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研究一直是“金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在明清小说评点中，人物形象与塑造艺术的剖析便是十分重要的内容，现代以降，郑振铎、赵景深等对此均有所关注；近年来，《金瓶梅》人物研究依然“热度”不减，相关论著也不断涌现，[①]并形成了广泛的学术讨论，[1]涉及人物原型考证、思想内涵、艺术特性和审美价值等多方面，然而在此“繁华”背后，也透露着《金瓶梅》人物研究的“窘境”，即大多数研究仍着重于人物性情、命运的考察，而缺乏对人物所蕴含的时代文化精神的发掘，这在根本上限制了人物研究的深度。早在世纪之初，就有学者提出《金瓶梅》的研究“要将重心转移到文化精神尤其是文化哲学意义的研究上来”[2]，但在人物研究方面，相关成果凤毛麟角。[②]
“恋物”“玩物”是晚明之生活时尚，对士人的文化人格产生深刻影响；“物”与“物欲”及其背后的日常生活问题是晚明思想界的核心话题；[3](P19)在明清之际的文化反思中，“玩物丧志”又构成了士大夫言论中的重要话题，从中可知，围绕“物”的实践与思考是晚明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
晚明士人恋物成痴、成癖，从儒家文化角度而言，是伦理主体人格的“物化”；而《金瓶梅》正是晚明士人“恋物”文化精神的“市井化”表现形态，小说人物“痴执”的人格特质则折射着他们文化人格上的痴、癖。
儒家文化是从伦理主体对外物的沉溺这一角度来理解“物化”的，《礼记·乐记》云：“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4](P471-472)在《乐记》看来，对外物无节制的好、恶，会导致“人化物”；至宋儒程颐将人的这种发展倾向凝练为“物化”这一概念：“人之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5](P589)程子的“物化”论得到朱熹、张栻、吕柟和王阳明、吕坤等宋明儒家的积极回应，形成了儒学的“物化”论传统。[3](P67-70)儒家的“物化”意味着作为伦理主体的人沉溺“物欲”，丧失礼仪道德，不复明辨是非善恶；也意味着主体自省能力的丧失，“知诱于外，不能反躬”[4](P471)。《金瓶梅》中，西门庆等执着财色欲望，抛卸伦常，至死方休，带有明显的“物化”倾向，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现象，如有学者从城市书写的角度提出《金瓶梅》表现了个体在城市中的物化，而西门庆是不折不扣的“拜物教的信徒”[6]；也有学者认为《金瓶梅》妾妇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中国妇女从“封建伦理型”向“金钱物化型”的嬗变，是奴性深化的表征。[7]这些研究颇有启发，但却并未发掘出人物“物化”背后的人格特质及其与晚明思想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而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
《金瓶梅》中的人物活跃于市井之间，这里充斥着令人目眩的美色、美食、服饰和器玩，它是诱人欲望的“物”之世界，并以“物”为纽带构建起的了“财色”化的社会关系，它也是“物质性在人的日常生存、情感、审美和精神生活领域的全面凸显”[3](P93)的“物化”空间。《金瓶梅》常被人视为“淫书”，原因就在于其中大量的“色情”描写，杜贵晨认为《金瓶梅》以“色情”描写为中心，是“伟大的色情小说”[8]。对小说人物而言，《金瓶梅》的“色情”不只是“性交”，还在于它所营造的无所不在的美色“诱惑”的欲望氛围，几乎笼罩了主人公西门庆的生活。在外，是妓女、姘妇组成的市井美色；在内，是妻妾与众多丫鬟、仆妇聚集的庭院美色，它们共同构成了主人公西门庆“色诱”空间。清河县城是个繁华的小城镇，近在咫尺的临清码头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9](P1923)，县城也妓院众多，文中提及名姓的就有李、郑和吴等十二家，而鲁家妓院所在的蝴蝶巷更有十数家妓院，仅此合计，这里的妓院也在二十家以上，此外还有不少“私窠子”。众多妓院营造了清河市井社会情色诱惑的空间，所以西门庆自幼便得以在“三街两巷游串，也曾养得好大龟”[9](P118)。小说家多次叙及西门庆留恋妓院的场景，如五十九回写他访嫖郑月儿的情景，“但见瑶床绣幕，锦褥华裀，异香袭人，极其清雅，真所谓神仙洞府，人迹不可到者也”[9](P1164)，谈话间郑月儿言语伶俐，善解人意，视其体态则见“肌肤纤细，牝净无毛，犹如白面蒸饼一般，柔嫩可爱。抱了把腰肢，未盈一掬，诚为软玉温香，千金难买”，而性事之中，“愈觉销魂”，“不胜欢娱”。[9](P1166)
