄球比赛”之嫌。潘金莲在《水浒传》中并非主角，按一般的说法，《水浒传》的人物塑造还处在“类型化典型”的阶段。但潘金莲在《水浒传》中由一个比较单纯的使女逐渐堕落成为杀人犯，发展的轨迹是交代得很清楚，也刻划得合情合理的。她开头并不怎么坏，即使想勾引武松，对于一个不懂纲常伦理这些封建道德而又对婚姻不满意的年轻妇女来说，至少是情有可原。在碰了武松的钉子以后，虽也曾在武大面前造谣污蔑，挑拨离间，但当武大并不为她所动，特别是受了武松临别前的一番教训以后，尽管又哭又闹，但终究还是安分多了。要不是西门庆的勾引和王婆的牵皮条，她也不致于落到最后这步田地。
应该说潘金莲这个形象，《水浒传》虽然着墨不多，还是刻划得相当丰满的，称得上是个立体人物。相形之下，作为《金瓶梅》中第一号女主角的潘金莲，尽管精雕细刻，却只是一个淫荡、残忍的色情狂，堕落的过程反而模糊了。她的淫荡仿佛是天生的，不管是书僮琴童，女婿陈经济，王婆的儿子王潮儿，她都一例招揽，甚至仇人武松，她也毫无顾忌，公然要嫁给他，以致自投罗网。至于她的残忍，毒打秋菊，虐待迎儿，调唆孙雪娥挨打，栽陷来旺儿充军，吓死官哥，气死李瓶儿，连她的亲生母亲，她也经常虐待，简直连起码的人性都丧失殆尽了。第一号女主角竟然被写得如此单一，如此悖弃常理，难怪夏志清先生要说《金瓶梅》是“迄今为止在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了。怎么能说《金瓶梅》在现实主义成就和典型塑造方面都超越了《水浒传》呢？宁宗一同志在他的这本小册子中点名批评了一大串人，唯独引聂绀弩为同调，对聂文全面肯定。虽然对《中国小说史略》区分小说类型的办法有不同意见，但对鲁迅对《金瓶梅》的评价也是没有异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光看表面上的一致，还要进一步分析他们各自是在什么条件下评价《金瓶梅》，以及是从哪些角度来评价的。只要我们深入、全面地研究一下这些各自的评论，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来了。鲁迅对《金瓶梅》的评论是很全面，也很有分寸的。鲁迅说的是：“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明确规定了时限，是“同时”。并不象宁宗一同志那样，对《金瓶梅》来一个“顺向”、“逆向”的双向考察，上下几百年，先用“顺向”考察来压倒《三国》、《水浒》，再用“逆向”考察压倒《儒林》、《红楼》，让《金瓶梅》占“小说史的一半”，用谢灵运捧曹子建“才高八斗”的老办法，也把《金瓶梅》捧到历代小说无与伦比的地步。
至于聂绀弩的《谈<金瓶梅>》，宁宗一同志自己也说是篇“杂文，直接对《金瓶梅》加以评价的文字并不多”。
聂文并没有对《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乃至艺术成就作出评估，他不过是回忆他在“文革”中住监狱的时候，“年老体衰，劳动不多，反多空暇”，经常回忆-些读过的小说，记了一二十册笔记，“其中于《金瓶梅》，尤多费心，盖不知其用意何在，且少见人谈，又不知当从何谈起，故探索之处独多”罢了。稿子后来失散了。“五六个论点”只记得起两个，就是这篇《谈<金瓶梅>》的内容。一个论点是谈西门庆的典型塑造，他认为西门庆“不但做商业生意，而且要做政治生意，把政治当做生意做,不可谓非“有志之士’。可惜大官人有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一面有宏图远志，一面又要安于自己家庭已有的“富贵’,甚至还要发展。象他那样过度淫奢的人，是无法作为、也无法长命的。”他不把西门庆看作一个单纯的淫棍，和我在《略论》中所说西门庆“不是陈经济那样的社会渣滓，也不是王三官那种可怜虫，而是一个‘当代英雄’”大体相同，不过他比我说得更精确，更透彻罢了。他的另一个论点是从“灵与肉相结合”的角度谈《金瓶梅》的“性”描写的。他认为，“灵肉一致的夫妇，在历史上极为稀有”，“惟肉无灵的男女关系，特别是夫妇关系”，却从古到今,“一直到现在，恐怕还不少”。而《金瓶梅》则正是写这种“惟肉无灵的男女关系”的典型。他完全同意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金瓶梅》的评价：“肯定其文采苦言，又原谅猥黩为时尚，且其品格远在以春方致贵者之上”。但肯定的程度也到此为止，“其品格远在以春方致贵者之上”而已，又何尝象宁宗一同志那样认为《金瓶梅》的品格还在《三国》、《水浒》甚至《红楼梦》之上,占“小说史的一半”呢？
宁宗一同志自称“对才子佳人小说始终没有太多的好感”，而聂绀弩同志却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想写比较自由合理的婚姻、灵肉一致的两性关系”的，
