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兴基：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金瓶梅》主题研究

《金瓶梅》问世已约四百年，名气之大，在我国几已家喻户晓，但真正读过它的，恐不在多；即在不久以前，一个治中国小说的，要读到他的“洁本”，也并非易事；如果要找一部木刻原本来读，就更难了。

这部小说长期以来难以流传，和他本身的淫欲描写确实有关，但与我们对它的认识也不无关系，即使以思想解放的观点来看待它，如果不加删节地广为流行，其效果恐怕也很难说都是很好的。

但文学史和小说史的论述，却不应受到这一缺憾的限制。然而事实是，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和小说史，都一致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儒林外史》、《红楼梦》视为里程碑式的作品，有专章介绍，《金瓶梅》就不同了。

只是因为他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给他保留了压至最低限度的小小一席之地。

为了说明它仅有的思想价值，几乎一致认为它不过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与腐朽——这是在一个时期中一位古代作家及其作品获得一点认可的最低条件。

但是《金瓶梅》研究在海外却能保持长盛不衰，能跻身于另外几部里程碑式的巨著，被视为即使是“最苛求的现代读者，至少也赞许”的几部传统作品之一^[1]。

西方的审美意识受亨利·詹姆斯小说实践和理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以它的理论框架来权衡我国的古代小说，但著作的成果是可观的。

《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古人就有过不同的看法。清初的张竹坡就敢于写出“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并冠在卷首，他对淫书论者反戈一击，说“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2]。

当然这也是一种偏激，因为它的性行为描写毕竟是客观事实。

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金瓶梅》研究的许多禁区已经被突破，出现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并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学者的兴趣，仍多在作者和版本的考证这两大问题上面——这两个问题，对于《金瓶梅》研究来说，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一切的探讨，仍有赖于作品本身的价值的确定，所以我们仍需来探讨一下《金瓶梅》到底是一部什么书，它的美学价值何在。

文学作品的研究，离不开对时代社会的了解。在《金瓶梅》的研究上，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一部文学作品的时代有两重意思：一是指作品产生的时代，另一指作品反映的时代。

前者属于对审美价值的客观性研究，后者属于审美主体的客观把握。《金瓶梅》写的是宋朝，反映的却是作者身处的明朝，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两个问题是统一的，因此，研究一下明朝的有关背景，是很重要的。

西方的“新批评派”是主张就作品论作品的。他们反对作品的外缘研究，认为文学所给予读者的一切，无非都存在于作品本身，于是一切历史的研究，社会背景的研究，对于读者来说都是不重要的，也是无意义的。

此外，当前还有一种倾向，即把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或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研究，都归之为社会学的方法。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至少是不全面的。

如果说，他是针对我们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这一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把合乎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研究这种基本方法统统抛弃，则又走向了另一种极端。正如“新批评”的偏颇受到西方理论界的批评一样。

这种一概否定的意见，也不会得到普遍的赞同。事实上，中外文学史上，任何一位文学巨匠，不论是西方的迭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还是中国的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他们无一不是在各自的时代中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金瓶梅》的研究也应该从这里开始。

三十年代，当东吴弄珠客序本《金瓶梅词话》刚被发现的时候，历史学家吴晗就撰作了一篇题为《〈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3]的极有影响的文章。

吴晗根据史料和作品考定《金瓶梅》是明万历中期（约万历十年到三十年，即公历1582-1602年）写成的作品，文章注意到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侈靡的生活”，它“以批判的方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但是他又接着说，作品“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

这里有一个模糊的地方：不知吴晗先生的判断中，究竟是西门庆的“社会关系”属于封建阶级，还是西门庆所属的“新兴商人阶级”应归属于封建阶级？前者不符事实，后者自相矛盾。

《金瓶梅》是产生于万历中期，还是嘉靖时期，现在还有争议，在时代背景上，吴晗注意到了书中写的是“市井社会”和“新兴的商人阶级”，后来的人们却发展了吴晗意见中的另一面，进一步断定《金瓶梅》的主题是暴露封建阶级的丑恶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

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是，在《金瓶梅》相当强烈的现实气息中，它对于明代正德至万历中期的社会，上至宫廷、官僚、倖臣，下至市井无赖、帮闲蔑片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由他们构成的鬼蜮世界作了全面地暴露。

五十年代的这一认识，后来归结为这样的说法，认为《金瓶梅》是这样一部作品：它“通过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及其罪恶生活的历史，深入地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败”^[4]。

事实上，作品虽然写了西门庆勾结官府，但却没有涉及农村和封建土地剥削，这位“富商”能否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这是很成问题的。

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曾经有一种“苦孝说”，现在恐怕无人赞同了，但这个“暴露封建黑暗”说，却一直是一种占有压倒优势的意见。今天看来，也值得重新考虑。

《金瓶梅》到底写了一些什么呢？原来它给我们写了一个新兴的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他是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这是一出人生的悲剧。

这出悲剧的最后结局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这个兴旺到顶点的家族分崩离析，一个个鸡飞狗跳，各自寻趁，除个别的幸运儿外，大多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评价这个西门庆，我们千万不要和《水浒传》里的那个西门庆混同起来。《水浒传》里的西门庆是一个纯粹的流氓土豪式的人物。