虽然嫖客与妓女是赤裸的商业往来，嫖者奉上白银，妓女献出身体并托出一片虚情假意；但妓院中“销魂”的美妙感受仍使嫖者流连忘返，是以在梳笼李桂姐之后，西门庆竟流连月余。与妓院相照应，西门大院中亦女色辐辏，如金莲之美貌妖娆：“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论语态，似红杏枝头笼晓月”，不仅西门庆一见“酥了半边”[9](P103)，吴月娘也叹赏金莲之美：“怪不得俺那强人爱她。”[9](P221)如孟玉楼之天然俏丽：“貌若梨花，腰如杨柳，长挑身材，瓜子脸儿，稀稀几点微麻。”[9](P222)西门庆一见，便满心欢喜；其他妻妾也各有姿色，如吴月娘“面如银盘，眼如杏子”，李娇儿“肌肤艳肥”，孙雪娥“五短身材，体态轻盈”。[9](P222)稍后嫁入的李瓶儿“生的甚是白净，五短身材，瓜子儿面，细湾湾两道眉儿，且是白净”，西门庆初见之下“魂飞天外”。[9](P294)妻妾外，丫鬟与家人媳妇中亦不乏美女，如春梅和宋惠莲，尤其惠莲“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 [9](P476)大院中的西门庆犹若皇帝，所有丫鬟、仆妇，凡入法眼者，皆愿投怀送抱。从以情色吸引或诱惑西门庆的角度，西门大院与妓院的女人们实际上并无二致，虽然前者看重情感满足，后者图财。《金瓶梅》的市井世界也是“品物”繁盛和时尚诱人的。《金瓶梅》是物的世界，举凡饮食、服饰、器物等，无不给人以繁富之感，如饮食之物。小说对饮食的描述是多层次的，借助于礼仪性的宴席，展现了饮食之丰富与华美，如四十三回西门庆招待新亲乔五太太，仅开筵前的茶点便“每桌四十碟，都是各样茶果、细巧油酥之类”[9](P865)，宴席之丰美自不待言。在这类宴席描写中往往会点出一些“压轴”大菜，如四十一回乔大户家宴席上的“水晶鹅”、“炖烂烤蹄儿”和“献烧鹅”，又如六十五回六黄太尉宴席上的“献烧鹿”、“花猪”、“百宝攒汤”和“大饭烧卖”等。但小说真正写出美味之诱人却是借助于家常肴馔，如“糟鲥鱼”、“腌螃蟹”、“烧猪头”和“银丝鲊汤”等，对于这些美食，小说家往往不嫌繁琐写其形态、做法和口感等，如六十一回对腌螃蟹的描述：“四十个大螃蟹，都是剔剥净了的，里边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儿团粉裹就，香油煠酱油醋造过，香喷喷，酥脆好吃。”[9](P1213)这类日常美味还有些是小零食，如酥油泡螺儿和衣梅，西门庆称衣梅“都是各样药料用蜜炼制过，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这般美味。每日清晨噙一枚在口内，生津补肺，去恶味，煞痰火，解酒尅食，比梅酥丸更妙。”[9](P1354)西门庆在介绍衣梅时特地说是“小介杭州船上捎来的”[9](P1354)，这里的“杭州”不仅点名物品之产地，实际上也是对时尚的表达。晚明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达，苏杭等地成为“时尚”象征，所谓时尚“无非就是以服饰、器用等‘物’为标识的生活品味和生活方式”[3](p22-23)。《金瓶梅》中的时尚之“物”往往可见，在饮食上，除衣梅外，还有鲥鱼、鲜乌菱、鲜茡荠和枇杷果，以及南酒、金华酒等。在服饰上，“一窝丝杭州攒”是非常流行的发式，李桂儿、郑月儿和潘金莲等女性常如此梳妆；产自苏杭、扬州的绸绢衣服在小说中经常出现，并被作为贵重之物，如给蔡太师祝寿之礼中有杭州置办的“锦绣蟒衣”、和杭州织造的“大红五彩罗缎纻丝蟒衣”，代表着南方时尚的书童穿“苏州绢直裰”，西门庆为众妻妾裁制的衣服“贴里一色都是杭州娟儿”，郑月儿以“鹅黄杭绢点翠缕金裙”，装扮自己，西门庆在京城给何太监家送的礼中有“两匹南京五彩狮补员领”，等等。此外，擅于南曲的书童、春鸿、海盐子弟和妓女李桂儿等在小说中备受西门庆和其他仕宦的喜爱。以“物”纽带，《金瓶梅》构建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对《金瓶梅》中的人际关系，张竹坡有十分精彩的论述，其间的关键词是“真”“假”和“冷热”，他说：
天下最真者莫若伦常；最假者莫若财色。然而伦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妇，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辈。
噫，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将富贵而假者可真，贫贱而真者亦假。富贵，热也，热则无不真；贫贱，冷也，冷则无不假。不谓冷热二字，颠倒真假一至于此也！[9](P2101)
张竹坡是从儒家伦理的角度谈论真、假人伦关系的，所谓“真”，即基于血缘的父子与兄弟关系；所谓“假”实际上便是因财色而结成的亲属关系，如干父子、干兄弟等。《金瓶梅》中满眼所见者尽是假父子与假兄弟，如蔡京因收取了西门庆大量的财货而收他为“干儿子”，王三官因母亲与西门庆通奸而拜他为“干爹”，妓女李桂儿和吴银儿为了借助西门庆的财势而分别拜认吴月娘、李瓶儿为“干妈”，应伯爵等人因为趋附西门庆而与他结为兄弟，等等，另一方面，韩道国的兄弟韩二与嫂子王六儿通奸；花氏兄弟因财产分割不均而对簿公堂，花子虚因此而亡，真正的血亲兄弟却因为“财色”而没有伦常之义；韩道国与王六儿、武大与潘金莲、花子虚与李瓶儿等虽有夫妻之名，却因财、色的追求而使夫妻关系扭曲，失却夫妻之义，沦为“假夫妻”。作为小说叙述中心的西门庆大家庭，实际上也主要因财色而纽结起来，潘金莲因色美，李瓶儿因财富，孟玉楼财色兼有，才得以成为西门庆的妾室。显然，《金瓶梅》中的伦常关系乃因财色媒介才得以建立，它随着西门庆财势的扩张而“热”，也因西门庆的死亡而不复存在。清代学者文龙在评点西门庆及其家庭成员的社会交往时说：
