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这个题目（注：指《务实的决策——新加坡政府华语文政策研究》）可以说是酝酿已久，却是机缘凑巧下动笔的。这是因为早在70年代末期我就开始收集有关这个题目的材料，准备撰写博士论文，可是当时就是无缘碰到论文指导。我所接触的教授都很客气地说对这个课题的认识不够，都表示很乐意指导我撰写中文系“传统范围”的题目。我感激他们的好意，但由于自己觉得这个课题有特别的学术意义，因此宁愿继续等待适合的导师，也不急着戴上博士帽。1994年某一天，我因事前往教育学院拜访久未见面的周清海教授。他依然是那么的笑容可掬，那么的热情好客，从他桌子上堆积的文件和书籍看，他是很忙碌的。谈话中，周教授说他除了教学与行政工作外，还指导博士学生。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博士生导师，就顺便说这么多年来撰写博士论文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颇为遗憾。他很关心地问我准备写什么题目。当我告诉他我认为行动党政府的华文政策是个很重要、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可惜却一直无法找到适合的导师时，他即刻表示很乐意协助我完成这个研究计划。可是，当时他的博士生名额已满，无法当场答应作为我的导师，不过，他叫我别失望，要我写个研究计划，让他去向院方争取。我当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那是那天拜访他的意外收获，更是我学习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久，周教授来电通知，院方接受我的申请，随时可以注册入学。我曾拜读过周教授撰写的有关新加坡语文教学和语文规划的多篇论文，也知道他很了解政府当局在这方面的想法，但是并不知道他指导博士生，否则我早就应该请他做导师，早些完成这个研究。很多人告诉我，我很幸运，因为周教授是指导这个课题最合适的导师。我当然绝对同意这个说法。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尽管我日常工作有多么繁忙，办公时间是那么的长，有时感到精疲力竭，但是还是全力以赴地撰写论文。在撰写过程中，周教授提供宝贵的意见，也细心地听我的看法，从来不坚持要按照他的意思或角度下笔，鉴于这是一个政治敏感且具高度争议性的课题，我曾经数易文稿，力求忠于事实，周教授每次都仔细审阅，修饰文字，还不忘对我说些鼓励的话。论文通过后，周教授还亲自跟联邦出版社接洽，以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丛书出版。付印前，他仔细校阅一遍。他的认真态度令我极为敬佩。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1994年那一天拜访周教授，我恐怕至今仍然在等待论文的导师呢。（原载新加坡《山外山》杂志第四期，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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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毛妩敏
本期审读|区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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