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中国从中古向近代逼近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明中叶万历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那个在欧洲己经发生，迟早也会在中国发生的早期资本主义因素，也终于萌芽。市民阶层的壮大、城市规模的扩张，商人集团的崛起，成为彼一时代社会发展最明显的特征。明代城市发展进入了从古代型向近代型转换的关键时期，这种转换，不仅是城市数量开始增加，城市规模迅速扩张，而是城市性质与功能的改变。昔日军事型、政治型或消费型的城市在向着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商业城市转变。尤其是永乐以来疏通了南北大运河之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和运河沿岸，一批又一批市镇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当时，全国比较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已有以下三十余座：南京、北京、苏州、松江、镇江、淮安、常州、扬州、仪真、杭州、嘉兴、湖州、福州、建宁、武昌、荆州、南昌、吉安、临江、清江、广州、开封、济南、济宁、德州、临清、桂林、太原、平阳、蒲州、成都、重庆、沪州等。（据《明宣宗实录》卷五零，宣德四年正月乙丑条）
张瀚《松窗梦影》卷四曾概述当时全国各地区商业中心如下：
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其都会也。北下卫、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地饶漆、絺、枲、紵、纤、纩、锡、蜡、皮张。……河以西为古雍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为富厚，什居其二。闾阎贫窭，甚于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居也。河以北为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玉石，今则有鱼盐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南则巴蜀。巴蜀亦沃壤，……东下荆楚，舟经三峡，而成都其会府也。绵（州）、叙（州）、重（庆）、夔（州），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而保宁则有丝绫文锦之饶。……洛阳以东，泰山之阳为兖，其阴则青。襟带山海，膏壤千里。……济南其都会也。西走赵魏，北输沧（州）瀛（州），而川陆孔道并会德州、临清、济宁之间。登莱三面巨海，宜木棉，少五谷，利在鱼盐。舟车牵挽，劳役无休时也。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阳）、襄（阳）上通秦梁，德（阳）黄（州）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沿大江下而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江）常（州），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争趋效之。庐凤以北，接三楚之阳，苞举怀阳。其民皆呰窳轻訬，多游手游食。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嬴，休（宁）歙（县）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欧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纻之所出，四方咸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严（州）、衢（州）、金华，郛郭徽饶，生理亦繁。……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汉，实为吴楚闽越之交。故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独陶人窑缶之器为天下利。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康）饶（州）广信，阜裕胜于建（昌）袁（州）。以多行贾。而瑞（州）临（江）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也。
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挺桔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时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故其民贱啬而贵侈。汀（州）漳（州）人悍嗜利，……而兴（化）泉（州）地产尤丰，若文物之盛，则甲于海内矣。粤以东，广州一都会也。北负（南）雄韶（州），兵饷传邮，仰其椎利。东肩潮（州）惠（州），内寇外夷，为患孔棘。高（州）、廉（州）、雷（州）、琼（州）滨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非盗边也。顾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或肆行剽掠耳。广以西，风气异宜，山高水驶，地利物产，优赡自足。桂林为都会，……南宁、太平，控遏两江；苍梧开府，雄镇一方。多珠玑、犀齿、毒瑁、金翠，皆至诸夷航海而至，故聚于粤之东。其楩、楠，杞、梓、金、银、藤、葛，则产于粤之西矣。滇南崇山峻岭，泻涧纡回，会城之中，土沃饶食，不待贾而贾恒集。以丹砂、朱汞、金碧、珍贝之所产也。临安、大理、永鹤、楚雄并称膏壤。商贾绝少。……贵阳首思南，次镇远、石阡，而都匀、铜仁、恩州、又其次已。郡邑官杂流土，民多蛮夷，水不涵渟，土无货殖，官军岁给，全赖他省。而况商贾万里来投，安能有固志哉！张瀚用若大篇幅胪陈全国商业中心，又备述其民风、物产，和商贾、贸易状况。为明代全国商业城市之发展作一概览。
