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焦虑和文艺疗法

文/朱大可

说起影视和娱乐工业，它本质上就是欲望工业，用来满足我们那些难以企及的欲望。 

这页PPT上，娱乐工业有一个平台清单，比如手机、电脑、社交平台，等等。 

社交平台现在最牛B的毫无疑问是微信，其次是微博。中国主要就这两个，其他国家还有更多的社交软件。 

第二是电影院，第三是电视。电影院和电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

有一段时间电视走红，电影院几乎没有人去，大家都觉得电影时代已经结束。当时中国电影处在非常可悲的状态，大多数国企电影从业人员全部改行去做电视了。各大国企电影厂全部玩完，最牛逼的上影厂早就形存实亡了。

冯小刚的《芳华》用了八一厂的厂标，但那个厂还在吗？除了厂标，其他都没了。 

电视业发达起来后，改变了住宅设计的模式。21世纪设计的新式小区，客厅都是为看电视而设计的，而且还是为了看春晚而设计的。

现在平时谁还坐在那里看电视呀，只有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那里打发晚年时光。现在大家都看手机，看ipad，但电视仍然是老年人的主要营养方式。 

电脑和手机游戏，这个行业我不太了解，但火热程度无与伦比。

然后是游乐场、迪士尼、环球影城、海洋馆，这种游园体验模式成了孩子们最欢迎的多维体验通道。 

最后一类是赌城、赌场和歌舞表演，这在中国很难实现。中国是严格禁赌的国家。不过话要讲回来，中国虽然没有赌场，但是中国人善于划整为零，每个家庭的每张桌子，都能变成微型赌场。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赌徒和赌桌。大家都知道，全世界各地的赌场只有两种文字——英文和中文。 

由于有这么多的欲望，而我们的身体跟这些欲望距离遥远，所以我们不得不处在严重的焦虑状态。我们急切地追赶欲望，而且神色慌张。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场景。 

摄影：吉它木影

有社会学家跟我们做分析说，人类焦虑的原因，是因为欲望严重受挫。 

是的，中国人现在面临四大焦虑： 

第一是退休生活保障焦虑。社保金、养老金焦虑是非常严重的焦虑。尤其是对50后和60后的人群。 

第二是健康医疗保障焦虑。人一旦生重病，就会家破人亡。人是肯定要亡的，而且还要家破。 

第三是教育竞争的焦虑，也就是所谓的起跑线焦虑。 

当然最后是关于财富的总体性焦虑。中国人总觉得有钱可以解决以上三种焦虑。钱永远觉得不够，而且赚到钱之后，放在哪里都不安全。 

放在股市里你觉得安全吗？中国股市像一个巨大的坑，最不安全了；放银行里，通货膨胀这么厉害，也不安全；放家里更不安全，随时都会被偷盗。那么放哪里呢？不知道。 

有人尝试投艺术品，但高级艺术品太贵投不起，便宜又无法变现；投黄金吧，大妈们比较喜欢；年轻一点的会投钻石，可以拿到国际上兑现，因为有国际标准；还有许多人投手串、投翡翠和美玉，但没有人说投了就有安全感。奢侈品投资的变现难度，反而加剧了这种财富焦虑。 

在具体的心理表达上，我们称之为“焦虑综合症”。 

它首先可以表现为愤怒症的状态。我们经常看到路怒、车怒、网络暴力，骂到人家十八代祖宗代为止。家庭暴力、职场上的愤怒，甚至在医院里跟医生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愤怒都是内心焦虑的表达。 

第二是冷漠症。面对极度冷漠，愤怒之后一定会有冷漠的时候，人会把所有的愤怒焦点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剩下只能是冷漠。因为能量用完了，他被自己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无力再去关注更多的外部事务。 

第三是自慰症。人在受挫之后，会过度寻找食物，通过安慰口舌和肠胃来安慰自己的灵魂。所以中国成了美食大国，央视的《舌尖上的中国》，看起来拍的很美，却掩盖了美食狂热背后的生活焦虑。

在美国，满大街只有两种人：一种人的身材长得非常匀称，那是中产阶级，他有大量时间去健身，而且他善于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人在生活里通常是强者；

还有一部分人是生活里的弱者，他们不断受挫，非常焦虑，于是用食物来安慰自己，回到佛洛依德的婴儿口唇期。大多数蓝领黑人都是这样，他们身居社会底层，身材肥胖。

美国可以根据胖瘦划分阶层，但在中国真不行，分不了。从领导一直到老百姓，全是胖子，因为大家都很焦虑。

顺便问一下，朝鲜的三胖难道过得很开心吗？从他胖的程度看，他应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里最焦虑的人。焦虑是一种普遍的国家病症，大家都靠美食来自我安慰和治愈。 

第四是逃避症。我们每天坐在那里看手机，没有别的理由，就是逃避，逃避现实。建议大家统计一下自己的时间，一天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手机上。如果你只在手机上消费你的闲暇时光，那你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在逃避，你不敢正视它的存在。 

