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批评视域下斯帕克小说中的苏格兰民族性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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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缪里尔·斯帕克被誉为苏格兰近一百年以来最成功的作家，其创作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呈现出苏格兰民族特征和构建苏格兰的民族想象空间。斯帕克的创作遵循了双重性创作原则，折射出苏格兰民族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典型的双重性特征，同时借鉴了苏格兰民谣体裁的各种创作艺术，并且以苏格兰的主要教派加尔文教为创作灵感和理念的重要源泉，在小说中凸显了加尔文教在苏格兰民族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斯帕克的小说体现了苏格兰的重要民族特性，为这个民族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彰显出她与苏格兰民族间的写作渊源。

关键词

缪里尔·斯帕克；空间批评；苏格兰；民族性

作者简介

戴鸿斌，厦门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教授、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中心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小说。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ottish National Character in Spark’s F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Criticism

Muriel Spark is regard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writer in Scotland in the past century. Her writing displays, both implicitly and explicitly, the Scottis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es the  space for the Scottish national imagination. Spark’s writing adheres to the “nevertheless principle” and reflects the Scottish literature’s typical duality in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meantime, she draws so much from the various creative crafts in Scottish ballads and relies on Calvinism, the dominant religion in Scotland, as a key source of her inspirations and idea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pivotal position of Calvinism among the Scottish people. Spark’s fiction demonstrates typical properties of the Scottish people and has made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cultural legacy. All this show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her writing and the Scottish people. 

Muriel Spark; spatial criticism; Scotland; national character

Dai Hongbin is a professor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British fiction.

Email: dhb9608@163.com

     英国当代著名女小说家缪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曾经斩获多项国际文学大奖，并三次入围布克奖，进入最后的6人决选榜单，被誉为“她那一代作家中最有魅力的”（Kermode 23-24）和“近100年来苏格兰最成功的小说家”（Carruther 488）。斯帕克出生于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在此长大并接受学校教育，但在19岁时就离开了故土，常年旅居他乡。长期以来，对于她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苏格兰的影响和关于她的苏格兰身份问题，评论家们众说纷纭。① 在一次访谈中，斯帕克如此回应：

显然，她本人承认苏格兰对自己的影响，而且她也曾经表达了对苏格兰元素的喜好：“在我涉足的文学领域内，我喜欢看到更多的有关苏格兰的、尤其是有关其国内生活的创作”（Spark, “Celebrating Scotland” 169）。那么，苏格兰对于她的创作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她又对苏格兰的文学做出什么贡献呢？由于空间转向“的发展很有潜力，可能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知识性与政治性运动”（Soja 12），运用相关的空间理论，从斯帕克的双重性创作原则、苏格兰的民谣传统以及它的宗教构成三方面入手，将有助于深入探讨斯帕克是如何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在其作品中呈现苏格兰特征以构建苏格兰的民族想象空间。文章认为，斯帕克的苏格兰民族性书写不但展示了其小说创作艺术与文化身份特征，而且蕴含了她深刻的民族意识。