和《金瓶梅》“客观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兽、美中之丑的部分，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或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部分”一样，“这些(指才子佳人小说)也可说是人的觉醒的前奏，一种迂回探索不得其门的表现”。聂绀弩同志认为：“真有生活而想写灵肉一致的婚姻”的，只有《红楼梦》。这倒和我所说的“《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红楼梦》”这个“正——反——合”非常接近了。真正写了“人的觉醒”的只有《红楼梦》，而《金瓶梅》则与“才子佳人小说”一样，两者都不过是“人的觉醒的前奏”罢了。宁宗一同志为了抬高《金瓶梅》的位置，在他的小册子中设了专章：《金瓶梅》的“二律背反”。他认为，无论《金瓶梅》的思想倾向，西门庆及其时代的基本评估，还是小说中性的描写等等，都“可以归结为几组有趣的‘二律背反’式的论题”。连“李瓶儿、春梅的性格前后是否统一，西门庆能否称得上是杂色的人，《金瓶梅》的结构是否凌乱……”也都可以纳入“二律背反”的范畴。凡是有矛盾、有分歧、有差异之处，都是“二律背反”。随着近几年康德在学术界的“行情”看涨，许多趋时髦的学者都不说“相反相成”、“对立统一” 这些“陈旧”的术语了，动不动就是康德的“二律背反”。其实，康德之所以提出这个“二律背反”的命题，是他认为，当理性企图对不可知的本体进行认识的时候，就必然要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康德接触到了辩证思维的特点，却不能理解它，他认为理性根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体，才创造了这么个术语，举出四组“二律背反”来说明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从而贬低理性。从康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到辩证思唯到唯物辩证法，是人类思维的长足进步。何况，康德所列举的四组“二律背反”，是“世界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有始因，世界无始因”这些根本性的大问题，与宁宗一同志拿来乱套《金瓶梅》的那些问题还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只要随便作一点常识范围以内的考察，就可以知道，宁宗一同志所认为的那一连串“二律背反”，对于一个相信“社会——历史的批评仍有其强大生命力”的学者来说，本来应该是很容易统一认识的。
例如《金瓶梅》的思想倾向，从作者把吴月娘当作肯定形象，谴责西门庆的经商发迹和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们的无耻“淫乱”看来，他根深蒂固地坚信的信条还是“万恶淫为首”，“对理学都没有正面的抨击”，他主观上是根本谈不上反封建的。但由于“它通过一个典型豪绅恶霸家庭的兴衰描写，以批判的笔触，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与黑暗，并预示了当时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前景”,客观上又确实“具有反封建倾向”。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维”的又一个鲜明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也都是这样评论的，这算什么“二律背反”呢？再如西门庆的形象，他确实“是一个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同时又是一个“十六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是真正的“这一个”，是笑笑生笔下的杰出的典型，我真看不出这里还有什么“二律背反”！至于把《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还是一部自然主义作品，也往“二律背反”这个框子里装，就简直有些莫名其妙了。“以左拉为代表的法国自然主义，尽管指导思想上有缺陷，创作成就也不如巴尔扎克，但它决不是一个反动的文学流派，而且，它与现实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划不清明确的界限。
硬要把它作为一种错误的创作方法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是五十年代全盘接受苏联文艺理论留下的后遗症之一。”
我说《金瓶梅》近似自然主义，决不意味着贬低《金瓶梅》的品位。怎么能把“《金瓶梅》更近似自然主义”看作反题，与所谓“正题”的“《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对立起来，也算作一组“二律背反”呢？摆明了我的观点以后，现在再来谈《金瓶梅》的品位就比较方便了。《金瓶梅》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自然主义小说，在我看来并不重要。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是从外国借用过来的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金瓶梅》两者都不是。但如果不把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起来，而恢复以左拉为标志的自然主义的本来面目，那么，说《金瓶梅》近似自然主义，却也决不意味着对《金瓶梅》的贬抑。