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2年第7期|环境监管约束“硬化”、外商撤资与外资结构绿色升级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因素。凭借廉价的投入要素、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中国吸引FDI的规模长期位居世界前列。然而，在外资大规模流入的同时，存量外资撤离的规模也呈增长趋势：2000年外商撤资金额仅42.53亿美元，2017年增长到793.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8.4%。大规模外资撤离必将会在就业、出口和技术创新等多方面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因此，“稳外资”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也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重要议题。

外商撤资背后的原因既包括不断攀升的要素价格，也包括日益增加的治污压力。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自然和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污染治理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棘手的挑战之一。日益严格的环境监管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也必将提升企业的治污成本。研究发现，严格的环境监管迫使大量高污染企业关停并转；另据相关研究统计，2007-2009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案例中有51%来自中国。那么，环境监管约束“硬化”是否引致了外资撤离，又是否减少了外资流入的规模，并从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能为政府实施环境监管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十一五”规划首次将环境治理执行情况作为地方官员绩效评估的重要内容，极大提高了执行减排目标的激励强度。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十一五”规划拟定的减排目标顺利达成，因此，“十一五”规划可以看作环境监管约束“硬化”的标志，成为本文识别环境监管与外商撤资间关系的重要冲击时点。

因此，本文以五年规划中环境治理目标由软约束变硬约束为契机，从经验上考察环境监管硬化对外商撤资的影响。本文使用2005年各城市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COD）实际排放量和2005-2010年从省级控制目标分解出的各城市COD控制目标为基准对各城市进行连续分组，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环境监管力度加强会显著增加外商撤资的规模，而政府增加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减缓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的负向效应。第二，中国环境监管力度加强会降低中国对FDI的吸引力，但吸引力的降低主要来自流出侧，对外资流入的影响不显著。且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能有效推动中国外资结构绿色升级。第三，来自环境监管更加严格地区和重污染行业的外资对中国环境监管力度加强的反映更加敏感。

本文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以五年规划中环境治理目标由软约束变硬约束为契机，从经验上考察环境监管硬化对外商撤资的影响，有助于深入理解环境保护与外资稳定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后续环境监管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经验支撑。

第二，基于商务部外商投资企业变更数据库获取关于外商撤资金额、案例数等信息，准确度量外商撤资规模及其动态变化，弥补了现有研究中的数据缺陷。

第三，选取长江和黄河中下游流经城市，为其匹配一个非流经但毗邻的城市组成城市对，最大限度缩小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经济差异。最终以城市是否有河流流经作为工具变量，识别环境监管约束硬化与外商撤资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文的主要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会增加外资撤离的规模，而外资企业过快撤离可能会导致产业链条断裂和“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因此，环境监管力度的加强应循序渐进，逐渐推进。其次，为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目标，政府加强环境监管的同时，可以通过增加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减缓由于环境监管力度加强导致的外资撤离。最后，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力度，挤出重污染产业，同时制定鼓励清洁型产业进入的优惠政策，提升中国对清洁型产业的吸引力，推动外资结构绿色升级。

《世界经济》近期文章精粹：

欢迎订阅《世界经济》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