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流行曲（四）| 黄霑：多元与矛盾兼具的粤语乐坛（上）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语言资源快讯”左边显示的名称并非原作者，而是公众号管理者，原作者将于大标题和文末显示，感谢各位读者的谅解！
多元与矛盾兼具的粤语乐坛
1980年代中叶，香港社会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工业化已经取得了骄人成绩。这成绩的达致，由各种不同因素交互促成。除了地理位置理想外，健全法制，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体系，高质素劳力，高效率行政体系，完善基建包括水、电、通讯、运输等设备，高水平管理人员，和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共冶一炉，令香港社会进入了个非常繁荣富裕的时期。失业率长期维持在2% 以下的低水平。社会富裕，市民自然着重消费，流行音乐工业，在全城消费能力的支持下，空前兴旺。唱片畅销之余，高票价的大型音乐会，也吸引了不少观众。据蔡宝琼统计，红磡体育馆举办的本地流行音乐会场数，由1983年的18场，增至1989年的129场，观众由15万人次，增至 135万人次，增长的幅度，实在惊人。这时候，电视的吸引力下降，其他的娱乐消费，乘机抬头。如卡拉OK，已从日本引入，逐渐受到港人欢迎。
这个多元的时代，也是个矛盾的时代。各种截然不同的普及文化趋向同时发生，令这时代的面貌九彩纷陈，百味同存，变得复杂异常，令人眼花缭乱。香港人注重小我，发展着一种“自恋式”（narcissisio）的感性消费；而一个转身，就投人“一窝蜂”的潮流去。潮流的转变，快速而频密，形式则花样繁多，不一而足。政府的“积极不干预”除了在“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经济上成为政策，连文化政策也全无不同，居民的自由度远较其他华人社会为大。这种开放态度，造成港人的文化目光和胸襟广阔，令社会呈现了多姿多彩的丰富面貌。但同时也令香港人目空一切，认为一己成就，为其他地区华人所不及。一方面包容，另一方面歧视，就在这矛盾的两级心态中，香港流行音乐，进入了《滔滔两岸潮》的年代。
1
偶像崇拜与卡拉OK
1987年香港天主教社会传播处在港九和新界的津贴中学，进行过问卷调査，研究青少年的偶像问题。结果显示二千多名中学三年级到中学五年级的同学，约七成心目中有偶像。而偶像又以本地歌星为主。电影明星和电视艺员在偶像排行榜上，远远落在歌星之后。把歌星推崇为偶像，主要行为环绕着传媒进行。青少年歌迷透过传媒，了解偶像的消息。而因为他们事实上接触偶像的机会不多，因此严格来说，所谓偶像只是形象投射。学者马国明在《新一代的偶像崇拜》一文，用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方法，和美国社会学家黎舒（Christopher Lasch）提出的“自恋型文化”（Culture of Narcissism）理论来剖析青少年的偶像崇拜。马氏认为，“崇拜偶像是形成自我意识的第一阶段”，歌迷透过收集偶像的消息和相片，把自我形象通过想象系统（imaginary order）和象征系统（symbolic order），投射进偶像人物的形象里。这类行为，据马氏的说法“不涉及价値观念，也不是寻找别人的认同，而是因为偶像人物的形象就有如镜子里自身的倒影，从中可以感受到完整统一的自我。”照马国明的分析，歌星形象，无论内涵、外表或色彩，都变化多端而丰富。而且，不像电影演员或电视艺员，要通过角色。歌星本身，已是歌迷认同的对象。而且，在个人演唱会上，歌星会给予歌迷极大的官能刺激。
“在成千上万的喝彩和呼叫下，”马氏在文章里，形容香港歌星的演唱会：“听演唱会其实是看景观，这个景观更有如星际旅行上遇到的景观。观众坐在一个偌大但和外间隔绝的场馆之内，光线暗淡得几乎是漆黑，突然五彩缤纷的光线从四面八方射过来，场馆中央圆形的舞台也就繁忙起来。打从歌星出场的一刹那，观众和演唱会的工作人员、舞蹈员等均以歌星为中心，情形就好像地球和其他行星环绕太阳而转一样。”
大众歌迷付出不算便宜的消费，去享受歌星偶像为自己提供官能刺激的年代里，另一种完全与偶像崇拜背道而驰的娱乐卡拉OK，同时兴起，在八十年代后期登陆香港。这真是时代的吊诡 ( paradox )。歌迷自己拿着咪高峰，用唱片提供的伴奏声带，唱自己喜欢的流行曲。这些人，不要偶像歌星，他们自己就是歌星。荒腔走调，追不上节拍，都在所不计。这是黎舒（Lasch）没有分析过的另一类“自恋型文化”。
