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客观性与玛丽安·摩尔的精确美学

Original 何庆机外国文学研究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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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美国诗人玛丽安·摩尔的诗歌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具体性与客观性，这与现代主义诗歌总体趋势相吻合。真诚是摩尔诗歌的核心，精确则是其外在表现，是抵达诗歌真诚之途径。摩尔的精确，从诗歌形式上主要体现在其音节诗形式的精确的重复上，而内容上则体现在极端客观性的事实呈现上。然而，摩尔的诗歌往往在呈现科学、客观的精确的同时，悄悄地否认这种精确的绝对性。摩尔对科学、客观性以及精确的青睐，一方面是科学与哲学发展、现代主义诗人适应新的现实和新的认知方式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这也是在现代话语语境下，以权威话语模式为诗歌、艺术辩护，争得一席之地的策略。摩尔的精确美学，强调客观，然而这种客观性却绝不是简单、纯然的客观，而是融合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综合体。

作者简介

何庆机，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诗歌。

Title

Authenticity, Objectivity and Marianne Moore’s Aesthetic of Precision

Abstract

Marianne Moore distinguishes her poetry with particularity and objectivity, which seems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modernist poetry. Authenticity is the core of Moore’s poetics, with precision as its outward manifestation and a way to poetic authenticity.Her precision or aesthetic of precision illustrates itself in the precise repetition of syllabic stanzaic form and the radically objective presentation of facts. Even though Moore’s poetry boasts of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precision, the absoluteness of this precision is quietly yet firmly denied at the same time. Moore’s predilection for science, objectivity and precision is a necessary outcome from no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but also modernist poets’ adaptation to new reality and new ways of cogni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it serves as her strategy to use authoritative discursive mode of discourse in advocating poetry and art and securing their place in the modernist context. Moore’s aesthetic of precision emphasizes objectivity, yet her objectivity is by no means simplistic or pure; instead it is a composite integrating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Author

He Qingji, a PhD in literature, is a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his research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Email: willyhe66@163.com

随着浪漫主义的真实、真诚观的失效，现代主义的真诚呈现出明显的向外转的趋势。艾略特、庞德、史蒂文斯等现代主义诗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都自成一体，风格迥异，却在真诚的外转上达成共识① 。他们共同强调的是诗歌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而这些正是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 1887—1972）诗歌最突出的特点。科瑞斯汀·米勒（Cristanne Miller）以“激进诗学”概括摩尔的诗歌原则②，然而“激进”一词，更主要体现在摩尔的诗歌形式创新上，且“激进”有不够具体、明确以及区别性不足之虞。相比而言，“真诚诗学”可以说更加客观、全面地提炼、概括了摩尔的诗歌创作原则和指导思想③；不过，真诚是一个抽象且含混的概念，“真诚诗学”本身并不能直接“指导”诗歌的具体创作层面。查尔斯·莫尔斯沃斯在摩尔研究中使用了“精确美学”（aesthetic of accuracy）一词，并明确指出精确美学自摩尔早期创作开始，便一直影响着摩尔的诗歌——“这表明摩尔很早就对精确美学和‘小事情’感兴趣”（Molesworth 38）。莫尔斯沃斯认为尽管从四十年代开始摩尔的诗风和关注的主题有明显的变化，但对精确的要求，或者说精确的特点却一直延续着，即早期诗歌是“建立在视觉观察与词汇敏锐（acuity）的精确的基础之上”，而中晚期诗歌则是“基于道德情绪的精确”（Molesworth 318）。暂且不论这一概括是否完全准确，“精确美学”作为摩尔诗歌创作指导性原则这一点应该是切中要害的；遗憾的是，莫尔斯沃斯并没有对精确美学展开系统而专门的讨论与剖析。本文拟结合摩尔的诗歌与诗论，对摩尔的“精确美学”进行深入的探讨，主要围绕几个具体问题展开，即精确与精确美学具体意旨为何？与真诚及真诚诗学有何关联？在摩尔诗歌中有何具体表现？是什么促成了这一美学观？精确美学的本质又是什么？

