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2年第2期|全球价值链嵌入与通货膨胀国际协同效应

高通胀对经济稳定的破坏作用与生俱来，也是冲击收入分配格局并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通胀率不仅较此前“大通胀”时期大幅度下降，而且表现出愈为明显的同步特征，通胀很难再被看作是独立的国内现象。全球化对通胀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提出了通胀全球化的概念。同一时期全球价值链分工快速发展，有鉴于此，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通胀全球化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相对于产业内、产品间等传统分工模式，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鲜明特点就是产品内分工，即由于产品设计及制造的模块化，加之以信息技术、现代物流技术的支持，生产过程被划分为多个阶段并根据比较优势在不同地区布局。每个阶段生产出的中间零部件沿着分工网络，在价值链贸易体系中流动，从而导致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显著增强。相应地，某一个特定环节的价格冲击有可能导致其他环节的价格调整，从而形成不同地区价格水平的协动特征。2011年日本海啸带来日本的价格冲击，导致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东南亚下游电子企业的出厂价格水平显著提升，就是对此很好的例证。

本文利用改进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和隐含动态因子模型，对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样本价格指数数据测算的时变通胀国际协同指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样本期内通胀协同指数的国际共同因子曲线呈波动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为通胀全球化论断提供了证据支持；因子曲线的演变形态同时表明，通胀全球化是一个较为缓慢、逐步演化且波动性突出的过程。

对全球价值链与通胀协同之间的经验分析显示，价值链贸易对PPI通胀协同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但对CPI通胀协同的影响则缺乏稳健性。这与两类价格指数的构成方式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消费价格指数中所包含的服务品供应链具有一定本地化特征，故全球价值链对CPI通胀协同影响相对较小。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形成的“链”，客观上对相关经济体的PPI起到了“锚”定作用，对CPI却并未产生一致影响，进而导致PPI和CPI走势背离，进一步的跨国分析为此论断提供了经验支持。

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并未影响价值链贸易的通胀协同效应。针对PPI通胀协同的检验表明，价值链贸易强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通胀协同性，对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通胀协同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而针对CPI通胀协同的检验结果表明，价值链贸易强度的提高降低了发达经济体之间的通胀协同，但增强了发达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协同。这与全球价值链主体上为垂直体系的分工有关。发达经济体在分工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价值链分工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定价权更强；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位于较低附加值环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同时，发达经济体或将消费品生产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从而弱化了发达经济体之间CPI的通胀协同，而增加了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间的CPI通胀协同。由于均依附于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价值链，发展中经济体间PPI和CPI的通胀协同均较弱。

本文在宏观政策实践上的价值在于，第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大的背景下，PPI和CPI走势背离有可能表现出长期性，这就要求货币当局考虑是否综合CPI、PPI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第二，全球生产网络及价值链贸易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变量的溢出效应不可避免。尽管此次疫情冲击下，有不少学者提出疫情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将会收缩或者调整为区域化、本土化供应链，但这种分工模式完全崩塌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价值链分工模式在调整与波动中发展应是更为现实的结果，而这也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将是理论研究及政策实践要面对的长期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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