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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送 | 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重版序

甘于恩 语言资源快讯 20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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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重版序

——张洪年







新版《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书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


二十世纪是中国语言学新旧交融的时代。许多学者把传统和西学结合,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语言进行深入探讨,在声韵或语法方面,都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方言学方面,六十年代岀版的《汉语方言概要》是一部重要的综论,迄今还是必备的参考书。其中讨论粤语一章,对粤方言音韵、词汇,及语法皆有精简的描述。但是对粤语作全面性的研究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1972年同年发表两部粤语专著,一部是余霭芹用英文撰述的Studies in Yue Dialects:Phonology of Cantonese,剑桥大学出版,一部是我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两书分别对粤语语音和语法进行系统性的分析论述。自此之后,粤语研究渐成风气,讨论文章,如雨后春笋,专书论著纷纷面世。八十年代开始,港粤澳三地轮流主办国际粤方言研讨会,九十年代美国成立Canto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海内外各大学研究院也陆续设立粤语语言学课程,培养专门人才。最近香港大学和广州暨南大学建立粤方言研究网站,提供研究目录索引及重要著述提要。这些活动在在都显示粤语研究方兴未艾。研究的人越多,材料搜集越丰富,分析层面拓阔,钻研的深度前所未有。粤方言研究上的发现和发明,对我们了解汉语和一般语言发展的过程和背后的动力,一定会有很重要的启发。

八十年代以来,粤方言研究既然有如许的进展,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二十一世纪再来重版1972年的《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这部书是我1969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研究所时所写的硕士论文,离今已经快四十年。无论是书中所描写的实际语言,或是研究所根据的理论模式,都和今天有所不同。当时我采用的是赵元任先生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的语法架构,也就是所谓描写语言学架构。从今日语言学角度来看,描述只注重表层的现象,分析只限于把观察到的各种语言现象加以分门别类而已。对现象背后的运行规律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索。就观察现象而言,也未必能处处洞察入微。很多有意思的语法表现,只略略带过而已。不过在当时能以一人之力,对粤语语法体系作出比较全面的研究,突出粤语的语法性能特点,虽然不无瑕疵,但这一份努力,在当时也是一个新尝试。八十年代以后,专书讨论粤语语法的有高华年的《广州方言研 究)(1981),Stephen Matthews 和Virginia Yip 的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1994) ,李新魁、黄家敎、施其生、麦耘、陈定方的《广州方言研究》(1995),詹伯慧主编的《广东粤方言概要》(2002) 等。大体而言,从七十年代开始,每十年就有一两部全面性的语法专著,研究粤语。虽然各书重点详略不同,但描述大概,大差不离。此外还有一些以个别课题为主的专题研究,像梁仲森的助词研究,邓思颖的双宾语研究,张洪年的量词研究,邹嘉彦的外来语研究,李行德的儿童习得研究等等,都另辟蹊径,别有收获。我们把不同年代发表的语法著作排列对比,一来可以看到对同一个课题的不同观察和分析,二来也可以认识到在不同理论架构下处理语料的 得失。这正是所谓前修未密、后岀转精的治学发展过程。《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是这一系列粤语语法论著中比较早的著作,今日重刊,正可供研究粤语语法史的学者参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重版《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语 言研究价值。书中材料来自六十年代的口语,是当时真实语言的记录。时过世移,语言发生不少变化,很多当日常用的词型句式,今日已不复闻。譬如形容词加强修饰程度可以利用重叠并变调(如“红*红”,第一字读高升声调),动词表完成可以利用高升变调(如“食咗饭”读成“食*饭”),正反问句可以省略后一个动词语的宾语 (如“食唔食饭?”说成“食饭唔食?”)。这种种新旧说法正帮助语言 可以在短短数十年间发生迅速的变化。我们今日翻看书中的例句,也许会有过时的感觉。正因如此,这些语言材料可供研究历史语法的学者使用。书中例句皆附有罗马拼音,也可看出当日语音和今日发音的异同。今日所谓的懒音现象,当年不多见;当年阴平分化,今日已几乎荡然无存。历史音韵变迁痕迹,这本语法书也可提供一些线索。

张洪年教授出席中国东南方言国际研讨会,2008年12月,第二排右6为张先生,此图片为翻拍

我1967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随周法高先生习中国语言学。周先生自己不谙粤语,但他深明粤语研究的重要性。他在1966年就职讲演中就提到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应该重视广东方言的研究。他悉心指导学生选择粤语课题,作深入的探讨。我1968年选定粤语语法的题目,先搜集材料,再按赵元任先生的语法模式进行分析讨论。1969年春提交论文。其后我赴美进修,论文付印,我并不在港。其间蒙多位学长代誊写校对,铭感心中。这次重版,我并没有在内容方面作任何大更动。这本语法既是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就应 当让它保留一定的时代性。我在1971年原序中说“书中许多说法, 现在看来,也许觉得有商榷的余地。”三十年后再读,更觉粗疏。还望读者有以谅我。记得论文答辩时,校外委员柳存仁敎授认为文字颇有沙石。所以趁重版机会,把全书文字略作芟芜修裁。初版有不少讹误,注音更多舛漏。这次重版,承姚玉敏同学在赶写博士论文期间,费时多月,细心校閲,至为感激。《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绝版多年,其间也有不少有心人要求重版,但一直未能事成。这次是李行德敎授向中文大学出版社提出,承蒙社长陆国乐敎授鼎力支持,在此一并多谢。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原书共分六章。1972年出版时封面内页却说全书计分九章。为什么会少了三章?我的硕士论文本只六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六章。1969年夏天,论文通过后不久,周先生嘱我再继续研究,于是仍然按照赵先生模式,另外补写三章,题目是 ⑴ 并列式,兼语式,连谓式,⑵句子的类型,和⑶词类。而词类部分更再分两章,所以应该是一共四章。出版时本来是要把原来的论文和后来补写的一起付梓。后来因为篇幅种种原因,只印行论文部分。后写的四章,我一直保留至今。这四章材料多而分析少,可供参考。这次重印,全书十章,一并发表。最后四章是罗纪颖同学打字输入电脑,再由姚玉敏同学逐字校对,并提岀若干修订。倘若没有姚玉敏的大力帮忙,这四章定稿面世,还怕遥遥无期。付印期间,又得到邱宝怡同学再一次校稿,出版社陈丽安小姐和谢伟强先生细心校对,一并多谢。

2004年香港科技大学举行书海留名活动,我把《香港粤语语法的硏究》献给周法高先生。我当时的英文献辞是这样写的:

The bookmark-me program at HKUST gives me a chance to pay tribute to my professor and mentor from some thirty years ago. Professor Chou Fa-kao was a world-renowned linguist who came to Hong Kong in the 1960s and helped promote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Cantonese. In those early years, this was a field relatively unexplored. It was largely due to his inspiration, encouragement, and guidance that I took my first step into the field and began my career as a student of the Cantonese language. In retrospect, it was perhaps because of that passion for language and Cantonese that I finally decided to return to Hong Kong, where it all began. And, so,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dedicate to the late Professor Chou my first book,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antonese grammar.


今日语法重版,我还是把书献给周先生。


二零零七年四月张洪年记于香港中文大学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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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张洪年

排版 | 林虹池

本期审读 | 林虹池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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