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划清细节描写的本质精确性与现象精确性的界限，认识《金瓶梅》的写实性重视日常生活中细节的真实描写，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世界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巴尔札克说：「只有细节才形成小说的优点。」[41]达文在巴尔札克的《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序言中说：「在他以前从来还没有过小说家这样深入地观察过细节和琐碎的事情，而这些，解释和选择得恰到好处，用老剪嵌工的艺术和卓越的耐心加以组织，就构成一个统一的、有创造性的和新的整体。」[42]在为巴尔札克写的《哲学研究》导言中，达文又强调地指出：「他所写的真实乍看起来甚为卑微，但这一点无关紧要，只要作品的整体构成一个巍然壮观的整体就行了。」[43] 恩格斯也把「细节的真实」列为现实主义必备的条件，并且对巴尔札克的作品「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都提供了极为真实、丰富的内容，而大加赞赏。[44]但是现实主义作家所重视的细节真实，绝不是罗列现象，把自然或生活中的细节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中来，而是要经过作家的典型化或理想化的。如巴尔札克所指出的：「在现实里一切都是细小的，琐屑的；在理想的崇高境界里一切都变大了。」[45]这种「变大」，也就是要由小见大，通过细节描写，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人物的性格，而不是使细节描写游离于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形象之外。如佐拉的《卢贡家族的家运》，其中有一处作者离开主题和人物性格，写了长达一百四十三页的插曲，对普拉桑镇市和卢贡家族的起源作了极其烦琐的描述。这种长篇累牍的细节堆砌，才是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特色。因此，虽然现实主义作家和自然主义作家都同样重视细节描写，但他们对待细节描写的态度和写法，是有原则区别的。如同朱光潜所指出的，「现象的精确性和本质的精确性是两回事，自然主义所看重的是前者，而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所看重的却是后者。这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基本分野所在。」[46]
大家对于这个原则，也许都是同意的，问题是如何用来评价具体作品。批评《金瓶梅》为「自然主义的标本」的学者便认为：「《金瓶梅》的这些描写多半是家庭阴司、官场内幕的丑事、笑料，算得上社会病态和怪现象的罗列，却不能算是本质的揭露。」[47]伯爵道：「……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他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极有情分的。曾记他十年前应举，两道策，那一科试官极口赞他好。却不想又有一个赛过他的，便不中了。后来连走了几科不中，禁不的发白鬓斑。如今他虽是飘零书剑，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带房子，整的洁净住着。」西门庆道：「他家几口儿也够用了，却怎的肯来人家坐馆？」应伯爵道：「当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户人家买去了，如今只剩得双手皮哩！」伯爵道：「这果是算不的数了。只他一个浑家，年纪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两个孩子，纔三四岁。」伯爵道：「喜的是两年前浑家专要偷汉，跟了个人上东京去了。两个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来。」（第56回）「这个有趣的故事会博得读者一笑，但是一笑之余，剩下来的东西怕就不多了。像应伯爵说的水秀才的故事也许有助于刻划叙说者─帮闲清客逢迎凑趣的嘴脸，可是同类的描写多了，思想意义却还在原地停留不前，那还有什么意思呢！《金瓶梅》很多故事雷同重复（色情描写也如此），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接连扮演许多不同人物，脸谱和戏装虽然极尽变化之能事，但是一开口，却还是同一副嗓门。」「细节描写本身不是目的。」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把作品中的细节孤立地看，而应该如达文对待巴尔札克的作品那样，把细节放在作品的整体之中来看待。只要从作品的整体所描写的实际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上述例证绝非没有什么意思，绝非「同一副嗓门」的重复。事实上是：首先，作者由此所刻画的应伯爵这个「帮闲清客」的性格，不只是擅长变换嘴脸，逢迎凑趣，还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应伯爵和水秀才同样处于「飘零书剑」的没落地位。但他在心理上又不甘心没落，极力用吹嘘的手法来掩饰和美化自己。水秀才应举，明明考不中，他却强调「试官极口赞他好。却不想又有一个赛过他的，便不中了。」所谓「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这不只是对水秀才的吹捧，更重要的也是对他自己的美化。在上面抄录的原文之后，作者便写应伯爵对西门庆介绍说，他和水秀才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一般，极好兄弟。」他俩一起「上学堂读书写字，先生也道：『应二学生子，和水学生子一般的聪明伶俐，后来已定长进。』」他俩「后来已定长进」在哪儿呢？只不过「长进」在以擅长变换嘴脸，逢迎凑趣来谋生罢了。这种性格所具有的典型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时代特征，难道只「会博得读者一笑」了之，而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猛省么？