三十年代的郑振铎先生似乎就存在这一种误会，他认为《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只是代表了“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历程”^[5]。

殊不知《金瓶梅》的作者无非是借用了《水浒传》里的西门庆故事作为引子，借用了潘金莲、西门庆，以及蔡京、杨戬，以至王婆、郓哥的名字和故事，作为首尾的情节框架，它的主要部分，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故事。

两部作品虽然都有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毒死武大郎的描写，但一个宣告了西门庆罪恶渊薮的结束，一个却是另一部大书的开始。

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蕴。《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故事是以十六世纪中叶明朝社会政治、经济和市民生活为背景的。

历史家告诉我们，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我国社会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

这部小说突破了过去长篇小说中以历史和神怪为题材的传统，第一次以城市市民生活为题材，以真实的描写，把我国社会的这一深刻变动展现出来，

它以大胆的描写冲击着封建礼教和理学思想的统治，表现着一种完全崭新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它是一部不平凡的小说，无怪张竹坡叹为“天下第一奇书”，但我们认为它的“奇”，首先就“奇”在这里。

明代社会是在继承唐宋以来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加上明朝立国以来航海事业的发达，国内外市场的开拓，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和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资本的积累。

封建经济在这时已现出衰败崩溃的趋势，土地兼并、农村破产，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又为城市提供了劳动的后备军。

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是以十六世纪中叶东南沿海的缫丝和棉纺为主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为标志的。这一新型的经济，许多已采用了雇工劳动的形式，人数多至百人以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是“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后果”，它“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累为前提”。

又说：“织布业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最主要的行业。^[6]”当时发达的商业，又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

商业贸易的繁荣不仅表现在一些城市中，并且已经渗透到全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市镇。正如《金瓶梅》所描写的那样，商人的活动，南来北往的贩运，为生产者寻找市场，提供原料，帮助了扩大再生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又促进城市的消费增长和繁荣。

虽然在明代那个时期，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促使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的诞生，但这一经济基础，却为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准备着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形成的”。

在欧洲，它的过程大体是这样的：“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共产党宣言》）资产阶级从封建社会中产生，最后成为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在明代中叶以前，我国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西方还是同步的，如果不是后来历史的逆转，中国也将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循着一条必然的方向前进。

《金瓶梅》描绘的，就是处在这种历史因变中的中国社会。它的主人公西门庆，也正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

他还没有发育成形，并且仍然带着他所生存的那个封建母胎的不纯性。可是他的不可一世的勃勃雄心，已表现着那种意图获得整个世界的野心和进取精神。

同时，在他的贪婪，他对金钱、权势以至女性的占有欲的恶性基因中，混合着封建遗传的混血成分。

这是一个在我国的封建末世出现的一个人物典型，具有着巨大的历史破坏性。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掘墓人。

《金瓶梅词话》第二回借用了《水浒传》的文字，交代西门庆的出身:“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这个生药铺”，“从小儿起也是个好浮浪子弟”，“近来发迹有钱”。

西门庆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按说，西门庆既是个“破落户财主”，他就该有一段兴旺的家史，这在《水浒传》里没有交代，《金瓶梅》却给他按了个世代经商的往史：“这来兴儿本姓因，在甘州生养的。西门庆父亲西门达，往甘州贩绒去，带了来家使唤，就改名叫甘来兴儿。^[7]”

这里暗示，西门家族可能是在他家父辈时跌落过，但早已开始长途贩运，西门庆继承了父业，可谓不坠家声。

那么西门庆的事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词话》第六十九回写文嫂帮西门庆拉縴，对林太太介绍：

媒婆的话，有时信口开河，“田连阡陌，米烂成仓”是没有的事，书中无一笔交代。

西门庆未拥有土地，连他的祖坟要扩大一点，还要向赵寡妇手中现买呢（见30回）。但其余的介绍基本上是事实。可用第七十九回西门庆弥留时自己向吴月娘的交代为证。他说：

以上，“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是指生药铺和解当铺。生药铺主管为傅二叔；解当铺开张，见于《词话》第二十回，是得了李瓶儿带来的一注钱财以后，

“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二千两银子，委傅伙计、贲地转”开的，由陈经济总管仓库钥匙。

以上，合段子铺（有乔亲家部分本银，韩道国等参与经营）、绒线铺（先由韩道国主管，后交贲四）、绸绒铺（吴二舅主管），以及其他经营和活动资金，西门庆的家产，总数当在十万两银以上。

按《明实录》宪宗朝载，当时米价一石一两五分银左右，嘉靖朝相距不远，算来西门庆不啻为一巨富之家。

西门庆的事业并未失败。他的死，死于他自己过度地荒唐纵欲，而他的事业还在上升、发展，这是颇寓深意的。

他死前不久，崔本往浙江湖州采办的二千两银绸刚刚运回清河。韩道国和来保的价值四千两银的松江货物正在途中。

西门庆的家业正处于兴旺发达的顶点，这正是当时新兴商业灿烂前途的象征，与他个人生命的结束，表现了人生的矛盾。

西门庆的致富，依靠的主要是商业经营。他用的是长途贩运和设店经营，即行商和坐贾兼而有之的办法，在“外边江湖上又走标船”，直接从产地采购，中间不经过客贩，获利就更可观，

