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明：评价《金瓶梅》应该实事求是——答张兵先生

《金瓶梅研究》第二辑继其试刊号后，发表了张兵先生的宏文《论〈金瓶梅〉研究中的“封建说”》，对我在全国第六届红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稿《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是两种文化》（后在《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3辑全文发表），提出了批评，认为拙作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思想解放、学术繁荣”时的“另一种声音”。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我认为，《金瓶梅》研究中出现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正常现象，而且这才是《金瓶梅》研究真正繁荣的标志之一。因为思想解放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绝非把《金瓶梅》捧上天，说得天花乱坠，吹成完美无瑕，才算“思想解放”。

稍有不同意见，就说成是跟“思想解放”唱反调的“另一种声音”，这岂不是太武断了么？

对《金瓶梅》如何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是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我们国内国外的广大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加以探讨。这就要允许并鼓励和欢迎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这才有利于推动《金瓶梅》研究的健康发展，使人们对《金瓶梅》获得比较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我之所以把《红楼梦》和《金瓶梅》从文化性质上加以比较，目的也仅在于此。我从不认为我的学术观点就是完全正确的，我之所以先在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目的也就是要向时贤请教。

我的看法正确与否，是个完全可以讨论和批评的学术问题。张文说拙作是跟“我国意识形态领城中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唱反调的“另一种声音”，这不仅伤害了我个人，更重要的，这不利于百家争鸣，不利于正常地展开学术讨论。

以上说的是在学术批评的态度上必须实事求是。至于对《金瓶梅》的学术研究本身，那就更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

通观张文，我认为虽不乏新鲜独到的高见，但有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态度，则是个致命的要害

张文的基本观点认为，《金瓶梅》的最大思想价值在于它“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理想的书”。这个观点值得研究，笔者无意一笔抹煞。只是须指出，他的这个观点跟他所说的在“《金瓶梅词话》的第一主人公”西门庆“这个艺术典型身上，集中了人间的一切丑恶”，是自相矛盾的。

既然《金瓶梅》所集中描写的西门庆对于财和色有极端贪婪的昭彰劣迹，只能算是人间的丑恶，不能认为是正当的“人生欲望”，那么，张文为什么又断言“《金瓶梅词话》十五回开场诗说:‘日坠西山月出东，百年光景似飘蓬。点头才慕朱颜子，转眼翻为白头翁。易老韶华休浪度，掀天富贵等云空。不如且讨红裙趣，依翠偎红院宇中’。

这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崇尚现世享乐的思想，尤其是那种‘依翠偎红’的生活，更是时人追求的理想”呢？如果张文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应看到，这第十五回的开场诗，分明是针对该回“佳人笑赏玩月楼，狎客帮嫖丽春院”所要写的内容而言。

具体地说，就是指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一起到妓院去嫖妓。所谓“依翠偎红”的生活理想，不过是跟妓女李桂卿、李桂姐荒淫玩乐罢了。

可该回所写的“西门庆打发架儿出门，安排酒上来吃酒。桂姐满泛金杯，双垂红袖，肴烹异品，果献时新，依翠偎红，花浓酒艳。“霁景融和”。

正唱在热闹处。……反来向西门庆面前讨赏钱，说：“桂姐的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每凑手脚不迭。再过一二年，这边院中，似桂姐妹这行头就数一数二的，盖了群，绝伦了，强如二条巷董官女儿数十倍’。”

这种以妓女为玩物，以与“董官女儿”争强斗胜的的“依翠偎红”的腐朽生活，难道是什么“时人追求的理想”么？难道被压迫阶级或真正新兴的市民阶层体沉醉在这种生活之中么？这种西门庆式的“人生欲望”，难道也值得赞颂么？张文如果还有起码的求实态度和精神，能够这样孤立地只引用第十五回开场诗，而公然抹煞在同一回它所描写的这个实际内容么？

张文为了论证他所说的《金瓶梅》“是一部集中表现人生欲望的书”，而写道:“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第八十五回了，作者写庞春梅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起，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她见潘金莲闷闷不乐，劝说道:‘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这类描写，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我国传统思想认为，人与禽兽是有区别的，原因就在于人有‘理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那套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而禽兽则无“理智”，它可以不顾一切地获得欲望的满足。

很明显，兰陵笑笑生借春梅之口所要表达的潜台词是：作为一个物质的‘人’，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一切欲望，他应该比禽兽能更好地满足和享受自己的欲望。当然，它还蕴含着对统治者扼杀人生欲不满的控诉。”