“及观其往来者，无非戏子、姑子、婊子、小优儿、媒婆子、糊涂亲戚、混账朋友、王八伙计。
即或有显者来，大抵借地迎宾，摆酒请客，与主人无干涉。俨然一个大酒店，阔饭铺，体面窑子，众兴会馆。”[9](P1528)
言外之意，《金瓶梅》中围绕西门庆大院展开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是商家与顾客间的财色交易。人际关系以财色纽带意味着儒家伦常中“亲亲”之义的沦丧，关系的缔结不再以人伦道德为据，趋于“物化”——也即财色化，而在这种“物欲”弥漫的氛围中，小说人物的物化也自然而然。
绣像本《金瓶梅》第二十回回目为《傻帮闲趋奉闹华筵痴子弟争锋毁花院》，与词话本该回目《孟玉楼义劝吴月娘 西门庆大闹丽春院》相较，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于对人物个性的突出：“傻帮闲”与“痴子弟”，结合文本内容可知，帮闲未必“傻”，但子弟之痴却是带有几分天真呆傻之气，自然也有对妓女李桂儿的迷恋之情。无独有偶，张竹坡也以“痴人”来概括小说人物，他在《金瓶梅》第一回回评中针对全书人物与立意说到：“上文一律、一绝、三成语，末复煞四句成语，见得痴人不悟，作孽于酒色财气中，而天自处高听卑，报应不爽也。是作者深明天意以立言欤。”[9](P49)宇文所安认为，金瓶梅是“充满痴迷的”[10](序，P1)，这里的“痴”自然是人物之“痴”。“痴”应是《金瓶梅》人物的主要特质。所谓“执”可以引申为主体沉溺私欲的生存状态，钱钟书云：“‘天地’无意志，不起我相，故不‘自’生；人有意志，即陷我执，故成‘其’私。”[11](P36)西门庆等人物乃痴人“痴”性，“痴执”是他们沉溺物欲的人生情态。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清的《金瓶梅》评点中，用以人物批评的术语中，出现较多的不是“痴”，而是“愚”、“昏”和“迷”等，但名异而实同，它们是从具体人物和情节对“痴人”之“痴”性的解读。“痴”作为一个表达人格特质或人类病症的文化范畴，在先秦即已出现，如《太平御览》所引《周书》逸文云：“太公望忽然曰：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大事不成。”[12](P2244)《山海经•北山经》云：“（人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13](P103)两汉时期，文献记述中的“痴”字已有较多运用，许慎《说文解字》云：“痴，不慧也。从疒，疑声。”段玉裁注：“痴者，迟钝之意。故与慧正相反。此非疾病也，而亦疾病之类也。”[14](P353)可见在人们的理解中，“痴”介于病与不病之间，是一种智力或精神上的不足或缺陷。由此可见，“痴”内在地包含着精神气质或者智力上的愚、昏、迷等状态，如小说家借吴神仙卦辞判语中说李瓶儿“根上昏沉”[9](P608)，绣像本评者说李瓶儿“性实愚”[9](P1001)，实际上都是对李瓶儿性情“不慧”、“迟钝”这一“痴”性的表达。其实，《金瓶梅》中的许多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带有这种性情上的“痴”，如西门庆，绣像本评者称之为“痴子弟”也带有这样的意味，迎新纳旧乃娼门中之常态，西门庆竟以为只要出钱包养着李桂儿便可获相应的情分，李桂儿也能对自己保持一份必要的“忠诚”，但对妓女而言这种想法实在是有几分天真和傻气。文龙称评论西门庆的这种行为是“愚人之愚”[9](P447)。当代学者格非也说西门庆在与应伯爵和李桂儿等人打交道中显得“肤浅和愚痴”，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孩子气的任性，洋洋自喜乃至天真”[15](P37-38)。又如武大，他对妻子潘金莲与西门庆偷情展开了“奋不顾身”的抗争，却因此为王婆等人合谋毒死，令人费解的是，此前潘金莲亦时时与张大户通奸，武大只是视若不见而已，何以此时反而如此固执于金莲的偷情呢？或在于此时有武松在，可以为之撑腰！又如秋菊，对于金莲与琴童、陈经济的偷情的揭发，也是不畏“强暴”，执著“首告”，一段痴性也令人费解。其他人物如来旺、孙雪娥和陈经济等人，他们的不少行为中也都带有几分痴性。实际上，“痴”也是晚明士人欣赏的人格特征之一，在时人的心目中，“痴”往往与深情相联系，冯梦龙《情史》中“情痴类”，张潮在《幽梦影》云：“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16](P38)，潘之恒《情痴》云：“故能痴者而后能情, 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17](72-73)显然痴也是带有精神专注或性情上的偏执之意。然而，《金瓶梅》对人物“痴”性的表现主要不是从精神气质，更非表现人物之情真与情深，而是着重从“物欲”方面展现人物的“痴执”。