01

苏格兰地貌空间

与斯帕克的“双重性”创作原则

       在《地缘政治美学》（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1995）中，美国文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1934— ）提倡从“空间”入手来感受和解读庞大的系统，指出这是条“最快的捷径”（Jameson 2）。这一观点也许可以用于研究斯帕克的小说。斯帕克是苏格兰人，生于斯长于斯，在此度过了整个童年和少女时代，成年后才离开故土，四处漂泊。然而无论身处何方，她始终念念不忘那段青葱岁月。斯帕克曾经说过：“我本质上是个流亡者，从爱丁堡被放逐。在二、三十年代，我生命中的前18年是在爱丁堡度过的。正是这个城市孕育了我的放逐状态，在后面的日子里，我不断地自我放逐。这种放逐成了神的感召”（Carruther 491）。这段话表明作者对“放逐”的深刻理解，把它看作一种上天的召唤。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对于斯帕克的意义不言而喻。她虽然肯定了自己离开苏格兰的自我放逐行为，但在她内心深处依旧渴望得到家园的认同，就像她曾经说过的，“当初，我不能指望在这地方能被理解。然而，这是我第一次被理解的地方” （Spark, “Edinburgh Born” 180）。既然她在爱丁堡度过了18年，她对该地区必然是非常熟悉的，也就极有可能会将它视为创作源泉。她的代表作《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1961）就是直接取材于爱丁堡，以她母校的一位女教师为人物原型。小说以爱丁堡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并提到当时广为人知的地点，如爱丁堡旧城内的圣贾尔斯大教堂（St. Giles’）、格拉斯马基特街（The Grassmarket）和卡能门大街(The Cannongate) 等。在另一部小说《座谈会》（Symposium, 1990）中，苏格兰人所熟知的东部城市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和中部城市博斯（Perthshire）同样出现在文中。这些以真实地名出现的场所为故事的描述增添了真实感，尤其是为苏格兰读者带来一种亲切感。更重要的是，对它们及其风土人情的书写表明作者斯帕克虽然身处他乡，仍然怀有对故土的眷恋，不忘家乡的每片土地，而且把这种情感通过对原型人物的改写和对真实地名的引用诉诸笔端。

按照法国哲学家和空间理论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的观点，空间已经不是传统认知中的空洞的幻象或静止的“容器”，而是审美主体对客体投射的意向，作为内心想象和精神感知的存在，此种“感知或幻想的空间藏匿着本然的种种性质”（26）。对于苏格兰的物质空间的回忆和触及是斯帕克梦想与记忆的诗意根基，抚慰了长年漂泊在外的她，成为斯帕克建构艺术世界与自身存在的重要方式，也成为打动读者存在深处的一抹亮色。斯帕克对往昔场所的回忆与书写如同巴什拉所写的，“于是，我们曾体验过的梦想的场所在新的梦想里进行着自我重组。许多旧日居所的回忆被重新体验，仿佛过去的居所在我们心中是永远无法忘却的梦想”（5）。

苏格兰独特的物质空间不仅直接成为斯帕克的书写对象或故事背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陶染了她的写作风格。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城市风貌的双重性孕育了斯帕克创作中所遵循的双重性（nevertheless）③美学原则。斯帕克曾经写到：“〔……〕在人口稠密的商业街、堂皇庄严的广场和蜿蜒曲折的胡同街巷中间高耸着一块巨大又粗糙的黑石头（城堡岩）就像在纯粹的事实前加上了‘然而’（nevertheless）一词”（Spark, “What Images Return” 153）。作为历史遗迹的城堡岩石代表着往昔的岁月，与代表着当今世界富有现代化气息的各种建筑物并置于相同的空间。古堡的存在仿佛无声地诉说着这个城市昔日的荣光，而现代化的建筑却赫然显示了如今的繁华与辉煌。历史与当下被压缩在同一个空间，过去与现今交错融合，仿佛时空错置，呈现出这个城市与众不同的“双重性”特征。事实上，在斯帕克看来，爱丁堡本身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双重性”。它是斯帕克的家园，成为它的市民令她非常骄傲；然而，就她所属的阶级和她父亲的宗教而言，她只是个外人。这座城市是苏格兰的第二大城市，曾经是18世纪欧洲文化、艺术、哲学和科学中心，可以称为世界性大都市，但是，它偏狭、过时（Stannard 3）。历史记忆与现代生活被置于同一空间中，彼此观望，却无法融为一体。斯帕克坦言她的整个教育都是以“然而”这个词为轴心，而且她的大部分文学创作都是建立在“双重性”的概念基础上（Spark, “What Images Return” 153）。毋庸置疑，苏格兰传统文化及其双重性原则对于斯帕克创作起到了深刻作用。斯帕克的双重性创作原则不断地体现在她的作品中，尤其是在其结局中。《驾驶席》（The Driver's Seat, 1970）中的主人公莉丝企图积极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最后却事与愿违；《座谈会》中的玛格丽特试图反抗卡尔文教的宿命思想，准备动手谋杀他人，然而竟然是别人阴差阳错地替她完成这一任务；《公众形象》（The Public Image, 1968）中的安娜贝尔如果选择妥协，就可以继续辉煌的事业，可是她却选择抗争，避开纷扰的世界。

