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学人们无不力求寻找其特殊性及其原因所在。或从政治视角分析它，说它是一部暴露政治黑暗的杰作；或以道德尺度衡量，认为书中没写一个好人；或从哲学视角透视，眼之所睹无非“酒色财气”之性恶；或从美学角度评判，认为这是一部善于“写丑”的“黑色”小说等等。然而以上研究的理论视域尚未越出农耕文化的范围，依然在运用农耕文化的价值观总揽这部发生文化质变的文学巨著，故而不免给人“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而用货币文化的视角重新解读这部小说，看到的则是另一番面貌。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金瓶梅》极特殊处之一，是通过人物形象表现出钱喜流动，且在流动中增值的货币观念。第56回“西门庆赒济常时节”，写应伯爵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耐人寻味。“
应伯爵道：“几个古人，轻财好施，至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西门庆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应伯爵说的是奉承话，本非真心，况且所讲家业的兴衰似意在说明“报应”的“天道”。但遭到善报、“基业一发增多”的是由于“轻财好施”、“散漫花钱”，而遭到恶报“连祖宗坟土也不保”的却出于“慳吝”，无意间流露出一种提倡“轻财好施”，卑视“悭吝”的消费观念。而西门庆的话似乎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其解释道出了货币“好动不喜静”、“天生应人用”的性质。“应人用”的“好动”，可以单指慷慨解囊救人于危难的支出（赔钱）。也可指用之于生产和交换流通领域可以增值的消费。“天生应人用”的具体内涵，不应靠我们的主观判断，而最好从他本人的行为中寻找答案。西门庆花钱的途径有三个：情场以钱买爱；、商场经营投资（扩大再生产）；官场人情投资。西门庆用之于情场的钱表面看来是毫无增值的纯消费，如奸娶潘金莲，包占王六儿，通情宋蕙莲、贲四嫂，梳笼李桂姐，包占郑爱月儿等。但事实上，上述花销数量与娶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所带来的金银财富数量相比则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情场投资总体说来是赚钱赢利的。
西门庆在商场经营的投资获得的利润更加惊人。先看下面的几个数字：药铺原投资1000两，最终为5000两；典当铺投资为2000两，最终为20000两；绒线绸铺投资500两，最终6500两，绸铺投资2000两，最终9000（5000+ 4000）两；段子铺投资5000两，最终50000两。五个铺子净赚80000万两。放高利贷所赚利息单是李三、黄四一宗就有500两，以他临死前向女婿交待的数字为据估测，赢利当以千两计。西门庆在官场的人情投资，同样收入远大于支出。为宰相蔡京过生日送寿礼花费了不少金银，却换来了山东省理刑副千户的活的无形资产。在蔡状元、安忱、宋乔年、翟谦处投资，获得利润更加丰厚，仅蔡御史为他提前一个月支盐引一事，便获利30000两。宋乔年为西门庆弄得买古董的批条，一宗就有10000万银子的赚头（后因西门病危，买卖未做）。西门庆10万多两银子的家资正是从交换（钱货交换、钱权交换、钱色交换）中获取的利润。由此可知，西门庆并非一个随意挥霍的败家子，而是一位善于投资赚钱的商人。他所说的货币“好动不喜静”、“天生应人用”指的是用于商品交换，在金钱的流动（交换）中，获得利润。不单是西门庆，其他人物身上也体现出这样的货币观。如第7回，张四舅说西门庆家“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孟玉楼却回道：“
常言道：世上钱财淌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香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
”孟玉楼的话“世上钱财淌来物”“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与西门庆的“好动不喜静”可对观，进一步证明钱那东西“好动不喜静”的真正内涵是用于“买卖”，在流动中增值，而并非单指只出不人地挥霍、花光。