如李瓶儿的“痴”性一方面是“根上昏沉”，以至与她在与潘金莲、孟玉楼等人的家庭较量中先丧其子、后丧其身；但她的人格里还有另一层面的“昏”，是色欲之昏、淫欲之昏，李瓶儿对西门庆说：“你就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9](P424)显然，李瓶儿因贪恋情欲而痴迷西门庆，乃至于暗输财货，致死丈夫。实际上，在明清《金瓶梅》评点的人物评点中，诸如“淫昏”、“色昏”、“利令智昏，色迷心窍”和“贪财好色，神昏意迷”之类用语很多，它们内涵的正是人物性情的“痴”性，而“痴”性的现实表现则是他们沉迷、固执于欲望的人生情态。《金瓶梅》人物的痴执集中表现于对情色的沉溺与偏执，其中最突出的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庞春梅等人。西门庆对美色的索求可谓无所底止，他的性活动几乎无日无之，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到东京为蔡京庆寿，晚夕于翟谦的书房独宿，小说家直言：“独宿，西门庆一生不惯，那一晚好难挨过。”[9](P1084)西门庆的美色索求是“多多益善”的，媒婆冯妈妈嘲谑他是“坐家的女儿偷皮匠，缝着的就上。”[9](P759)在小说的前三十回中，西门庆于紫石街意外遭逢潘金莲，在王婆的“说合”下西门庆遂其淫欲，此事未已，迎娶孟玉楼，接着娶进潘金莲，收用庞春梅，然转眼间，又梳笼李桂儿，仅月余便与李瓶儿通奸，玉楼、瓶儿的使女兰香、迎春、绣春也为其揽入怀中。在加官生子后，西门庆性欲的放纵更为恣肆，先后淫媾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郑月儿、林太太、贲四嫂、惠元，其间还有男色——书童和王经，并垂涎黄氏、蓝氏。西门庆对性欲的追求是不恤身体健康的，小说第七十八至七十九回正值节间，连续的酒色过度已使他感到“腰腿疼”、“懒待动旦”[9](P1651-1652)，乃至于不时在酒宴上便齁齁大睡，然而依旧奸淫惠元，并借助梵僧药与王六儿疯狂交媾，尤其从王六儿处回家至潘金莲房中，“丢倒头在炕上，齁睡如雷，再摇也摇他不醒”[9](P1648)，身体困惫已极，却仍不拒潘金莲的性欲要求：“怪小淫妇，只顾问怎的？你又教达达摆布你。你达今日懒待动弹，药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儿内，你拿来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来，是你造化。”[9](P1684)西门庆因此精尽而亡。与西门庆相似，庞春梅同样以淫死，她与周义淫通，生出“骨蒸痨病症”，“减了饮食，消了精神，体瘦如柴，而贪淫不止。”[9](P2067)某夕淫媾之后，死于周义身上。潘金莲的性欲追求亦令人感叹，无论身份之富贵贫贱，相貌之俊美丑陋，身体之雄壮猥琐，年龄之老迈与幼弱，皆可与淫，如西门庆、张大户、陈经济、王潮儿、武大郎和琴童等。金莲的这种毫无拣择的淫行着实令人费解，尤其第五十二回中，潘金莲与服过梵僧药的西门庆一夕疯狂后，性欲得到极大满足，不料隔日便与经济偷情，清代学者文龙对此表达了困惑：“最难解者，金莲已试其药矣，谅亦可以餍足。乃仍不肯安分片时，岂淫妇除此一事，再无别事乎？”[9](P1047)其实文龙的另一评点实可解此困惑：“盖淫人之淫初不因乎情，渐不因乎色，但遇淫人，即动淫兴；其始犹知选色，其继遂一味贪淫。”[9](P1571)即潘金莲等人之淫与情爱无关，仅为淫而已。当代学者甚至认为潘金莲和西门庆等人是“性瘾”患者，性冲动若得不到满足，便会产生难以控制的焦虑与狂躁。[18]潘金莲等无视伦常、不择对象的性行为是为性而性、为淫而淫的偏执，也是人为物役和人性的“物化”。当然，《金瓶梅》也表现了小说人物其他方面的痴执，如吴月娘的佞佛信神，她时时请王姑子、薛姑子等尼僧至家中宣卷、念经和做法事，也请刘婆子等至家中跳大神，为官哥、孝哥儿治病，刘婆子的炙醮正是官哥儿之死的重要原因；尤其，西门庆死后，她不顾家中幼子、寡妇，依然决然赴任泰山烧香的行为。绣像本评者批评月娘：“托家缘幼子于一班异心之人，而远出烧香，月娘亦愚而多事。”[9](P1776-1777)实际上，西门庆死后，李娇儿急于出门，孟玉楼亦颇有再嫁之心，尤其潘金莲，在吴月娘心中，她正是害死官哥的元凶，然而正是在此情形下，月娘仍远赴百里之外烧香还愿。在传统社会中，月娘以新寡之身份，抛舍家中之幼子、偌大之家业，而远出烧香，是甚为无礼的举动，无怪乎竹坡愤愤不平：“……岳庙烧香！噫!月娘之罪，至此极矣！”“此书中月娘为第一恶人、罪人，予生生世世不愿见此等人男女也。”[9](P1775-1776)又如韩道国夫妇的财货之痴，为了获取钱财，韩道国“纵妇争风”，让妻子王六儿与西门庆通奸，主动为之提供便利，并叮嘱：“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得这个道路！”[9](P778)西门庆死后，韩道国又让王六儿和女儿韩爱姐为私娼赚钱，最后与王六儿一起追随了湖州嫖客何官人。