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文化疆界的理论旅行：从跨文化视角看《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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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世纪批评理论流派迭出、蔚为大观，由活跃在英美文学界的两位知名学者阿拉斯戴尔• 任甫卢和加林•吉哈诺夫编著的《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一书，重现了20世纪批评理论穿越文化疆界的旅行与对话景象，对深植于文本背后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哲学予以重新挖掘，对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性或相悖性予以再认识，呈现出开阔的比较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与鲜明的史论特色，对构建中国特色理论话语体系、参与中西俄“三方对话”具有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刘发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诗学与比较诗学。

Theoretical Travel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Critical Theory i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20th century, critical theories emerged in a spectacular succession. The book, Critical Theory in Russia and the West, edited by Alastair Renfrew and Galin Tihanov, two famous scholars active i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s, re-displays the travelling and dialogic scenes of critical theories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re-excavates the values and cultural philosophies deeply rooted in the text, and reconsiders the similarities or contradictions between Russian and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It presents broa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strong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studies. All this may serve as an enlightenment on our construction of a theoretical discursiv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trilateral dialogue” between China, the West and Russia.

Liu Fakai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 is Western poetics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Email: liufakai@pku.edu.cn

俄罗斯与西方批评理论源远流长，至20世纪则流派迭出、蔚为大观。由活跃在英美文学界的两位国际知名学者——英国杜伦大学英文系教授阿拉斯戴尔·任甫卢（Alastair Renfrew, 1964— ）和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比较文学讲座教授、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加林·吉哈诺夫（Galin Tihanov, 1964— ）编著的《批评理论在俄罗斯和西方》（Critical Theory in Russia and the West, 2016）一书, 由精心选辑的十篇专题研究文章组成，论题涵盖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本理论、语言理论、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跨文化研究等领域。该书或质疑理论学说流变过程中习焉不察的流俗成见，或寻绎不同理论家隐曲幽微又相互抵牾的文化立场，或考索俄罗斯与西方在理论发展上的平行、相似、对话或对抗之处，集中而鲜明地勾勒出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互生、互动、互促与互构的“本来面相”，重释了20世纪批评理论激荡景象下的深层对话意蕴，在比较视野、史论特色、问题意识等多个维度上，展现出编著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科学严谨的学术研究态度。

01

比较视野：理论旅行的跨界穿越

如编著者所言，20世纪出现的任何一派批评理论都处于变动不居中，活跃于20世纪的一批著名批评理论家，如雅各布森、什克洛夫斯基、施佩特、巴赫金、洛特曼、卡西尔、伽达默尔、阿伦特、赛义德等，又被称为“变革中的思想家”、“旅行中的思想家”或“对话中的理论家”。该书将这些理论大家置于对话关系中加以比较性考察，展现了编著者开阔的理论比较视野，以及对理论旅行与对话现象的深刻洞察。

首先是理论旅行中的交叉穿梭现象。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批评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一些相互影响、交流和彼此吸收、借鉴的理论旅行现象。如《“一旦脱离自然”——俄罗斯（等国）语言理论中的有机隐喻》一文揭示出，“有机隐喻”本来是19 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中出现的语言理论中的术语，后经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丰富和发展成为一种洪堡特范式。后者在19 世纪后半期被辗转引进和移植进俄罗斯思想，并与从中世纪东正教神学中死灰复燃的某些思想，如东正教神父巴维尔·弗洛连斯基（Pavel Florenskii, 1882—1937）的“有机说”相结合，使“有机隐喻”说成为一个丰富多产的理论范式。此说被有明显哲学倾向的语言思想所利用，又迂回旅行到了西方，并在西方语言思想中与一些同源性质的观点相遇，如海德格尔宣称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园”，乔姆斯基所主张的新理性主义内在性，等等。可见某些批评理论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传播路径并非是单向、单线的，而是一种双向影响、交叉穿梭的复杂过程。对这种复杂关系所作的切中肯綮的揭示，正是该书的深刻性所在。

其次是跨语际的阐释性对话。对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跨语际的不同思想家进行比较，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如书中《陌生化的诗学与政治学——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与汉娜·阿伦特》一文，以“陌生化”概念为纽带，将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理论家并置一处，演绎出一番想象性的对话，指出两人“都不希望消除陌生化的距离感”，且都认为正是陌生化的距离感构成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构成了人们的“俗世的生存”和自由。作者追根溯源，认为两人都受康德思想的影响，一直为“康德的幽灵”所困扰，因为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明确反对功利主义，强调审美的惊异感和审美距离，这与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思想相呼应；而阿伦特则把康德的审美判断作为其伦理判断的理论基础，并加以创造性误读。正因此，在分别探讨陌生化时，两人均“走到了意识和良知交汇的十字路口”（任甫卢 吉哈诺夫 162），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也成为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 1）这种“天下文心之攸同”观念的一个佐证。

