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名记 | 盖伊·特立斯：一面记者，一面作家
文 | 林铭豪 微信编辑 | 韩凤兰
2015年5月，素有“新新闻主义之父”称号的美国著名记者汤姆·沃尔夫在纽约逝世。一时间，新新闻主义再度成为舆论焦点。而在沃尔夫生前，他却把“新新闻主义创始者”的桂冠让给另一位《纽约时报》的前记者和非虚构作家——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
在中国，后者或许更为人所熟知，其代表作《被仰望与被遗忘的》（Fame and Obscurity）、《王国与权力》（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的中译版读者众多，对中国本土方兴未艾的非虚构写作颇具影响力。
开拓“新新闻”：将文学引入新闻
“新新闻主义”滥觞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美国，作为一种被务实新闻主义者视为“极度激进的新闻写作手法”，新新闻主义的代表性人物是一批“记者型作家”或者说“作家型记者”，而盖伊特立斯本人则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尽管特立斯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新新闻主义”这一术语，但他50年代在《纽约时报》任职时率先开始“以文学的方式报道新闻”的写作手法是“新新闻”的显著特征，由此沃尔夫评价“他开创了新新闻学派”。
但特立斯本人却说“汤姆·沃尔夫奉送给我一个新新闻主义记者的标签，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
相比于“新新闻”的其他主将：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特、亨特·斯托克顿·汤普森等，特立斯的“新新闻”写作风格不似他们那般“先锋”，虽然“新新闻”是“文学与新闻紧密捆绑”的写作，但沃尔夫与汤普森等人较之于记者，更像是作家，他们的语言风格是开创式的实验，甚至是对务实新闻写作的某种反叛。但作为“新新闻”风格开创者之一的特立斯却始终保持在一种纯粹的记者身份，他的写作融合了文学的情怀和技巧，但也传承了新闻的冷静与客观。
聚焦小人物：从无名记者到声名鹊起
盖伊·特立斯生于1932年新泽西州，父亲是一名移民至美的意大利裁缝。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即便是在20世纪，新移民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依旧要一段时间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属感，而新闻则是特立斯寻获归属感的途径。在中学和大学时期，特立斯都在编辑的岗位上从事过。这为他1953年进入《纽约时报》工作打下了基础。尽管期间他参军入伍有两年时间，特立斯在《纽约时报》的工作时间依旧有9年之长。
但在这9年中，特立斯也几乎没有发表过惊人的“头版新闻”,这归因于特立斯由始至终都只关注那些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他所记叙的对象都是美国最平凡不过的草根群体，包括地铁员工、路边擦鞋匠、清洁工人等，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只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不显眼的角落，作为报纸的某种空白填充，在一份曾经因报道过泰坦尼克号沉默、二战爆发而名声大噪的报纸下，特立斯的写作是如此微不足道。
但也正是这些琐碎的小故事最后集合成了特立斯最初的两本著作的其中一本：《纽约：一场幸运之旅》。《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奥维尔·普雷斯科曾对此评价到：“特立斯先生，本报的一名年轻记者忽略一切重要的人和一切出名的事，而专注在不寻常的、不引人注意的、被忽视的、被遗忘的人和事上。”后来的事实证明，普雷斯科的肯定是富有先见性的，特立斯的独特视角是其引领“新新闻”风潮和在非虚构写作领域开辟疆土的根基。
在此之后，特立斯于1969年出版了第一本畅销书——记叙《纽约时报》内部故事的《王国与权力》，而 其讲述黑手党家族的《感恩与岁月》、美国人性行为的《邻人之妻》等书都相继成为市场追捧的“媒体好书”。尽管这些书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譬如特立斯被批评过分同情黑手党以及深度记录性行为是不道德的做法），但这些著作不仅为特立斯带来了名利和地位，也标志着“新新闻主义”在大众领域的成功。而特立斯在媒体界也收获了不少的肯定，媒体评论家本·贝戈蒂克安在评价《王国与权力》时高度评价到“几乎从没有人如此成功地把作为一个人类机构的一家报社写得这样热闹。这是许多野心勃勃的报社热切希望他们旗下最优秀的作家能够写出的——关于别人的故事。”