持这种钱能生钱、积攒有罪货币观的人，在对生活消费的看法上，必然走向节俭积蓄消费观的反面——尚奢快乐消费观。而这种转变——由多挣少花的节俭消费观转向能挣多花的快乐、尚奢消费观——正是《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第二个极特殊之处。一部《金瓶梅》中的人物无论钱多钱少未见有苦行僧、吝啬鬼，都是寻求快乐有了钱就花掉的主儿。钱多者的“尚奢”在交往上花钱“散漫”、豪气大方，在衣着日用方面是无视等级不顾忌“僭妄”的竞豪奢。西门庆（五品小官），上任那天，竟系着一品大员王招宣的“四指宽，玲珑云母犀角鹤顶红玳瑁鱼骨香带”，价值连城，“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这条犀角带”（第31回）。小说第15回“佳人笑赏玩灯楼”，写西门庆几位妻妾越级的装束，招来市民一番“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或“贵戚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的议论。至于在交往上的“散漫”大方，往往令受惠者大喜过望。初会蔡状元、安进士，奉上的礼物：“蔡状元是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安进土是色段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令两位新进士眼亮心跳，连声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第36回）。朋友有求于西门庆，他也往往求一送二。常时节为买房须35两银子，西门庆先已送他12两，此次又拿出50两，剩下的让他开铺子过日子用（第56回）。几天无米下锅的常时节，旦借得 12两碎银，仅一 次买衣服就花掉了六七两；宋惠莲有了体己，便指使丫环小斯买瓜子、花粉、首饰，以至于西门庆的跟随玳安认得出每块碎银子的来历。王六儿自打与西门庆往来后，买丫环，添家什，置房屋，焕然一新，令街坊邻居侧目。他们所追求的是奢侈消费，快乐消费。《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极特殊处的另一表现，是小说中人的价值观念由以德礼为中心的重义轻利，转向了以“金钱崇拜”为中心的重利轻义，文学的表现则是实际利益的入主与道德观念的淡出，人生的故事赤裸裸地就像没有任何妆饰的河水那样自然流荡。《金瓶梅》的价值观念虽与传统观念还有些联系，但是毕竟已从根本上移出了旧文化旧观念的范围。虽写了曾孝序的正直大义、“王杏庵仗义周贫”、孟玉楼与吴月娘的善良、韩爱姐的守节等，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依恋，但一来这些文字在全书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二来即使这些在作者看来善良的人物，也染上了许多并不善良的因素，如吴月娘贪财失义（收了李瓶儿描金箱珠宝，却阻止西门庆娶珠宝的主人），孟玉楼改嫁失节（取利失德），韩爱姐一路操皮肉生涯（以色易财），因财失节等等。
由此看来，作者肯定的善良人物，也是重利轻义之辈。这表明作者本来就是着眼于实实在在的生活，而好货好色自私重利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正是人的生活的主要内容，所以传统的善良人物的不善良在作者眼中是自然而然的事。这说明《金瓶梅》的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重义轻利转向重利轻义。在“清河”那样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市镇，人们所要满足的现实利益几无不与金钱相联系，从书中人物身上，表现出一种浓重的“金钱至上”的观念，很多人将获得金钱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主人公西门庆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西门庆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拥有钱财就是拥有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就能干好什么，一切禁区都可冲破，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吴月娘劝他“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也好”，西门庆大觉逆耳，说她的话是“醋话”，随即便有一大串反驳：“
咱闻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57回）