“无情的准确”：精确与真诚

摩尔本人并没有使用“精确美学”这一术语，不过却曾用不同的词语对应于“精确”一词：accuracy, exactitude, precision。从语义来看，无本质区别，基本可通用，不过precision 更为常用。琳达·丽维尔（Linda Leavell）在摩尔的剪贴簿中，发现了诗人于1914 年剪贴的意象派诗歌的各种评论，其中一篇文章将精确（precision）视为意象派诗歌的要害（watchword）。不过，此文对精确多有贬义，认为精确并没有让诗歌更具诗意，而是使诗歌更具科学性，但这却恰恰是吸引摩尔之处④。丽维尔便认为摩尔不仅仅青睐精确与科学性，而且将这两点运用到极致——“在20 世纪诗人中，恐怕没有哪位诗人比成熟时期的摩尔更加精确，更加科学”（Leavell, Holding on Upsidedown 108）。

摩尔不仅在诗歌与散文中反复提及精确，而且明确表达了精确在其诗歌中的作用和影响。1935 年，成熟且已成名的摩尔曾直截了当地说，“我对精确感兴趣”（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644）。摩尔于1915 年在《自我主义者》（The Egoist）发表诗作，开始逐渐奠定现代主义诗人的地位。此前的作品或者说习作，仅发表于布林茅尔学院校办期刊（Tipyn O’Bob，后改为The Lantern；第一首诗于1907 年发表）；其中1910年刊登于《灯笼》(The Lantern) 的六行短诗《自辩即认错》（“Qui S’Excuse, S’Accuse”）仍透着稚嫩之气，除了散文化语言外，传统的诗歌格律与押韵全无摩尔诗歌的特点。这大概是摩尔未将它收录诗集中的主要原因，不过这首诗因稚嫩而毫不含混地传达了诗人的美学观：“艺术是准确观察：/ 如果观察结果是欺骗/ 我想肯定部分过错在/ 于批评家的眼光，/ 因为任何人只要尽本份/ 就无需为艺术自辩”（Moore, The Poems of Marianne Moore 20）。

值得注意是，写作并发表此诗之时，意象派还只不过是刚发轫，其精确的特点还未引起评论家的注意，哪怕是负面评论。摩尔在1924 年发表的名诗《章鱼》（“An Octopus”）中，借用对以章鱼为名的山的“描写”，间接地表达自己的艺术观，或者说重复阐述精确的重要：“完美无瑕，干脆利落！完美无瑕，干脆利落！ / 因获取事实的能力 / 无情的准确是这条章鱼的本色”（Moore, The Complete Poems 76）⑤。摩尔创作这首诗灵感源自生活经历。她与服兵役期间的哥哥曾一起登位于西雅图的雷尼尔山，尽管在诗中山的名称雷尼尔山变成了章鱼，并因此而显得更加非个人化，但诗歌的创作材料与文字却主要来自于旅游宣传册。因此，“无情的准确”，与其说是在描写雷尼尔山，不如说是在描述摩尔自己的诗歌——依赖事实并由此抵达一种精确，正是摩尔诗歌的主要特点之一。不过，摩尔的精确绝不是为了精确而精确，更远不同于科学的客观、精确，不同于科学的事实；“无情的准确”是为了情感、为了诗歌意义的精确表达。摩尔在诗论《感觉与精确》（“Feeling and Precision”，1944）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丽维尔看来，“感觉与精确”是“摩尔关于诗歌原则的论述中最清晰的”；尤为重要的是，“摩尔将看似冷漠客观的精确视为源于强烈的感情”（Leavell, Holding on Upsidedown 204）。