张文的这个论断，符合作品的实际吗？符合作者兰陵笑笑生写作的原意吗？

请看作品所写的事实，那是在潘金莲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私通并怀孕的真相暴露之后，作品写道:“常言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不消几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莲养女婿，偷出私肚子来了。”

连惯于拉皮条的媒婆薛嫂获悉，都“拍手打掌笑起来，说道:‘谁家女婿找丈母，世间那里有此事！’”

在这种情况下，潘金莲生怕遭受吴月娘的处置，跟潘金莲抗瀣一气、并同祥跟陈经济发生性关系的“春梅见妇人闷闷不乐，说道:

‘娘，你老人家也少要忧心。仙姑，人说日日有夫。是非来入耳，不听自然无。古昔仙人，还有小人不足之处，休说你我。如今爹也没了，大娘也养出个墓生儿来，莫不也来路不明？他也难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开，料天塌了，还有撑天大汉哩。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

于是筛上酒来，递一钟与妇人，说:‘娘且吃一杯儿暖酒，解解愁闷。’因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说道:

‘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正饮酒，只见薛嫂来到，向前道了万福，笑道:‘你娘儿两个好受用。’

因观二犬在一处，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儿们看着，怎不解许多闷。’”

通观上下文，作品所写的意思和作者的意图，都很清楚,是要以此来揭露封建伦理道德的隳败，是要把潘金莲、庞春梅与陈经济的私淫，讽刺为如同“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般下流无耻。

不仅我个人这么看，历来被公认为有犀利眼光的《金瓶梅》评点家也是这么认为的。

如张竹坡在作者写到春梅“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时，夹批曰“丑绝”；在春梅说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而反不如此乎？”

又夹批曰:“求为狗而不能矣。”在春梅说:“人生在世，且风流一日是一日”句上，崇祯本眉批指出，庞春梅“后之贪欲而死，已见端矣；”张竹坡也夹批曰:“是春梅的结果”。

不仅古代评点家这么看，当代的评论家也指出:“潘金莲和西门庆一样，都是被动物般淫欲主宰而失去人性的角色。”^①

张文的论断，不但跟古往今来公认的作品的实际描写和作者的写作意图完全背忤，而且恐怕连作品中的潘金莲、庞春梅也不会赞同。

作者于该回即写“妇人羞的半日不敢下来"，崇祯本于此处的眉批指出:“金莲虽泼皮，到此亦泼皮不得，可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如果作者真的是要以此写人“应该很好地享受人生的一切欲望”，真的是要肯定潘金莲的乱伦是属于“她应该比禽兽能更好地满足和享受自己的欲望”真的“还蕴含着对统治者扼杀人生欲望的享受权利和不满的控诉”，那么，作者还会以“两只犬儿交恋”以丑化么？还会写她“羞的半日不敢下来”么？

可见，张文完全是凭个人的主观想象，不顾作品的实际描写和作者的真实意图，任意加以曲解和拔高，把古人现代化。这使我不禁怀疑张文所说的:“我在反复阅读了作品后，始终作如是观。“

如果这是真话，那么是连作品都未读懂，怎么会不得出跟作品的实际描写如此大相径庭的结论来呢？

实事求是地评价《金瓶梅》，关键是对其中所描写的“肉感和肉欲”应有正确的看法。

我对此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的，既肯定它“是着眼于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腐朽、黑暗，道德的沦丧、堕落，世多情的势利、险恶，贪淫好色的可恶和危害，

对于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必然没落和世道人心的丑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又指出比《金瓶梅》的“要害是把低级下流的‘淫’，混同于高尚纯真的‘情’，把妇女写成“祸水”（尽管也给予相当的同情），自然主义地甚至夸张地描写性交的具体过程，赤裸裸地宣扬“肉感和肉欲”，宣扬“淫"，

这也“反映了封建传统文化的腐朽性，对于人们是确有腐蚀和毒害作用的”。我的这种看法，难道不是很公允的么？

可是，张文则一味强调:“我们对于表现肉感和肉欲的作品，不能笼统地斥为诲淫”。我上述所引的早已说过的话，不是明明作了充分的肯定么，何曾“笼统地斥为诲淫”呢？

难道指出它确实存在着淫秽描写的局限性，这就应被张文斥责为“实在是种被假道学扭由了人性的变态，是人类不能科学地把握自己，乃至否定自己的一种愚昧落后的表现”么？

张文认为:“人有追求“肉欲’的天性，而且这种追求‘肉欲’的渴望十分强烈。只有当它得到满足时，人才感到畅快和幸福。否则，心灵甚为压抑和痛苦。”