再一种是让各持异见者“对薄公堂”。即不拘泥于事实联系和因果关系，将在同一问题上遥相呼应、同频共振或观点相驳的不同思想家并置一堂，加以分析和评判。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巴赫金论艺术与不朽》一文将三人对艺术与不朽的观念、崇高之美、死亡等问题的观点作一番考察后发现，同样是不朽，托尔斯泰始终偏向于“完成、实现的不朽”，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美学思想则赞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后者看重的是“变为不朽”。并且，在文化观上，托尔斯泰坚持激进的个人主义，认为“所谓文化应该消解，只有这样，一种属于全人类的道德才能出现”（任甫卢 吉哈诺夫 58）；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持的平等开放文化观、“为对话而对话”的对话特质则更为巴赫金所激赏。经过一番比较，作者对三人的观点及其文化意义给予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创作作泾渭分明的区分，对两位作家可能都未必公正，但是巴赫金的这一误解不乏创见性，它可以极大地丰富人类保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任甫卢 吉哈诺夫 58）。类似这种立论公正、持论公允、视野宏阔的比较阐释，在该书中多有呈现，也为该书增色不少。

02

问题意识：理论焦点的多维透视

针对20世纪批评理论辉煌的过去，该书中的文章作者们并非怀揣一种参观者的怀旧心态，认为20世纪批评理论遗产业已构成“一座了无生气、一成不变的所谓知识或智慧的宝库”（任甫卢 吉哈诺夫 2）；相反，他们秉持一种理论流派的动态发展观，并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故能重新考察其中一些有待发掘的核心问题。书中的论题既涉及阐释学、现象学、后殖民主义、性别研究等理论范式，也延及有机论与建构论、模仿论的危机、文学理论由美学获得的解放等20世纪批评理论若干可被界定的取向。梳理起来，这些问题的关注视角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可称作“旧题新解”，即对理论界沿袭已久的传统看法提出质疑，对传统的理论话题作出新的挖掘与阐发。比如，《胡须剃光了的男人之负担》一文重提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法国结构主义，再从美国新批评到苏联符号学都一直关注的一个“神圣的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究竟是什么使文学成其为文学？”以及另外一个经典问题：“文本中发生了什么？”或者说，“这个文本做了什么？”（任甫卢 吉哈诺夫174）对这类相关联的“旧题”，作者则采用文化人类学研究范式，以较为现代且具政治意味的视角展开研究，并在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1935—2003）后殖民理论的基础上得出一个“内在殖民”（internal-colonialization）的模型，通过分析三部俄罗斯文学作品，来理解“两层次（深层和表层）、两步骤（研究和旅行）、两主题（人性和权力斗争）是如何结合在特定作家创作的以及特定读者所阅读的作品中的”（任甫卢 吉哈诺夫 175）。这无疑为“旧题”提出了“新解”，丰富了传统理论话题的阐释空间。

另一类可称为“新题旧解”，即对一个新话题采用传统思路或旧有成熟模式来理解和把握。《革新与退化》一文围绕1920年代古斯塔夫·施佩特（Gustav Shpet, 1879—1937）所关注的理论问题，探讨了文学理论从传统美学中解放出来后是如何间接回归哲学的，着重分析了作为莫斯科语言小组一员的施佩特与形式主义者之间存在的重大区别。在其他人努力将文学理论独立化，试图建成一门独立学科时，施佩特则反其道而行之，试图将这种努力扼杀在萌芽状态。进一步说，在1920年代的苏联文学理论景观中，社会学、形式主义即精神分析学等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施佩特与这些范式和方法毫不相干，甚至南辕北辙，因为他主张重返美学，认为美学才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家园；他所企图的，是“让现代文学理论重返美学和新洪堡特主义的语言哲学之怀抱”（任甫卢 吉哈诺夫 79）。与此相参照的是巴赫金，他的理论言说更进一步从美学转向文化哲学，可以看作是“革新”与“退化”之间复杂矛盾关系的另一佐证。