儒家文化视野下的“物化”指个体为追求耳目口腹之欲而泯灭道德伦常、丧失天性，[3](P70)它在内涵上近于马克思所言人的“异化”，即追求直接的、片面的物质体验和享受，而不是“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9](P85)，但更强调主体道德意识的磨灭和由此带来的道德混乱，如《礼记》所云：“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4](P472)在《金瓶梅》中，无论是精神气质之痴傻，还是财色之沉溺，小说家都借助人物对财货、情色等外在之物的追逐表达出来，在这种追逐中，所谓的道德、人伦乃至生命都已在所不惜，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正是在这种欲望的沉溺中丧失生命。有学者在评论应伯爵等帮闲人物时说到：“应伯爵和谢希大等人，他们好像有一个无法填饱的肚子，似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节间的他们紧随主顾，对各类饮食来者不拒。”[20]欲壑难填，而又痴执于难以填满的“欲壑”，人成为了欲望的奴隶，这是人性的物化。
实际上，“痴”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人格范畴，尤其魏晋之际，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或审美人格的“痴”被广泛欣赏和接受，它一方面指个体对热爱之事“得意”“忘形”，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世俗的人格特征，或为特异的思维、思想和言行举止，或为现实生活中的不通人情世故，显得呆傻、幼稚；另一方面也用来指称所谓的“痴”气人生，也即包蕴着朴拙、厚重、深沉、稳健和大智若愚的人生修养与境界。[21]魏晋士人的“痴”对后世文人品格和叙事文学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如《红楼梦》作者的“痴人”说梦与贾宝玉的“痴病”。金瓶人物的“痴”性内涵显然不同，如果说魏晋文化人格中的“痴”所透露出的是执著的精神追求、“浑忘形骸”的审美境界，那么《金瓶梅》中西门庆等人的“痴”则是对财色欲望的沉溺以及由此造成的精神昏聩，表达的是一种人为物役的世俗情态和“物化”人格特质。
“魏晋名士尚玄谈，喜庄老，放浪形骸，以肉身为精神放达之牢笼；而《金瓶梅》所折射的却是与魏晋时尚完全相反的一种社会景象与思想倾向，人们放纵身体之欲望，而不注重身心之修养，‘心’似乎成为肉身自由之羁绊。”[22]
在阳明心学的视野中，“心”是至善本体，从此而言，《金瓶梅》小说人物的痴乃是无“心”之痴。《金瓶梅》小说人物的痴性是溺于物欲无所反省。不少研究者都注意到，《金瓶梅》极少叙及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动，如浦安迪说：“每一位《金瓶梅》读者都了解，小说的叙述重心偏重于肉体——酒、色、财、气的要求，而非心灵的体验。在不少地方，故事的中心人物西门庆、潘金莲甚至李瓶儿，他们的心灵在一定意义上说似乎是全空的，那就是说，内心仿佛空无一物，除了偶尔兴起的食欲或最多一时感情波动之外，根本没有自我意识可言。”[23](P134)他们似乎是无“心”的，如被各种欲望牵引的木偶。实际上，他们并非无“心”，只是“心”为“物”蔽，从自我利欲出发行事，失去了善恶是非的判断能力；或者说根本不做善恶是非的判断，只是唯利是图，随“欲”而安。“心”是阳明哲学的核心范畴，王阳明说：“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24](P106)在阳明心学中，心是至善本体，也是判断是非的“主宰”，“夫学贵得知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24](P66)在《金瓶梅》中，即便被张竹坡称作“不是人”的潘金莲也并非没有值得称道的善行，如小说第一回中，武大因在紫石街“住不牢”，于是便与金莲商议别处赁房居住，金莲说到：“贼馄饨，不晓事的，你赁人家房住，浅房浅物，可知有小人罗唣。不如凑几两银子，看相应的典上两间住，却也气概些，免受人欺辱。”当武大说没钱时，金莲道：“呸，浊才料！你是个男子汉，倒摆布不开，常交老娘受气。没有银子，把我的钗梳凑办了去，有何难处！过后了有银子再治不迟。”[9](P81)于此，评点者纷纷称道：“此处亦复能贤”，“本来犹可为善”[9](P81)；当代学者田晓菲说此时的金莲“实在是贤惠有志气的妇人”[10](P7)。如李瓶儿，她再嫁西门庆后，深爱西门庆，谦和忍让，与姊妹和睦相处，善待丫鬟小厮，亦不可谓不善。即便西门庆也时时接济贫贱朋友，如常时节。然而，他们并不以为所行之善事为善，如五十六回西门庆接济常时节，应伯爵称赞他轻财好施，他却说：“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9](P1101)西门庆并非从“善行”的角度来理解他的周济行为，而是认为“积财”有罪，钱财应始终处于流通中，这显然是商人的眼光，绣像本评者说“西门庆始终用财，不出此意” [9](P1101)，也即无论行贿送礼、包养妓女抑或雇佣打手，均是如此。