其次，它对西门庆的性格也是一种强烈的映照和辛辣的讽刺。像西门庆那样浅薄无知、腐化堕落、道德败坏、质量恶劣至极的人，他却有脸嫌弃水秀才「才学荒疏，人品散弹。」应伯爵强调水秀才的「人品比才学又高」，而所用的例证却是「前年他在一个李侍郎府里坐馆，那李家有几十个丫头，一个个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几个伏侍的小厮，也一个个都标致龙阳的。那水秀才连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后来不想被几个坏事的丫头、小厮，见是一个圣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极好慈悲的人，便口软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门外。哄动街坊，人人都说他无行。其实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若哥请他来家，凭你许多丫头、小厮，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乱么？再不乱的！」明明是品德「无行」，却要用「圣人一般」「坐怀不乱」「极好慈悲」来百般美化。崇祯本《金瓶梅》在这段话上眉批曰：「今人实有类此而大言不惭者。」可见其确有经久不衰的广泛的社会典型意义。尽管应伯爵说得天花乱坠，尽管西门庆本人品行的恶劣胜过水秀才百倍，可是西门庆却一口拒绝应伯爵的举荐，说：「二哥虽与我相厚，那桩事不敢领教。」对人是「不敢领教」，而对己呢？却是连身边的丫鬟、小厮皆不放过，那样肆无忌惮地沉湎于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之中，这岂不是对极端虚伪、卑劣的西门庆性格的强烈映照和辛辣讽刺么？再次，应伯爵为向西门庆证明水秀才「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还特地念了水秀才作的〈哀头巾诗〉和〈祭头巾文〉。那既是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血泪控诉，又为水秀才这类人物的出现，描绘了一个典型的社会环境。请看水秀才的〈哀头巾诗〉：一戴头巾心甚欢，岂知今日误儒冠。
别人戴你三五载，偏恋我头三十年。
要戴乌纱求阁下，做篇诗句别尊前。
此番非是吾情薄，白发临期太不堪。
今秋若不登高第，踹碎冤家学种田。
「你看我两只皂靴穿到底，一领蓝衫剩布筋。埋头有年，说不尽艰难凄楚；出身何日，空历过冷淡酸辛。赚尽英雄，一生不得文章力；未沾恩命，数载犹怀霄汉心。嗟乎哀哉！哀此头巾。」封建科举制度把一个文人折磨到如此不堪的地步，这该是令人多么可悲可愤可憎可恨啊！在那个时代，读书人是如此穷困潦倒，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的市井恶棍西门庆，却能青云直上，官运亨通，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成为暴发户。他竟然对水秀才的才学和人品都看不上眼，连应伯爵举荐他充当替西门庆写写书柬的差使，西门庆都加以嫌弃。而后来西门庆所启用的温秀才，其才学和人品则比水秀才更为恶劣。可见在那个时代封建文人的堕落已绝不是个别的；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下，所谓：「班、马之才」「孔、孟人品」，只不过纯属自欺欺人的吹嘘，而在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
因此，《金瓶梅》作者写「应伯爵举荐水秀才」，绝不是细节的堆砌，现象的罗列，而是在作品的整体上加深和拓宽了思想容量，构成了「一个巍然壮观的整体」，使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环境和人物形象，都增强了典型性。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段的细节描写有值得非议之处，它也不足以代表《金瓶梅》全书。因为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即已指出：「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赝作」。上述例证为第五十六回，属赝作之列。在《金瓶梅》中确实存在着某些故事雷同重复和细节描写过于琐碎、庸俗等缺陷。但与其说这是因为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过错，不如说是由于作家对反映丰富而平凡的日常生活，在艺术描写上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必要的创作才能，在思想感情上对那些庸俗低级的情趣又缺乏强烈的憎恨，甚至未免臭味相投。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未必就不会造成这些缺陷。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把《金瓶梅》中一切缺陷都推到自然主义头上，这不利于我们认清现实主义本身有个不断成熟、发展和提高的过程。我们肯定《金瓶梅》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这是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的，绝不意味着它丝毫没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必须指出，《金瓶梅》中的自然主义倾向还是相当严重和比较突出的。我们跟一些学者的分歧，不是在《金瓶梅》有没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而是在《金瓶梅》究竟是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自然主义的标本」？