“标船”是专门从事商货运输的船队，需要有相当雄厚的资本和魄力的人才能胜任，所以受到文嫂的称赞。

《词话》第二十五回写西门庆和来旺媳妇宋惠莲私通，计划把来旺长期支派在外。先是采购了一批货物，组成生辰担，派他押往东京为蔡太师上寿，然后又准备让他到杭州贩丝绸，只因潘金莲的阻梗未能实现。

作品集中描写了他与乔亲家合开缎子铺的过程，前后共用了十多回篇幅。这个铺子投进的资本开始并不多，和乔亲家一起，总共才一千两（各出五百两），主要靠的是三万盐引，变了钱换来货物。

地点是利用李瓶儿带来的狮子街空房。后来本利越滚越大，临死时交代，还有五万两银。

赚钱之巧妙，从他筹款后派人采办第一批货物的过程就明白了。此事见五十回，他对韩道国媳妇王六儿说：“等你家的，我打发他和来保、崔本扬州支盐曲，支出盐来卖了，就交他往湖州织了丝绸来”。

当时就有应伯爵喝采：“哥，恭喜！此回必有大利息。”果然，到五十八回韩道国从杭州回来时，已经不是一千两而是带回来了价值一万两银的缎绢货物了，卸货时，“（陈）经济拿钥匙开了那边楼上门，就有卸车的小脚子领筹运货，一箱箱堆卸在楼上。

十大车缎货，连家用酒米，直卸到掌灯时分。”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韩崔二人与来保仅同路到扬州，然后就分手了，来保的任务是到南京办货。

后来六十回写来保又从南京运货回来，“连行李共装了二十大车”。按十大车货值一万两银，二十大车货，大致就该值二万两。这就是说，三万盐引加一千两本银换来价值三万两银的缎绢货物。

这里面有它的生意经：原来，西门庆在先早已买通了新任两淮巡盐御史蔡一良，所以当韩道国、来保等一到扬州，就顺利地支出了这批盐，分别运到湖州、南京卖出，其间获利就无法算了。

加上他们在各生产工场直接定货，而不经过当地的商人或掮客，成本就更低廉。这在当时是完全可行的。因为根据史料，当时江南的手工工场相当密集，并已发展到市镇，可以用任何形式销售产品。

从西门庆对王六儿所说“就交他湖州织了丝绸来”这句话中“织”的意思判断，他采购的方式应是在工场订货坐等织出来，用的时间也不必很长。

这样，运回清河的货物获利就不是翻一翻或几翻的问题。关于销售的情况也有描写。

第六十四回说缎子铺“择九月四日开张”，“那一日新开张，伙计攒帐，就卖了五百两银子”。挪用乔亲家的五百两，一天之内就出来了。

六十七回，西门庆又问韩伙计：“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子？”韩回答说：“共凑六千余两。”可见其资本增殖之速。

除此之外，西门庆还进行就地加工。第三十三回，写西门庆在狮子街开的另一个绒线铺，雇韩道国和来保为伙计后，还“同来保领本钱雇人染丝”，发售各色绒丝，“一日也卖数十两钱”。

这还是在开缎子铺之前，他就开始雇工剥削，具有前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西门庆也偶尔在本地套购外地商人运来的货物，例如第十六回三个川广客人急等出脱一批滞销的细货，因为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其余八月中旬找完银子”，西门庆才收下了这批货。

第三十二回，写应伯爵向西门庆荐来一位姓何的湖州客商，急等着有五百两银丝要卖，西门庆用四百五十两银买了下来。

以上都说明西门庆与杭州、湖州、松江、南京、川广这些明代的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的紧密联系，起着产销之间的桥梁作用。

关于“放官吏贷”，作品没有具体的事例加以描述，难以评说。或许即借官府的地位向百姓发放高利贷，从中获利。当时也属于一种资本积累的手段。高利贷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各个时期的性质不同，要加以区别，但他与李智、黄四做的香蜡经营，却不属于高利贷性质，有的学者对此有误会^[8]。

可看这件事的起因。

这段话，再和文嫂说的“东平府上纳香蜡”一句结合看，可知是做朝廷的买卖。

朝廷要香蜡，张远芬同志考证是与当时皇帝崇信道教（佛教也一样），大量消耗有关^[9]。

此说极是。《金瓶梅》多处提到此事，亦可看出它的搜求办法：先是由揽头承下来，向民间收购（必为廉价），然后交给接受朝廷任务的州府，州府用地亩钱粮支付。李、黄给西门庆“每月五分利”，说明获利甚高，这是两头（朝廷和百姓）赚钱，不是高利贷。

西门庆还为段子铺规定了五、三、二的拆帐办法，即本人五分，合股的乔亲家三分，没有股分的伙计韩道国、甘出身和崔本均分其余的二分，透露了他的管理方针。

他注意到调动伙计经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把盈利和伙计的切身利益挂上了钩。这是颇为高明的。这些办法就是他经商致富的诀窍。

西门庆非常注意资本的不间断增殖。他说：“（金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56回）

因此他身边常常只有一些散碎银子。但他从不在土地上投资。我国传统的重农思想，但丝毫没有，这也反映了当时的资本流向，因为，利润永远是商人首先考虑的原则。

西门庆这一形象和他的思想，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反之，如果没有当时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商业及在各地活动的商人，要像《金瓶梅》这样成功地塑造出这一形象是不可能的。