”这段文字是西门庆在发脾气时说出的“没遮拦”的掏心窝子话，也是他人生观的自白：人生只要有了钱就无所不有。佛祖崇尚的是黄金，阴司也是要钱的，更不要说现实生活中的人了，天地间最有用的不过金钱二字。金钱把佛、神、人拉向平等，有了钱，高不可攀的嫦娥、织女、西王母女儿等也可在其掌握之中。这听起来是一番“浪话”，而事实上西门庆在日常生活中的确表现出有钱者目空一切的傲气和不断占有更高档次女人的“雄心”。小说第78回写朝廷行下文书，要每省置买古器，东平府“坐派着二万两”，商人李三急着要西门庆做这宗中间有一万两银子赚头的大买卖，而西门庆的竞争对手张二官人已花200两银子先下手，要“弄到这宗批条。”李三当下要西门庆封礼写书，若晚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却不以为然，“笑道：不怕他，设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原拿回就是”。他自信一省巡按会按他的心思行事，根本不用求府尹，更不会把任何竞争对手放在眼里。那是因为宋松原上任的当天，就用一饭千金将他搞定了。而在情场，他已不满足于县城里的名妓，当他轻易地占有了王招宣府的贵夫人林太太之后，就将目标瞄向了六黄太尉的侄女儿蓝氏（第77回）和何太监的侄儿媳妇——画儿一样的美人（第78回）。西门庆这种“傲气”、“雄心”来自金钱的势力，与他的上述“浪话”所表现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在全书中还有更具体充分的表现，西门庆结交“十兄弟”的排序，依据的不是身份地位，不是年龄长幼，而是金钱的多少，“众人见西门庆有些钱钞，让西门庆做了大哥”（第11回）。常时节得了西门庆借给他的十二两碎银，便在妻子面前盛气凌人，对着银光闪闪的银子，发出了一番无限崇拜的感慨；妻子对有了银子的丈夫先倨后恭，家庭生活的气氛也由冷而热（第56回）。孟玉楼改嫁时，面对有权有势有功名前程远大的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和“刁钻泼皮”、“眠花卧柳”品德有亏的商人西门庆（她并未与这两人见面），她不顾张四舅的力劝，毅然选择品德有亏的商人（第7回），说明与权力相比孟玉楼更看重金钱。这种喜商厌官、重钱轻德的观念也是重利轻义价值观在婚嫁问题上的突出反映。
《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极特殊处则是其审美趣味的新变——以自由快乐为美的生活情趣。一般认为《金瓶梅》一书没有表现理想，事实上《金瓶梅》中的人物都有自己的人生追求。譬如，西门庆对于钱财、权势、女人的追求，李瓶儿对性欲满足与拥有子女的追求，潘金莲对于性欲与群钗中地位的追求，宋惠莲“婢作夫人”的愿望等等，虽每人的具体追求各不相同，但追求的目标却不约而同地趋向生活的快乐与快乐地生活，一句话趋向于快乐主义。潘金莲在嫁武大郎后，面临着两种人生选择，一种是屈从于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甘愿做那位“三寸丁”的陪葬品，在痛苦的煎熬中默默死去。要么选择一条快乐生活的路，一条与传统和命运抗争的路，她无论是对武松动心还是接受西门庆都说明她选择的是后一条路，然而这是一条在那个时代走不通的死胡同，但潘金莲从没后悔过。她所以不后悔是因为她奉行着快活了一日是一日的快乐主义人生观。自她落了个“摆布死汉子”的名声后，便索性放手做了，西门庆死后与陈经济更没多少忌讳。第85回写她与陈经济的“美事”被吴月娘隔断，心中闷闷不乐。庞春梅几句劝解的话导出了她二人的心肠：“古昔仙（贤）人，还有小人不足之处，休说你我……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第46回“妻妾笑卜龟儿卦”，吴月娘说她可惜来迟了，潘金莲却不以为然摆着头说：“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好……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是棺材。”她把死看得很轻，是因为追求的是将死置之度外的快乐。