《感觉与精确》表面上主要讨论的是语言与风格的问题，讨论如何通过语言的技巧和策略抵达精确，正如文章中所言，“精确事关想象，事关措词”（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397）。在文中，摩尔通过引用具体实例，说明词序、语言的自然与简洁以及对比等修辞手段如何使诗歌更加精确，而这部分内容所占篇幅之巨极容易给人以表面的错觉。但实际上，“感觉”、“情感”自始至终是该文的核心词。通过各种语言手段所达到的精确，既是源于强烈的感情，也是准确表达感情的需要。摩尔的精确是强烈而真挚的情感、感觉表达的精确。摩尔在文章的开篇即强调情感的重要性、不可言说性及精确表达的必要性：“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强烈的感觉是无法言说的；如果真的将这种感觉表达出来，则很可能是高度浓缩的，因此作者往往被指责为神秘莫测，或故弄玄虚，或自以为是”（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396）。而诗歌要达到其目的，要对读者产生作用和影响，则必须要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并将它准确地传递出来。摩尔借用史蒂文斯以狮子比作诗歌的比喻，即真正的诗歌必须“能杀死人”，并用另一个比喻表达自己的诗歌精确观——“就像外科手术那样，精确既是冲击力，也是准确（both impact and exactitude）”（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396）。在这里，对诗歌而言，摩尔所说的冲击力即指强烈而无法回避的、也必须对读者产生影响的感觉、感情。摩尔进一步提出感觉与精确的某种因果关系：“携着最大化的冲击力写作，作者似乎被迫书写下无法抵挡的准确”（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396）。这句话似乎与摩尔的精确要求背道而驰，多少有点神秘莫测之感，让人想起灵感神启之说。但实际上摩尔在此强调的是，精确虽然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却是强烈感情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自然而然”（naturalness）是摩尔在此文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既用来描述语言的精确，也用来说明感觉的精确，同时又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摩尔在文章中将“自然而然”视为诗歌最重要的要素，“当我们以为我们不喜欢艺术时，是因为那是虚假的艺术”（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398）。不难看出，尽管摩尔在文中未使用“真诚”一词，“自然而然”实际上与真诚表达了同样的意义，完全可以互相替代，而这句引文也自然而然让我们想起摩尔的三行版《诗歌》——“我，也不喜欢它，/ 不过，以完全藐视它的心态去阅读时，你会发现/ 它终究是个真诚的所在”（Moore, The Complete Poems 36）。于是，精确源于强烈的情感，实际上又是指精确源于诗歌的真诚，而“感觉与精确”完全可替换为“真诚与精确”。这也就是邦尼·考斯特罗所说的，摩尔的真诚“与寻求真理与准确相联系”（Costello 2），而“对摩尔以及大部分现代主义诗人来说，呈现的准确性是一种艺术标准”（Costello 66）。正如本人在研究摩尔的“真诚诗学”时所说的那样，在真诚已经外转的现代主义时期，摩尔的真诚不仅是内心与情感的真诚，也是要求真诚地面对外在的现实，因为“诗歌充满激情地观察生活”（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649）。而这外在的真诚同样只有借助精确才能抵达，因为“没有准确，没有精确，现实的一个重要维度便丧失了”（Erickson 38）。对摩尔来说，诗歌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要素是真诚，然而真诚与情感一样，是无法直接书写的，也无法直接成为一种艺术标准，必须（也只能）通过语言及诗歌的形式要素去体现、反映，必须转化为一个可以衡量比照、可以“度量”之物为标准，即精确；或者说，真诚是诗歌的基础和出发点，精确则是其外在的表现，是抵达诗歌真诚之途径。实际上，精确或精确美学对摩尔诗歌创作的制约作用，远不仅仅“事关措词”，而是关涉到其诗歌形式和创作的方方面面，如诗歌的非重音押韵，音节诗节的排列形式，诗歌中引文的大量运用。

“精确观察”：客观性、重复与精确

对摩尔来说，“艺术是精确观察”不仅仅是诗人早年对艺术本体的“观察”，精确美学也是贯穿于其诗歌创作生涯始终的美学原则。诗歌既然是“准确观察”，呈现给读者的，必然也必须是建立在准确观察基础之上的准确而“客观”的事实。此即邦尼·考斯特罗的观点：对摩尔及大部分现代主义诗人来说，不仅仅“准确呈现是艺术标准”，而且“事实性（factualness）在现代主义美学中得到高度肯定”（Costello 67）。摩尔的不少诗歌，尤其是动物诗，都不是直接观察的结果，而是对“观察”的观察的结果，是对再现的再现，其灵感和材料来自于博物馆、绘画、电影、期刊、书籍等等。另一类诗如同前文提到的《章鱼》一样，虽与诗人个人生活经验有些许关联，但入诗的材料，却大都是“借用”来的“客观事实”，诗人个人及个人生活从诗歌中彻底隐形了——“科学家的事实，历史学家的事实，记者的事实”等等，并“将意义嵌入细微的细节中”（Costello 70）。