在谈到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中世纪已经留下了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之前，就被当做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和欧洲中世纪大致相同。

《金瓶梅》给我们描绘了这一幅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商人资本如何积聚的生动过程。

这种资本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成熟的有利因素，但也是少数人富足起来，占有生产和流通手段的过程。

因此，在“商品交换”这一最简单、最习见的现象中，已包含了社会矛盾的一切因素，其方法，也“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10]。

西门庆商业经营的迅速扩大，已经包含了对于劳动和消费者的直接和间接剥削，这是无可置疑的。

同时，在正当经营之外，《金瓶梅》也毫不隐讳地写到这位新兴商人贪婪、权谋和机变的思想性格。

譬如，在商品运转过程中，他常常使用贿赂官府，偷税漏税的手段。他的伙计韩道国从杭州运回一万两货，就用了这种手段巧妙过关：

值万两的货物，靠行贿加取巧的办法，居然只纳了三十五两五钱银的关税！后来，来保的南京货船到，也如法炮制。（60回）但西门庆的货物能靠行贿逃税的办法畅通无阻，也反映了封建政权的腐败。

《金瓶梅》描写西门庆的种种行为，并非单纯以暴露其恶行为目的，作者似乎是为了塑造一个形象的完整性，并不是把他的性格分为善和恶的两部分。

譬如，这个人物有不凡的勃勃雄图，并不斤斤于小利的得失，同时也表现出他深知金钱和权势结合的重要性。

从历史上看，商业的发展，在封建社会里历来就受到抑制，有深刻的矛盾性，因此，商人们惟有勾结官府，借助封建政权来铺平自己发展的道路。

这是资产阶级还未成熟以前，在作品里，西门庆不惜每年化费大宗银两四出采购，向当朝太师祝寿，进献生辰担，拜干爹，又走蔡京主管翟谦的门子，送金钱，送女人，借助杨戬、王黻、高俅这类腐朽的封建统治力量，终于获得了清河地方的提刑所副千户（后来转为正千户）的官职。

此后，他又和地方势力相勾结，成为清河一霸。但他勾结官府，不过是为了达到金钱和女人这两大目的，这从作品中可以找到根据。

如，蒋竹山夺走李瓶儿，又在他眼皮底下另开一家生药铺，恨得他咬牙切齿。他终于买通了流氓，把蒋竹山痛打一顿，又通过官府，重责之后，逼令他把生药铺连夜关门。（17-19回）

为了达到长期奸占宋惠莲的目的，他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诬陷其夫来旺为贼，并买通夏提刑把他判了重刑，流徙徐州，迫地宋惠莲也羞愧自缢。（26回）为了他的伙计韩道国，他在公堂上诬良为贼，把有真凭实据的捉奸青年，一邻里的好事者打得皮开肉绽。（34回）

苗青勾结盗匪杀害主人，如此谋财害人的大事，他竟听从了姘妇王六儿的关说，并受贿五百银把苗青放了。但他未曾想到就此触犯了封建刑律，受到曾御史的弹劾，差点丢掉乌纱帽。（47、48回）

他勾结宋御史和蔡御史，请客的一顿饭，“也费够千两金银”，临了又各送一份厚礼，包括“一张大桌席，两坛酒，两牵羊，两对金丝花，两匹段红，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49回）

不然三万盐引，就将是一叠废纸。因为蔡京向朝廷奏请七件事之一的“更盐钞法”，完全是以坑害商人为目的的办法，它令商民“上纳粮草”，但关领的是旧盐钞，而“易东南淮浙新盐钞，每钞折派三分，旧钞搭派七分，令商人照所派产盐之地下场支盐”，又规定了繁琐的关卡手续，又要“限日行盐之处贩卖，如遇到过限，并行拘收”。（48回）

表面上冠冕堂皇地是为“国课日增，而边储不乏”，但纳粮草而只能换得盐钞的商人却叫苦不迭。然而西门庆却能依靠蔡御史的帮助顺利地支出盐，贩到江南，反而赚了一笔钱。

总之，他在提刑所任上干了一系列假公济私为非作歹的勾当，很难说他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做官的心理了，见第六十七回，他参与李智、黄四做东平府的香蜡供应，与昔日有点权势的徐内相发生了矛盾。

这时，由于他掌握着现有的权势，所以敢说：“我不怕他，我不怕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监里着坐，不怕他不与我银子。”

一个商人，用攫取一部分封建权力的方式来发展自己，这一奇特的方式，表现了十六世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纯性。

金钱以外，西门庆还有一种对于女人的强烈占有欲，一种兽性。他在占有女人方面是不择手段，不以单一性为满足的。

不论她地位低至丫环婢仆，还是有身份的林太太；是有夫之妇，还是行院妓女，他都不计较。他把女人当做自己的靴子一样随时替换，表现了一种变态性心理。

金钱和女人，在商业社会里，本来就有着互相诱发的作用，在《金瓶梅》里，它们常常双双地同时投进了西门庆的怀抱。西门庆的淫威和金钱的诱惑，固然是他获得众多妇女的一个因素，但在《金瓶梅》里，这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因素，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带着两笔庞大的遗产进入西门庆府的。