同样，三十四回中，李瓶儿因书童拜托，向西门庆讨人情，要免打并释放车淡等人，却不问事之皂白，而是说：“我的哥哥，你做这刑名官，早晚公门中与人行方便儿，也是你个阴鸷。别的不打紧，只积你这点孩儿罢。”[9](P704)这不禁令人疑惑：难道西门庆的纵恶亦能为官哥儿积阴鸷？显然，所谓的善恶是非的判断在这里并不存在，似乎也不重要。从阳明心学的角度，《金瓶梅》中的许多人物没有善恶是非，或者不能做善恶是非的判断，这实际上是良知的泯灭，“心体”的蔽塞，王阳明说：“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所胜、气所汩者，志不立也。痛惩其志，使习气消而本性复，学问之功也。”[24](P812)然而，正如上述，《金瓶梅》所构筑的是一个物色眩惑、物欲纵横的市井世界，小说人物时时浸润其间，宗教徒不“习学经典”，读书人不事修德尚礼，为官者只知贪贿结党，从商者更是唯利是图，“贪欢不管生和死，溺爱谁将身体修”[9](P168)，所谓以“学问之功”“痛惩其志”，在《金瓶梅》中是找不到的，所谓的“善念”与其中的多数人物也是了不相关的。是非善恶的明确判断是人反躬自省的前提，然“知诱于外，不能反躬”，痴执于欲望追求的金瓶人物没有自我的反省，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反省能力。是非淆乱，没有反省的人生是无所畏惧的，《金瓶梅》所叙西门庆之人生旅程并非没有“挫折”，甚至面临灭顶之灾，如第十七回中，因为杨戬被弹劾，陈经济至家中避难，西门庆惊骇万分，“魂魄不知往哪里去了”，他清醒的知道“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倘小人指搠，拔树寻根，你我身家不保。”[9](P374-375)又如，官哥、瓶儿的夭死，尤其李瓶儿的死使他伤心欲绝。即便如此，西门庆对财色的痴执依然如故。在小说第五十七回中，西门庆施舍千金助永福寺重修寺院，一向信佛的吴月娘趁机劝他以后要多发善念、积阴功，少做贪财好色之事，不料西门庆笑应：
“你的醋话儿又来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缘簿上注明，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诌乱扯歪厮缠做的？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9](P1122)
小说人物的无所畏忌，对神灵的公然亵渎，对自我贪财好色之恶行如此义正辞严，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了。然而，小说人物痴执物欲、无所畏惧，并不意味着小说家无所反省，如张竹坡在结局中评曰：“一部繁华富贵，以灯影描之，以梦境结之，大是儆人痴念。”[9](P2084)田晓菲也认为，《金瓶梅》所强调的“是尘世万物之痛苦与空虚，并在这种富有佛教精神的思想背景下，唤醒读者对生命——生与死本身的反省，从而对自己、对自己的同类，产生同情与慈悲。”[10](P6)在小说结构上，绣像本《金瓶梅》也试图以首尾照应的“空色”观念点醒痴执物欲的芸芸众生，如小说结尾中的孝哥的“幻化”，实际上，小说家也以“空色”作为了世道人心的拯救之道。
四、“物化”与“度化”：
《金瓶梅》人物“物化”的拯救之道
“空色”是《金瓶梅》的题旨所在，也是对晚明士人沉溺物欲之“癖”的警醒。晚明之际，“恋物”为一时风尚，士人因“恋物”而形成种种癖好，以“癖”为美演变为晚明士人阶层普遍追求的生活品貌及价值观，[25]甚至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金瓶梅》人物塑造的“物化”倾向正是这种时代风尚与文化人格的市井化表现。而在这种“市井化”的精神图景中，也透露着小说家的批判与思考，即小说家以凝重之笔叙写了人物沉溺物欲所导致的道德沦丧与家国覆亡，并借助佛教的“空色”观念寻求世道人心的拯救之途。晚明是一个“恋物”和“物欲”横溢的时代，它形成了此际士人群体特有的“癖”的文化性格，所谓“癖”也即人们对所恋之物的沉溺，如书癖、诗癖、茶癖、酒癖、花鸟癖、园林癖、烟霞癖、游癖和色癖等。从对感性欲望沉溺的角度，金瓶人物对情色欲望的痴执与此“癖”性在内涵上有相近之处的，晚明士人也常常“痴”、“癖”并说，如吴从先《小窗自纪》云：“生平卖不尽是痴，生平医不尽是癖。汤太史云：‘人不可无癖。’袁石公云：‘人不可无痴。’则痴正不必卖，癖亦不必医也。”[26](P302)晚明士人欣赏“癖”，在他们的生活中，“癖”不惟关乎审美判断，“更时时作用于其生活和社会实践，左右其动静行止。”[27]在盛行的观念中，无“癖”之人无情趣，“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耳。若真有所癖，将沈湎酣溺，性命死生以之……”[28](P893)无“癖”之人不可交，如“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29](P55)。