这种双重性美学原则实际上源自与斯帕克的苏格兰情结息息相关的“怀疑”精神。她曾经赞扬爱丁堡的“民主和无政府主义”精神，承认它影响了自己的思维方式（Spark, “Edinburgh Born” 180）。正是这种民主意识令她没有轻信一切，而是更愿意对事存疑，独立地运用理性去判断，兼顾事物的双重性。保持理性思维的重要前提是必须要有超然和中立的立场，这又是苏格兰的学校教育留给斯帕克的宝贵财富：“长老制学校可以最好地使人领悟‘客观中立’（detachment）。它让我明白事实真相总是与他物分离而完全独立的，并非是观点的问题”（qtd. in Rankin 51）。从另一角度来看，正是相信民主和理性，斯帕克才能以旁观者的姿态，超然在外，端详和审视一切，也才能具备怀疑的条件和精神，因此她善于独辟蹊径，提出与众不同的理论构想与创作理念，践行各种新奇的小说艺术，如元小说、新小说、蒙太奇和互文性等技巧。

《文化地理学》中的一段话有助于进一步阐释斯帕克在双重性原则指导下的文学创作与历史、空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谨慎地假设文学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这些作品没有对地区意识作直接的表达，〔……〕要理解这些，我们需要将文学作品间的关联放在历史背景下研究，进而解释某一地方在特定时期内含有的‘情感结构’”（克朗 59）。斯帕克的双重性创作原则受到苏格兰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其主要人物布罗迪的取名源自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人物威廉·布罗迪（William Brodie）执事。斯帕克特意为琼·布罗迪选择与这个历史人物相同的姓氏，并告诉读者：

布罗迪小姐的陈述与历史事实基本一致：布罗迪执事是爱丁堡最著名的传奇人物之一。他是个多种矛盾的结合体：白天时是个正直的社区领导，深受人们的尊重，可是到了晚上他就变成社会的敌人——利用职位之便获得的信息去抢劫自己的同事，贪恋酒色和赌博。正是受到该历史人物这种双重性特征的影响，斯帕克笔下的布罗迪小姐很明显地表现出此种特征：她鼓励手下的女孩要有独立性，却不允许她们拥有自己的观点，而是要求她们绝对服从；她欣赏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法西斯精神，却反对女孩们的团队精神；她喜欢与地中海有关的事物，却害怕罗马的天主教堂。除了在性格双重性上的相似，布罗迪小姐的下场与布罗迪执事的一样可悲：布罗迪小姐最终出乎意料地被校方解雇，而且在去世时还不明白究竟是谁背叛自己。导致他们悲惨命运的原因也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本身的行为超越一定的界限：布罗迪执事竟然胆敢去抢劫税务所，而布罗迪小姐居然怂恿手下的女孩去做一些与她们年龄不相称的事情。在历史人物布罗迪执事身上体现出来的人物双重性特征是苏格兰创作的特色主题之一。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人格双重性契合斯帕克的双重性创作原则，既突显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提高小说的可信度，又为小说提供苏格兰历史维度的遐思，从而有效渲染了小说的历史氛围，使小说弥漫着对苏格兰的历史关怀。这种对历史的思考和借用其实也表现了一种空间的意象，如同德国文化学家阿斯曼曾经说过的，“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44）。借助苏格兰的历史与空间，斯帕克唤起了民族记忆，不断地进行着民族性书写。“时间和空间的纬度，民族的历史和领土被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道民族的记忆风景”（56）。

