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2年第7期|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依赖于劳动强度吗？

澄清“人口红利论”、“劳动压榨论”与“黄金时代论”的分歧，不仅是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的现实需要，更是“讲好中国故事”，澄清国外学界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误判。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构建一个容纳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传统的增长核算模型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而新古典生产函数抽象了劳动过程，把劳动投入简化为劳动者人数或劳动时间。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劳动强度理论明确指出工人投入劳动的过程是一个劳动榨取的过程，“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劳动支出（劳动投入）”是不同的概念，劳动强度（e）是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支出，因此，劳动投入=劳动者人数*平均每人的劳动时间*劳动强度（e）。只有考虑劳动强度，才能准确度量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首先对鲍尔斯（S. Bowles）等人的劳动榨取模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构建了更符合马克思本意的劳动榨取模型，然后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榨取模型引入新古典增长核算模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融合。

基于纳入劳动强度的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本文利用2001-2017年数据测算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结果表明：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并非主要来源于劳动力数量和劳动时间，二者未形成较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不支持人口红利论；第二，劳动强度增长率的波动相当明显，2001-2003年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影响，但2004年后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因此，不支持劳动压榨论；第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是非劳动要素投入，包括TFP和物质资本投入，然而自2008年起，前者的增长率明显减弱，后者的增长率也逐渐跌落。若认识到物质资本投入本身会带来技术进步，就很难断言中国经济增长属于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于：

第一，本文尝试以兼容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首次将劳动榨取理论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从而量化分析劳动强度的动态趋势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第二，本文提出了一种间接测算劳动强度的新方法。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得数据，本文把劳动强度设定为工人工资和劳动年龄的函数，构造了回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强度测算方法。第三，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劳动强度研究的不足，丰富了效率工资理论和劳动榨取理论的文献，并把相关理论从劳动生产率和失业等传统研究议题转向了经济增长的新方向。

本文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黄金时代论”，而不是“人口红利论”或“劳动压榨论”。事实上，根据《全球工资报告2018/19》，2000-2017年，全球（包含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2.3%，同期中国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接近10%。若从考察样本中剔除中国，全球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将大幅降低。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当下的中国现实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剧。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条件的依赖并不如想象中巨大，因此，不必过分担心“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是扭转生产性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