科瑞斯汀·米勒认为，虽然“摩尔在诗歌中充满了事实”，但“摩尔大量使用的科学信息实际上既削弱了‘事实’的中心主义，也削弱了那个观察的自我的中心地位”（Miller 42），进而同时质疑、颠覆了客观事实的客观性和权威性。尽管如此，摩尔在诗歌中至少呈现了表面上客观和科学的事实，却是无需争辩的事实。实际上，摩尔诗歌的事实性与客观性特征不仅得到诗人及评论家的承认与肯定，也是摩尔诗歌的标签。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早在1925 年评论摩尔诗集《观察集》（Observations）便认为“摩尔小姐没有因为诗歌而牺牲科学”；摩尔诗歌对事物的客观呈现，其结果是准确而精致的“陶瓷花园（porcelain garden）”（Gregory 72）。而肯尼思·伯克在评论摩尔时，则将两位诗人联系在一起，认为尽管他们在气质和诗歌创作方法等方面差异明显，但两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却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威廉斯所选的商标——客体主义者”（Burke 486）。客观性实际上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共同特点，尽管程度和表现形式有异；评论家也通过附加修饰语的方式，标注摩尔诗歌客观性的不同，如“真诚的客观性（honest objectivity）”（Hadas 11），或“激进的客观性（radical objectivity）”等等(Holley 83)。达非·马丁认为摩尔诗歌的客观性，具有科学般精确的特点，不仅仅有别于其他现代主义诗人，也成为摩尔诗歌颠覆性和激进性的要件之一——“摩尔利用科学般准确的观察，记录下细微而详尽的感觉，并以此传达她对美国现代主义的别具一格的阐释”(Martin xii)。在这里，“对美国现代主义的别具一格的阐释”是指摩尔作为现代主义诗人，却又从内部颠覆了现代主义，指向了后现代主义诗歌（与威廉斯一样），跨越了现代与后现代的界限。

在摩尔的诗歌中，《鸟智》（“Bird-Witted”），《半神》（“Half Deity”），《穿山甲》（“The Pangolin”）等诗歌被认为是其诗歌客观性的典型，具有“令人惊讶的精确”的特点（Leavell, Holding on Upsidedown 222），但最直接表达了精确与客观性观念的诗歌却是四十年代的一首诗《四个石英钟》（“Four Quartz Crystal Clocks”）。这首诗的材料及灵感来自于贝尔电话公司的宣传小册。诗的第一节如此写道：“有四个振动器，世界上最准确的时钟；/ 这些石英计时器告知/ 其他时钟时间间隔，/ 这些没有机械装置的钟/ 记时准，保持一致，放在/ 摄氏41 度的贝尔/ 实验室时间塔里”（Moore, The Complete Poems 115）。肯尼思·伯克在分析摩尔诗歌的客体主义特点时，便将这首诗作为第一个例证。伯克告诫读者，不要以传统或常规的方式阅读摩尔的诗歌；“试图寻找诗中提到的‘四个’时钟这一准确事实背后的象征主义或意象主义意图是徒劳无益的”，而存放这四个时钟的时间之塔（time vault）也没有传统诗歌中的坟墓（tomb）之暗示与隐喻，因为摩尔诗歌呈现的不过是客观事实，是“‘客体主义’观察”(Burke 487)。在诗中，摩尔通过她的“客观呈现”最直接而明确地表达了科学与精确的重要性这一主题；与精确相关的词在诗中反复出现，如“最准确的”（exactest）、“追求精确的真相局”（truth-bureau of hoped-for accuracy）、“精确计时”（carefultiming）、“同样的温度”（the same coolness）、准时化（punctualize）等等。这四个作为时钟之时钟的、世界上最准确的计时器，为确保其准确报时，需要“由校对员与阿林顿时钟核对”（“Checked by a comparator with Arlington”，阿林顿指美国阿林顿海军观察台），并必须保证时钟塔一直处于恒温状态，因为石英晶体会敏感察觉温度变化，由此而“威胁准确计时”（“threaten/careful timing”）。在如实报告了这些客观的、科学的事实后，诗歌写道：“重复，对于/ 科学家来说，应该/ 等同于精确。”（“Repetition, with/the same scientist, should be/synonymous with accuracy.”）从表面意义上看，这里的重复一是指保持恒温状态（温度的重复），二是指时间的准确（时间点的重复），而“重复等同于精确”实际上又“重复”于这首诗歌形式，通过形式的重复而获得的精确。这是一首典型的摩尔式音节诗，全诗共七个音节诗节构成，每个诗节七行；诗行音节数、音韵特点、诗行排列及视觉效果等形式特点，后六个诗节基本上是对第一诗节的重复，即七行诗音节数为11（12）-8-8-6-9-7-6，押韵模式为x-a-x-a-x-a-x，诗行排列方式及视觉特点如下（即以上所译诗节的英文版）：

