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南方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之一，秦汉以后，汉人才陆续移居南粤大地。由于居民来此先后的差异，再加上不同种族、不同民系的人员之间的交往与接触，导致广东语言复杂、方言品种繁多。

汉语在广东省境内属于强势语言，但各方言的使用情况还有差异：最强势的方言当属粤方言，广东粤方言集中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区域（包括广州、佛山、深圳、珠海、东莞、珠海、中山、阳江、江门等）、粤西的西江流域（清远、肇庆、云浮）和雷州半岛（湛江）和茂名地区、粤北的北江流域（韶关，主要是城市方言）及粤东部分地区（海丰鹅埠镇及汕尾市区）。“估计使用粤方言的人口近4000万”（詹伯慧等2002）。

客（家）、闽是省内另外两大影响较大的汉语方言。客家方言主要集中在粤东北与粤北地区，粤西的部分地区也有成片的客家话分布，零星的客家话村落散布于全省多数地区，该方言的使用人口约2000万。

闽方言集中分布于粤东南与粤西南的沿海区域，地跨潮州、汕头、揭阳、汕尾、湛江、茂名6个省辖市，可分为潮汕片和雷州片两个次方言，前者接近福建的闽南方言，后者接近海南岛的海南方言，此外，中山、清远、韶关、惠州、广州等地还有一些闽方言岛。使用人口约1895万。

粤北地区还分布着一群归属未明的粤北土话（《中国语言地图集》称为“韶州土话”），大多与客家方言呈穿插交错状分布，今韶关市所辖乐昌、曲江、仁化、乳源、武江、北江和浈江等八个县（市、区）及清远市所辖连州市（原连县）和连南瑶族自治县均有粤北土话，其中，乐昌、连州和曲江三县（市）分布范围最广。使用人口约50万。

军话在广东省内使用人口较少，属于濒危方言，主要分布在惠东县平海镇及周边区域、陆丰市西南镇大部及大安镇的个别村落，总使用人口约2.5万余人。军话因与明代卫所里的军户关系密切而得名，军话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明代通语的一些特点，但由于时间及地域因素的影响，也混杂了周边其他方言的特点。

旧时正话的性质与军话有点接近，俗称“狗屎正话”，分布在电白县大衙镇的部分村落，使用人口不足1万。旧时正话原是“神电卫”这一军事城池和县治中使用的方言，故又称“城话”，该方言带有明代官话的色彩，又杂有南方方言的特点。

在乐昌、连州两市的北部地区，说土话的居民一般还会说西南官话（当地称为“湖南话”），形成对内使用土话、对外使用西南官话的双方言交际格局。另外，也有个别村落基本上对内、对外都使用西南官话，如乐昌市三溪镇的杨司塘村。显然，乐昌、连州两市北部的西南官话是湖南南部西南官话就近扩散的结果。使用人口约2万。此外，因三峡工程而移民至广东某些县市（如江门、肇庆等），使得这些地区也有西南官话（成渝片）的通行。不过由于缺乏人口的规模特性，西南官话的使用，已逐渐过渡到双方言的模式，未来可能与当地方言融合。

连州市、乳源县某些近于湖南的地区（如连州与湖南交界的山村、乳源的桂头镇和杨溪镇），则使用湘语，语言面貌和使用人口等详情有待进一步调查。

在南雄县界址、梅岭两乡，通行赣方言。

广东省内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总数不足1%。具体而言，现代广东境内有瑶、壮、畲、回、满五个少数民族，其中瑶族有10余万人，主要分布在粤北的乳源瑶族自治县（属韶关市管辖）和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属清远市管辖），所使用的瑶语属于苗瑶语族的瑶（勉）语支，此外，连县、始兴、曲江、阳山、英德、翁源、仁化、乐昌、怀集、阳春等县也有部分瑶胞散居，但部分已经转用当地的汉语方言。壮族人口稍少，约6万人，多分布在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和怀集两地，所使用的壮语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在怀集、封开两县，有20万人左右使用一种称为“标话”的语言，虽然深受汉语的影响，但主要特点近于壮侗语族。广东畲族人口现不足1万，分布在潮州市（凤凰山区）、丰顺、海丰、惠东、博罗、增城等地，除博罗一带畲语属于苗瑶语族外，其他各地的畲话，基本上是一种汉化的语言，更确切地说，这种畲话以客家方言为主体，杂有其他方言成分，当然，也有一些畲语的底层成分。

语情不仅指语言（方言）的基本数据，如语言种类、语言分布、使用人口等情况，还指在科学分类、分析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些符合客观情况的认知。根据现有材料，我们总结有以下几点：

