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詹伯慧：我所认识的王均先生

我所认识的王均先生

编按

今天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詹伯慧先生90大寿的喜庆日子，本刊特刊发詹先生近20年前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两位语言学家之间的深情厚谊令人感佩！借此机会恭祝詹先生老当益壮，健康长寿！

詹伯慧先生2007年3月出席学术会议与鲍厚星先生、弟子合影

岁月不留情。我刚刚不知不觉地步入古稀之年，就从北京传来了将要庆贺王均（少恭）先生八秩华诞的消息。京城的朋友要编祝寿文集，来函向我约稿，我举双手赞成。少恭先生是时下仍能活跃在语言学术界中的为数极少的前辈学者，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想就借此机会把多年来和王先生接触所留下的美好记忆梳理一下，写点儿个人的感受吧。

王均先生的大名早在五十多年前我就接触到了。那是因为打从高中毕业之前，我就对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发生兴趣，年轻的心中萌发起毕业后要报考全国大学中唯一的中大语言学系的念头。打那时起，我就对中大语言学系的一举一动都感兴趣。由于我父亲在中大中文系任教，和语言学系的创办人、当时的文学院院长王力（了一）教授，语言学系主任岑麒祥教授都很熟悉。还有那时就住在我们家附近的语言学系严学窘教授、张为纲教授、周达夫教授等也都是父亲客厅中的常客。当这些语言学家在我们家出现时，我总爱站在一旁倾听他们跟父亲的高谈阔论。久而久之，我对中大语言学系也就逐渐有了一些认识。但我并不满足于只从教授们那里了解中大语言学系，我还想了解围绕在这些教授周围的语言学系年轻学人又是什么样子。就在这一想法的驱使下，我了解到语言学系还有几位年轻的助教和研究生，他们是王均先生、黄家教先生、黄伯荣先生和宋长栋先生等。而王均先生，因为他是了一先生西南联大时期的学生，是跟着了一先生到新办的中大语言学系来的，在我年轻的心目中更具有非同一般的地位。我天真地幻想着，也许有朝一日，我果真考上了语言学系，争取能读个好成绩，说不定也会有机会像王均先生那样，可以跟在这许多语言学教授的身边，干一番自己热爱的语言学术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年随同王了一先生作为助教来到中大语言学系的王均先生，无形中已是我心目中的榜样了。只可惜那时候我还无缘认识王均先生，而到了广州解放前夕，我高中毕业正式考进中大语言学系时，王均先生却已被罗常培先生延聘到了北京，准备安排到即将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去工作了。可见像王均先生这样年轻有为的语言专业人士，正是发展新中国语言科学事业不可多得的栋梁之才啊！后来我听说语言研究所成立后，以吕叔湘先生为团长的学术代表团首次出访苏联，王均先生就是代表团的年轻成员，他还肩负起俄语翻译的重任呢！王均先生几年前在我的学生为我从教45周年所编的一本文集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言及他在中大语言学系工作期间曾经到我家来和家父品茶论学的事，只可惜那时我作为高中生寄宿在市内中大附中的宿舍里，只有周末才回来石牌家中，少恭先生到我家做客时，我总是不在家里，也就错过了早日结识少恭先生的良机了。事隔半个多世纪，如今读着王均先生这段忆旧的文字，想起转眼间王均先生已是八十高龄，而我这个当年只是憧憬着神圣的语言学殿堂而尚未有缘跨入门槛的年轻人，眼下也已进入古稀暮年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都经历过风风雨雨，品尝过人生的辛酸苦辣，哀岁月之蹉跎，叹年华之早逝，宁不唏嘘长叹，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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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我有幸考入中大语言学系，成为一名新兵之日起，我就有机会经常读到王均先生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了，我是在求学时期，《中国语文》一创刊就长期订阅这份期刊的。记得在语言学系上学时，老师一再强调语言学是口耳之学，语音学是语言学的基础。因此，在我的学习中，一直都把语音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掌握和语音实践的训练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系主任岑麒祥教授在我们一年级时就要我们读他那本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语音学概论》，张为纲教授教我们的“方言调查”课时，则要求我们把听音、辨音和记音的训练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他给我们讲解岑麟祥师编写的小册子《国际音标》，为我们日后从事语言调查工作打下了基础。回想起我在大学阶段以及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对方言调查工作情有独钟，一有机会就想争取参加方言调查工作，这就跟阅读王均罗常培先生合作发表的系列语言学专论，从中掌握许多跟现实语言工作相结合的语音学知识分不开。从1954年1月《中国语文》连续刊登罗王两位以“田恭”笔名发表的《语音学常识》以来，我一直是该文的忠实读者。《语音学常识》不但使自己开阔了语音学的视野，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从中对语音学的现实应用有更全面更实际的了解，懂得了语音学如何在语言调查和共同语的语音教学中，在“推普”中发挥作用。后来罗王两位以《语音学常识》为基础编写的《普通语音学纲要》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那时我正在北大跟袁家骅师进修汉语方言学。此书出版后我又经常结合方言的实际反复阅读，每读一次总感到受益匪浅。1958年以后我从北大回到武汉大学执教，此后多次为学生讲授汉语方言学，也经常带领学生到湖北各地调查方言，有时还教点现代汉语的语音课，需要时也做点儿社会语文工作。我的许多教学活动和社会语文工作，遇到语音上的难题往往都是到罗王这本著作中去找答案。我的学生问及语音学上的问题，我也总是要他们认真阅读这本《普通语音学纲要》。