以南京为例。南京元称集庆，朱元璋改名称作应天，洪武元年八月又改应天为南京。十一年正式在此建都，这时人口差不多有十多万人。十三年之后，洪武二十四年，增加到四十七万三千多人。永乐迁都后，人口一度锐减，但作为明王朝之留都，且有当南北之冲的战略位置，仍是一座“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张瀚《松窗梦语》）的重要城市。万历时“生齿渐繁，民居日密”，仅是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万户。工商店铺极多，涉及到了近百个行业。“自大中桥而西……百货聚焉。市魁驵侩，千百嘈泋其中。”（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其繁盛状况历历如在目中。
苏州臬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其为铺也，如州县衙，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总管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至明至今三百三十四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这家南货铺，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南货集团”，下设若干分公司，管理模式也非常科学。明中叶以后，中世纪所特有的封闭的经济模式被打破，一些重要商品的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区域性的狭小市场，而是大宗地被运往广阔的市场上去销售。以纺织品为例，松江地区向有“衣被天下”之称，“官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袂”。（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卷四十一）除了绸缎棉布之外，陶瓷、糖、纸张、染料、茶叶、水果、粮食、药物的贸易也非常鼎盛。一些地方名产品得以“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谢肇淛《填略》卷四）
河间有行货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岁之丰歉，或籴之使来，粜之使去，皆辇致之。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泃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有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其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也。日中为市，人皆依期而集。在州县者，一月期日五六集。在乡镇者，一月期二三集。府城日一集，江南谓之上市，河北谓之赶集。名虽不同，义则一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八八，引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卷
《铅书》卷一记江西广信府一个小县城铅山县的商业繁荣情况：其货自四方来者，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闽笋、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宁之扇，漳海之荔枝、龙眼，海外之胡椒、苏木，广东之锡、之红铜、之铜器；西北则广信之菜油，浙江之湖丝、绫绸，鄱阳之干鱼、纸钱灰，湖广之罗田布、沙湖鱼，嘉兴西塘布，苏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红、绿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广孝感布、临江布、信阳布、定陶布、福建生布、安海生布。吉阳布、粗麻布、书坊生布、漆布、大刷竟、小刷竟、葛布、金溪生布，棉纱、净花、子花、棉带、褐子衣、布被面、黄丝、丝线、纱罗，各色丝布、杭绢、绵捆、彭刘缎、衢绢、福绢；此皆商船往来货之重者。广信府铅山县是个贫困县，也是个比较闭塞的地区，商品流通却有如此规模，南北货物萃聚，琳琅满目，几乎无所不有。《金瓶梅》第六十七回写孟玉楼的弟弟孟锐又要外出贩货，与西门庆辞行，西门庆因问二舅几时起身，去时多少？“出月初二起身，定不得年岁，还到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蜡，看紧一二年也不止。贩毕货就来家。此去从河南、陕西、汉州去，回来打水路从峡江、荆州那条路来，往回七八千里地。”二十六岁的孟锐，就这样越河南、陕西、汉叫，又返水路穿汉中、四川、荆州，往返路程实际上已逾万里。冒关山风波之险，走川广而趋厚利。如明人张瀚《松窗寒语》中所记：“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走南粤，以珠玑金碧木材之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贾人娶妇数月，则出外或数十年，至有父子邂逅而不相认者。大贾辄数十万，……男子冠婚后，积岁家食者，则亲友笑之。妇女亦安其俗，而无陌头柳色之悔。”（见该书《江南》十一·徽州府）