从作品的描写看，与“西门庆谋财娶妇”这一回目并不相符，但不管如何，两笔遗产随之落入西门庆手，李瓶儿的原夫也气得一病身亡。

在这件事上，作者对西门庆和李瓶儿双方都表示了谴责，也说明西门庆财富的积累的某种非正常性。

作品说：“西门庆自从娶李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殷）盛，外庄内宅焕然一新。米麦陈仓，骡马成群，奴仆成行……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二千两银子来，委付伙计贲地传开当铺。”（20回）

这一描述，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不过，作者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他对西门庆并未想要全部否定，给他着单一色。

西门庆，这是一个复杂的自我，在没落的封建社会，他属于那个上升的阶层，对于封建的礼教和法制带着十分的蔑视和破坏性，他的野兽般淫滥和享乐带着暴发户式的狂欢，简直是对礼教社会的示威，作者倾注全力所要写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因此不免同时又带着几分真诚的感情。

第五十六回回首诗后，作者站出来评论西门庆说：“人生世上，荣华不能常守，有朝无常到来，恁你堆金积玉，出落空手归阴。因此西门庆仗义疏财，救人贫难，人人都赞叹他的。”

帮闲兄弟常时节是值得周济。他实际上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无业贫民，穷得家里连米也没有下锅。

应伯爵说他房租无着落，“被房主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团，没个理会。如今又是秋凉了，身上皮袄儿又当在典铺里。”

西门庆的同情，不仅是当时给了他身边所有的十二两散碎银子，还为常时节后来找到的住房付了三十五两买房钱，再余又十五两，“教常二哥门面开小本铺儿，月间撰（赚）的几钱银子儿，勾（够）他两口儿盘搅过来就是了。”（64回）

中国有句俗话说“救人需救彻”，这是《水浒传》里的鲁达精神，但作者对他的赞扬，更包含了一层对于人生价值的判断，应伯爵是以“天道好还”来解释西门庆的举动的。

他对西门庆此事的评论说：“几个古人轻财好施，到后来子孙高大门闾，把祖宗基业一发增的多了。悭吝的积下许多金宝，后来子孙不好，连祖宗的坟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还哩！”

可是西门庆的出发点不同，他说：“（金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金钱常要流转，代表了商业社会的一种看法，可是“积下财宝，极有罪的，”却是西门庆的精神，作者显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

西门庆按照这个人生观行动，他不斤斤于一些小的得失，又大把花钱，“原是一个散漫好使钱的汉子”（57回）。

吴典恩借西门庆之力得了清河县驿臣这个小小的吏职，西门庆又周济他见官摆酒、置办衣冠的一笔费用。

吴典恩自己写了一张“借一百两银子，月利五分”的高利贷借据，西门庆却把“月利五分”的字样抹去，告诉他只要还本即可。

可是吴典恩在西门庆死后迫害吴月娘，是多么刻薄寡恩，怪不得作者痛骂他“恩将仇报”（31回）。

所以他的名字也是有寓意的：“吴典恩”者，无丝毫恩典之心也。

富贵无常，这是商业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因此他们重视现实的人生。西门庆是这样，孟玉楼也是这样——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中，孟玉楼可说是他真正的思想上的知音。

张竹坡对孟玉楼有极好的评价，认为她“高才被屈，满腹牢骚，故（作者）又出一机轴写之。”

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人物，多渗杂主观的成份，但对孟玉楼的评价却是比较中肯的。

这个跟从原夫开始，就见惯商业社会的沉浮的妇女，对于社会和人生有一个透辟而冷峻的看法，她说过：“常言道：世上钱财淌来物，那是常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

因此她宁肯拒绝尚举人家的提亲，决心改嫁像个男子汉的商人西门庆，说明她需要的不止是个异性。

在众多帮闲中，应伯爵也是最了解西门庆的，他对吴典恩也有一段评及西门庆的话：“常言俗语说得好：借米下得锅，讨米下不的锅，哄了一日是两晌，何况你在他家曾做过买卖，他那里把你这几两银子放在心上！”

西门庆代表的是一种充满自信的积极、自强、进取的人生态度，比起《金瓶梅》里的其他人物，他要远远超出于他们。

花子虚徒然继承了一份庞大的遗产，但他的命运却掌握在一个妇人手里，直到他无可奈何地死去，自己毫无作为。

应伯爵虽然机智诡诈，但在西门庆面前，只能做一个帮衬的跳梁小丑。那个女婿陈经济，根底不浅，钱财不少，但只知逾墙钻窟，拾人余唾，猥屑卑劣。有了个店铺（其母出资），也在吃喝嫖赌中赔了个精光。

唯有那个谐音韩捣鬼的大伙计韩道国，具备着商业社会一切才干和手段，但他心机有余魄力不足，最后也只有在一而再的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失败中告终。

《金瓶梅》的作者似乎是有意识地在比较中突出他的主人公。

这是一个真正的混世魔王，玩弄女性，但也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无感情，儿子官哥儿和李瓶儿之死，他是那么发自真诚的伤心，嘱家人务必保留她的卧室和遗物。他的号哭，以致连吴月娘也引起了醋心。

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曾流行一种看法，认为由于作者的爱憎不明，所以在描写西门庆时，缺乏彻底批判的精神。

