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这么严重，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为躁郁症患者拍纪录片？

刘欣子：目前制片团队已经完成了拍摄对象的初步甄选工作。国内完成了两位北京患者和一位兰州患者的初次采访，国外完成了两位在日本留学的患者的初次采访以及日常生活拍摄，还有一位留学意大利的患者的初步沟通。

吴心昀：我们通过问卷收集到了570多名患者的报名信息，目前已经联络了十几位广深地区愿意接受采访的朋友，华中、西南和东北地区也有部分朋友愿意接受拍摄。

刘远晴：部分地区的第一轮访谈已经开始了，有跟随患者就诊的，也有谈话类访谈，还有打工生活和婚礼现场等等场景的拍摄。一部分患者会进入第二轮甚至第三轮。

吴心昀：我们前期最担心的就是筹款问题。我尝试联系过一些本地基金会，但是双相这个题材实在是非常小众，大家对躁郁症并不感冒。我们很幸运能够在北京尚善基金会得到帮助。

刘欣子：我原以为报名的人不多，怎么说服大家拍摄会是个问题，没想到大家都很积极。就拍摄本身来说，虽然我们也经历过一两次被放鸽子、临阵退缩，但是绝大部分的拍摄对象都很配合，大家都很真诚。

刘远晴：我们团队是第一次做纪录片这种类型的项目，说实话我们很怕做不好。让我欣慰的是我们的拍摄团队非常专业，导演和摄影师都非常值得信任。另外，我们希望尽可能客观地表达患者们的状态，所以主观偏见与个人情绪的影响就成了一个问题。

李施瑾：是的，我们的报名问卷设计得比较仓促，缺乏社会学与统计学的理论支持，我们就不太敢说这部纪录片要反映大陆双相患者的生存状况。但是，理中客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我们一直在做双相患者非虚构故事的编写，累计产出1000多篇文章，制片团队其实是带着过去三年观察到的很多问题，再分别从问卷、社群和投稿作者三个方向进行选角。

吴心昀：其中从问卷筛选受访对象是比较费神的一件事，我们收到报名表之后联系的一大半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或者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没办法接受出镜拍摄的，还有一部分态度反反复复，最后敲定下来可以安排的只是很少一部分。

武一凡：这种保障隐私的拍摄很限制构图，也不方便拍摄更多更丰富的角度。

刘欣子：除了选角与拍摄，最大的困难来自这部纪录片本身的方向。最初我们只是想通过纪录片反映双相的现状，但是采访得越多，发现的问题就越多，很多都是我们之前并没有思考的。我们很希望能通过这个片子为双相亲历者（患者及其家属）发声，引发社会对一些问题的重视，但是纪录片篇幅有限，能讲清楚的问题有限。至于怎么确定最终的方向，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

吴心昀：原定计划是年后去甘肃和广东进行拍摄，疫情爆发之后，敲定的一些拍摄档期当然就要推后了。我们只好重新安排档期、重新跟拍摄对象沟通协商，他们对此也表示理解。

李施瑾：纪录片不同于非虚构写作，拍摄延期，但拍摄对象的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可能错过很多故事。有些时代记忆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们既然不幸遇到“不可抗力因素”，何不给自己的纪录片加一个时代“纹身”呢？而且我们的社群里有些患者受疫情影响特别大，他们也特别有表达欲，所以导演就决定先线上采访了。

刘欣子：我们一度想着暂停拍摄，等疫情过去再继续。但是，我每天看着电视新闻里湖北的状况，看着一座座城市被封闭，就开始替这些城市里的患者担心。双相患者骤然停药是很危险的，他们的药物怎么得到保证呢？在铺天盖地令人悲伤的消息的环境里，他们又如何自处呢？这个时代信息过于混杂，每天都不停有新的消息流出又不停被辟谣，真真假假。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自己问问湖北的患者呢？于是制片团队紧急联系了一些湖北患者，我们就用视频的方式进行了他们的初次采访。

刘远晴：疫情对纪录片拍摄、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影响都非常大。我们小区现在已经开始实行出入证制度，说实话进出非常繁琐。原计划还包括部分北京患者的第一轮访谈，但是疫情也不允许线下面对面的拍摄。我们既然遇到特殊时期，那就要去关注这个时期患者面临的问题，所以最终决定进行线上采访和拍摄，了解武汉等疫区患者的情况。

武一凡：不过，我们被迫宅在家，不能和导演碰头商量如何拍摄，只能做线上的筹备工作。

刘远晴：线上交流变多了吧。以前更多的是面对面访谈，改成线上交流以后也许会有很多变化，尤其是对受访者而言。

刘欣子：对于患者来说，面对镜头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之前的拍摄都要以各种方式隐藏他们的正脸，比如背光隔着窗帘的薄纱，只留下人物身形轮廓。疫情期间，戴口罩是常识，于是这种保护隐私的采访反而变得理所应当了。大家聊得很深入，有很多瞬间都超出了我的预期。只不过，网络信号成了个大问题。