斯帕克的双重性原则不仅基于苏格兰的历史和风俗人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文学渊源。苏格兰的文学作品往往侧重于塑造具有双重性特征的人物。苏格兰作家詹姆斯· 霍格（James Hogg, 1770—1835）发表于1824年的《罪人忏悔录》（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即是如此，其中具有双重性特征的人物对斯帕克的《佩克汉姆莱民谣》（The Ballad of Peckham Rye,1960）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一，《佩克汉姆莱民谣》的主人公道格尔与《罪人忏悔录》的主人公罗伯特一样，是个幽灵般的人物（doppelganger），具有双重人格。道格尔与罗伯特相似，除了积极向上的一面，还具有邪恶的一面。他通过把自己的姓和名对调的欺骗手段达到同时受雇于两家公司的目的，因此同事评价他：“我相信道格尔·道格拉斯如果不是魔鬼的话，至少是个坏人”（Spark, The Ballad of Peckham Rye 81）；其二，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能够随意变形以达到某种目的。与朋友出去散步经过墓地时，道格尔“姿势既像魔鬼，又像天使。一侧拱起，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十指张开朝向天空” （Spark, The Ballad of Peckham Rye 30）。此外，苏格兰另一知名作家史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 1850—1894）的著作《化身博士》（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1886）中，主人公哲基尔（Henry Jekyll）身上也同样体现出了人性的善恶冲突双重性特征，该小说对斯帕克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双重性创作原则的指导下，具有双重性特征的人物遍及斯帕克的代表作品，比如，《公众形象》《座谈会》和《死亡警告》（Memento Mori,1959），等等。借助这些人物，斯帕克的小说彰显出苏格兰民族文学创作在人物塑造上典型的双重性特征。双重性创作原则及其蕴涵反映了斯帕克在积极追寻和探索苏格兰的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精神中以较为隐蔽的方式进行民族性书写，并投射作家本人对苏格兰民族的情感诉求。

02

苏格兰民谣特色与斯帕克的民族地域情怀

     除了对作家的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影响外，苏格兰特定的空间还产生了富有地域性色彩的民族文学。有学者认为，“从作家的角度来讲，文学可能提供了一种为作者经历过的或者想象中的空间绘图的手段”（Tally 2）。斯帕克在为苏格兰“绘图”的过程中，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受到苏格兰民谣的陶染。

苏格兰民谣是“苏格兰文化传统最好的表达形式之一，〔……〕不间断地存在于苏格兰中”（Lyle 14, 18）。斯帕克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最初对文学的兴趣是从阅读沃尔特·司各特汇编的《边界民谣》开始的。〔……〕它们柔和、深情，又有些狂野。一切都在一首始终表现出来。这令我着迷，我希望我的作品会有类似的笔触。从儿时开始，《边界民谣》就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Brooker 1035）。她还指出：“我从小就被民谣深深地打动〔……〕对于儿时的我来说，这些民谣非常激动人心、扣人心弦”（Spark, “Pensée” 75）。苏格兰是一个以民谣闻名于世的民族。斯帕克在爱丁堡度过人生最初的18年，从小就耳濡目染苏格兰民谣的传播和发展，必然会对其怀有深厚的感情。提到苏格兰民谣，难以绕过的还有18世纪末的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他的一大功绩在于挖掘、整理了大量苏格兰民歌并汲取其精华，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侯维瑞 260）。斯帕克曾经表达对彭斯的仰慕之情：“在彭斯去世后的200 年后，我们很难认识到，他仍然是这么一个‘现代的’天才，这么无拘无束、充满活力〔……〕”（Spark, “Robert Burns” 105）可见，斯帕克的创作带有明显的苏格兰民谣的印痕，她从中获益，正如她曾经说过的，苏格兰民谣的基本元素贯穿着她的所有作品，并且影响了她理解与思考问题的方式（Spark, “My Books of Life” 73）。

