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刘勋宁：伯慧先生印象

 伯慧先生印象

刘勋宁

 甘于恩主编《田野春秋》

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一

2004年4月，我应丁邦新先生的邀请，去香港科技大学讲学。一推开教室门就看见詹伯慧先生赫然坐在其中。詹先生是方言学界的前辈，我们又是同行，见到他真是又惊又喜。詹先生说，他正在香港探亲，听说我要来讲学，就特意赶来听讲。这让我更加感动。先生那年该是73岁高龄，又是学富五车、名满天下的学者，完全可以不来听我这后生小子的逞能弄斧。然而，先生渡江跨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生的品性，不放过一切可能获取知识的机会。我们常说“大海不捐细流”，不正是先生的写照吗！大凡真正做学问的人，都是唯恐所知太少，唯恐得道太晚的。我曾经在《怀念王力先生》一文中记道：“王先生虚怀若谷，不论是平辈人的意见，还是晚辈人的想法，只要有些微可取，他都热情接受；对别人的一得之见，他也惜之若金。”詹先生是王先生在中山大学初创语言学系时期的学生（1949-1953），他是得了王先生的真传的。詹先生迄今著作30多部，论文近400篇。成就的取得，恐怕与先生的这种好学的品格有关。

第二天，我要到香港大学讲学。先生说“你的讲演我是要听的。”果然，当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先生又坐在教室里等我了。

二

我和詹先生过从最密的还是1999年9月詹先生在筑波大学讲学的那一次。先生下榻在我的学校宿舍，跟我谈了许多个人的往事。那次我才知道，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令尊大人是岭南词学名家詹安泰先生。1957年，高等教育部组织北大、复旦、中山、武汉四所大学编写高校中文统编教材，王力先生主编《汉语史》，詹伯慧先生协助袁家骅先生主编《汉语方言概要》，詹先生令尊詹安泰先生则参与主编《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由政府组织，相当于钦点，后来都成为不断再版的名著。詹先生父子同时参与其盛，不啻是父子状元，应当说是同堂翰林。放在旧时代，我想是要立牌坊的。参加编写的人员有一张合影，不光詹先生的有关书籍中屡屡采用，就是北大中文系的许多回忆录中也多次看到，可见这是大家都引以为荣的。

那一次詹先生还送给我他的散文集《日本面面观》（初版书名《东瀛杂记》，武汉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是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我惊叹于先生清丽洒脱的文笔。语言学家因为长期沉思于琐碎的材料中，又讲究言必有出处，思维枯涩化，文章写得好的人不多。先生于平时人们不经意处寻找题目，娓娓道来；有些题目是老生常谈，先生又能汰芜存菁，在切要处着笔。史实与数据共冶，知识与趣味并存，读来引人入胜。文如其人，先生治学和为人，大概都是这样洗炼诚挚的吧。

明海大学的招生手册上引用格言“读书让人充实，写作使人正确”，我十分欣赏。我最近在总结研究者的任务时说：“研究追求的是事物间最广泛的联系和事物变化的最深刻的动力以及这种动力的最直接的转递方式。虽然研究者也有一个怎样向同行和外行说明自己的成果以寻求支持的问题，然而这毕竟不是最主要的。”可以简称为“三最一说明”。“说明”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但还是必要的，有时候能制约那三个“最”。记得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当初招收研究生，只考作文。我不能说这完全正确，但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能写一手好文章，其实是思虑周密的表现。据我所见，那些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学问也不怎么样。这几乎是一定的。过去把“文字、音韵、训诂”看成“小学”，那是因为组织思维与表达的工具是脱离时代的文言，现在废除了文言，就应该把“写作”看成“小学”，没有这个基础不要上研究生。

三

2010年8月，我到北京参加王力110周年纪念会议碰到詹先生，詹先生送给我《詹伯慧语文评论集》。我突然在书里看见我的名字，十分惊奇。我赶快看了一下内容。原来詹先生对我的官话分类表示赞成。当面夸过我的分类的人不少，可是正式在书面上明确表示赞成的，詹先生是唯一的。

关于官话的分类，在我之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李荣先生的分类。最近有人把我和李先生的分类制成一张表，发表在维基百科的“南方官话”条下。表如下：