“癖”表达着晚明士人追求世俗化、感官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取向，但也透露着人格上的病态与偏执，如时人谢肇淛所言：“乃知嗜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30](P1634)“癖”可以表达一种审美主体“忘我的精神境界”[25]——寄情于物，物我交融；也可以指涉伦理主体对感官欲望的沉溺，从儒学角度便是陷入了“知诱物化”的境地，这种情形在晚明士人中并不鲜见，如卫泳《色隐》宣扬“色隐”，称道“色癖”：“古未闻以色隐者，然宜隐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视世之奔蜗角蝇头者，殆胸中无癖，怅怅靡托者也。”[31](P729)卫氏视“色癖”为隐者之“桃源”，亦为别出心裁，但究其实，恐怕是自我沉溺情色的辩解与托辞，远不如屠隆的“坦诚”来的爽快：“及罢官放逸，稍游乎酒人。然每至酒阑客散，愧悔欲死，一夕火坑，比明旦天青日朗，宾友来集，意念暂宽，兴趣复发。至夜愧悔如初。”[32]这种淫而复悔，悔而复淫的生活情态表明了他对美色的难以舍弃，而最终他也因此病亡。袁宏道的“真乐”也明确宣告对声色欲望的留恋：“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谈，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28](P221-222)晚明文人的“癖”与《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等人对情色欲望的痴执何其相似！如果我们将金瓶人物的痴执也作为一种人格之“癖”，那么它正是晚明士人之“癖”的市井化图景。“癖”在《金瓶梅》中呈现为市井人物对财色的痴执，它是沉溺财色、至死不渝的欲望追求，它所导致的是道德沦丧与家国覆亡，《金瓶梅》以佛教“空色”观念警醒世人，也以此作为“欲望”的拯济之道。在小说家看来，金瓶人物沉溺物欲、道德沦丧，儒家的伦理教化已经难以奏效；拯救之途在于以“空色”点醒世人，度化“欲望种子”，重建伦常世界。在绣像本《金瓶梅》的视野下，物欲纵横的世界中，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既难以存身，又难以振济人心。与词话本相比，绣像本的一个重要变化是第一回的调整，并由此构筑起小说“悌起”“孝结”的结构，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该结构却深刻地表达了孝悌的沦丧，而孝、悌正是儒家伦常世界的核心和基点所在。
小说开篇《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武二郎冷遇亲哥嫂》中，武氏兄弟相认，但兄弟之爱很快为情色间隔，之后，武大又被金莲毒杀，兄弟悌爱彻底失其依托。小说结局中，韩二与嫂子王六儿结合，与开篇照应，是情色对兄弟悌义间隔的再次叙述；而孝哥幻化，则是对孝的抽离。张竹坡在第一百回回评中说：“第一回兄弟哥嫂，以弟字起；一百回幻化孝哥，以孝字结。始悟此书是一部奸淫情事，具是孝字悌弟穷途之泪。” [9](P2070)换而言之，在《金瓶梅》的物欲世界中，孝子、悌弟是没有存身之处的。小说也写到儒家的仁义教化，如王杏庵对陈经济的多次资助和谆谆教导，却是毫无效用。在小说家看来，对沉溺物欲的金瓶人物而言，拯救之途惟有佛教的“空色”观念，这也正是《金瓶梅》的题旨所在。从佛教观念出发，绣像本《金瓶梅》视人生种种之锦绣繁华为梦幻泡影，小说开篇便点出了这一题旨：
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
若有那看得破的，便见得堆金积玉，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砾泥沙；贯朽粟红，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污粪土；高堂广厦，玉宇琼楼，是坟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锦衣绣袄，狐服貂裘，是骷髅上裹不了的败絮。
即如那妖姬艳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交锋阵上将军叱咤献威风；朱唇皓齿，掩袖回眸，懂得来时便是阎罗殿前鬼判夜叉增恶态。
罗袜一湾，金莲三寸，是砌坟时破土的锹锄；枕上绸缪，被中恩爱，是五殿下油锅中生活。
只有《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好，他说道：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到了那结果时，一件也用不着。[9](P58)