我有机会接触王均先生，是从1956年参加少数民族语言第一调查队开始的。那时候王先生是我所在的第一调查队海南分队的副队长，队长是我读中大语言学系时的老师严学窘教授。和我一起的年轻队员还有我的窗友欧阳觉亚兄等。我们一面参加黎语调查，一面向严先生和王先生学习。王先生不仅在业务上给我们细心的指导，在生活作风、言谈举止上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待人谦逊随和，论学深入浅出，他和我们调查队成员一起爬山涉水，深入黎村苗寨，尽管旅途艰苦，他总是有说有笑，使大家都十分愉快。在语言学界，王均先生不仅是一位学养深厚的学者，更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领导者。无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工作，还是在1980年代以后担任国家语委的领导工作，都给人以好领导、好带班人的印象。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待同志热情谦逊，虚怀若谷；对待晚辈宽严有度，爱护有加。和他相处常有如沐春风之感。王先生善于发挥学术民主，善于发掘他人的优点和长处，善于开发和使用身边的智力资源。这正是作为学术界领导层十分可贵的美德和才华。记得1956年那次跟王先生一起在海南工作期间，他知道我正师从袁家骅先生学习方言学，又是闽语区人，便提出要我跟调查队中的海南同志及黎族队员合作，由我动笔编写一本普通话、海南话和黎语对照的会话小册子，印出来给调查队的同志们生活、工作之用。我在出发海南之前，家骅师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要我在调查黎语时充分利用自己掌握闽方言的“优势”，注意联系海南闽语，调查整理黎语中的海南方言借词。为此我从踏上海南宝岛那一天起，便着意于海南汉语方言的情况，并且记录整理了调查队中海南籍队员杨舜英同志家乡话的语音，写出了《万宁方音》一文。同时我又在调查队前往乐东路过崖城镇时匆匆记下了当地两种与海南闽语不同的汉语方言——“军话”和“迈话”的语音。在记录整理这几种汉语方言时，我经常向王先生请教记音和辨音中的一些问题，王先生都热情地给予教诲，使我遇到的难题得以及时解决。王先生在我们调查队中是公认的“百问不厌”的好专家、好领导，不论是谁，只要是向他讨教，他都会马上作答，帮你识破迷津，使你克服调查工作中的盲目性，减少可能出现的纰漏。那次整整半年时间的海南黎语调查过程，在我的脑子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其中有一些就是和少恭先生相处时刻印下来的。少恭先生没有在学校的讲台上给我们上过课，但每次结合语言调查实践给我们的指导，却总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

”