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否认的，包括我在内，宁宗一同志在他的小册子中点名与之商榷的李希凡、夏志清、蒋和森等人都从来没有否认过。宁宗一同志的第一篇《金瓶梅》论文《<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除多了些溢美之辞外也大体上画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轮廓。说《金瓶梅》的作者“努力探索了小说的新观念”，小说“更加切近现实生活”了，创作了鲁迅称之为“世情小说”的新型小说；小说中“出现了多色调的人物形象”，由类型化典型开始向性格化典型转化；小说的总体结构由“线性结构”转变为“立体网络式结构”，这些都总结得比较实事求是，符合客观发展实际。我还想加一点，小说中讽刺笔法的广泛运用，也是从《金瓶梅》开始的。我所不同意于宁宗一同志的，只是他为了《金瓶梅》而贬低《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他完全抹杀“才子佳人小说”在小说发展史上的位置。比如他动不动就说《金瓶梅》“打破了以前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游传》这样的名著)那种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写法”,就完全不是事实。怎么能说《三国演义》、《水许传》的人物，是“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呢？我们能说曹操、周瑜、宋江、鲁智深甚至史文恭、潘金莲，都是些“好就好到底，坏就坏到底”的公式化人物吗？我在前边已经分析比较过了，对《水浒传》、《金瓶梅》两书共同都有的人物潘金莲与武松，就实在看不出在刻划“杂色人物”方面笑笑生较之施耐庵有什么进步。武松姑且不说，《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不是比《水浒传》中潘金莲更显得“坏到底”吗？宁宗一同志不能容忍别人以《金瓶梅》作为“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我也希望他不要在誉美《金瓶梅》的时候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为“比较研究的陪衬和反衬或垫脚石”。
就是对待他“始终没有太多的好感”的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其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也是不容抹杀的。聂绀弩同志说得好：《金瓶梅》“不管意图如何，客观上多少能使人知丑之为丑”，“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一部分”；“才子佳人小说”虽是“无生活气息的臆造”，但“想写比较自由合理的婚姻、灵肉一致的两性关系”，“这些也可说是人的觉醒的前奏，一种迂回探索不得其门的表现”。“才子佳人小说”与那些“以劝戒为名而宣扬淫秽为实的”《金瓶梅》的“末流”是不同的。它们由于“无生活气息的臆造”而落入“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模式化”的地步，是较之《金瓶梅》后退了，但它们摆脱了《金瓶梅》的淫秽描写与低级趣味，则又是向前迈进了一步。《红楼梦》第一回中那段著名的独白，“开口‘文君’，满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固然是嘲笑“才子佳人小说”的；但“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淫秽污臭，最易坏人子弟”的“风月笔墨”，又何尝不是指责《金瓶梅》及其“末流”的呢？《金瓶梅》的“淫秽描写”，无论是怎样“小说不可阉割的有机部分”，于“小说人物性格心理刻划”怎样大有裨益，也是不足为训的，只能说是恶札，是败笔。明确指出这一点，决不等于对《金瓶梅》的贬抑，更不是什么假道学！《金瓶梅》作为最早广泛运用讽刺笔法的小说，它是《儒林外史》的先驱，为吴敬梓的创作提供了养料。而它立体网络式的总体结构，又是《红楼梦》的直系血亲，曹雪芹就是利用《金瓶梅》的这一成功经验再加以创造才攀登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的。不承认《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这一关键性的过渡地位是不公平的，但如果硬要跨越这一限度,说什么它占了“小说史的一半”，则只能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不顾客观事实的“溢美之辞”。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四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专辑），1993，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