他们批评“作者观察和评判事物时，经常表现极端的混乱……尤其是对野兽般的色情生活的描写，不是批判、憎恶、而是艳羡、欣赏、渲染。

对西门庆的罪恶活动，很多地方是写成合理的、应该的。”这种意见，代表了一种审美感受，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只是直观经验。

有的人又过多地执着于开首“酒”、“色”、“财”、“气”“四贪词”所寓的劝惩意义，结果发现与作品所写并不符契。

其实，作品所写的无非就是十六世纪中国的具有相当复杂性的一个商人，他的生活，他的发财思想和发财手段的历史。

鲁迅先生在评论《红楼梦》时说过这样的话：

其实，《红楼梦》的现实主义方法，是继承《金瓶梅》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而来的。

我们如以“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打破了人物描写的“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这样的评语给予《金瓶梅》这部书，也并不为过。

同样，在《金瓶梅》里出现的其他许多重要人物，作者的描写，也是相当饱满，有血有肉，并不是简单化的单色调涂抹，而是作了全方位的审视，从多角度、多层次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在小说艺术上，《金瓶梅》有着创造性的成就。

十六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刻的变化，社会的一部分，从经济结构、生活方式，到精神面貌，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二千年来缓慢发展的社会，这时开始了质的变动，一方面，宦官政治表现了它的极端腐朽性，明朝的统治已趋日薄西山；另一方面，农村封建经济破产的同时，城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表现为消费水平的提高，二者同时并存。

在精神领域，一方面，封建礼教仍旧严酷地统治着大多数人的思想，但在生活的某些领域，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已出现了全面崩溃的趋势，人们用新的思想和价值标准衡量事物。

可看出，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即将到来。正如马克思说过的：“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12]”

明代中叶以后社会的这一变动，是要比改朝换代还要深刻得多的历史性变革，大量历史文献还曾生动地给我们描绘这一过程，就在上举吴晗先生的文章里，就引用过这样两则材料，这里不妨再加转引：

一出于《博平县志》，撰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一出于崇祯七年刻《郓城县志》卷七《风俗》，说到流风波及于郓城这一小县的情况：
   

这是两则直接反应《金瓶梅》所写的山东南部地区社会面貌的历史材料，吴晗先生注意到作品所写的，正是这一生活的变化，但却认为《金瓶梅》写的是“封建阶级的丑恶面目，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这是极为矛盾的。

两则材料所说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当时这类记载甚多。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还有更集中的概括。

他说明代初年直至弘治，整个社会还是民风淳朴，“佃则有田，薪则有山”，“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此后就出现了变化：

几则材料，都说到商业在这一变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二县志所谓“逐末游食，相率成风”和“逐末营利”，中的“末”就是指商业，它成了社会变化的经济根源。

顾炎武说的“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概括了封建经济解体，新兴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业兴起，二者地位的交替。由此造成了“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农村破产，城市富足的两极发展。

与历史材料所叙一样，《金瓶梅》所写的清河、临清这一带也已进入了商业繁荣的社会，商肆林立，人们生活富足，许多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出入茶楼妓馆，听着“异调新声”的歌唱。

人物的中心，就是那个暴发户商人西门庆。除他以外，作为帮闲兄弟的应伯爵原也是“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10回）

妻妾中的孟玉楼，原夫姓杨，是由贩布富有起来的。他开的铺子，“一日不算，银子搭钱两大簸箩”，还搭着个雇有二三十名染工的染坊。

兄弟孟锐也做长途贩运的买卖，是个能干的小伙子。年方二十六岁，就要远抵“荆州买纸，川广贩香蜡”，再计划“从河南、陕西、汉州去，回来打水路从峡江、荆州那条路来。往回七八千里地。”（67回）

还有那个韩伙计，原来也是开绒线行经商的，只因“如今没本钱，闲在家里”（33回）一方面清河的商人不辞千里到江南、川广采货，江南、川广的客商也源源不断地把绸缎绒丝从产地运来，形成为川流不息的繁忙景象。

作品写道临清，说“从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的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92回）

南来北往的贸易，当然就使西门庆和周围富有人物享用着当时最时新的衣着用品了。

西门庆进贺蔡太师祝寿，总是南方采购来的精工细料，“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段，金碧交辉”（30回）西门庆第一次做官，骑着大白马，头戴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头狮子补子员领”，得意洋洋地游街。

等到他升任千户后，竟堂堂正正地穿起皇帝送给何太监，他又从何太监手得到的“青段五彩飞鱼蟒衣”来，应伯爵看见那“张爪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竟“吓了一跳”。

一个五品提刑千户，公然穿着这一品蟒衣，岂是儿戏。但在当时“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袴”的时代，人们对这种僭越行动，也已经司空见惯了。

礼教的观念正在被冲破，人们无所顾虑。

此外像西门庆厅堂“地下铺狮子滚绣毬毛线毯”（49回）以及作品多次提到的“绒袍”、“绿绒蟒衣”、“绿绒彩衣”、“青螺绒蟒衣”等绒制品，也都是毛纺织品。

这时，西洋的货物通过海运也源源远销到国内，并且已到了清河市民消费者手中，譬如李瓶儿拥有的“一百颗西洋大珠”，李桂姐家被盗的“水银镜子”，西门庆常用的出自“南方勉甸国”的“勉铃”，蒋竹山生药铺的波斯产冰片，西门庆进献蔡太师的“西洋布”等等，不一而足。