在小说结尾中，周秀、西门庆、陈经济、潘金莲、武大、李瓶儿、宋惠莲、庞春梅、张胜、孙雪娥、西门大姐和周义等一众“人物”次第登场，他们的形貌或如周秀“全身贯甲，胸前关着一矢箭”，或如西门庆“素体荣身”，或如陈经济“提着头，浑身皆血”，或如潘金莲“提着头，浑身皆血”，或如李瓶儿“面皮黄瘦，血水淋漓”，等等。正与小说开头“空色”的诫谕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孝哥幻化这一情节，它的出现颇令人费解。因为经过普净禅师荐拔，小说人物的冤衍已经获得了解释，空色的主题也已凸显出来。虽然该情节照应了八十四回月娘对普净的许诺——让孝哥在十五年以后随其出家，但又造成了内容上新的抵牾，即前文已经交待西门庆转世为东京的沈越，而此处又说孝哥是西门庆的转世后身。若以为这种情节上明显的抵牾之处是小说家的疏略所致，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在我看来，孝哥幻化实际上包含着小说家对于欲望深刻的警惕和建立道德、秩序世界的愿望。文中，小说家借普净之口对吴月娘说：“你这儿子，有分有缘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点善根所种。不然，定然难免骨肉分离。当初你去世丈夫西门庆造恶非善，此子转身托化你家，本要荡散其财本，倾覆其产业，临死还当身首异处。”[9](P2087)一是孝哥幻化乃是月娘“善根”所致；二是孝哥的“本来”面目是荡散家财和倾覆产业者，通俗而言即孝哥原本应该是个“败家子儿”，如何败家？自然是吃喝嫖赌，疯狂的放纵欲望。如此，所谓的孝哥实际上是一颗“欲望的种子”，是欲望放纵的象征，而对于这颗“种子”，“幻化”是“清除”他的唯一办法，也只有彻底幻化欲望的种子，这个世界才能回归道德的和有秩序的世界。或许这才是小说家不惜制造故事内容上的龃龉，也要设置“孝哥幻化”这一情节上的原因。孝哥出家的法名为“明悟”，也意味着明心见性，是对欲望的抛卸与克制，如张竹坡所云：“酒色财气，不净不能明，不明又安能悟？既然明悟，又安能不孝悌？”[9](P2088)然而小说家的情节构建并没有止于孝哥幻化，而是“西门庆家族”的重建，玳安改名做西门安，承受西门庆的家业；新的“西门庆家族”没有了西门庆的血统——欲望的血统，它也象征着人伦道德的重建。
人物研究是“金学”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形成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但由于理论创新维度的缺失，也使当前金瓶人物的研究陷入某种困境，而从文化哲学角度重新审视金瓶人物是推进这一研究的重要视野。恋物、玩物是晚明的社会时尚，形成了士人群体的恋物之“癖”和“物化”的审美风尚，士人们由此展开的趣味建构与文化思考是其时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从儒学角度，“物化”意味着伦理主体沉溺物欲，从而导致自省能力的丧失，《金瓶梅》正是在此文化氛围与思想视野下展开的人物塑造。在“物化”的市井空间，《金瓶梅》塑造了小说人物的“痴”性特质，表现了小说人物“痴执”的人生情态；金瓶人物的“痴”是溺于物欲、无所反省和无所畏惧的无“心”之痴。《金瓶梅》的“空色”是对沉溺物欲者的警醒，也表达着对晚明物化审美风尚的批判与思考。实际上，人性的“物化”是任何经济文化繁荣发展时期都可能出现的问题，“物化”所造成的不仅是人对物欲的沉溺，还有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迷失与片面发展，如何让社会主体在享受物质所带来的舒适中不失其本性，并获得精神的丰富与完善，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在社会日趋智能化的时代，人们日渐沉浸于智能工具，甚至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人体自身机能的弱化，在此情景下，我们更应该面向人的精神世界展开探询，在这一点上，《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无疑有着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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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文章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明清文献整理与历史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9-CXTD-01）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人文》学术集刊第四卷，20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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