有了这张表，我和李先生的分类特点及其区别一目了然。我的分类没有多少创造，只是李先生分类的进一步概括。我自豪的只是我的概括揭示了新的知识：中国古代的入声在北方官话中是一分为三的，在中原官话中是一分为二的，在南方官话中是不分化的。可是我不是官，竟无人敢表示赞同。许多人爱说“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其实未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知道，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北大中文论坛网上，有人想在我的分类之外另行分类，经过十几个回合的论战，最后势所必至地得出了和我同样的结论。然而讨论也就此戛然而止，既不说认同，也不说偶同。由此可见，平时那些口口声声要坚持真理、服从真理的人有多么假惺惺。相反，有人吹捧李先生的分类是用“单一标准”进行分类的成功范例，李先生的分类是“高度”概括云云。对比上面那张表，可以看出这些话距离事实有多远！支持我的分类，表现了先生不媚上、不轻下，惟真理是从的高贵品格（我以为这是做学问和做出学问的必要条件）。

李荣先生的分类是建立在1983-1987年间的大规模方言调查的基础上的，是第一次运用严格的语音标准进行的分类。正是由于有了这样好的基础，我才能进一步概括。对于李先生的分类，我们既没有遗漏一个方言，也没有剩余一处土语，还消除了例外（西南官话在李先生的分类里是存在例外的，这在上面那张表中就可以看到，而在我们的分类里没有了）。我们尊重李先生，就是要发展他的学问，完善他的学问，不是止步不前。李先生曾经引用赵元任的话说：“知音的反对比外行的同意更叫人高兴。”如果李先生天国有知，对那些内行的表扬一定会拍案惊奇。

四

詹先生对我的观点的偏爱也许是一种私爱。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观点是一样的。早在1963年，詹先生在与人合作的《有关汉语方言分区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汉语方言的划分应当“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我们依据语言的特征为官话分了类，而这样的分类又正好反映了这样的社会历史关系：北方官话地区是元代以后的新兴政治中心区，以北京话为代表，延伸到河北、山东和东北；中原官话地区是元代以前的政治中心区，以西安-洛阳话为代表，实际是被压缩到现在的河南、关中、甘肃及其尚未退出的毗连地区；南方官话地区则是由南方方言退化出来的，东部以南京（金陵）为代表，西部尚待研究。就连“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南方官话”这些名称，也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馈赠品：古代不是就有中原雅音、南音、北音的说法吗？所以说，我们的分类并不是我们故意要这样做，而是汉语方言自己走过的社会历史要我们这样做。

进一步的事实也证明，把语言特征和社会历史材料结合起来的分类是反映实质的。1998年我们又发表了《中原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区别及〈中原音韵〉的语言基础》一文。文章揭出北方官话古宕江摄入声字读ao韵，中原官话则读o（e）韵，划然不紊的事实。可比较下表。

我曾经把黄土高原的方言定名为“秦晋方言”，并且指出，它是“北方话里的山里话”——第一，它是北方话；第二，它是山里话。有人说江淮官话是官话，所以秦晋方言也可以叫官话，这我不能同意。具体的差别须写专业文章，不适合在这样的散文里做术语铺排。我只说一个好似开玩笑其实不是开玩笑的理由：江淮地区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曾经是汉语的标准语，甚至不让天下，独尊自己是唯一的标准语——也就是是“官话”而不是“民语”；秦晋方言区的人可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标准语，非但没有说过自己是标准语，却说过“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兴县人说官话”的话，甚至还有人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语言的遗留呢！就冲着这一条，秦晋方言就不是官话，而是方言。所以我想草拟这样一个词条：

秦晋方言，俗称晋语。分布在东起太行山，西近贺兰山，北抵阴山，南至汾渭河谷的黄土高原上。在北方话失去入声的背景下，这是一片相当广袤的入声区。这个地区语言复杂，文白异读丰富。通过文白异读可以区分许多古音类……其中汾河下游的中原官话是秦晋方言的退化区。

 詹先生也同意刘勋宁的建议，把它改称秦晋方言，作为跟其他官话平行的、同属他所说的“基础汉语方言（北方话）”下的两支北方话，认为这也不失为一个解决的办法。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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