但这两个看起来矛盾的现象，都对流行曲界带来了莫大的经济利益。歌星们收入激增，身价跃起。几位最当红的，纷纷以音乐会场数多寡来比较，竞争自然十分剧烈。因而引发了张国荣和谭咏麟歌迷势成水火，互不相让的斗争。他们在两位偶像同场出现的大型慈善音乐会或颁奖礼上互喝倒彩，态度很不友善。两位偶像亲身劝喻多番都情况依然，要令谭咏麟到 1989 年宣布不再领奖，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善。这歌迷对垒的现象，很值得社会学者研究，因为似乎是香港流行音乐独有。歌星收入多了，创作人员的收入也因之而水涨船高。唱片制作的进步，提升了销路，1988年的本地唱片销量，金唱片 25张，白金唱片 67张，尽破纪录。唱片行业大盛，就吸引了更多创作人入行。作曲的不少，而填词的更多，黄志华在 1985 年到1987 年两三年之间，纪录了近八十位新进词人。包括作家如白韵琴、胡雪姬、李默，作曲家如伦永亮、潘光沛，歌星如黄凯芹、谭咏麟、郑敬基，DJ如陈海琪、何嘉丽，唱片监制如郭小霖，区丁玉等。而本来已是“业余填词人协会”会员的，也纷纷收取专业酬劳，新人新血新风格，令香港流行曲界，有了极大的发展，林振强、林夕、林敏骢、潘源良、潘伟源、黄伟文、周礼茂、陈少琪、因葵、刘卓辉、唐书琛、小美、简宁、周耀辉等各有力作，无论内容，技巧，都有新的面貌，而且更紧贴现代城市生活。
不过，卡拉 OK 的出现，令音乐工业出现了个不太好的现象。作曲人因为迁就卡拉 OK顾客，所以在音域上收窄了创作范围。从前流行曲的音域已在十一二度（即十一、二个全音幅度） 里徘徊， 现在因为要令完全没有受过任何声乐发声训练来扩阔音域的普罗大众唱得舒服，就把歌曲旋律用音，限制在十度之内。而且乐句写得特别易唱。迁就顾客，在商业社会运作，视为天经地义，但迁就到这种程度，就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但是，从这现象倒也看得出原来商业原则，其实买卖双方互动(interactive）与互为影响。文化受众并不如“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诸位所说是全部不知不觉无条件接受文化产品。大众有的是选择。文化产品不合意，大众自然会另有挑选。因此亚当诺及他的追随者实在无须悲观。普罗大众绝非来者不拒，不假思索的驯顺羔羊。他们拥有消费能力这极强有力的武器，令文化产品生产商，无法不投其所好，依随他们的好恶行事。消费者不是奴隶，而是主人。社会学悲观论者，其实过虑了。
2
大量生产与青黄不接
香港的音乐市场，一向病在市场狭小。在海峡两岸都纷纷流行香港歌曲的年代，市场变成无远弗届，唱片行业盈利及前景都一片光明之际，创作人却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这是《滔滔两岸潮》时代的另一大矛盾。本来，在商业社会资本主义运作，有利就会有人才出现。可是，文化工业和一般工业运作，有其不相同处：不是找到个成功模式，就可以不停照办煮碗制作出来。“情歌”成为主流，变成“大路”产品，但每首情歌还是要个别创作的。本来，在1977年“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成立之时，流行音乐作曲家，连未成为会员的包括在内，大概不足十人。写词家略多，亦大概不外二十位左右。到 1997年，作曲家成为 CASH成员的，有700人，词家377人，兼作曲作词于一身的625人。量不能说不多，但在质的方面，就实在难于保持水准。因此，市场出现“行货”。当然，也有精品。但相比之下，“行货”多而精品少。产品两极化，好与坏的差别之大，大得令人摇头。
这种现象，其实和香港的其他工业绝无不同。香港工业，在很多时候，有两极化的现象出现。最高最低水准的距离有若天渊。也许，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必然良莠不齐。百花齐放的大花园，名花异卉旁边，例有芜杂草莽。香港社会，既崇尚自由开放，也许对各种水平的作品，都不妨用包容态度看待。与其苛评，不如由历史与时间自然而然淘汰，总比再堕入精英与精品主义对水平较次的产品赶尽杀绝，更胜一筹。
不过创作人青黄不接的现象，令唱片业种下危机。香港流行歌曲的衰败远因，是这个时候种下。到一切有条件的环境因素消失之后，香港流行曲本身的不健全就完全呈现。
（此为黄霑2003年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香港流行音乐研究（1949-1997）》之一节，标题为《多元化发展》，个别体例本刊做了改动）
图片 | 网络（侵删）
本期编辑 | 王怡美
本期审读 |宋城林
责任编辑 | 甘于恩
投稿邮箱：jnufyzx@163.com
精彩推荐：
（做语言资源保护公众号不容易，每天更新公众号更不容易，而每天提供新语料尤其不容易。很多读者还没养成打赏习惯，提倡每个月打赏一元钱，积少成多，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