为了表示对苏格兰民谣传统的倚重，斯帕克在多部小说中直接引用民谣片断④，并借鉴民谣的表现内容，在作品中描绘各种超自然现象。她在小说《安慰者》（The Comforters,1957）中描写了无源可寻的声音，在《死亡警告》中讲到老年人接到的神秘电话，在《东河岸的暖房》（The Hothouse by the East River, 1973）内描写了奇幻的飞碟，在《请勿打扰》（Not to Disturb, 1971）中安排两个“多余人”莫名其妙地消失。所有这些超自然的神秘现象来自民谣中超自然特征的启示。由此，斯帕克变革传统中单一的现实主义叙事艺术，形成了混杂、多样和新奇的叙述风格。超自然现象为小说增添了一些奇异的色彩。离奇虚幻的意境与一些现实主义情节、背景和人物穿插交错，相互辉映，令斯帕克的创作堪比20世纪六十年代流行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

此外，斯帕克还借鉴苏格兰民谣的语言艺术。苏格兰民谣中的语言富有诗意、简短纯朴，“边界民谣关心的是一种情境的诗意状况。尽管它们的重复和长度比较特别，它们是简约叙述的典范”（Spark, John Masefield 104）。斯帕克一生创作的二十多部小说基本上都不超过200页，而且篇幅短小，结构紧凑，语言简洁，鲜有华丽的文辞。正是有着这种与民谣类似的优点，她的小说诗意盎然，适应了现代的快节奏生活，因此迎合了普通读者的需要，拥有广泛的受众。总体而言，斯帕克的小说既像简朴动人的长诗，又像悠扬美妙的民谣，在耳畔萦绕回荡，令人回味无穷。

作为流传较广和通俗易懂的民间文学形式，苏格兰民谣经常借助重复的手法来强调和突显细节，或者增强节奏感，形成优美的旋律。斯帕克的小说经常采用类似手法，并凸显苏格兰耳熟能详的意象。这些在《佩克汉姆莱民谣》中的表现尤为明显。首先，故事中，苏格兰民谣的常用意象红酒和小刀不断重现。比如，当德鲁斯（Druce）递给梅尔（Merle）威士忌酒时，她说：“我要一杯红酒。我觉得我需要红色的东西才能高兴起来”（Spark, The Ballad of Peckham Rye 134）。紧接着，德鲁斯用开塞钻打开了瓶盖，倒出红酒，之后用这把开塞钻杀死了梅尔。这里的开塞钻令人想起了苏格兰民谣中的小刀意象。其次，小说以主人公汉普莱与前女友的母亲之间的对话开始，体现了重复的艺术特征：“滚开，你这只肮脏的猪，”她说。“每个人身上都带有脏猪的特点，”他说。“如果你胆敢再出现在这里，”她说。“得了，梅维斯，得了，梅维斯，”他说（7）。这四句简短的对话长度相当，都在结尾时重复“他说”或者“她说”，带有显著的民谣节奏和特征。借助“他”和“她”的相似读音，这段对话读来琅琅上口，节奏明快，映照出民谣的清新别致风格。对话的口语体同时也体现了苏格兰文学特色， “与英格兰文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格兰文学就是，或者应该更多地以大众化的口述传统为基础”（Carruther 494）。最后，小说的首尾两章都出现了汉普莱与主持婚礼的牧师之间的两句对话，内容完全一样。“你想要接受这位女人为妻子吗？”“不，” 汉普莱说，“说实话，我不愿意”（Spark, The Ballad of Peckham Rye 8, 142）。这种精心设计的重复获得前后呼应的效果，为小说设定一个完美的叙事框架，并带来类似民谣特有的和谐美妙之旋律。

艾布拉姆斯认为，民谣叙述者往往是“通过行动和对话简洁地叙述，没有自我指涉和表达个人观点或情感”（Abrams 18）。另有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即“流行民谣的基本特征是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的缺席”（Child xxvii）。斯帕克小说中的非个性化（impersonal）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这一民谣艺术来予以强化。在《驾驶席》《死亡警告》《带着意图徘徊》（Loitering with Intent, 1981）和《帮助与怂恿》（Aiding and Abetting, 2000）等小说中，斯帕克以第三人称手法不动声色地进行非个性化叙述，自始至终都拒绝透露自己的情感。这种叙事手法是法国新小说流派的重要特征，斯帕克本人也承认受到他们的影响。但是由于她本人对民谣情有独钟——她多次承认民谣与《圣经·旧约》、苏格兰作家史蒂文森一样，都对自己的创作产生过重大的影响（Spark, “My Books of Life” 73）——可以说，如果说新小说派创作是斯帕克的非个性化叙述手法产生的外因，那么苏格兰民谣则是该手法的内部成因之一。