因此，他对《金瓶梅》把人“对其‘肉欲’的追求，表现得非常强烈”，极为赞赏，并以李瓶儿为例，说:“她生性‘好风月’，先嫁给梁中书为妾，后和花子虛成婚，同时被花太监奸占。这都未能使她的生理欲望得到满足。

后来见到了西门庆，‘不觉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与其‘私通’，经过一番‘狂风骤雨’，才真正体验到幸福，所以不惜罄其全部家财，狂热追求西门庆，乃至迫害丈夫。

当西门庆因朝中事未能及时完婚，她耐受不起寂寞，又嫁给了‘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的蒋竹山。

为此遭到西门庆鞭打的‘下马威’，她竟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其描写欲望之强烈，为古今文学作品所罕见。”由此，张文得出的结论是：

“这一切是作为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与即将衰亡的那个腐朽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人，本该充满活力、清新活泼，是自我的主宰者和幸福的崇拜者。但现实的社会环境给其带来的却是深深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所以，小说在客观上又暴露了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人的天性的摧残。”

依张文所说，《金瓶梅》中李瓶儿对肉欲的追求，难道不是表现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典型环境中并且打上阶级烙印的社会的人，而只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的正常欲望”么？

作品中所写的事实是，李瓶儿的欲望并非全属生理上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因素；她之所以狂热追求西门庆而抛弃蒋竹山，用她自己对西门庆说的话来说:

“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

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

显然，这是说西门庆“为人上之人”的阶级地位对她有极大大的吸引力，而绝不只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人”欲追求。

看来，《金瓶梅》的实际描写与张文的的论断显然不合，兰陵笑笑生对于张文的抽象人性论一点也帮不了忙。

照张文所说，《金瓶梅》中的李瓶儿形象，既然已“与即将衰亡的那个腐朽的社会形成了鲜明对照”，那么，这岂不意味着她是作者所要全面颂扬的新生力量的先进代表者了？

可是作品中所写的事实是，她“送奸赴会”，气死亲夫花子虚，被作者看成是“好色无仁岂不羞？浪荡贪淫西门子，背夫水性女娇流。子虚气塞柔肠断。他日冥司必报仇”。

张竹坡的回批指出，这是“写瓶儿、西门之恶”的“正文”。文龙的回批也说:”然则瓶、莲二人，皆惟恐其夫不死，治死其夫而急于嫁西门庆，一对淫妇，两个亡命货也。”

当代的评论家也说:“的确，李瓶儿为了与西门庆苟合，不惜与西门庆合谋气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她并不负法律的责任，但在道德上，与潘金莲毒杀丈夫并没有根本的差别^②。”

至于她对西门庆说:“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这是李瓶儿遭西门庆的皮鞭毒打之后说的，张竹坡的回批指出:“西门打瓶儿处，真是如老鸨打娼妓者，然随打且随好。写西门廉耻良心俱无，而瓶儿亦良心康耻俱无，皆狗彘不若之人也。”

文龙的回批则说:

“谓瓶儿实以情感西门庆者，观其过门三日，所恋之物不可得，悔恨交加，死而已矣。

天果令其竟死，子虚之气，可以少平；西门之恶，可以少敛；瓶儿之罪，可以少减。作者竟不令其死，瓶儿之愿遂偿，瓶儿之丑，乃愈不可掩矣。不必将群婢之相嘲，诸人之请见，其忸怩之态，有难以形容者。

即此裸跪床前，哀鸣鞭下，苟非心神俱感，廉耻尽忘，早已玉碎灯前，花残阶下。目为淫妇。讵苛辞乎？

其以西门庆为药，果何物乎？亦不过海狗肾、阳起石、淫羊藿、肉苁蓉而已尔，吁！”

我并不赞同上述批语中把李瓶儿一味斥为“淫妇”，因为这未免带有封建的偏见。但是，它至少足以说明，作者并非把李瓶儿作为“与即将衰亡的那个腐朽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的先进的新生力量来描写的。

她充其量只不过是值得寄予某种同情的“即将衰亡的那个腐朽的社会”的牺牲品罢了！

即使在健全的好社会，人们能听任李瓶儿那样，身为有夫之妇，又与西门庆那恶棍式的有妇之夫私通，乃至把自己的亲夫活活气死么？李瓶儿的悲剧，既是那个社会的悲剧，也是她个人思想性格的悲剧。