田野春秋封面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王均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以他的实际行动力体现出他致力于贯彻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最认真、推动民族语文工作最坚定、促进语文现代化最热心的学术品格。几十年来王先生的每一项业务活动和学术实践，都和国家语文政策的落实，和我国语文研究工作的振兴，和语言文字现代化的进程紧紧相连。早年他深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培训民族语文干部，竭尽全力推动少数民族的语文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语文工作蓬蓬勃勃开展之际，他出任国家语委副主任，肩负起擘画、组织新时期语文建设的重任。在任期间，王均先生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健康持续发展任劳任怨，有口皆碑。王先生堪称是地位高、学问大而又架子小的语言学者。无论处于什么岗位上，他总是发扬民主，礼贤下士，到处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征集各方意见，把语言学界的智慧充分概括集中，然后形成得民心、易操作的各种决策。他位于语文职能机构的上层，能够经常注意吸收专家学者的看法。他先后担任过《民族语文》和《语文建设》的主编，这正是几十年来王先生不遗余力加以扶持的两个学术领域。王先生身在北京，心系祖国，放眼世界。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1988年秋我应新加坡华文研究会之邀前往作短期学术交流，就该国的“华语运动”作了公开讲演。当时王均先生正主编《语文建设》，知道我在新加坡的言论深受当地舆论重视，在我回国以后，王先生便来信要我立即撰写一篇结合新中两国的实践，论述新加坡推行华语运动的文章。我应命把文章写了出来，当该文在《语文建设》刊出后，他又来信说了一些溢美之词，并鼓励我多在“推普”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研究，给我很大的鼓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王均先生主持编撰《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一书，这是国家语委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一部回顾近百年来我国进行文字改革的经验，展望中国语言文字工作未来发展的总结性著作。可以想见，编写这么一部著作将会遇到多少人力上和资料上的难题。当时作为国家语委领导成员的王均先生，运筹帷幄，精心策划，及时组织了一个包括京内京外语言学者的编写队伍，充分发挥每位编写者的专长，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九十年代把书编出来了。这部在海内外语文学界具有影响的著作，正是王均先生长期以来始终把语言研究工作的重心放在语文改革、语文建设这类关系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大事上来的明证。

说来堪称有缘，近一二十年来，我曾有幸跟少恭先生两度聚首海外。1982年初，我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两年的聘约即将届满之际，一天忽然传来太平洋彼岸少恭先生从美国打来的电话，说他在美国多所大学访问讲学，现在期满回国，所乘航机要经东京，可以下机停留几天，想到我这里来小聚一番。我当然十分欢迎，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使我马上决定按照他到达的时间到成田机场去把他接回我客居的寓所来。随后几天我们白天起逛景点看校园，晚上就无休无止地摆龙门阵，真是其乐融融！这不可多得的几天东瀛聚会，我从无拘无束的“神聊”中进一步感受到王均先生学问的渊博和为人的厚道，从内心里也更增添我对王先生的仰慕之情。打那以后，1990年我出访法国，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短期讲学，没想到竟然又有机会在塞纳河畔和少恭先生小聚谈心，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这一次是王先生代表我国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巴黎出席联合国国际标准化机构（IS0）的会议，王先生到达后就给我打电话，在会议的忙碌中我约他偷闲到巴黎圣母院附近找个露天咖啡廊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塞纳河畔的欧陆风情。可惜那次相聚的时间实在太短，王先生公务在身，我不能陪他多看几处巴黎的名胜，如今想来，不免还有点歉疚之情。每次和王先生在一起，无论是长时间的畅谈还是短时间的小叙，他总是笑容满面，使你感受到他待人的亲切和热情。作为晚辈的我，在多次接触少恭先生以后，一种亦师亦友的感情油然而生。

与王均等教授合影于北京（1993）

王均先生担任过第七第八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我也忝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们有机会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每年“两会”期间，王先生总是要主动联络我们几位语言学界的代表和委员，借此机会共商我国语文工作的方针大计和当前存在的问题，还常常一起出席国家语委为我们组织的座谈交流活动。当时尚未出任人大副委员长的人大代表许嘉璐先生也常参加我们的聚会。在我的记忆里，八届“两会”的五次全会期间，几乎每次都由王均先生牵头，我们几位委员，包括邢福义兄等一起签署的政协提案，内容都是针对当前社会语文工作中的问题而发的。王先生在全国政协中积极带动我们就语言文字工作进行参政议政，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汉语学报封面

不断耕耘，不断进取，心中时刻装着语文建设这盘棋，退而不休地继续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攀登。这就是我所认识的王均先生，这就是我所敬佩的王均先生。去年五月，我遵少恭先生之命来京参加他和欧阳觉亚兄共同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的学位论文答辩会。这是我们最近一次的几天相聚。在王先生住所的客厅中，我看到这位年届八十，并且在不久前刚动过一次手术的老学者仍然是精神抖擞，笑容可掬，毫无倦意，我真是高兴极了。我深信他一定会长命百岁，一定能保持老当益壮。在王先生面前，我这个年届古稀的人永远是小字辈。不仅在做学问方面要永远向他学习，拜他为师；在做人方面也要向他学习，也要拜他为师。

2002年1月18日于广州暨南园

（原载《汉语学报》2002年上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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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甘于恩

本期审读：林虹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