我们只是反对把《金瓶梅》中现实主义的描写也当成是自然主义的表现加以排斥，而绝非要为《金瓶梅》中真正属于自然主义的倾向作辩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划清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界限，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在确认《金瓶梅》为现实主义作品的同时，我们认为它还存在着哪些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呢？首先，它过分地渲染了人的动物性的自然本能，在某种程度上用人生悲剧冲淡了社会悲剧。周扬指出：「用生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和人，是自然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在许多自然主义者的作品中，人物不是社会的人，而是生物学的或病理学的人。他们把人写成脱离社会的动物，把人的生活和行为都归结为生物学的现象。」[48]《金瓶梅》虽然与这类自然主义的作品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它把人基本上还是写成社会的人，而不是只写人的动物性本能。如潘金莲的本性并不是生来就好淫，《金瓶梅》作者在移植《水浒传》中潘金莲与西门庆的故事时，特地加了一段关于潘金莲小时候的社会经历：「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而在第 69、72、78 回又再次写到那个王招宣府实是个腐化堕落的黑窝，不但女主人林太太「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公子王三官更是个嫖妓宿娼的恶棍，潘金莲的淫荡性格正是从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养成的。可见《金瓶梅》作者加上潘金莲「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这一笔，是画龙点睛之笔，把养成潘金莲淫荡性格的社会阶级根源揭示出来了。但是，在《金瓶梅》中也确实有把人的动物性本能渲染得过分之处。如「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竟然写她在光天化日之下，「早在架儿底下铺设凉簟枕衾停当，……仰卧于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红鞋儿，手弄白纱扇儿摇凉。西门庆走来看见，怎不触动淫心，于是乘着酒兴，……坐在一凉墩上。」并对潘金莲的好淫进行刁钻下流的戏弄。原始人尚且知道用树叶子遮羞，潘金莲和西门庆怎么竟荒淫无耻到这般地步呢？难道他们连一点人间的羞耻之心都没有么？又如最后潘金莲因私通陈经济，被吴月娘撵出家门，潘金莲刚刚大哭大闹，被迫暂住到王婆家里等候发卖。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写她竟然会有那份闲情，刚到王婆家即又跟她的儿子「王潮儿刮刺上了。」把潘金莲的好淫说成「狗改不了吃屎」的，写得如此丝毫不顾羞耻，不问场合，不看对象，仿佛与禽兽无异，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在《金瓶梅》中为什么会出现对人物的性生活作动物性的自然主义描写呢？这跟作者存在自然主义的人性观是分不开的。他看不清封建阶级腐朽没落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而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认为「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怨，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因此他企图通过写「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来达到「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使人们「涤虑洗心」[49]的目的。在这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之下，他就必然把淫欲过度写成是人生的最大悲剧。西门庆的灭亡，本来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所必然造成的社会悲剧，可是《金瓶梅》作者却偏偏要突出他是「贪欲得病」，「玉山自倒非人力，总是卢医怎奈何！」以自然主义的人性悲剧，冲淡了社会悲剧。其次，《金瓶梅》的严重自然主义倾向还表现在对藐小、庸俗的东西，缺乏必要的艺术提炼，而过分地绘声绘色，津津乐道，以致显得格调低下，缺乏高尚的美感情趣。如在一次酒席上，应伯爵与谢希大打双陆，西门庆与李桂姐便离席到后花园藏春坞雪洞里性交去了。应伯爵发觉他俩离席不归，便到花园里四处找寻。这时作者写道：不想应伯爵到各亭儿上寻了遭，寻不着，打滴翠岩小洞儿里穿过去，到了木香棚，抹转葡萄架，到松竹深处藏春坞边，隐隐听见有人笑声，又不知在何处。这伯爵慢慢蹑足潜踪，掀开帘儿，见两扇洞门儿虚掩，在外面只顾听觑，听见桂姐颤着声儿，将身子只顾迎播着西门庆，叫：「达达，快些了事罢，只怕有人来。」被应伯爵猛然大叫一声，推开门进来，……说道：「快取水来，泼泼两个攮心的，搂到一答里了。」伯爵道：「快些儿了事？好容易！也得值那些数儿。是的怕有人来看见，我就来了。且过来，等我抽个头儿着。」西门庆便道：「怪狗材，快出去罢了，休鬼混我，只怕小厮来看见。」那应伯爵道：「小淫妇儿，你央及我央及儿。不然，我就吆喝起来，连后边嫂子们都嚷的知道。你既认做干女儿了，好意交你躲住两日儿，你又偷汉子，交你了不成。」伯爵道：「我去罢，我且亲个嘴着。」于是按着桂姐，亲讫一嘴，纔走出来。伯爵一面走来把门带上，说道：「我儿，两个尽着捣尽着捣，捣吊底子，不关我事。」纔走到那个松树儿底下，又回来说道：「你头里许我的香茶在哪里？」西门庆道：「怪狗材，等住会我与你就是了，又来缠人。」那伯爵方纔一直笑的去了。桂姐道：「好个不得人意的攮刀子的！」这西门庆和桂姐两个，在雪洞内足干勾约一个时辰，吃了一枚红枣儿，纔得了事，雨散云收。有诗为证：作者如此津津乐道的「应伯爵山洞戏春娇」，就是这般庸俗、低级、下流！把男女性交混同于动物的兽性发作，说成如狗的雌雄交配一般，要「快取水来，泼泼两个攮心的，搂到一答里了」。一般人见到男女同房，回避尚唯恐不及，而应伯爵竟然还故意找上门来插科打诨，如赌棍一般，要「抽个头儿着」，如流氓一样，要「亲个嘴着」。如果说应伯爵本来就是个丑死人的小丑，还情有可原，问题在于作者也并不感到其丑无比，却反而把它当作一幅其美无穷的「春娇画」，在作绘声绘色的描画。这种写法，未免把现实主义引上庸俗化，而滑向了自然主义的歧途。