有了那些历史资料，读者对于《金瓶梅》里面描写的游宴无度，笙歌作乐，山珍海味的食物，逐日变化的衣着的描写，也就不奇怪了，并且了解到那些描写，都是当时讲求挥霍奢靡的市民生活的反映。

对于有一些细节的描写也就会得到理解，譬如第四十六回写的，妻妾们都有，潘金莲为什么因为自己没有一件貂鼠皮袄而气恼。

第五十六回我们还看到，在那个社会，妇女们是那么重视衣着装扮，以至二人在床上时，西门庆也要与潘金莲谈“到明日买一套好颜色妆花纱衣服与你穿”的问题，这真是一种奇特的造爱方式。

而潘金莲却提出要“李桂姐昨日穿的……他们都有，只我没有”的一条裙子。第七十七回，冬令到来，西门庆妻妾们各有一条贵重的貂鼠皮做的微博儿，小妓女郑爱月也不甘落后，指着西门庆索要。

那种争奇斗胜，反映了商业社会的风气和心理。甚至那个穷的精光的常时节，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二两散碎银子之后，买了等着下锅的一点米和一块羊肉之外，不惜去花六两五钱银子去买回五件衣服，装扮自己和老婆，着实“欢天喜地过了一回”，小市民的心理写得多么生动。

在《金瓶梅》里，我们看到，在西门庆权势所到的地方，一切封建的尊卑等级的严固秩序被破坏殆尽，代之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金钱交易”。

“金令司天，钱神卓地”，金钱像魔鬼一样成为这个社会左右乾坤的力量。

他凭着自己的生辰担、金钱、女人，出入当朝太师府第，交结权门，并让自己这样一个不通文墨的商人穿上五品朝服，出入宫廷。他霸居一方，一大群大小官僚和太监都来向他巴结，过路的巡按、御史、状元都与他屈尊交往，身为皇亲的乔大户不惜来与西门庆攀亲。

他妻妾成群，但这并不能满足他的无限的情欲，一切他看中的女人，他都必定达到占有的目的。

在金钱这一恶魔的指挥下，这些形形色色的妇女可以抛弃一切廉耻，置宗法社会的伦理观念于不顾，投身到西门庆怀中，在一夜之间的献身中，去填补西门庆的餍足。

包括那个颇有身份和地位的“上等妇女”林太太，也愿以自己半衰的姿色去取得西门庆的欢心和自己的本能需要。

封建制度下的道貌岸然，一切被“温情脉脉的纱幕”所掩盖的欲念和伪善，统统被这个混世魔王打得落花流水而现出原形。

在《金瓶梅》里，没有以前许多小说几乎都有的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的说教，商业社会的一切，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正在于此。

贞操的观念，在商业社会里，似乎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这在同时的一些短篇小说里已有反映。

譬如拟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里的蒋兴哥，他外出经商，发现家中的妻子王三巧有了外遇，他首先是痛苦的自责：“只为我贪着蝇头微利，撇她少年守寡弄出这场丑来”。

待到后来蒋兴哥有难，反过来却靠已改嫁的王三巧的救助而脱难，最后夫妻终于谅解而重归于好。

这个失去贞节而不受谴责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觉醒。在婚姻问题上，尽管仍存在着“父母之命”的封建形式，但已不是纯粹的封建联姻。

乔大户女儿和官哥儿的订亲，虽然也是一种“权衡利害的婚姻”，但让一个封建皇亲与一名暴发户商人订亲，却颇有点象征意味。

反之，没落的商人韩道国送亲女给蔡京的大管家翟谦为妻，又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商人阶级还只能靠自己的泯灭人性的无耻向封建权势攀附。

但孟玉楼的改嫁西门庆，却更富有时代精神。

孟玉楼丈夫死去，她原夫的姑妈和母舅张四都愿意她改嫁——这在理学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

张四代她选定了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并且是继室，但她自己却选中了西门庆，即使为妾也心甘情愿。在科举门第和富有男儿气的商人之间，她选定了后者。

娶亲那天，张四出来阻拦，孟玉楼哭着抗争，姑妈杨氏却站在侄媳妇一边，数落张四说：“少女嫩妇的，你拦着不教她嫁人，留着她做什么！”

众街坊竟也异口同声地支持：“姑娘（姑妈）见得有理！”结果孟玉楼胜利了。

送亲的人中除了姐姐孟二姨之外，居然还有原夫的兄弟杨宗保，以后原夫杨家与新夫西门氏家来往不断，成为通家之好。

《金瓶梅》所写的孟玉楼改嫁，反映了当时婚姻观念的变化与解放，而且我们感到，作者的同情和倾向，显然是在孟玉楼一方面的。

小说中的性描写，并非《金瓶梅》所首创，话本如《金主亮荒淫》、《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等就表现出来。

这类作品，一是暴露统治者的荒淫，一是揭示人类的本性，虽然并非毫无意义，但有时一些恶俗的趣味，令人不堪卒读，反而影响了作品的流行。

前后于《金瓶梅》的，还有《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三言》、《二拍》中也有不少篇什属于这类。