第五是绝望症。绝望症是其中最严重的状态，这些年来，有这么多自杀的案例，很多年都没有这样了。除了官员自杀，还有诗人自杀、媒体人自杀，学生自杀，大都带有极强的职业背景。

除了贵州的几例，穷人自杀现在基本不报道了，你们看到大都是中上层的悲剧，但这种绝望实际是普遍的。 

程度轻一点的绝望症叫忧郁症。有一个统计，中国忧郁症已经达到八千万人。

东方人性格内向，比较容易产生忧郁情绪，因为我们相对来讲不像西方人这么开朗，容易化解，忧郁是孤独和自闭造成的。我们不擅长跟别人沟通，在互联网上一沟通就吵架，一吵架就对骂，这都是自闭症的异向表达。这很容易造成最后的精神性绝望。 

摄影：吉它木影

焦虑的本质是欲望和实现之间的距离。

焦虑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种是本质性的疗愈，也就是从制度层面彻底改造生活现状，根本上解决焦虑，这是最好的路径。但我们在这方面无所作为。 

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严重的无力感中。这种无力性在西方二战后曾经是普遍精神状态，它成为荒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 

中国社会现在也陷入了普遍的无力感之中，大家都觉得很无力，做什么都很艰难，无论是哪个阶层，也包括官员在内，由此引发了深度忧郁。 

忧郁症患者的正确做法，是看医生和吃药。西雅图是波音、微软和亚马逊的总部所在地，我在那里旅行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很多人终身服用“百忧解”，就跟吃糖果似的，这是抗抑郁症的典型药物。

我们的问题是不承认自己的心理问题，拒绝吃药，也不愿进行阳光疗法。 

代偿性疗愈是我今天要重点谈的。如果利用消费文艺作品来进行疗愈，我们可能会获得症状上的某种暂时性缓解。今天主题是讲娱乐工业，好莱坞电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标杆。 

上次读了一位作家写的书，他回忆了1929年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也就是黑色星期五，股市的最大跌幅达到90%。就在那一天之后，他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失业了。人们都非常沮丧，仿佛天已经塌了。怎么办呢？

手头要是还有一点小钱，那就进电影院吧，在好莱坞梦工厂的作品里醉生梦死吧。于是电影就繁荣起来了，好莱坞电影就此繁荣昌盛。

那时候是默片时代，谁做了最大贡献呢？我们知道，那是卓别林，他所描写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的困境、尴尬以及最后的精神性胜利，鼓励了沮丧的美国人民。好莱坞电影成了当时最佳的精神疗愈方案。 

经过十年“文G”，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的创伤？

1976年以后，经过三年，文艺青年找到了疗愈自己的方式。1979年，文汇报发了短篇小说《伤痕》，那是复旦学生写的，被改了无数遍，讲的是一个女知青的回忆。

“文G”当中她母亲是走资派，被批斗，她于是跟母亲一刀两断，自己上山下乡，离家出走，但在乡下过得非常痛苦，后来慢慢地开始思念母亲。最后收到母亲的来信，说她已经被平反了，政治上没事了，但身体不好，希望她能回去看看。她坐着火车回家，赶到医院，发现母亲已经去世。十年分离，却再也没见过母亲。

在小说的结尾，她和男朋友一起走向华灯初上的南京路，预示着明天会更加美好。那是极其残酷、生离死别的岁月，女主人公内心充满对母亲的悔恨。

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而唯一的疗法是希望。“华灯初上”代表了未来的新希望，生活可能会变好。这种语词的光线，疗愈了女主的创伤。 

那时候的文学，可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疗法。每一本文学杂志上都有很多污渍，有头发，血渍，各种无名的污渍，书边都卷起来了，有些地方页面被撕破了，但就这样一本肮脏的杂志，可以经过上百人的手。

今天一本文学杂志能传到第二人手里，就已经属于很成功的传播了。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新时期”出了第二代文学，叫做“知青文学”，最典型的代表，写的最好的当属张贤亮。《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讲的都是知识分子到劳改农场劳改。

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跟当地的女牧民好起来了，陷入了恋爱，靠读马克思资本论来摆脱自己的情欲。最后跟自己最心爱的女人分手，走向大草原，精神获得了自由。

小说结尾很有意思，主人公当上了人民代表，进到了人民大会堂，望着天花板上的满天星斗，心里升起伟大的自豪感。这回终于做人了。所有被压抑的情欲，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力的梦想，在人民大会堂里得到了完美的实现。

这是张贤亮的自我疗愈。 

“伤痕”这个词，在当时就是“文G”受害者欲望的曲折表达。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我们连最基本的权利欲望都无法实现。

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你无法知道你们家哪天抄家，你的家人哪天被批斗，这种恐惧你们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而当灾难一旦过去，那些回忆会变成我们的创痛。

当然，还有一些人觉得“文G”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记忆，那应该是另外一类人的想法。“文G”当中有两种人，一种是受害者，一种是加害者。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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