1．大方言影响面广，扩张力强，国际影响大。

广东省的三大方言，即粤、闽、客方言，属于扩张型的方言，与内陆的“聚合型方言”特点不同，这三种方言随着广府、福佬、客家民系的迁徙，呈现极其活跃的移动、接触和变异状态。粤方言主要在两广分布，但又是港澳地区的官方用语，是一种权势很高的汉语方言，广泛通行于东南亚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具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闽、客方言虽然国际影响力略逊于粤语，然而在国内的分布却远远广于粤语，体现出极强的扩张力，而在东南亚一带，闽、客方言的影响度丝毫不亚于粤语。

2．少数民族语言极度濒危。

广东虽曾为百越之地，不过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越来越窄，使用人口越来越少，这固然与经济现实密切相关（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语言使用断层），但语言政策亦是影响的因子之一。如果不及时进行语言政策干预，及时在少数民族区域实行确实有效的双语政策，培养少数民族语文人才，积极推动少数民族的语言复兴，那么，南粤这个曾经是最有地域语言色彩的区域，再过几十年以后，仅存的几个少数民族语言（目前汉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将永远消逝于历史长河之中。这绝非耸人听闻。

3．小方言多数无人问津，需要开展调研。

目前广东省方言调查的情况是，大方言、有影响的方言（如县域方言）、濒危方言有较多学者予以关注，并开展调查。乡村方言保留了早期汉语的诸多特点，变化速度较慢，是古汉语的活化石，需要组织人力开展全面的调研。有人认为小方言可以任其自生自灭，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每种方言都是该处民众的独特记忆，承载了珍贵的文化信息，任何一种方言的灭绝，都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因此，从文化多元性的角度看，我们对广东现有方言的了解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需要再花大力气补充，只有我们这方面的“功课”做好了，才谈得上撰写完整意义上的《广东汉语方言概要》（或其他概要性著作）。

4．语言生活研究处于薄弱状态，影响语言政策的制订。

语言生活是语言资源的动态化表现，我们除了要了解语言资源静态的一面（即基本语言特征），还需要研究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是如何应用的，它们在应用过程中有何特点，民众对于语言运用有何要求，有关方面可以在语言服务方面做哪些工作。对于语言生活的调查研究，广东省甚至落后于其他省区，如广西出版了《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广西贺州市贺街镇语言生活调查研究、广西贺州市鹅塘镇语言生活调查研究、广西贺州市八步镇语言生活调查研究等），还建立了语言博物馆，这些都要建立在对语言生活精细调查的基础上。广东的语言生活非常活跃，方言影响大，但语言生活的调研甚缺，在很大程度上也使得语言政策制订成为无源之水。

1．对粤语的态度。从整体上说来，广东三大方言由于使用人口较多，对于母语的语言态度相对比较积极，但三大方言的人群，对母语的态度尚有程度的差别。粤语因为是第一大方言，使用粤语的民众对粤语有一种天然的自豪感，同时对粤语的地位亦比较敏感，对于保护、传承粤语，可以说，粤语区的百姓，态度最为积极；但这种强势的母语态度有时不免引起与普通话的对立，后文将详细论及。

对于粤语的态度，会由于其方言的影响力（大小）和所处的环境，而产生变化。据孙玉卿、邓淑芳（2016）的介绍，海外的开平人对于开平方言（粤语四邑片的一种土语）传承的态度比较淡然，这些人一般选择放弃开平话。有的被访者认为，新一代的香港开平移民不会因为不说开平话而觉得遗憾，他们只要有机会回到开平，就会接触到家乡话，这样就已经足够，无需刻意传承。这往往造成第三代开平人母语能力急剧下降。语言态度还与年龄因素相关，年轻一代对语言的使用选择比较自由，多数选择在开平讲开平话，在香港则讲香港粤语，而年长一代则认为，对家乡（开平）不能忘记，即使全家都移民至港，依然要记住自己的根在哪里，因此，这些被访者回开平的频率也比较高。

2．对客家话的态度。其次应该是客家话的使用者，对母语的珍视主要来自传统，“宁卖祖宗田，不丢祖宗言”是个流传甚广的祖训，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客家话在某些非核心地域（如四川、陕西）得以保存、传流。麦剑芬（2015）指出：“认同价值。能增进一个族群和言语社团内心深层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能够传达出共同语所不能传达的乡音的亲切感和亲和力。方言区域内语言权利的实现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客家方言里更是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代表性谚语。这种通过地域方言传递维系的深情使得客家族群成为对家乡捐资助建最踊跃的族群之一。”但是，客家方言已经出现代际传承危机，这其实也跟语言态度密切相关：“郑州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崔灿在考察地处四川陕南深山中的客家话保留得相对完整的‘罗家湾客家村’时，发现基本上只有60多岁以上的老人才说客家话，代际传承已经中断。一部分常用的客家用词已经与当地的强势方言商州话非常接近。所以有学者感叹在客家方言的使用和保存上，‘现代的罗家湾是最后的罗家湾’。第23届世客会‘客源天下与天下客家’国际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在小组讨论中一致惊呼并达成共识，客家文化海外传播‘濒危’。调查显示，在马来西亚的诗巫，客家人是继福州人之后的第二大族群。然而现在,虽然本地的客家人皆听得懂客家话,但是能讲流利客家话的只有60%。在新加坡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客家方言多数成了父辈的方言。”（麦剑芬2015）