还有一类可称为“新题新解”，即对理论界新出现的或被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予以揭示，并作出新的创造性阐发。比如《“原始以表末”——巴赫金与人文学科的未来》一文提出了由“后”返“初”的观点，认为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人们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认为“人们不是活在后（现代性、结构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而是活在一个新纪元刚刚开始的时候”（任甫卢 吉哈诺夫 236）。由此可见，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特征需用“初”而非“后”来形容，比如人类目前仅处于“初级生物科技”阶段，人性也处在“初级信息”阶段，而不是“后人类”阶段。之所以用“初”来表述这一时代特征，是因为它意指“某种开放的可能性”，或者说是“开始朝某一方向行进”，这意味着作为一种形态符号的“初”，也是一个虚拟（语）态前缀，即“初X”意味着“有成为X的倾向”（任甫卢 吉哈诺夫 237）。事实上，这一论点颇能反映巴赫金所带来的根本性的思维模式之转变，即“由完成性向初始性的转变”，也就是说，“前一代人标记为‘后’的任何东西，到了后一代人眼里都成了‘初’，不是完结，而都只是新的文化构成的初稿而已”（任甫卢 吉哈诺夫 239）。这一观点的提出，将1970年以来一次次被宣判死刑的人文学科重新拉回到人间，并为其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如此这般的“新题新解”，可谓独辟蹊径、新意迭出，对人文学科重新确立未来发展取向也不无启示意义。

03

史论特色：理论激荡的场景重现

讨论俄罗斯与西方批评理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如果没有充分的文献史料作支撑，很可能流于空泛和虚浮。该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即在于它所甄选的论文一改理论文章易流于术语堆叠、理论推演、脱离文献和主观臆断的弊病，而是以扎实的史料、文本、文化背景分析为支撑，体现出实证主义精神在理论研究工作中的特殊价值，论从史出、以史带论、史论结合成为该书展开论述的一大特色。

首先是注重论从史出的缜密疏证。正如两位编著者在序言中所称，这部书“强调言出有据，反对凭空推论”（任甫卢 吉哈诺夫 1）。按照这一原则，书中每一篇文章都从理论创生的历史事实或历史事件出发，注重背景文献的钩沉与疏证，注重以不同史料的征引对同一理论学说进行反复研析。比如对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书中共有四篇文章直接或间接予以深入探讨。其中,《一种诗学的复活》一文甫一开篇，即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直接“遗产”做了清理，通过引证什克洛夫斯基的《马步》《词的复活》等文献，来证明正言若反的悖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流派的主要思想表征。而《陌生化的诗学与政治学》一文则通过引证什克洛夫斯基写过的少为人知的三部具有实验和自传性质的著作《感伤的旅行》《动物园》和《第三工厂》，来讨论陌生化技巧与自由的关系；通过考察阿伦特的《影子》《我们是难民》《极权主义的起源》《思想生活》等文献，将阿伦特以陌生化眼光看待人世的外位立场和遁世姿态清晰形象地勾勒出来。这些理论探讨因建立在文献和史实的疏证之上，故而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其次是注重紧张情势的现场还原。书中的作者们努力从20世纪理论浪涛形成过程中寻绎出若干曾起过关键作用的“紧张情势”，加以钩沉并进行现象学式的还原，以重现理论生成生发和互促互进的激荡场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紧张情势”，是因为在理论创生与重构过程中，不同的理论思潮、流派之间往往会出现“抗争”或“斗争”，其结果主要有三种：有些理论在竞争中胜出，跨越时代和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有些理论则在竞争中发生局部或大幅调整，其部分理论资源则被重新利用；而有些理论则被时代淘汰，最终走向销声匿迹。比如,《一种诗学的复活》一文展现了1920年代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等领域各方论争情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时的所有论争皆可目为学科之争”（任甫卢 吉哈诺夫 6），也即为了争夺学科主导地位。而《译而不解的女权主义》一文中则展现出过去几十年西方女权主义在俄罗斯遭到抵制的情形，将俄罗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女权主义和性别研究的敌视情绪、反感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并进一步揭示出这些抵触、敌视情绪产生的原因，提出从西方女权主义中之所以无法生长出俄罗斯女权主义，是俄罗斯女权主义产生的直接历史环境使然，从中也可窥见理论思潮之间激烈的抗争情景。如此这般的紧张情势在书中得到还原，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感知理论碰撞与竞争的激荡现场。

此外，还注重范式转换的细致耙梳。“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 1922—19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70）中最早提出的一个术语，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应用广泛。本书中多篇文章都注重考察和耙梳批评理论中的若干范式在20 世纪的转换与流变过程。如《“原始以表末”——巴赫金与人文学科的未来》一文考察了巴赫金和什克洛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思想家如何预见到人文学科中某些范式迁移，揭示出了若干范式转移或可能变化的模式。比如文本的解释向文本的改写转换，这其中又包含了单语言写作的普通文本将走向多种语言创作的“立体文本”，传统的文字文本将趋向数字化文本（类文本）等；再如人文学科去人文化向再人文化转换，包括文化研究的单项影响研究模式被介入（inter-ference）论模式所取代，多元文化主义被跨文化主义所取代，等等。而《文本之外》一文则从后现代性的视角探讨了范式变迁与理论更迭的内在逻辑，指出“在人文学科中，所谓‘新的’东西往往是‘长期被遗忘’的旧的东西之复活”（任甫卢吉哈诺夫 276）。正因为后现代性中的各种范式已处于“休眠”状态，成了“寄生于物质的、被理性化了的所谓文本”（任甫卢 吉哈诺夫 276），作者才提醒人们注意文本之外发生的东西。如此这般对“范式转换”的细致耙梳，体现出作者们探颐索隐的扎实学术功底和严谨学术态度，着实令人感佩。