可以肯定的是，特立斯在新闻写作上的突破和尝试至少是符合他一以贯之的理念的：“将非虚构写作提升到前人未至之境，一探虚构作家之禁脔，与同侪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一较短长。”作为记者的特立斯，打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写出有持久价值的作品”，而在他看来，具有太强时效性的新闻是易朽的，只有像小说或诗歌那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存留于世，所以他所敬仰的对象并非新闻史上的开拓者，而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欧文·肖和约翰·奥哈拉等文学史上的明星。文学讲究共情，历史上杰出的作家尤其愿意在平凡的小人物身上着墨，特立斯亦然。
正如《被仰望与被遗忘》中多为人所引用的描述：“每天，纽约人要喝下46万加仑啤酒，吃掉350万磅肉，消耗21英里长的牙线。在这座城里，每天有250人死去，460人出生，15万人戴着玻璃或塑料假眼行走。”详尽的数字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组合起来但最终又真切地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纽约大都会。
特立斯特别擅长于发现单调日常中的故事性，这种故事性源自于创造出丰富现实世界的普通人，按他的话来说，“美国的魔力，存在于它的非虚构人物身上。”特立斯的能力便是把这种“魔力”抽丝剥茧般提炼出来，并以海明威式“漂亮的、富有诗意的语言”写成一个个既源于日常又突破单调日常的故事。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特立斯和一般作者大相径庭，务实新闻向来所追求的那些惹人眼球的名人八卦对特立斯而言却是一种写作障碍，他坦承“写名人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作品的现实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还是个名人。名人作品必然会很快过时……我对不是“新闻”的事物更感兴趣。”从这一点来说，特立斯确实更像一个作家，他本人也在采访中说到“想做和小说家拥有同样标准的非虚构作家。”
坚持在场：重塑真实的一面
一般来说，越是小人物的故事反而越难以更好地记录，因为日常是琐碎且复杂的，而每一个人都有着自身敏感而保守的一面。不管是记者还是作家，想要真正在某个人或者作为群体的小人物身上得到足够多的信任绝非易事。而特立斯在这个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原则：面对面接触并最终要以人物许诺可以真实姓名出现作为写作进行的基准。
从刚步入媒体业始，特立斯就以近乎顽固的态度排斥了手机、电子邮件在其采访中价值。尽管他会使用电话进行基本沟通，但却坚决不通过电话进行采访，而且也不使用录音笔。“与人结交”是特立斯在与采访对象时相处时的目标，换句话来说，他不是纯粹地以一个记者身份进入他人生活中的，他想要实现的是“最终为朋友著述”的效果。这也造就特立斯在另一个报道细节上的与人迥异：非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以真实姓名出现。这无疑是对于新闻写作的一种巨大的变革——抛弃记者与生俱来的以化名记叙人物的写作“特权”。
在特立斯看来，匿名意味着不真实，他并不把为采访对象化名/匿名的手段视为记者的应分之事，相反，这种手法的使用反而把新闻报道引向了虚伪的一面，“许多记者几乎从不告诉你他们的消息源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作品中一半是谎言——不是说它们完全是谎言，但起码是夸大的。”这种以真名写作的坚持也是特立斯著述颇慢的原因，譬如2016年出版的《偷窥者旅馆》一书，讲述一个偷窥客人的汽车旅馆老板的故事，早在1980年特立斯就与其相识，但为了等到一个真名示人的应允，特立斯足足等了40多年才最终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这种动辄能付出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接触与等待的诚挚与耐心是特立斯得以成功的本质原因，同时也是特立斯式的“新新闻主义”的核心。
就像特立斯所言：“作为一位作家，你必须想要努力去讲述一个未曾被讲过的真相，你强烈地想要在你的时代留下印迹——因为你写了别人从未写过的某些事、某些人，以一种别人从未写过的方式。”想要成为一个杰出的记者，就得要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决心；让新闻报道获得等价于经典文学著作的不朽价值，这才应该是“新新闻主义”的初衷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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