这一幅幅川流不息的行商图，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这些商人孜孜不倦的商业活动，有利于把全国各地的物资流通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
“塌房”的功能，集牙行、堆栈、征收商税、批发业务于一身，由于属官办企业（国企），也称“官店”或官房。“塌房”明初最早建在南京，规定贮藏之货于出售时，将货款分为三十分，“塌房”扣留十分之一，即税钱、房钱与免牙钱各一分。明成祖迁都，北京也建造了“塌房”，其后，“塌房”普建于各地重要商埠。城市的扩张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也理所当然地崛起了一个不仅拥有巨额财富，而且也对社会政治生活起着一定作用的商人集团。由于土地兼并和赋税的加重，农民纷纷逃亡，抑或奋起抗租，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觉得与其投资于土地，远远不如投资于商业。因此纷纷弃农经商，“缩资而趋末”。（《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五）“即阀阅之家，不惮为贾”。（唐顺之《荆州文集》）如郓城县，在明代后期“里甲无老少，率习浮薄”，“逐本营利，填衢溢巷”；博平县，在天顺成化时，“犹醇且厚”，嘉靖以来，却“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唐熙《博平县志》卷五）泰安州民，亦“浸淫于贸易之场，竞争于维刀之末”。（万历《泰安州志》卷一）武定叫在明后期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频年贫者转徙渔盐之利，富者多挟资贸数升之布至千百，出都城塞上。或贩梨枣，买舴艋舟下江寺东，争逐什一。农事不讲久矣”。（万历《武定州志》卷二）
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猾之民为之。除了以上因素，中国广大人口所造成的消费市场的相对扩大，以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和国家扶植商业的政策，亦是产生明末商人集团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这个因素，晋商集团、扬州盐商集团、徽商集团应运而生。外贸商、运河沿岸的贩运商、矿业作坊主集团也乘势而起。这个商人集团的成员，还有一种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即是官僚阶级。中国官僚经商，渊源有自，南北朝时达到高潮，历久不衰。到了宋代，由于理学盛行，而稍有收敛。元代起于游牧，不受理学约束，官员经商，又蔚成风气。汉族官员仍多经理商业，如朱清、张瑄，“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辍耕录》卷五）明代又是汉家江山，官员经商，风气大炽。甚至皇帝也加入其间。其“创立皇店，自京城九门，外至张家湾、河西务等处，拦截商贾，横敛多科。”（《明武宗实录》卷一零八）他不仅开皇店，据说还经常化妆成商人，到市中贸易，以此给自己找乐子。宗室诸王起而效尤，如肃、韩、楚、沐四蕃王，在陕西平凉、庆阳、临洮、巩昌四府的房店铺面，就有三千三百多间。一般官员经商，更无忌惮，嘉靖二十年，有关官员对京城内外诸勋戚店舍进行过调查，其调查之后的本章举证翊国公郭勋、英国公张溶、广安伯张镧、皇亲指挥钱维恒、夏勋、方式段朝用等，所开的皇店有“几千余区”。
除京师外，郭勋在南京、淮安、扬州、临清、徐州、德州等地，“皆置有私店”（《实录》）。锦衣卫首领陆炳在扬州、嘉兴、南昌、承天等地，“皆有庄店，声势震天下”。（《明世宗实录》卷四）大学士严嵩父子，除广有金银田产之外，又在扬州等发达商埠，纵其家奴网夺市利。万历时，太监张诚家“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三）李梦阳说：“今缙绅缝掖，率贵利贱义，而务细小，往往诡托贾竖，贩引占窝，逐汗辱之利……驾帆张帜，横行江河，虎视狼贪，亡敢谁何。”（《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八，李梦阳《议处置盐法事宜疏》）这些官僚勋戚，插手行商中监、贩造钱钞、赁丹取利、造房出租、边疆及对外贸易，触角遍及商业很多角落。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为了整顿吏治，曾明律“官员之家，不能于所部内买卖”。（《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八）“凡公侯内外文武官员四品以上官，不得放债”。（《明英宗实录》卷六十六）但这条戒律实际上始终行不通。事实上，官越大，买卖做得就越大。明仁宗高炽时，大理寺右少卿戈谦的奏章中曾写道：“今日都按卫所、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内倚官挟势，买卖借贷，十倍于民。”（《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八戈中丞奏疏《恤民疏》）
弘治时，文武百官经商者趋之若鹜，“皇亲……或需盐利，或占民房以营店房”。（监察御使何天衡的奏折，《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一）世宗时，太和伯陈万言、驸马都尉景和，“纵容家人，开张铺面，克害商民”。（《明世宗实录》卷五十一）成为地方一害。宣德七年，右副都御史贾谆赴甘州，见当地驿递马牛驴只大都骨瘦如柴，官府强征男女老幼輓递，昼夜不休，有人、牛俱被冻死者。为什么驿递竟被破坏到这个地步？因甘州官军假借种种名目，“擅乘各站马驴往来陕西贸易，又威逼递运所用车载送甘州贸易。”（《宣宗实录》卷九十七）也有一些官商擅越关津，阻遏河道，其中尤以兴贩私盐者为最多。贩私盐者中又以内相、巡盐御史和地方都指挥等武官为最严重。嘉靖四十三年，巡盐御史徐陟奏章中谓：“近来官宦家人，假充弟男子侄名色，撑驾官民船只。满装货物，所至商贩，渔猎民财……横行河道，阻遏粮军”。（《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六 徐陟《奏为忌乞天恩酌时事备法纪以善臣民以赞至治事》）正是因为官僚缙绅阶层的加入，商人的社会地位亦随之改变，西门庆由商而官，便是例证。商人集团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这种局面反映了封建土地关系在商业上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晚明商人集团是一个对社会政治、经济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群体。他们拥有巨额财富，有些人的财富甚至达到了富甲天下的地步。