04

对话吁请：理论话语的中国表达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反思现在和展望未来。显然，未来的批评理论将不会像20世纪那样仅是西方与俄罗斯两者之间的“二人转”。诚如两位编著者在中译本序中所言，“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考虑并调整这一双边对话关系，以便在西方、俄罗斯以及中国的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之间搭建一种三足鼎立的关系”（任甫卢  吉哈诺夫 1）。这种将西方、俄罗斯与中国作为“三足鼎立”的对话三方予以标举的行为，显然带有捍卫俄罗斯文化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立场，因为书中包括两位主编在内的11位撰稿人皆为处在同一个“朋友圈”里的学者，他们有共同或相似的专业背景、话语语境、研究兴趣和学术专长，“相信俄罗斯文化具有特殊的世界历史使命”（津科夫斯基 11），这决定了他们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烙下一些斯拉夫色彩，但他们所表现出的与传统西方中心论相左的理论视野和对话姿态，也着实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编著者之所以会表露出“三方对话”的热情，恐怕与近年来中国的理论发展态势不无相关。一方面，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文学理论界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理论成果基本上奉行“拿来主义”，所谓“像小学生一样地洗耳恭听”（任甫卢 吉哈诺夫 I）。而这种状况在上世纪末以来经过学者们自觉的共同努力，状况已大为改观，开始由“亦步亦趋”的跟随模仿，向平等对话交流迈进。另一方面，中国的理论研究者试图通过对自身悠久的美学、文学传统的再发现，来寻索创构新思想和新理论的源泉，并主动参与到理论生产和创新的队伍中。在这方面，编著者还特意列举了一些实例，如王宁教授在美国《比较文学研究》杂志的一期特刊上主持编辑了一组探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及其意义”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主持开展中西方文化理论核心概念“主题词”研究，并着手探讨中国理论的输出价值；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创立比较文学变异学，傅其林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及世界文学的研究项目，同样为国际学界瞩目；北京大学张辉教授等学者正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对现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语汇创新的意义；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致力于系统阐述中国伦理批评原理，等等。从西方学界来看，近年来西方出版的一些论文集，如最新版《诺顿理论批评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10）以及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所出的《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ture: A Reader, 2012），均已将中国因素纳入其中，并开始承认中国思想的历史及当代意义。由此可以管窥，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理论界的舞台上，编著者对此也给予了公允的判断和足够的坦诚，并期望“透过中国方法论思考这一棱镜，仔细省察西方和俄罗斯的理论”（任甫卢 吉哈诺夫 Ⅱ）。

在此意义上，该书的价值和意义就不仅限于书名所标示的，探讨俄罗斯与西方批评理论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实际上也在发出一种开放式的对话吁请：倡导一种从俄、西“双边对话”转到中、俄、西“三方对话”的关系。对这一“三方对话”态势，我们既乐见其成，也应积极参与其中。为此，中国学者不应“自惭形秽”，戚戚于自身理论话语的贫乏，患上所谓的文论“失语症”；也不应汲汲于“舍新求旧”，企图从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遗产中寻求一劳永逸的“灵药良方”；或“舍旧求新”，完全撇开传统、另起炉灶，企望一夕功成。本书启示我们，对待理论遗产和理论建构，恰切的态度是承认理论的变动不居性和开放性，秉持批判怀疑态度，科学扬弃，为我所用。诚如本书译者汪洪章教授在“译后记”中所指出的，任何一种理论在产生之初，都曾调用相互竞争的各种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在“与其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文化思想进行交流过程中，其自身的意义一定会发生情形复杂的变化和调整”（任甫卢 吉哈诺夫 314），因此，人云亦云、拾人牙慧，不加抉剔地生吞活剥，均不可取。同时，还应注重以开端性和初始性来衡量和看待问题，将理论遗产视为“新的文化构成的初稿”，并在以跨文化视域提供的“一种通用的象征意义上的调色板上”（任甫卢 吉哈诺夫 244），调制出具有中国理论话语元素的色调，进而刻画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中国气派的富于表现力的“自画像”。这既是一种立足当代中国、推进理论建构的美好愿景，也是对本书编著者发出的“对话吁请”的一种积极回应。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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