李施瑾：疫情期间因为导演和摄影师没办法碰面合作，所以我们在拍摄方面会作出很多妥协，说白了就是很可能内容好看，但是画面不好看。我们也会请受访者自己拍一些生活片段，前提是注意安全，不刻意为了拍摄而外出。另外，我一直很想问一位广东的患者家属是否愿意参与拍摄，但是因为涉及到自杀这样的敏感话题，我很怕对她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就趁广东拍摄计划延迟，先花时间去了解哀伤治疗（Grief Therapy）以及纪录片创作伦理。拍摄是工作中的一部分，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也特别需要时间和心思。远晴也提到，我们制片团队是第一次做纪录片项目，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特别适合刷阅片量。

【摸鱼二人组】

武一凡：我感觉自己特别闲，只能先充实自己了。

吴心昀：好像懒散了许多……线上要做的准备比线下要少一点。

刘欣子：我刚开始很担心他们服药的问题，但是湖北襄阳的两个采访对象都表示目前能够解决。一位患者说邮政可以邮寄药类，而且似乎会优先寄送。另外一位患者早就对形势作出了预判，囤下了足够多的药物。实际了解的情况让我觉得稍微放心一点了。我们还没有联系到更多湖北的患者，但是就目前采访的对象来说，他们的情绪还是相对稳定的。

武一凡：我并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复诊和取药都是比较大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处方药不能囤积，去医院又会担心交叉传染。

吴心昀：怎么拿到药是大家普遍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心态上，长时间呆在家里、工作节奏放缓对有些患者来说求之不得，但有的患者会变得更加焦虑。我们刚好有一个线上社群打卡的活动，鼓励大家如实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以便自我觉察、互相交流、互相鼓励、保持正常生活节奏，病友们的反馈都不错。

Echo桐：在双相躁郁世界你从不孤单

刘远晴：首先是情绪上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比如长时间在家太无聊或是体重增长引发了抑郁症状，或是因为失业期间不能线下求职、升学阶段不能上学而产生焦虑情绪等等。朋友圈和微博都被疫情相关的新闻刷屏，很多患者的焦虑情绪会被放大，甚至因为强烈共情而陷入抑郁。有些新闻还引发了立场不同的患者与亲友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与争吵。

李施瑾：这个问题不就是我们没有停止拍摄的原因吗？很多媒体都会参考非典期间台湾SARS心理健康行动联盟编制的《SARS安心手册》，然后顺直觉地认为患者症状容易被激活。

这段描述确实很贴合躁狂期双相患者给人的印象，我们在社群中也发现一两个病友非常积极、认定自己只适合一线救助工作。但是，更多病友表示无法理解，因为这跟他们的自身反应有很大差别，甚至有患者为自己的理性冷静感到内疚。

其实，双相患者首先是在不断成长的活生生的人、其次才是情绪障碍患者。疫情期间，除了被动产生情绪反应，很多患者并非一腔热血、无脑添乱，而是很务实地做事、很灵活地解决困难。举个最直观的例子，我们有位拍摄对象一直承受着外界的质疑，近日在小区封闭且物流停运的情况下成功把150箱医用口罩送达武汉当地的医院，她是如何做到的？如果我们不事先透露她是一名患者，你会觉得只有非患者才能做到吗？

延伸问题是，现有的谈及躁郁症的书影音作品与精神科或心理学并不一定接轨，有些患者可能不知不觉地让自己的情绪和行为向文艺作品的描述靠拢，从疾病的隐喻中寻找意义。这也许是一种带病生存的策略吧，但我们更想在非虚构故事、在纪录片、在双相亲历者的原声里探索更多自我接纳的方式。

吴心昀：准备继续推进拍摄，变化也就是档期和节奏的变化吧。

武一凡：继续生活，先出门放放风。个人觉得项目不太会因此发生很多改变，只是拍摄节奏和进度发生了变化。

刘欣子：疫情过后我们会把搁置的采访先拍完，然后认真和团队讨论一下目前采访让我思考到的问题。疫情本身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项目，但是疫情给予了我大量的空余时间，用于思考与阅读相关资料。这对项目一定有正向帮助啦。

刘远晴：我想要把项目做得更深入一些，和时下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这一次疫情其实很严重，很多人面临情绪上的失控，和战后的情绪修复，这对患者而言更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记录当下发生的这些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施瑾：是的，我们想表达的实在太多了，而纪录片的篇幅十分有限，如果不作取舍，那就很难深入探讨任何话题，包括但不限于自杀干预、中老年患者、医患关系、医疗资源以及去医学化等等。这还只是我们在筹备阶段讨论的话题中的很小的一部分，在纪录片拍摄与日常运营中，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因此，疫情过后我们肯定需要吵架（划掉）、需要总结一下各自的观察，然后一起聊聊纪录片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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