There are four vibrators, the world’ exactest clocks;

and these quartz time-pieces that tell

time intervals to other clocks,

these worksless clocks work well;

independently the same, kept in

the 41°Bell

Laboratory time

应该说，这首诗歌在形式上的精确与重复，不仅与诗歌中表达的观点“重复等同于精确”相得益彰，形成了诗歌形式与内容的相互支撑，互为佐证，也是摩尔精确美学在诗歌形式上的极佳范例。从内容上看，摩尔通过对时钟的“客观呈现”，以其特有的借喻手法（而不是隐喻的方式）和例证的方式，似乎在传达这样一个观念，即准确是认知世界、维系秩序的基础；在诗中，准确或精确，又包括科学的精确和知识的准确。科学的精确，以时钟与时间的精确为例证。摩尔在诗中写道，只有达到了科学的精确的要求，才能为其他时钟提供时间的依据，才能让那些被自称为“追求精确的真相局”的法国剧作家让·吉罗杜（Jean Giraudoux）赞誉为“真相的工具”（instrumentsof truth) 的“收音机，剧院，报刊”得以“准时化”……而知识的准确，意味着不会出现历史真相的错误——“像让·吉罗杜说的/ 有些阿拉伯人还没听说——拿破仑/ 已经死了”，意味着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生物专业学生能识别/ 狐猴不是angwantibo/ 不是树熊猴，不是懒猴”，也意味着准确理解、把握词源、词义和发音，而不至于混淆“男侍者与浮球”（“the bell-boy with the buoy-ball”）。

不过，笃信精确，其诗歌具有“极端客观性”特点的摩尔，却不是实证主义者和科学中心主义者。实际上，摩尔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和绝对主义，任何形式的霸权和单一权威——不论是性别的、文化的、族裔的，还是艺术类别、体裁或艺术形式的，尽管内敛且以自我约束为美德的摩尔从未也不可能像庞德、艾略特那样“高调”而直接地“宣誓”自己的“主义”。因此，虽然艾略特对摩尔极力提携，对其诗歌的难度和非个人化赞赏有加，仅在艾略特坚守欧洲中心主义这一点上，两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美国现代主义诗人中，与摩尔更接近的是史蒂文斯，而不是艾略特，也不是庞德、威廉斯⑥。

意义的扭转：科学的精确与想象的精确

在诗歌中，摩尔往往在科学而冷静地呈现事实的同时，悄悄地、于某处敲打、戳动着通过极端客观所表达的意义、思想，并从这悄悄的某处中生发出新的意义。这一新的意义并非对前一个意义的全然否定和颠覆，而是撼动、修正着前一个意义，并与之相呼应。在这首诗中，有两处起到了悄悄修正的作用。一处是第二诗节中提到的那位追求精确和真相的法国戏剧家让·吉罗杜。摩尔既未在诗歌正文中对吉罗杜作任何交待，也未如在其他诗歌中那样利用注释对其人及引文作进一步解释说明。读者知道的只是诗歌文内极有限的信息——他是一位追求精确和真相的作家。而根据达蓝·爱瑞克森（Darlene W. Erickson）在研究中提供的信息，这位颇具创作才华的戏剧家和作家，自1939 年任职法国政府，为战争作宣传工作后（即诗中提到的“追求精确的真相局”），不仅创作日衰，名声也受损。这一文本外的信息势必会侵入文本之内，修正其初始意义，并衍生出新的意义。吉罗杜在诗中的引文与诗外的“故事”直接的碰撞，首先指向了透明的、纯粹的精确与真理的可疑与不可靠——精确与真理无法剥离伦理维度，尽管这种质疑，这种伦理指向并未否定精确与真理本身。其次，两者的碰撞暗含着对西方霸权思想的些微讥讽。对吉罗杜以及一般的西方人而言，“有些阿拉伯人还没听说——拿破仑/ 已经死了”该是缺乏对历史知识、真相的把握的最典型的例子了。殊不知，对这些阿拉伯人来说，这一知识对他们无关紧要，更不构成其知识与真理的一部分——他们有他们的知识与真理。此即爱瑞克森所说的，诗歌此处流露的相对性观念——“他们的视角，他们的相对性，与本诗的读者，与吉罗杜的真相局，相去甚远” （Erickson 35）。