客转白（粤语）现象在珠三角区域普遍出现，如香港的新界地区原来基本上属于客家通行区域，但目前只有老一代（70岁左右）的居民还使用新界客家话，中年用得较少，而青年基本不用（或者只能听），儿童则绝大多数只习得香港粤语，所以，新界客家话代际传承的中断已经是严峻的事实（刘镇发 2001）。

3．对闽语的态度。广东闽语有粤东、粤西两大块，粤东闽语的使用者对母语的态度相对积极于粤西闽语的使用者，陆壮民（2016）说：“潮州话是潮州人族群最重要的身份标识，是潮州人的‘身份证’，是潮州深厚历史文化的载体和瑰宝，对传承潮州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应该是所有潮人的共识。”而闽方言岛的使用者，大多兼通其他的强势方言（如粤、客），对母语的态度则比较无所谓，甚至有抵触，甘于恩（2016）在一篇后记中提到：“在不认同的群体中，有一种人对于母语是很排斥的，用各种贬义词来形容母语，如‘难听’、‘土’、‘倔’之类，认为母语没有什么价值，不值得保留。去年去广州钟落潭调查闽南话，就碰了钉子，原先跟村支书约定在村口见面，打了出租车千辛万苦找到红旗村，他却说临时有事，不能陪同，给了村长的电话，说村长一定会配合，结果电话打了过去，村长说进了城里，无法奉陪，我们只好摸到他家，让他儿子帮忙寻找合适的发音人。还好村长的儿子还比较热心，帮忙找了一位谢姓的发音人，总算愿意让我们调查，但说只能让我们问一两天。在调查过程中，他一直强调钟落潭闽南话没有什么用，现在已经很少人说了，态度有点抵触。到了傍晚，他说太太马上要回来了，希望我们早点结束。我们只好在附近一家快捷酒店开了间房间，住了下来，第二天继续请他来调查，说了一堆好话，总算问完了简单的词汇，可是下面的调查，他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了。”在粤语区中，对土语的认同度较低的情况同样存在，认同度的差别体现在：广州话＞地级市粤语（如佛山市区话）＞县城话（如三水西南话）或老县城话＞方言片代表点（如北片方言代表点）＞土语。土语在语言权势的层级中，应该处于最下层，但它往往地处偏远，最能保存早期汉语或早期方言的成分，最值得重视（如混合方言性质的吉兆土话，参甘于恩2015）。

广东与大陆其他地方相似，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在教学、媒体和官方正式场合，使用面甚广，人口中掌握普通话的占多数（比例视社会阶层有所差异）。但非官方场合的语言使用则因区域而异，大致而言，珠江三角洲区域和粤西区域粤语比较流行，粤东（梅州）、粤北（韶关）和粤西部分区域则通行客家方言，粤东的潮汕地区、粤西的雷州半岛则普遍使用闽语。

社会语言生活实际上包括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要而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官方用语。官方用语最能反映语言政策的导向，包括会议用语、正式场合用语、演讲用语等。在中国大陆，官方用语绝大多数是普通话（或带方音的普通话），只有在偏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使用双语或民族语言。在广东，由于粤语的地位较高，粤语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几率会远大于其他非粤语地区，但近20年来，普通话的使用比例不断提升。粤语作为“次标准语”的地位有所萎缩。

在客家话强势的地区，客家话也可能兼具“次标准语”的角色。在梅州地区的各乡镇，会议及工作语言，多为当地客家话（除非是由上级领导主持的会议）。清远的县级市英德，客家人口占了三分之二强，基层的工作语言以客为主，间或使用粤语，普通话则较少使用。

2．校园语言。校园语言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官方语言政策的折射。由于普通话是官方的通用语言，并且往往与某些人员（如校长、语文教师）的业绩考核相挂钩，故而在某些学校，普通话的使用带有规定色彩（官方色彩），但这也带来某些偏差，例如规定必须在校园里使用普通话，即使是在课余，也不允许使用方言（甚至带有某种道德暗示：“说普通话，做文明人”）。如果使用方言，则使用者会面临某种惩罚。直接的后果是，校园里普通话的使用率大幅提升，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普遍，农村与偏远地区除了教学语言是普通话外，地方方言在校园尚占有一席之地。间接的后果则是，学生的多语能力下降，普通话使用的惯性带入家庭，造成方言领地被侵袭，家庭语言不再是方言。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年轻一代“根”的意识模糊，地方文化的传承出现危机。