《金瓶梅》中多次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这句谚语，这个沈万三，就是一个以豪富而名扬天下的大商人。“山（按：沈万三亦作沈万山）既富，衣服器具，拟于王者。后园筑垣，周回七百二十步，垣上起三层，外层高六尺，中层高三尺，内层再高三尺，阔并六尺，垣上植四时艳冶之花，春则丽春、玉簪，夏则山矾、石菊，秋则芙蓉、水仙，冬则香兰、金盏。垣，十步一亭，亭以美石、香木为之，花卉则饰以彩帛，悬以珍珠。山尝携杯挟妓，游览于上，周旋递饮，乐以终日。时人谓之‘磨饮’。垣外，以竹为屏障，下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种秫，以供酒需。垣内，起看墙，高出里垣之上，以粉涂之，绘珍禽奇兽之状，杂隐于花间。墙之里，四面累石为山，内为池，山莳花卉，池养金鱼，池内起四通八达之楼，面山瞰鱼。四面削石成桥，飞青染绿，严若仙区胜境。矮形飞檐接翼，制极精巧。楼之内又一楼居中，号曰‘宝海’，诸珍异皆在焉，山闲居则必处此以自娱。楼之下为温室，中置一床，制度不与凡等。前为秉烛轩，何取？何不秉烛夜游之义也。轩之外皆宝石栏杆，中设销金九朵云帐，四角悬琉璃灯，后置百谐卓，又取百年谐老也。前可容歌姬、舞女十数，轩后两落有桥，东曰‘日升’，西曰‘金明’，所以通洞房者。桥之中为青箱，乃置衣之处。夹两桥而长，与前后齐者为翼寝，妾婢之所居也。后正寝曰‘春霄涧’，取春霄一刻值千金之义。以貂鼠为褥，蜀锦为衾。毳绡为帐，用极一时之奢侈。”
再如以金箔业致富的吴金薄，谁也没法估计其家产之巨，单是朝廷欠他的债，就有二百万两之多。
又如最有名的徽州商人，“藏镪有至百万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谢肇淛《五杂俎》）这个集团在当时的工商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万历《歙志》卷十《货殖》）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强势力。他们穷奢极欲，“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殼；其屋庐器用，金银文画，其富与王侯埒也。又蓄声乐，伎妾，珍物，援接诸豪贵，藉此阴庇”。（李梦阳《空同子集》卷四十）富商巨贾的豪华生活可见一斑。西门庆的豪富，在山东一省也是足可称雄的。王婆说他“家中钱过北斗，米烂陈仓，黄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也有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苗员外说他“豪富满天，金银广布”，不是过头话。这从他“朝朝寒食，夜夜元霄”的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其占有的财富，一是用来增殖新的财富，二是个人侈靡生活的浪费，如谢肇淛记新安商人的奢侈：“惟娶妻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吾友人汪宗姬家资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万金，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毉司前躯”。（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赵吉士记明末新安商人之事：“余邑南乡商山，人未三十，辄夭死。今一村皆贫，而庞眉者比，吾乡人言富者每羡商山，余尝张目不答。”（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二）西门庆亦因纵欲过度，在他的事业日高中天之际暴亡，只活了三十三岁。在传统社会，商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地位之低，不言而喻。明代中期之后，商人的地位逐渐提高，社会上对商人极为器重，商品意识的冲击，使商人在“四民”中的位置发生了显著变化。西门庆和晚明商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不向土地投资，没有把资本利润和利息转化为地租，但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向产业资本转化，进行作坊和工场投资，而多用来满足自己侈靡的生活，这是晚明时期中国商人集团的共同弱点，也是致命的弱点。缺乏远大的眼光，也是晚明商人为什么不能成为商业资本家，高利贷者为什么不能成为银行资本家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长期迟滞的悲剧之所在。
文章作者单位：四库全书编委会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何香久<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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