西门庆、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孙雪娥都死于情欲，也说明她（他）们所追求的是不顾“持盈慎满”之度的不惧死亡的快乐。在《金瓶梅》中，这种追求不惧死亡的快乐往往都是尊重个性、自己把握命运航船的人。同时对于快乐追求的过程也是对个性自由向往的过程，而这种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向往对于书中的女性来说多限于情爱生活，对于男性来说多表现为对钱财的热望，想在钱财的占有和消费中获得自由。本文所言人的自由，是指个人与他人以及个人与物的关系由直接的主观性关系演变为间接的客观性关系。当个人与他人（特别是指配者）直接发生关系时，这种关系往往是一种个人对支配者的依附关系，其依附性依赖于支配者的主观态度，这种主观的依附关系是不自由的。“实物经济时代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打上了个人印记的脉脉温情的关系，这种主观性的关系需要付出代价：过于紧密的关联束缚了人身的自由。”当一种东西充当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中间物时，人与中间物发生关系，中间物可与更多人发生联系，于是人与物的关系便成为客观性的了。“货币使人与人关系客观化，这正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同样地，货币转化了财产的性质和拥有方式，使个体从与有形实物的外在维系和外在局限中解放出来。”人与他人的关系便因中间物的存在而变得间接、疏松了，于是人获得了相对更多的自由。譬如《金瓶梅》写西门庆家的两个伙计——来保、韩道国在郓王府当差（力差），需每天到郓王府上班，如是，一仆不能二主，他们难以再为西门庆跑到千里之外经商。而当西门庆向郓王府主管说情，每月只向郓王府交三钱多银子的差钱（由力差变为银差），就不必到郓王府上班，银子充当了他们与郓王府的中间物，来保、韩道国的人身就自由了。在商品经济时代，普遍的物乃至人都可以成为商品，货币支配的商品范围日益扩大，于是用来交换的货币可以满足人需要，从而使人获得自由。譬如西门庆用“白米500石”（暗指500两银子）疏通资政殿大学土兼礼部尚书杨邦彦，将人犯“西门庆”改为“贾庆”，而使西门一府逃避连坐的惩罚而获得自由（第18回）。“在实物经济时代，役务者与主人、领臣与领主之间牢不可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几乎没有给前者留下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只有当货币租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实物役务和租税时，义务租税才彻底地去个人化，承担义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自自由”。再者，自由是指人与人关系的活动空间而言，人占有的货币量越大，交往的势能便越大，交往的范围越广，人的自由度就越高。“西美尔认为，金钱也成为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为他扩展交往和生存的空间创造了便利”。
《金瓶梅》产生于货币地租徭役取代实物地租与徭役的万历九年之后，它所表现的人与人的关系已由主观化趋向于客观化，故而较之以前的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人的关系更趋向于个体性与自由。
《金瓶梅》中人的自由突出表现于西门庆身上。西门庆在与地位高于他的人交往中，表现出了超常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他曾遭遇不少吃官司的案件，特别是三件足以将其锒铛投狱的案子（武大郎命案、苗青命案、杨戬诛连案）最终皆平安无事，法律并不能奈何他，他成为为数不多的逍遥于法律之外的自由人。过去论者认为是他结交了当朝宰相蔡京，有了最硬的政治靠山。事实上比之更深的原因是他与官场上司的关系并非主观的关系而是已经客观化了。其一，他用金钱作为他与上司关系的中介物，这种物质属性的中介物，在给予者与收受者中间发生第一作用，在于将二者间的关系拉近了，似乎更主观化了。其二，当对方接受了这一中介物后，原来的关系性质便发生了质的转换，即原本的管与被管的行政隶属关系、执法者与受法者的主受关系统统转换为一种互利的利益关系，即具有商品交换性质的交换关系。其三，由于商品交换内含着等价的平等原则，所以，互利将上下关系拉向平等关系，官衔的大小、法律的界线、是非曲直等统统被互利的利益关系摆平。其四，这种拉向于平等的互利关系，使地位低下的一方获得了自由，西门庆通过金钱这一中介物，使对方获得利益，自己换来了自由。这说明那时可以交换的商品不仅仅是市场中的生活必需品，而是扩展到了市场之外的政权领域，权力与金钱成为了可以自由交换的商品。同时也从有形的商品扩展到了无形商品，攻入了货币最难以攻破的堡垒——仁义道德的精神领域，货币成了无所不能的万能物了。于是货币的拥有者就像用货币换取自己的需求品一样，换取实现自己欲望满足的一切，体现交换者的自由。西门庆拥有货币数量愈大，他在运用金钱实现自己生活欲望的能力便愈强，他的交往也随之愈加广泛，自由的空间愈大，自由度也愈高。