广东早期的校园语言，当地方言（尤其是广州话，或者是变形的广州话）占据很大优势，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外来人口大幅度提升：生源构成由本地人占优转向本地人人口与外来人口不相上下，甚至出现超越本地生源的情形，师资构成也出现质变——本地师资不再占有优势，师资的多元化是导致校园语言转变的客观原因和根本动力。

3．传媒语言。广东是全国唯一的可以使用方言（粤语）作为传媒传播新闻的地区，这可能跟它毗邻港澳、粤语在国际上地位较高等因素有关。传媒语言的示范效应非常强大，近些年来，广东地区的普通话使用率提升较快，这与传媒的力量不无关系。

在广东的传媒语言种类中，普通话的使用时间依然占有优势。其次是粤语（主要是广州话），但粤语的次方言使用仍然受限，像粤语的次方言台山话、阳江话等，都只能在文化类节目或广告中播出，电视电台的新闻除了普通话，就是广州话（这也是造成广州话的权势提升的原因之一）。应该放开新闻语言对方言的限制，每天允许地方传媒用当地权威方言播放一定时间的方言新闻（以10-15分钟为宜），这对于保护方言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语言资源的挖掘利用，也是一个渠道。而闽方言（这里指的是潮汕方言）、客家话（客家话在对外广播中还有一定的播音时段）在地方媒体的新闻节目中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多以曲艺形式出现，其使用的语言与日常口语还是有一定距离，且受众多为中老年人。

4．交通工具语言。交通工具的语言其实也是媒体，只是它一般不作为新闻媒体出现。广东的官方认可的交通语言普通话居首，顺序为：普、粤、英，地铁的播音较为规范，广州公交则和地铁不同，虽然也是三语报站，但是普通话和粤语的比重相同，公交播音比较粗糙，时而出现地名误读情况（如将地名“涌”读为yǒng）。同样是铁路系统，广州地铁的播音语误较少，示范性强，而动车（广深线）普通话、粤语播音都不够标准，如粤语播音出现“女士们、先生们”这种变异形式。

深圳地铁的粤语报站中，也出现读音不准确现象，如个别白读音使用文读，例如“岭”字，地名通新岭、红岭及黄贝岭，都读如“岭南”的“岭”字，似无大错，但平时口语，这些地名都按白读读为 [lɛŋ¹³]，地铁播音的读法，与百姓的语感不符。各地的公交系统，方言的使用情况有参差。大致而言，靠近广州的地级城市（如佛山、清远、阳江）会有正式的粤语播报，县级和镇级的交通系统，则视乎司机和售票员的语言能力而定。

5．窗口行业语言。窗口行业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像政务中心、派出所、医院、学校、法庭、交通部门等等，都是接触本地居民较多的窗口行业，虽然经过多年的普及教育，推普成效显著，但普通话水平低下的还是大有人在，尤其是中老年人群，在本地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本地方言的惯性促使他们不太愿意使用普通话。因此，从语言服务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应该提供本地方言的语言服务。但这些服务需要综合统筹，涉及语言（方言）培训等基础性工作，如果随便找人应付，在专业方面翻译可能不尽人意。

6．家庭语言。家庭语言是方言存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家庭语言领域近些年来也受到普通话的“侵袭”。学者李英姿（2015）指出：“家庭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单位,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都强烈影响家庭语言政策,而且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验和文化性格都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语言教育及语言选择的指导。”

年轻一代方言能力减弱，以上海、厦门这类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最为突出，目前有关教育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见暨南大学语言资源中心公众号11月1日“钱乃荣：上海方言的传承，关键要让新生代们讲上海话”），但效果似乎还不明显。

无方言家庭是目前中国大中城市的普遍现象，或者长辈使用方言，但与子女辈交流则使用普通话。这种趋势目前还在扩散，向城镇发展。

影响家庭语码使用的因素有：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教育政策、家长（不限于父母）态度以及下一代个人态度。最后一道防线被突破的后果就是，方言“普通话化”日益明显，方言在社会的传播失去基础，方言文化失去根基，最终导致新一代失去母语意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造成负面影响。

年轻一代方言能力减弱，以上海、厦门这类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最为突出，目前有关教育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见暨大语言资源中心公众号11月1日“钱乃荣：上海方言的传承，关键要让新生代们讲上海话”），但效果似乎还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