另一个起到修正作用的是在诗歌结尾处，始于倒数第二节后半部分，诗歌从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精确，转向古希腊罗马神话。诗中写道，当我们听到电话公司的准确报时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听/ 丘比特或者说jour pater，白昼之神——/ 时间之父的荒蛮之子——/ 告诉食人的柯罗诺斯/( 几乎吞食了自己所有的/ 新生子女) 准时/ 不是过错”。从一般意义来说，“准时不是过错”（“Punctuality is not a crime”），应该很完美地提炼、升华了本诗的主旨，即“准时不仅‘不是过错’，实际上是一种美德”（Engel 77）。而在这首以石英钟为例探讨科学与精确的诗中，准时无疑就等同于精确，就像诗中说“重复等同于精确”一样；结尾于是变成了“精确不是过错”。本诗于是成为为科学、精确的辩护；至少对“粗心”的读者来说，这意味着对无病呻吟的、反科学的怀旧情绪的反对。爱瑞克森认为“准时不是过错”使得这首诗“迷一般地收尾”，但却未对此做过多的分析和解释；不过，他却犀利地指出，细心的读者识辨出摩尔在此部分刻意的拼写错误，并由此而修正诗歌的阅读和意义⑦。

摩尔的拼写错误是指，神话中的时光之父（Father Time），吞食子女的、丘比特的父亲，并非柯罗诺斯（Chronos），而是克洛诺斯（Cronos）。Chronos 在希腊语中，是时间的人格化，即意指时间，并在英语中成为时间的构词词根（如chronology 等等）；而在神话传说中，Chronos 晚于Cronos。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神话人物不仅因名字相似而常被混淆，且形象也极为相像，而自文艺复兴以来，这两者常被混为一谈⑧。追求准确，学识渊博，且谙熟希腊罗马神话的摩尔，应该不会犯这样一个普通人易犯的拼写错误。因此，爱瑞克森认为摩尔有意为之的错误，起到了将两者合二为一的作用（即Chronos既是自身，又是Cronos），带来了意义的扭转——“Chronos，作为由科学确定的时间，是一种时光之父；Cronos，则是通过想象的力量，通过本能感知的、神秘的时光之父”（Erickson 38）。Chronos 与Cronos 在诗中的巧妙合体，既没有否认科学时间、准时和科学的精确，同时又意指科学的精确并非全部。

当我们由此重读“准时不是过错”时，准时（以及精确）的相对性便自然显现出来，因为丘比特说的“准时”，对生活在精确时代的人，和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而言，显然有着概念和认知上的差异，有着不同的精确度。而当我们将时间维度纳入，重新审视这句关于时间的话语时，不难发现“准时不是过错”带给读者的，与其说是迷一般的感觉，不如说是一种怪异感，因为准格言式的、道德与价值判断般的“准时不是过错”，所宣示、表达的，充其量是一句不言自明的常理，绝非这一句式表面显示的真理。如果说“Punctuality is a virtue”或许会因时、因地、因文化的差异而引起争议的话，那么古往今来，“Punctuality is a crime”从来不是被认可的价值观，从未有人因准时而被责罚，就算是自食子女的Cronos，也未见因他人的准时而惩戒他人的记载。因此，“Punctuality is not a crime”因为“Punctuality is a crime”的不成立而成为无意义的“废话”，就如同一枚硬币必须有正反两面才能合法使用，辩护必须以指控为前提。当然，摩尔不会将废话置于诗中，更不会将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或者说，这句话正因为其废话性，其无意义才显得格外重要，格外值得注意。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在这首诗中，“准时不是过错”转为“准确不是过错”，成为对科学、精确的辩护之辞。不过，这句“废话”的意义并未就此止步。熟悉摩尔诗歌的读者应该对“Punctuality is not a crime”这一句型并不陌生。在此诗发表的二十余年前，摩尔曾在《在色彩缤纷的日子里》（“In the Days of Prismatic Color”，1919 年）一诗中，使用了同样的句型——“复杂不是过错”（“Complexity is not a crime”）。这句话不仅成为摩尔的经典格言，也成为学者概括摩尔诗歌特点，或为其诗歌的复杂与难懂辩护时最常引用的一句话。因此，正如摩尔在同年发表的《诗歌》中，利用否定性修辞策略（“我，也不喜欢它诗歌”），来阐述自己的诗歌观，并为现代主义以及自己的诗歌和真诚辩护，“复杂不是过错”同样采用否定性修辞策略，为其诗歌的难懂与复杂自辩。而二十余年后，这一自辩词，只是替换了一个主语。“准时不是过错”在为科学、精确辩护的同时，更是或者说更主要是为“喜欢精确”，为自己的精确美学以及诗歌的客观性特点进行自辩。当然，摩尔的精确以及客观性绝非仅仅指全然的、纯粹的科学的精确；就像诗人通过C(h)ronos 一词的使用，既指向了科学的精确，又否定了其绝对性。而要进一步把握摩尔的精确，透视其精确美学的本质，则要从科学与诗歌的关系切入。