“‘货币形式’的财产钱财最大程度地缩小了对人的存在的影响，赋予人以最大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是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的自由，人与人交往的可能性越多，交往圈子越大，就越拥有自由。”《金瓶梅》中的核心人物西门庆所以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是由于他占有金钱愈来愈多且能得以有效使用的缘故。商业文化的“求新寻变”的变革精神在《金瓶梅》中呈现两个层面的展开。在与西门庆有性爱关系的女性中除吴月娘外，没有一位是安于现状的，她们总是寻找改变生活的新途径，一有机会便不肯放过。李瓶儿摆脱花子虚、寄身于西门庆，当改嫁西门庆受阻后又委身于蒋竹山，驱逐蒋竹山，再投入西门庆怀抱，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强烈的性爱生活的愿望。庞春梅受宠于西门庆，得爱于潘金莲，西门庆这个靠山倒塌后，她又与潘金莲开始了与西门庆继承人的新生活，当吴月娘将她像钉子一样拔掉后，她入了守备府，一步步跃入周守备夫人的高位。
而孟玉楼的两次改嫁更显示出一位女子寻求新生活的胆识与智慧。作为男子汉典型的西门庆，更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商人。他最大的特点是从不服输的自信与从不满足地攀跃，生财之路一条条地铺开，铺子一个个地增加，经营品种不断扩大，经营方法日趋多彩，官场关系网一天天铺展……所有这些正是对他开拓意识、寻新求变的变革精神的最好注脚。另一方面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所体现的“求新寻变”精神则是与农耕文化的淡去、商业文化人主而引起的表现形式上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就是“平俗化”与个体自由化的形式表现。“平俗化”是货币经济的必然产物，它“作为衡量社会经济价值乃至个体价值的标准，以客观化、量化和平均化的导向渗透经济、文化和精神生活。”这种渗透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货币在交换中体现出了它特有的等价性质，从而使一切商品在等量货币面前一律平等。“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它平均化了所有性质迥异的事物，质的差别不复存在。”正因它具有抹平所有事物质的差别的功能，所以极易将社会形成的尊卑富贵之等级通过交换而拉向平等，同时也将高贵典雅的文化在商品经济环境下拉向平等化、平民化、通俗化。再者，在商品经济时代，当商品的交换成为每一个人离不开的生活的一部分时，货币也就像商品一样充斥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种货币的普遍化也支撑着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文学走向市民化、通俗化了。《金瓶梅》的平俗化突出表现于五个方面：其一思维视角的下移，以往的帝王将相和英雄退出视线，凡夫俗妇、市井小民成为关注的新群体，聚焦于一个被农耕文学长期卑视的商人家庭，从此开拓出了文学表现的新绿野。其二，故事的平俗化，常见于农耕文学中的朝廷兴衰、军事征战、忠奸斗争的故事被转换为“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其三，表现材料的平俗化，借以叙事抒情的不是士大夫们熟悉的“四书”、“五经”、“子云”、“太史公曰”，而是市井平民爱听乐见的戏曲、艳词、小调，俗讲、灯迷、酒令。其四，语言的平俗化，不仅完成了文言到白话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将书面语言与口语合流，方言、俗语、俚语、歇后语被自如地运用于人物对话中，洋溢着清香的泥土气息与鲜活的生命力。其五，审美趣味的平俗化，创作者、书商都有一种适应读者趣味的心理趋向，易听、易懂、好奇、多变、好玩、快乐成为作家表现的兴奋点。而西门庆及其身边人的爱财好色以及故事情节的离奇多变正是迎合市民心理的产物。平俗化与个体、自由化是个体与他人关系的一种表述，个体与他人关系由商品交换规定着，交换本身首先是为了满足持币者个体的愿望，在满足个体愿望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的愿望。在这里个体是第一位、第一性的，他人是间接的第二位的。正因个体是第一位的，所以叙述者将个体放在了关注的核心。于是，叙事出现了如下转移：一是叙述视角由群体转向个体，由编故事转向写人，由写性格转向写人性，再到通过心理描写显示人的个性。《金瓶梅》中的许多情节是从人的性格生发出来的，删去它不影响故事的连贯。