在结构形式上，斯帕克经常在小说开篇不久就展示最重要的情节，体现了民谣体裁的特色，诚如艾布拉姆斯所说，民谣的特征是常常以高潮情节为开头（18）。《驾驶席》中，斯帕克很早就透露主人公莉丝的命运：“明天早晨，她将被发现死在她此时通过十四号门进入的飞机所飞往的外国城市的一个公园内。她的尸体将躺在空荡的别墅庭园内，身上有多处刀伤，手腕捆着一条丝巾，脚踝上捆着一条男用领带”（Spark, The Driver’s Seat 25）。《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开局不久就透露了布罗迪小姐的悲惨结局：由于她学生的背叛而被迫退休。《佩克汉姆莱民谣》的开局则描写了教堂里的婚礼——在司仪牧师即将宣布男、女主人公正式结婚前，男主人公汉普莱（Humphrey）出乎意料地拒绝了未婚妻，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教堂。这种斯帕克式的叙事艺术虽然违背了传统的叙事常规，有悖于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作为斯帕克对传统的突破和创新，可以获得奇特的效果，并制造更多的悬念。

法国空间哲学家巴什拉指出：“诗人借助诗歌空间发现了一个并不把我们封闭在某种感受中的空间，从而达到更深入的地方。〔……〕既然诗歌空间被表达出来，它就获得了扩张的价值”（220）。可以说，借助苏格兰民谣式的小说空间，斯帕克赋予小说新的形式和内容，彰显了苏格兰民族想象在她小说中的存在意义，因此，她的小说获得了“扩张的价值”，为延续并超越苏格兰的文学传统做出了贡献。

03

苏格兰加尔文教与斯帕克的“场所精神”

       英国学者麦克·克朗《文化地理学中》指出，地理空间不是一种个体的特征，而是反映了一种社会，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信仰、实践和技术（19）。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尔文教信仰正是苏格兰民族所在的地理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必然也展示了斯帕克的“场所精神”⑤。“16世纪五十年代约翰·诺克斯把加尔文教带到苏格兰，并确立它的国教地位。〔……〕在苏格兰地区，加尔文教徒能够决定整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和宗教”（帕尔默 105）。苏格兰民族从来没有改变加尔文教的信仰。从1707年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宣告成立到现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民族已经共存了300多年。两个民族在合并前的宗教信仰并不相同：英格兰信仰英国国教（Anglican），而苏格兰民族则主要信仰加尔文教（Calvinism），长老制教会成为其主要形式：“追随加尔文宗的苏格兰宗教改革运动废除了主教制和教阶制〔……〕苏格兰教会最终建立起一个由不同级别的宗教会议构成的教会组织制度〔……〕”（Lynch 90）。在各级会议中，“长老有权决定教会的政策和教义上的重要事情”（李丽颖 98）。在合并前，作为弱势的苏格兰教会害怕在联合王国中被英国国教同化，因此要求苏格兰议会通过了《确保新教信仰及长老制教会安全法案》。可见，加尔文教在苏格兰社会中占有根深蒂固的重要地位。

美国宗教与历史学教授柯瑞甘在《空间性与宗教》一文中指出，关于空间与宗教的探索具有很长的历史，〔……〕当地的经历与宗教的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Corrigan157-158）。斯帕克的文学创作历程与她在苏格兰的早年经历、特别是与她在校期间接受了以加尔文教为核心的官方长老制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教育对她有着潜移默化之用。她独特的创作理念和艺术灵感常常源于她对加尔文教的切身感受与深沉体悟。