科学、客观性与精确的本质

在《四个石英钟》中，摩尔通过增加一个字母h，将Cronos 改写为Chronos，巧妙地为杠杆找到了平衡的支点，使之不至于倒向纯粹的科学的精确。这可谓一个经典的例证，佐证摩尔在《感觉与精确》一文中表达的观点，“精确事关想象，事关措词”，而这也只是摩尔在这首诗中诸多“文字游戏”之一。例如，本内特·恩格尔便认为，本诗中双关等的使用（bell-boy 与the buoy-ball, glass eyes 与eye-glasses），“非但没有导致混淆，反而有助于准确”（Engel 77）。查尔斯·莫尔斯沃斯则认为摩尔使用双关及古希腊罗马神话，是因为“她一直喜欢抵制任何纯粹词汇的观念”( Molesworth 342)。实际上，摩尔反对任何关于纯粹性的观念，任何形式的绝对化；对词汇纯粹性的抵制，只是在语言、艺术特点上的一种表现。而正如上文所分析和阐述的那样，摩尔同样反对将科学、科学精确纯粹化；她绝不是反对科学精确本身，而是反对将其绝对化，反对将另一种“精确”排除在外。从表面上看，这与摩尔有关科学、科学与艺术关系的论述，以及从中表现出的对科学的青睐，存在一定的矛盾与不吻合之处。

摩尔在阐述其诗歌观，或评论他人诗歌时，常常将科学与诗歌进行比较，反复以科学为标准。例如，在致威廉斯的信中，她曾说，写作“与其说是艺术，毋宁说是科学”（qtd. in Erickson 38）。这一观点可以说完全颠覆了传统观念中写作作为一种修辞，作为艺术的看法；而在评论艾略特的文集《圣林》（The Sacred Wood）时，摩尔更是明确地说，批评家和艺术家需要有科学家的头脑，科学家的严谨、精确和客观——“艺术家必须有精密科学的素养；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53）。摩尔对科学的青睐以及科学与诗歌关系的相关论述，与传统的诗歌观念以及大众对这两者关系的看法是相左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诗人与科学家分别代表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将两者进行比较，本身就是无解的矛盾。1963 年，唐纳德·豪尔（Donald Hall）受《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之托，对摩尔所做的访谈中，便请摩尔对此作出更明确的阐述。诗人如此回答道：“难道诗人和科学家不正有共同之处吗？他们都勤勉刻苦，不惧劳心劳神。严格要求自己，是诗人和科学家都具备的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他们都强调依据，都必须精心选择，必须追求精确”（qtd. in Tomlinson 44）。早在1926 年，摩尔任《日晷》主编时，曾以医生兼诗人的威廉斯为例，说明诗与科学的关系：“难道我们不正可以有把握地确信，与科学相对立的不是诗歌，而是虚假吗?”（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157）摩尔在《诗歌》中明确表明，诗歌的核心便是真诚。也就是说，诗歌与科学非但是敌，实乃是盟友，因为它们都要求真诚，强调客观，追求精确，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敌人——虚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摩尔的精确美学实际上是源自其诗歌真诚观。

摩尔以科学和科学家比较、比喻诗歌与诗人，虽然颠覆了传统意识，却绝非孤立无援，而是与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潮想吻合。19 世纪末，科学和技术发展使人们对科学和“进步”产生盲目崇拜，科学主义（scientism）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此时，已不可能像浪漫主义时期那样将科学视为对立面了，而只有通过强调科学性，成为科学阵营中的特洛伊木马，才能击破科学的唯一权威，为文学、艺术、哲学争得一席之地。庞德、艾略特、摩尔等现代主义诗人应该谙熟此理，强调科学性是他们阐述各自诗歌美学的共同特点。例如，庞德提出，“正如化学是科学一样，艺术、文学、诗歌也是科学”（qtd. in Levenson 110）。而诗歌既然是科学，就与科学有着同样的标准与要求，即准确；因此，庞德自然而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拙劣的艺术是不准确的艺术”（Pound 43）。艾略特在著名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艺术家的进步是一个不断自我牺牲的过程，一个个性不断泯灭的过程”，而“正是在去个性化的意义上，艺术达到了科学的状态”（Eliot 7）。只有达到了科学的状态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是当下社会所需要的艺术。由此，艺术与科学、人文与科技，本来是两套并行不悖的、同样具有合法性的话语，出现了话语权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称。艺术只有攀上了科学之枝，达到了“科学的状态”，方能走向“正途”⑨。