如第27回，写潘金莲向西门庆讨一朵瑞香花突出其爱“掐个先儿”的个性。不少用来写人的素材与手段也与情节的发展关系并不很大，如写梦境，写小曲儿、写演戏等等。正因个体处于第一位，正因持币者买商品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持币者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也获得了个人的自由。在满足别人需要的同时，也给别人带来了自由，故而个体的自由同样是处于第一位的，他人的自由是间接的第二位的。正因个体自由是第一位的，故而在叙事思维中也成为了第一位的。其结果是以人物为描写中心，构成故事链、情节线，所写的人物也多是自由的人物，如王六儿、西门庆、李瓶儿、庞春梅等。而要使主要人物的个体自由得以表现，又需要情节叙述有相应的方法，这些方法归根结蒂是思维方法，于是造成思维方法和结构的如下变化：其一时空思维由粗犷到精细。
具体说空间思维由过去小说的以跳跃式为主变为以空间的相对集中为主，以清河县和西门府为舞台展现人物故事活动；由单一的现实空间转变为象征性空间，如玉皇庙和永福寺相辅相成的对立象征意义以及妻妾房层位置前后的象征意义等。时间思维细密化，由以年月的跳跃性为主，变为以逐日记事为主（特别是逢年过节），跳日跳月为辅。多维原于对个体人的关注，关注的人多、类型多，就易形成思维的多元多维。书中主要人物如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应伯爵等都形成自己的性格史和故事链，穿插交汇于西门庆故事的主流之内。或以西门庆为主线，以官场故事、商场故事、情场故事为辅线，由西门庆及其随从玳安、蔑片、媒婆等贯穿于其间，循着因果报应的链环而形成环式网状结构；由平面线性结构变为以西门府为核心向清河县、山东省、全国层层辐射开去的明暗结构相映的立体发散性结构，从而形成《金瓶梅》新叙事模式。至于一件事拆散分多回插叙，一个空间叙述多件事，多事多色杂间，多线交缠，草蛇回线、前伏后映以及意象组合智慧、长于捕捉人物心理、营造声音形象等都显示出作者手法的灵活、心智的机巧，处处体观出一部书“求新寻变”的变革精神。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金瓶梅》作者通过“看官听说”和回前回中或回后韵文体现出对书中人物的好恶臧否态度，标明他有着明确的劝善惩恶的创作意向。然而，在对故事的叙述中又往往流露出对好货好色者的艳羡赞叹，常常形成理性与非理性的不一致乃至矛盾状态（譬如小说第82回“陈经济画楼双美”一段的叙述等）然而动人处在于故事本身而不在于贴上去的说教，在理性与非理性二者之间，人们更相信非理性的真实。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作品渗透着作者的善恶有报的因果报应思想，然而细心分析其所谓的报应最终并不能体现恶有恶报的公理，相反，西门庆、李瓶儿、王六儿、韩爱姐等都有了好的去处。作者并未让西门庆家庭彻底惨败，这也足以说明作者的同情心还是在于男女主人公身上。正因如此，我们的分析以人物形象与故事本身的客观叙述为依据而不是作者的表面说教。由以上分析而知，《金瓶梅》一书非但没写以积攒为命的悭吝鬼、看钱奴，相反却表现出对这种看财奴的卑视、厌恶，且鲜活地描写出了能花能挣的商人形象，表现出钱是活的、在交换流通中增值的崭新货币观，完成了农耕文化观向商业文化货币观的转变。伴随这类货币观念的转变的是消费观念（奢侈、快乐消费的消费观）、价值观（以“金钱至上”为中心的好利轻义的价值观）、审美观（以自由、快乐为中心的审美观）等一系列观念的变化，从而体现出与“重义轻义”的稳定性的农耕文化的根本不同的“重利轻义”的“寻新求变”的商业文化的精神面貌，完成了由“发乎情，至乎礼义”的农耕文学到发乎情，至乎利益，尾乎礼仪的商业文学的历史转型。
注：
[1]《金瓶梅词话》，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版。
[2]（德）西美尔《桥与门——西美儿随笔集》，涯鸿、宇声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3]（（德）西美尔GeorSimmel）著《货币哲学》（《PhilosophiedesGeldes》）陈戎女《译者导言》，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4]许建平《金学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八辑，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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