再次，《金瓶梅》的严重自然主义倾向，还表现在有时是机械地、照相式地记录事实，热衷于对琐屑的、外表的、偶然的现象作烦琐描绘，而显得艺术的提炼、加工、概括和典型化的程度不够。如第 39 回下半回「吴月娘听尼僧说经」，便原原本本地记录了尼僧说经的全文及全过程。其中有一段是说五祖投胎在腹中十个月的经历：千金说，在绣房，成其身孕；心中悔，无可奈，忍气吞声。
一个月，怀胎着，如同露水；两个月，怀胎着，纔却朦胧。
三个月，怀胎着，纔成血饼；四个月，怀胎着，骨节纔成。
五个月，怀胎着，纔分男女；六个月，怀胎着，长出六根。
七个月，怀胎着，生长七窍；八个月，怀胎着，着相成人。
九个月，怀胎着，看看大满；十个月，母腹中，准备降生。
这显然纯属十月怀胎过程的自然主义描写，毫无典型意义可言，成为节外生枝，令人厌烦的赘疣。因此《金瓶梅词话》中关于这段「尼僧说经」的描写长达三千字左右，到了「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便删去三分之二，只剩下一千字左右，包括上述对十月怀胎过程的描写全删去了。如此大砍大削，对于全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不但毫无损伤，而且使之显得更加精炼和突出了。我们既肯定《金瓶梅》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又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呢？不。因为：第一，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法国现实主义一开始就有自然主义的倾向。过去法国人一般都把现实主义看作自然主义。朗生在《法国文学史》里就把福洛贝尔归到〈自然主义〉卷里，他根本不曾用过『现实主义』这个名词。夏莱伊在《艺术与美》里介绍现实主义时劈头一句话就是：『现实主义，有时也叫做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摹仿自然为目的。』」[50]自然主义的创始人佐拉本身就是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尽管他散布了不少自然主义的谬论，在创作上也确有不少自然主义的倾向。自然主义理论和创作方法的消极有害的一面，发展成为作家创作流派的主导特征─只醉心于对生活中个别的表面的现象作记录式的描绘，不表现这些现象的内在意义，不作本质的、典型的、合乎规律的艺术概括，甚至美丑颠倒，错误地作出社会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这种反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是在后来资产阶级文艺堕落时期才出现的。我们所说的《金瓶梅》中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是从前一种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尚未划清界限的意义上说的。它跟自然主义的「标本」，虽有某些现象的相似，但却有质的区别。第二，我们认为《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倾向尽管相当严重和突出，但从全书来看，它的现实主义成就还是主要的。在艺术上它的积极影响也是主要的，无论是《红楼梦》的写实艺术，或《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都跟《金瓶梅》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主要表现为《续金瓶梅》《肉蒲团》的宣扬因果报应和专写性交。而「标本」论者则认为《金瓶梅》的自然主义倾向是占主导地位的，说：「要在中国文学史上找一个自然主义的标本却只得首推《金瓶梅》了。」「由于《金瓶梅》的影响，自然主义的消极影响后来扩大了一些。」「单就艺术而论，它不同《红楼梦》接近，而同《官场现形记》之类的谴责小说类似而稍胜，不过在内容上却不及后者可取。」[51]可见这两种看法，涉及到对于《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分歧。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学术讨论，求得更加切合实际的科学认识。
41转引自维亚尔和丹尼斯：《十九世纪文论选》。
42同注 31。
43见《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10 册。
44同注 22。
45巴尔札克：〈给伊波立特‧卡斯提尔的信〉，见《十九世纪文论选》。
46同注 24。
47同注 1。
48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艺报》1956 年第 56 期。
49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
50同注 24。
51同注 1。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
我们不散 请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