作者对她在寄予深切的同情之中，又作了严厉的批判，这正是李瓶儿形象既复杂而又成功之处，张文为何视而不见呢？

照张文所说，李瓶儿的形象“在客观上又暴露了黑暗的封建社会的一个侧面——对人的天性的摧残”，那么，这岂不意味着李瓶儿那种对肉欲的疯狂追求，就是“人的天性”的化身，就应该受到完全的保护而不能被“摧残？”

请问：这又该置她的前夫花子虚、蒋竹山于何地呢？难道只有李瓶儿疯狂追求肉欲才是“人的天性”，而花子虚却连作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了吗？蒋竹山连开个生药铺谋生的权利也应被剥夺吗？

作者之所以把李瓶儿写成先嫁给梁中书为妾，后又被花太监奸占，并写出她之所以那样狂热追求西门庆的肉欲，乃是跟她看了“他老公公内府画来的”春宫画有关系。作者特意写出这一点，显然是意在说明李瓶儿深受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淫乐思想的腐蚀和毒害。

连四五百年前的兰陵笑笑生，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尚且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符合社会阶级分析的写实精神，而自以为代表“人类进步文明”、能“科学地把握自己”的张文，却对李瓶儿的“肉欲"全盘肯定，而公然抹煞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性，竞矢口否认“她与西门庆墙头密约，气死花子虚，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欲，的确是品行的一大缺陷！^③”

张文这般鼓励人们都像李瓶儿那样不顾一切地追求肉欲“天性”，那人类社会还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么？

文学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文学研究和批评，也同样必须注意社会效果，要对人民大众负责！

拙作的基本题旨是阐述《金瓶梅》与《红楼梦》在文化思想性质上的差异，质言之，即我认为《金瓶梅》作者尚受封建正统思想所囿，而没有象《红楼梦》那样打破了封建传统的思想束缚。

张文没有先弄懂拙作的意思，却节外生枝地列举屈原、陆游、辛弃疾、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作品为例，责问:“我们能说他们不是进步的文学吗?”

又举出西门庆奸污、霸占奴才的妻子，并且买通封建官吏，他家奴来旺蒙受酷刑的冤狱，使其妻宋惠莲、岳丈宋仁相继被迫害致死，这一事实，责问我:“难道有‘站在封建主义正统立场上’来揭置封建统治阶级的如此罪恶的文学作品吗?”

用张文的话来说，这些问题提得也实在“未免令人感到惊讶！”谁说过屈原等伟大作家的作品不是“进步的文学"呢？肯定他们的作品是进步文学，难道就不能指出他们的思想实质仍然是“站在封建主义正统立场上”么？

列宁不就是一方面称赞“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又指出他“另一方面，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④么?

事实上，维护封建主义的正统，反对危害国家人民的种种倒行逆施，正是古代许多进步作家跟奸臣卖国、荒淫腐朽的言行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我们绝不能不顾历史条件，把“封建主义正统立场”跟“反动”二字划上等号，如同我们不能把封建文化都看成是反动文化一样，站在封建主义正统立场上也可以成为爱国诗人、伟大作家，在封建文学中也有起过进步作用的进步文学。

这难道不是无须作启蒙教育即可懂得的历史常识么？

张文又引用作品中写的“县官贪污更堪嗟”等韵语，说不能为‘封建说”提供任何依据，相反，却说明了《金瓶梅》对封建腐朽政治作了有力抨击是何等的有力！”

我不懂，我们在肯定《金瓶梅》对封建腐朽政治作了有力抨击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指出作者主观上存在的思想局限呢？

我指出《金瓶梅》使宋惠莲这样的受害者被迫上吊自杀，“归咎于西门庆个人的‘失尊卑’、‘乱伦彝’。”宋惠莲本人的“含羞自缢”和县官的“贪污更堪嗟”，“突出的还是封建伦理和等级观念”，这难道不是事实么？

为什么只看一点而不及其余，只准说一面，而不准说另一面呢？

看来,对《金瓶梅》只能颂扬，不准在肯定的同时有所批判；只能持绝对化的一点论，不准坚持一分为二的两点论；只能把古人和古代作品恣意作现代化的拔高和扭曲，以迎合宣扬抽象人性论的需要，不准作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和评价。

这就是张文和拙作分歧的关键之所在，也是能否正确评价《金瓶梅》的关键之所在。

以上是我对张文的答辩。这不只是为我个人作辩护，更重要的是为造就一个宽松的学术争鸣的大气候，为《金瓶梅》研究的健康繁荣发展，而尽敝人绵薄的一点力量。

至于正确与否，是否事与愿违，尚祈张兵先生和时贤不吝赐教。

   （数据采集：锁菲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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