斯帕克在成立于1803年的吉莱斯皮女子学校接受了12年的早期教育。该学校深受苏格兰传统的影响，“官方教会是苏格兰的长老制教会”（Spark, Curriculum Vitae 53）。毫无疑问，她的生活与创作难免会受到长老制教育的熏陶和影响，也就会与加尔文教密切相关。由于家庭教育的缘故，斯帕克没有加入加尔文教，但她时常感到惘然若失，这种心态通过她笔下的桑迪表达出来：“桑迪会去圣贾尔斯大教堂（加尔文教教堂——笔者注）或者是托尔布斯外面站着，注视着黑暗、可怕的救世象征。〔……〕她现在意识到的一切就是爱丁堡所独有的某种生活特点始终不为她所知。〔……〕事实上，桑迪觉得被剥夺的就是加尔文教。〔……〕她想要知道它到底为何物，她再也不想让那些开明人士来保护自己”（Spark,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158）。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斯帕克通过小说人物桑迪表达自己对加尔文教的特殊感情。她对于自己不属于该教派感到失望，因此有时会如同桑迪一样隐约透露出内心的不安。

作为她许多灵感和理念的来源，加尔文教在斯帕克的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宗教改革过程中的一支新教，加尔文教与天主教的重大分歧之一是它的“预定论” （predeterminism）思想。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西方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马克思· 韦伯对1647年《威斯敏斯特宣言》的引述恰如其分地阐明了这个思想：

显然，加尔文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就决定的；人从出生开始，是否有罪、是否得救或者将遭受惩罚都已经被上帝那恒久不变的意志所确定好了。加尔文教的预定论思想深刻影响了斯帕克的叙事艺术。她在叙事时间上使用了预叙（flash-forward）手法。她常常在小说中提前透露结局，传递这样的信息：一切都是事先就注定的，无论过程如何，顺序如何，结局总是恒定不变的。在小说《安慰者》中，斯帕克借助打印机发出的声音表达了这种思想——那声音就像无所不知的上帝派出的使者，提前把发生在卡洛琳身上的一切说出来。尽管卡洛琳有时故意违抗它的预言，最后发生的依然与预言的完全相符。在此，卡洛琳根本没有丝毫的自由意志可言，她必须遵照上帝的先定旨意按部就班，因为这都是“预定的”，反抗毫无意义。《收入菲薄的姑娘们》（The Girls of Slender Means, 1963）同样在小说伊始就通过对话把人物最后的命运告诉读者：“‘〔……〕你记得尼古拉·伏灵顿吗？记得他在战后曾经来过美特克俱乐部。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算得上某种意义上的诗人。’〔……〕‘在海地殉教了。被杀了。记得他成了一位修士’”（Spark, The Girls of Slender Means 10）。在《请勿打扰》中，斯帕克很早就告诉读者主人公的命运：“当然，他在等着晚餐。但是最后他活不到可以吃晚餐的时候”（Spark, Not to Disturb 11）。在这部小说中，尽管伯爵、伯爵夫人和秘书三人还在图书室里，他们必死的命运已经预先定好了。他们的仆人们甚至已经在酝酿如何向媒体公布他们的死亡经过。这里发生的一切充斥着阴郁的加尔文先定论气息。在《座谈会》中，人物达米恩（Damien）的命运也提早被读者知晓：“但是，希尔达·达米恩不会在晚餐后到达。他们说话时，她正在走向死亡”（Spark, Symposium 45）。上述提前透露结局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告诉人们即将发生的故事可以产生更大的悬念。因为他们想要知道怎样。想知道如何发生的意念比想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意念会更强烈”（Schiff 42）。虽然这种等同于提前泄密的手法打破读者的思维常规，但它接近“陌生化”的手法，为读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增加了作品的趣味性，成为斯帕克创作的一大特色。此外，斯帕克小说的结局中，有罪孽的角色总会遭受“屈辱”或“天谴”，比如，《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的布罗迪小姐因为与上帝争夺对人的控制权而遭受惩罚：被学生背叛，学校开除，郁郁寡欢地度过余生；《安慰者》中的伪基督徒霍格的下场是溺水身亡；《带着意图徘徊》中作恶多端的昆丁最后离奇地死于车祸。这些貌似偶然的结局显示出加尔文教“预定论”思想对斯帕克创作的渗透与影响。