在这种语境下，摩尔是现代主义诗人中最不掩饰其对科学、精确及客观性的关注和兴趣的，同时如前文的分析，也是诗歌的客观性和准确特点最为突出的诗人。对这一点，丽维尔的分析与概括切中要害——“作为艺术家，她渴求科学家的那种冷漠的激情”，而“对摩尔来说，正是科学家对精确的追求解放了想象力”（Leavell, Marianne Moore and the Visual Arts 178）。摩尔对科学、客观性以及精确的青睐，一方面是科学、哲学发展，社会进步的一种必然，是摩尔接受系统大学教育的一种必然；现代主义诗人，从新知识与科技发展中汲取营养，获得灵感，以便适应新的现实，新的认知方式。同时，这也是在现代话语语境下，以权威话语模式为诗歌、艺术辩护，争得一席之地的策略。也正如前文所言，摩尔反对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威，科学的权威自然也不例外。在摩尔的诗歌中，这主要体现在摩尔通过引文与“客观”信息的大量使用，呈现客观事实，追求一种科学的精确的同时，往往内嵌了对纯然客观性的否定，正如玛格丽特·郝丽指出的那样，“摩尔走向客观性，最终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突出了所谓外在的、非个人维度的主观性一面”（Holley 96）。如前文分析《感觉与精确》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摩尔在学理上认为精确与客观性的背后是主观性，是强烈感情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从诗歌技巧和特征层面上说，摩尔抵达精确与客观性的最主要手段是通过借鉴绘画艺术的拼贴技巧大量使用非文学经典引文；由此，呈现的客观性因拼贴作为“选择的艺术”（Leavell，Holding on Upsidedown 182），而附着了无法剥离的主观性。如在前文分析的《四个石英钟》一诗中，对客观性的存疑体现得尤为突出。或者说，摩尔诗歌的客观性，恰好说明其诗歌所依赖的“事实”、“真相”的修辞性，印证了保罗·利科尔的观点，既“不存在中性语言”，也没有“修辞的零度”（degree zero of rhetoric）（Ricoeur 164）。但对绝对客观的否定，又绝不意味着对客观性本身的摒弃。伊丽莎白·乔伊斯曾以《美洲蜥蜴》（“The Plumet Basilisk”）作为典型的例子，说明摩尔如何将所宣称的科学方法作为实际的颠覆工具，最终表现出“对客观性的摒弃”（Joyce 29）；这一解读和分析虽然吻合了后现代的解构性修辞语境，却并不吻合摩尔思想体系与诗歌实践。对这一点，考斯特罗的观点更为可取，即在摩尔的诗歌中，“主观性与客观性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Costello 128）。

摩尔精确美学表面上是对科学、客观、精确的极力推崇，本质上却是对纯客观的否定，并进一步隐示着精确的非客观性——摩尔的客观性的背后是主观性。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作为硬币正反两面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既非对立的两极，也非完全平等的两端。对摩尔来说，主观性不仅不可或缺，或许还处于更重要的位置。在诗歌《盔甲的受损谦虚》中，摩尔以设问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什么比精确更准确？幻想”（“What is more precise than precision? Illusion.”）。摩尔在其散文中引用频率最高的是庞德所译《论语》中的一句话——“心若有恨之刀，思则无以精确（“If there be a knife of resentment in the heart, the mind will not attain precision.”）”（Moore, The Complete Prose 330）。此处的精确虽不同于科学意义上的精确，但也足以说明主观性在摩尔的诗学与美学中的地位。摩尔的精确美学的确强调客观，并且是建立在某种客观性的基础之上的，却绝不是简单、纯然的客观，而是融合着客观性与主观性。因此，概括摩尔诗歌创作原则最恰当的，不是“客观诗学”或“客体诗学”（“objective poetics”）（Molesworth 219），而是精确美学；而其诗歌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其诗歌语言所呈现的某种中性语言（neutral language）的特质，充其量不过是达到了“科学语言的相对零度”的修辞效果（Ricoeur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