《金瓶梅》的秽亵描写，又多得利于《如意君传》，可见它还不是始作俑者。

《金瓶梅》在它问世的数百年中，一直被视为“淫书”而被禁锢和批评。鲁迅先生不同意这种“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的看法，认为《金瓶梅》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并说这是一种“时尚”，是颇有见地的。

但鲁迅先生归结为不过是统治者崇信道士，迷恋房中术有关，是“颓风波及士流”的结果。看西门庆服食胡僧药等种种表现，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公开的，不以为羞耻的房帏秘事的描写，和人们对于金钱、权势的赤裸裸追求一样，不能不与当时许多观念的变化有关。

明代较《金瓶梅》稍晚的，由冯梦龙、凌濛初分别编撰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的大量作品（包括一部分前代作品的改编），反映了明代当时的审美情趣。

有一些充满淫秽描写的作品，其精神实质表现了对于宗教、封建礼教和理学对于人性禁锢的批判，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的色彩。

譬如《三言》中的《月明和尚度柳翠》、《明悟禅师赶五戒》，《二拍》中的《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等就是。

另一些作品，如《酒中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抱怨》，揭露清净佛门的尼姑帮助他人奸骗女子，也很有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纱衖》里，既写了一对情人的情爱，又描写了众尼们不守清规的效法，有赞美、有同情、也有讽刺。

这些作品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但有着一种反禁欲主义的时代精神，拿来和欧洲人文主义时代讽刺和揭露宗教神学的徐渭的作品，如薄伽丘的《十日谈》相比，会发现有许多相似。

有的作品，如《二拍》里的《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入定》、《任君用咨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等，除了作者在里面外加了一些因果报应的说教以外，在《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都可以找到它类似的篇什。

在薄伽丘和乔叟的这些短篇故事里也有不少性行为的描写。我们暂不来比较中西文学史上都存在的这类作品中性行为的描写的是非高下，文学作品中肆无忌惮的性描写永远也不应作为一种目的而加以提倡，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社会思潮和创作思潮，从欧洲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中，是否可以获得某些启示，而不致于完全否定。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变动，出现了如王夫之所说的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礼教的统治受到无情的冲击而开始动摇。

这也是一个觉醒的时代，人的价值被发现，人们认识到自我的存在与要求。性观念在市民社会得到解放，这就是那些反宗教禁欲主义和束缚人性的礼教的作品产生的思想基础。

但在文学上，尤其是与市民生活联系较密切的通俗小说中，有时就像决堤的江水，造成泛滥。

明代的这类作品不同程度的都存在这一缺憾。《金瓶梅》可视为它的代表。它的淫滥描写，远远超出了当时人性的正当要求的范围。

尽管对于暴露西门庆这一的暴发户商人的私生活和变态性心理，有某种合理性，但我们终究要承认它艺术上的缺陷，如像这部小说的整个倾向一样。

它在细节描写上是圣手，整个布局和情节的穿插，都突破了过去小说的传奇性和单线发展的传统，可是作者对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表现出理性把握的贫弱，在生活的描写中缺少概括和提炼，有时我们看到作者未免也混迹在自己的小说中充当一名角色，发泄着低级庸俗的欣赏情趣，在思想境界上，有时又暴露出作者不过是一个世俗的庸人。

作品缺乏明确的主体意识，缺乏理想，缺乏美和对于光明的追求，致使这幅十六世纪中国的风俗画难以在典雅的厅堂中悬挂起来，令人遗憾不止。

出现这一现象，除了作家个人的思想艺术修养之外，也还有社会历史的客观原因。

中国十六世纪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远未能促成一个自觉的资产阶级的产生。

在思想领域，反映市民阶层和新兴商人、手工业者利益的启蒙思想家，如当时王学左派的人物和李贽等，他们的主张，还主要表现在对旧世界和礼教统治的冲击和破坏，思想理论上批判有余而建树不足。

当时的情况，甚至不能和欧洲历史上曾经形成的强大的人文主义运动相比。更何况欠缺着十八世纪欧洲那种成熟的条件，有一系列杰出的人物：

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以及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等等，为资产阶级构想出一幅共和国的蓝图，他们公然打出“天赋人权”的旗帜，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鸣锣开道。

因此，在封建专制和礼教的统治仍有顽固基础的中国，《金瓶梅》在思想上的不成熟就不奇怪了。

欧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的成熟，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巨匠和杰出的小说，是由深厚丰富的创作经验的积累和思想上的高屋建瓴两个条件构成的，像《金瓶梅》所描写的事件和题材，缺乏一定的审美理想，是难以达到相当的高度的。

十九世纪初，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司汤达的《红与黑》里塑造了一个“多余人”典型于连，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中给我们塑造过俄国第一代资产阶级代表阿尔达莫诺夫。

西门庆和他们应属于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文学中出现的同一系列的典型。相比之下，西门庆这一形象缺乏本质的鲜明性，有时淹没在过多的放浪声色的繁琐描写中。

但这只是就某一点来说的，如果放在同一个时代看，十六世纪中叶在我国产生的这部《金瓶梅》，仍有其卓然特立的成就，置之于世界文学之林，它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根据徐州《金瓶梅》

讲习班讲稿改写而

  1986年11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