加尔文教的“选民”和“弃民”理论在斯帕克的小说中也得到回应。加尔文教认为，上帝从创世时就把人分成“选民”和“弃民”两种，选民注定要得救和成功，弃民注定为上帝排斥和失败，“上帝对其余的人感到满意，按照上帝意旨的秘示，根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愿。从而使他统治自己的造物的无上荣耀得以体现，注定他们要因为自己的罪孽感到羞辱并遭受天谴，一切都应归于上帝伟大的正义”（韦伯 127）。在斯帕克的作品中，《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最直接地提到了“选民”理念。布罗迪不断提起“人类的精英”一词，说：“只要你们这些小姑娘听我的话，我就会把你们造就成人类的精英”（Spark, 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 22）。她把世界分为她的布罗迪帮——精英中的精英，和陷于黑暗中的他人。她就像加尔文教的上帝一样，把布罗迪帮当选民，把他人归为弃民。她还企图控制布罗迪帮内成员的行动、甚至命运。这些僭越上帝的行为成为导火索，最终导致桑迪对她的无情背叛。 

柯瑞甘在讲到宗教与空间性问题时，认为“宗教联结了可见与不可见的、感知的世界与想象的世界”（Corrigan 160）。这契合了加尔文教的神秘论：“〔……〕其他任何一切，包括个人命运的意义，都隐身于无边的神秘之中。我们不可能洞悉这种神秘，就连提出任何疑问都是一种不敬的行为”（韦伯 131—132）。这种“神秘论”思想启发了斯帕克，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她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安慰者》中，小说主人公卡洛琳像《圣经·旧约》内的约伯一样，毫无缘由地遭受苦难——总是受到无源可循的声音干扰。尽管她和周围的人都反抗过，试图寻找神秘声音的来源，但这只是无益的努力，唯有坦然接受才能释怀，因为无论如何，作为凡人，他们都不可能洞悉其中的秘密。斯帕克经常在小说中穿插类似的神秘情节，比如，在《罗宾逊》（Robinson, 1958）中，岛屿的主人神秘地消失与再现；在《座谈会》中，好几次当有人意外死亡时，主人公玛格丽特都恰好在现场，以至于她父母亲都害怕她，“玛格丽特总能够接近悲剧发生的现场，这用任何理性的方式都不可解释”（Spark, Symposium 142）。如果用加尔文教的神秘论来观照斯帕克的众多小说，可以认为，个人命运总是置于无边神秘中，这就是世间常态。小说的神秘结局渲染了小说不寻常的宗教氛围，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虽然斯帕克常年漂泊在外，在她的心灵深处仍然珍藏着苏格兰的记忆，故而，她的小说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指涉苏格兰，并带有极其明显的苏格兰特征。苏格兰的地理环境、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和宗教文化都在她的创作中留下或明晰直观或若隐若现的烙印，寄托着她对苏格兰家园的眷恋和思念之情，借助这些显性与隐性的民族性书写，斯帕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苏格兰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英国文论家哈那分析了名作家乔伊斯、庞德和D. H. 劳伦斯等的自我放逐，指出英美现代主义主要是流亡者（exiles）与外来者（outsiders）的文学（Hanna 29）。19岁就离开故乡的斯帕克与他们一样属于“流亡者”。多年的国外旅居生活为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宝贵的创作素材，令她增长了见识并开拓了视野，因此她不同于一般的苏格兰作家，可以超然在外，用局外人的眼光审视苏格兰的一切。内在的苏格兰民族气质与外来的多维视角成就了斯帕克独具一格的笔调和风格。她在传承苏格兰各种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着民族性书写，拓展了苏格兰文学的格局，为苏格兰的文学宝库增添异彩，从而得到当代英国文学评论界的接受与认同。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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